從三中全會決定看

　　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功的關鍵

　　尹國明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下簡稱三中全會)并沒有如會前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樣進一步推進國企私有化，反而把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這無疑會讓這些人大失所望。

　　這種失望的情緒從他們對三中全會相關內容的解讀方式就可以看出來。他們不是完整的解讀，而是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信息對三中全會精神進行斷章取義。最為典型的做法就是只突出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等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的內容，據此得出結論說三中全會賦予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同等地位，更有一些專家和官員解讀：三中全會之后，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沒有老大老二之分了”。這種解讀顯然屬于典型的歪曲。

　　三中全會對于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完整的表述是這樣的：“全會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要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顯然，三中全會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堅持，都是濃墨重彩予以強調，而且強調的力度遠比前些年更大。三中全會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鼓勵、支持和引導都是以不損害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危及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為前提條件的。可是這么重要的內容都被這些官員和專家通過解讀的方式把最關鍵的信息給過濾沒了，這種歪曲顯然不能用他們欠缺閱讀能力來解釋。

　　三中全會這段對公有制經濟和基本經濟制度的地位和作用的表述，對于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為國企改革設定邊界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三中全會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放到關系社會主義的支柱的高度予以強調，對發展和壯大國企提供強大的政策支持。

　　因為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僅僅關系經濟發展，而且關系制度安全。當私有化吞噬掉一個個社會主義國家，當私有化讓幾十年的積累財富被寡頭洗劫一空時，當私有化的聲音淹沒國企的發展成果的時候，當佐利克報告要把國企降低到10%的時候，當非公有制經濟要取代公有制成為經濟主體的時候，我們把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極端重要性放在關系社會主義安全的高度，有利于我們從制度安全的高度去審視國企私有化的危害。從這個高度來強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那么發展和壯大國企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增強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必要性就非常清晰，把國企做大做強，就有了強大的政策依據。有了這個強調，危及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改革措施，都需要進行安全性的評估;嚴重危及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行為，不再是單純的經濟行為，而可能是破壞制度安全的政治行為。

　　特別是當外資成為推動中國國企私有化輿論的力量時，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又是關系中國經濟安全的重要因素。國有企業退出的不少領域，被外資控制了行業主導權。這也是一些西方壟斷資本推動一些中國輿論力量圍剿中國國有企業的重要原因。我們總是被一些媒體利用話語權故意設置的國企和民企之間的對立話題所誤導，卻全然忘記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道理。在不危及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情況下，中國的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并非對立不可調和的矛盾，在利益方面有對立也有同一;尤其在面臨強大的西方壟斷資本的競爭壓力的時候，利益的同一多于對立。國企和私企完全可以通過產業和股權協作實現利益共贏，事實上，我們的國企和一些私營企業形成了非常好的協作關系，構成了共存共生的產業鏈。被一些媒體炒作的國企和私企之間的矛盾，不過是被偷換了概念的國企和外資之間的矛盾。國企和私企之間的矛盾只是表，中國民族經濟和西方壟斷資本之間的矛盾才是里。

　　中國夢的實現，離不開民族經濟的強大。而強大的民族經濟，只有強大的公有制經濟帶領下才能實現。只有國家為后盾的公有制經濟，才能抵抗住特別強大的西方壟斷資本的沖擊，才能跟強大的西方跨國企業進行競爭。

　　第二，三中全會把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和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結合起來，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

　　在筆者看來，三中全會對下一階段經濟改革的最重要原則就是兩條：一個是宣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不能變，一個是把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提升為決定性作用。這兩條最重要的原則為下一階段的經濟改革設定了主線和邊界。三中全會在把市場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提升為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前所未有的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把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來予以強調，把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決定性作用結合起來，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

　　我們一直在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直在探索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對于社會主義能否與市場經濟進行結合，一直存在著巨大的爭議。按照馬列的經典理論，社會主義實行有計劃的社會生產，用以克服資本主義的無序生產造成的相對生產過剩等固有矛盾。在中國之前，世界上也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在實踐中把社會主義制度跟市場經濟結合成功。中國既然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在市場經濟之前用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定語，那么其題中應有之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著本質的差別。如果沒有這種差別存在，那么市場經濟之前的“社會主義”界定詞就毫無意義。從另一個角度說，如果我們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幾乎看不出什么差別，那么也說明我們在經濟方面已經跟資本主義趨同，那么這同“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又存在著明顯悖論。

　　從這個意義上，我覺得十八大三中全會公開申明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這至少表明我們的決策層和理論界有人已經在思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這個問題，至少開始從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還是以私有制為主體來劃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區別。有了這個重要區別，就可能做到國家控制資本和利用資本，而沒有了這個差別，就可能會變成被資本利用乃至于資本控制國家。有了這個重要區別，我們要建立和完善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經濟才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沒了這個重要差別，我們與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就幾乎沒了區別。有了這個重要區別，我們會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改革走到成熟的社會主義;沒有了這個重要區別，我們改革的終點會和資本主義混同。

　　問題還不止于此。從邏輯上講，社會主義在特定階段如果要跟市場經濟結合，就必然在經濟方面體現為市場經濟跟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結合，如果沒有了這個基本經濟制度，那么也就不成其為是市場經濟跟社會主義的結合了。

　　更進一步講，迄今為止的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方面出現過很多問題，特別是自由市場經濟一直鼓吹的看不見的手就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更像是一個神話傳說，而在實踐中并沒有出現過，市場失靈倒是經常出現。資源由市場進行配置，并不等于是市場機制在進行配置。充分的市場機制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只有在市場假設的條件得到滿足之后，這個市場才是比較充分的遵循著市場機制運行，這個條件至少要滿足理性人假設、信息充分還有充分的自由競爭。且不說理性人假設和充分信息這兩個條件至今還只能在理論中出現，在壟斷資本出現之后，充分的自由競爭就已經是不可能。現在的反壟斷措施，只能在形式上反掉獨家壟斷，對于寡頭壟斷則是持寬松態度，而且，真正的獨家壟斷也可以通過表面的寡頭壟斷來實現。壟斷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經濟的發展也需要通過壟斷這種方式來集中資源，這樣才具有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前提。人類歷史上，對資源利用的效率提高是隨著資源的越來越集中使用而實現的，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壟斷就是一種客觀存在，而壟斷的客觀存在就意味著充分自由競爭的條件無法滿足，這就意味著市場機制的不斷被扭曲，看不見的手在壟斷資本扭曲之下，不可能完成資源的合理配置。這個時候一旦失去政府力量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市場經濟就會被壟斷資本操縱用于實現個體利益的最大化，很多時候的市場失靈就是因此而產生的。這個時候就需要看得見的手去進行調控，以彌補市場自發配置資源造成的缺陷。尤其是在私有制條件下，壟斷資本掌握在私人手中，以滿足私人的利潤最大化為最高目標。私人利潤最大化勢必要與大多數人的利益存在沖突，甚至以犧牲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前提，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就必然是市場機制被更加嚴重的扭曲，資源配置效率也會更為低效。所以要真的避免市場為滿足少數私人對利潤最大化的追逐而對資源扭曲配置，就必須否定私有制，以公有制為主體。因為公有制經濟屬于全民所有，更代表社會公眾的利益，在參與資源配置時，在理論上比私有經濟更符合社會整體利益。至于公有制經濟是否在實踐中更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則要看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主要是公有制企業能否進行民主化管理和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使得公有制經濟不被少數人控制用來實現個人利益。迄今為止公有制經濟出現的各種問題，屬于需要在發展中完善的問題，而不是應該被否定而采取私有化的問題，公有制遇到的所有管理問題，在私有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都會遇到。能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不但是決定市場經濟能夠與社會主義結合成敗的基礎性條件，而且是市場經濟能否高效率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條件。因為資本主義不可能實行廢除私有制，所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實現資源的真正高效率配置。

　　當然筆者并不認為公有制為主體只是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唯一的區別，我覺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同之處至少還有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滿足資本利潤最大化為軸心;還有一個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在特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的結合，這個初級階段在經濟上基本相當于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之間一個過渡階段，即不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國有經濟的領導地位，對市場經濟進行有限制的積極利用，而且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種在特定階段的結合是為了最終要實現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有計劃的進行社會生產。共產黨帶領人民搞市場經濟改革，是基于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樣一個基本國情，目的不是為了搞市場經濟，是為了在市場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建立成熟的有活力的計劃經濟新模式，最終為了實現成熟的社會主義進而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公有制和有計劃的社會生產才是成熟的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別。這種建立在市場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的計劃經濟新模式已經不再是與市場對立的原有計劃經濟模式，而是借助于新的技術手段用看得見的手來實現比較理想的市場機制的一種模式。隨著人類對經濟規律的認識越來越深入，人類也越來越具有能力在資源配置上從必然王國走到自由王國，從市場的自發調節慢慢的走向市場結合調控，最后再發展到用計劃的手段進行更為精確的市場資源配置。人類的發展永無止境，人類的資源配置模式也并非一勞永逸一蹴而就一成不變。現在一個大的企業集團能夠在內部用計劃手段配置資源，當人類掌握了足夠強大的市場信息收集能力和大數據處理能力，通過一定的數學模型，就可以在更大范圍內收集和處理市場需求信息，把市場上不同種類商品的供求關系進行分析，可以在這種分析的基礎上產生對未來一段時間的預測;當技術手段可以通過信息收集和大數據處理能力越來越接近西方經濟學假設的信息充分狀態，就有了用計劃手段來實現理想市場的可能。但是這種計劃手段已經與以前實行的計劃模式已經有很大的不同：這種計劃經濟模式不是傳統的短缺經濟時代的計劃，不是生產什么用什么，而是按照需求進行比較精確的生產和供應;這種計劃模式的主要思路是通過計算機對各種市場需求信息進行分析之后，根據不同商品的生產和供應周期進行不同周期的提前預測，提供給生產和供應部門進行提前準備。這種新的計劃模式建立在大數據分析基礎上的預測，與實際的市場需求必然總會有一些誤差，在供應和需求之間建立一種動態的相對平衡，不斷的從一個相對平衡再到新的相對平衡，這比信息不充分條件下的市場自發配置資源更少盲目性因此也更有效率;這種計劃模式是用強大的數據處理能力和預測分析模型來進行各種市場信息分析和市場需求預測，把市場的充分信息假說慢慢的接近現實，用看得見的手來輔助市場建立供需之間的信息充分流動，比市場用看不見的手來實現信息的傳遞要高效和準確的多，這就為更為準確的配置資源提供了可能;電商的充分發展也許會為未來實行這種新的計劃經濟模式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模式，當電商發展到可以在更大范圍內通過大數據處理把各種需求信息進行分析后，可以針對不同的種類和不同的生產供應在后期進行未來一段時間的預測，把預測的信息提供給不同的生產和供應部門，這就形成了新一階段的計劃經濟模式的雛形;這個階段的計劃經模式是一種人類用有形的手能夠駕馭的市場。只有我們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相結合的更高目標設定為未來在成熟的社會主義階段、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計劃經濟新模式，才會構成從社會主義建設到改革再到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從原有的計劃經濟模式到市場經濟再到更高級的計劃經濟的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完整過程。缺失了這個更高目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改革就很難看到與社會主義的自我發展和完善之間的聯系。

　　既然社會主義不斷的從低階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與此相適應，計劃經濟模式也會不斷的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等到社會生產力和技術條件達到一定程度，隨著公有制為主體向公有制的轉化，隨著人類對于經濟規律的認識繼續深入，人類會在經濟管理方面越來越接近自由王國，計劃經濟模式會邁向更高的階段。等到社會發展到能夠消滅商品和市場的時候，計劃經濟又會以新的模式邁入新的階段。

　　特別需要注意的一點是，越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就越需要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就越需要強化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理由有二：一方面，由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發生過，結果是無一例外都出現了資源向少數資本的集中，產生了資本壟斷。市場不受干預的自由運行的結果，必然是導致更大的貧富懸殊，而這與三中提出的共同富裕背道而馳。要實現資源的公平配置，或者用政治權力對市場的這種財富集中進行干預，或者要用全民共享產權的國有企業去參與財富分配，再把分配的財富向全民進行分配，這樣才能抑制資本集中的趨勢，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公有制主體地位越明顯，就越有利于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時的決定作用時防止貧富懸殊。三中決定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那么通過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會越來越少，就必然更加依賴發揮國企的主導作用、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的辦法來遏制市場自由競爭條件下資源向少數私人資本的集中。只有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公有制企業能夠分配到更大份額的社會財富，然后通過公平的方式分配給社會公眾，才有可能在政府減少對市場干預的情況下，對財富進行比較公平的分配。另一方面，政府在減少直接調控的情況下，只有通過發揮國企的主導作用才能更容易實現對市場經濟失靈的矯正，而這必須通過增強國企的影響力和控制力才有實現的條件。

　　沒有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取得成功，經濟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社會主義制度也同樣不可能取得成功。在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之間，保證基本經濟制度不改變的優先級別應該高于保障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第三，三中全會把國企改革和國企私有化區分開。

　　三十多年的改革一直以經濟改革作為重點，而經濟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國企改革。一些新自由主義者把國企改革理解為單向的國退“民”進，一度讓國企私有化成為國企改革的同義詞，仿佛只有國企進行私有化才叫國企改革，只有逐步消滅國企才是正確的改革路徑。國企從眾多領域退出，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小，降低到2012年的30%左右，這種變化直接危及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即便如此，國企承受的輿論壓力并沒有減輕，主流媒體以各種方式對國有企業進行口誅筆伐，急于把國企悉數瓦解。曾有一段時間內，無論是掌管國企的國資委還是具體進行經營的國企管理層都面臨著巨大的輿論壓力，做大國企的同時也擔心被扣上反對改革的帽子。

　　反對國企的主要理由一是反腐敗，二是反壟斷，三是效率低。對此，筆者曾經撰文，對這些理由進行批駁。

　　針對以國企腐敗作為消滅國企的理由，筆者提出通過國企私有化導致國資流失才是最大的腐敗，認為不能因為出現糧倉里有了老鼠就把糧倉私有化給老鼠。國有企業出現天價燈事件引發如潮批評，恰恰說明國企是大家共有的，所以才有權利批評。如果一次性私有化給私人了，私有企業安裝更貴的天價燈，公眾也無權置喙。因為國企有腐敗現象就把國企私有化造成國資巨大流失，其實是一種把腐敗合法化的舉措，而且是規模最大的腐敗。

　　針對以國企壟斷來推動國企私有化的理由，筆者認為，壟斷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現象，也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壟斷是無法消除的，關鍵是怎么利用和駕馭壟斷。壟斷是一種客觀存在，消除了國企壟斷必然會迎來私人控制的資本壟斷。如果壟斷掌握在人民手里，那么只要運用監督得當，把壟斷企業的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一致起來，把壟斷企業的目標和社會整體的發展目標協同起來，就可以更好的為人民服務，甚至可以更好的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推動經濟更快的發展;如果壟斷掌握在私人手里，壟斷資本被私人用來追逐超額利潤，私人壟斷企業的逐利目標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之間出現偏離，那么壟斷就會扭曲社會資源配置，影響經濟發展效率。所以說，壟斷不是問題，壟斷掌握在誰手里，為誰服務才是問題。就中國現階段而言，以反壟斷的理由消滅國企，結果只會形成私人壟斷甚至是外資壟斷。反國企的實踐結果是，一方面國企退出的很多經濟領域事實上出現了外資壟斷，一方面那些以壟斷來反對國企的人從來不見他們反對外資壟斷，這是識別某些人一味以反壟斷來反國企的真實意圖的關鍵之處。

　　針對以國企效率低為由來反對國企，筆者提出應該確立更為精確的效率衡量指標和效益指標，不能只是以企業個體的利潤作為效益指標的唯一標準，更要從社會整體效益的角度來進行衡量;同理，不能只用企業個體的發展速度來衡量經濟效率，還要從社會整體角度來進行效率評價。當企業個體的利潤是以犧牲社會整體利益作為代價時，那么這種個體的效益可能是社會整體的負效益;當經濟發展的速度是以犧牲社會的環境和道德等非經濟利益為巨大代價時，這種經濟發展速度就不一定是我們需要的效率。現在進行效率和效益比較的評價體系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西方評價體系，這些體系的合理性值得商榷，是否適合于社會主義的企業評價應進行分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企業的效率評價應該有所同更應該有所不同。

　　在這些熱衷國企私有化的精英眼里，不但國企和私企之間是對立不可協調的矛盾，連效率和公平從來都是對立無法妥協的關系。在他們看來，要效率就必須犧牲公平，要公平就必然影響到效率。事實上，沒有公平的效率從來不會持久，體現公平的效率才是真正有“效率”的效率。想通過私有化來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沒有一個能夠獲得持久的發展速度。私有化的衍生結果就是貧富懸殊，貧富懸殊的必然結果就是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矛盾加劇的結果就是社會的穩定都不能維持，而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怎么可能會有經濟發展的高效率呢?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資源不夠豐富的人口大國來說，公平才能為持久的效率提供條件和動力。

　　去年佐利克世行報告建議中國的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乃至于要把國有經濟的比重降低到10%左右，這些內容透露之后，立刻引發社會輿論的軒然大波。從那之后，社會公眾對于國企私有化的關注度前所未有的提高，一些新自由主義者意圖打著改革旗號把中國的國企進一步私有化的計劃也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在去年通過佐利克報告推動國企私有化受挫的情況下，三中全會之前又通過一些主流媒體來推動國企私有化，再次在三中全會上受挫。三中全會強調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把國企改革和國企私有化給進行了明確區分：國企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為了更好的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為了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為了鞏固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為了消滅國企。

　　第四，三中全會在給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設定邊界。

　　既然我們的改革是有方向的，既然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那么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都應該有一個邊界問題。特別是在進行系統化的改革頂層設計的時候，更要注意確定改革邊界問題。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的最大不同，就是頂層設計的時候，我們不但知道改革的方向在哪，還知道改革的目的地在哪?更知道改革的邊界在哪。哪些是能改的，哪些是不能改的?這些都需要在頂層設計中進行明確。好比我們要改建一棟房子，無論怎么改，這個房子的基本承重結構不能拆，這個房子的基礎不能動。對一個社會的改革而言，支持這個社會的基礎和主要框架制度都不能改。如果我們房子的地基和主要承重結構改了，房子就會倒塌;如果我們把支持社會的基礎和主要框架制度改了，那么社會也會發生根本性質的改變。

　　對于社會主義的改革來說，我認為至少有三“不能改”：社會根本性質不能改，社會根本政治制度不能改，社會基本經濟制度不能改。改革是體制改革，而不是基本制度改革，不是根本制度改革，更不是根本性質的改變。改革應該是在機制和體制層面，而不應該在制度層面。進行機制和體制改革，是為了更好的完善制度，更好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不是為了顛覆制度乃至顛覆國家。

　　如此界定改革，改革的邊界就清晰起來了。那些是可以改的，那些是不需要改的，就不再混沌一片了。蘇聯的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區分好制度改革和體制改革，用體制改革來改變制度，結果只能是亡黨亡國。不但改革的初衷無法實現，而且改革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

　　既然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那么無論怎么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無論市場化進行到什么程度，都不能危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都不能影響到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這不僅是對那些把國企改革等同于國企私有化的思潮的反擊，而且是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的方式提出了國企改革的邊界問題，這個邊界就是國企改革不能以影響到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這個邊界標準的確定具有極端的必要性。如果經濟改革特別是國企改革導致公有制經濟失去了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失去了主導地位，那么改革就存在著越界的可能。

　　一旦明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邊界問題，那么發展壯大國有經濟，不但不會有反改革的嫌疑，而且是在真正的走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正路。國有企業有進有退沒錯，但不能是整體的“退”，必須是做大做強，增強國有企業的競爭力、控制力和影響力，而不是把國有企業越做越弱，越做越小。前者是國有企業的改革的正路，后者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邪路。正路和邪路的區分就是能否保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

　　總結及建議

　　中國夢首先是強國的夢，夢想的實現離不開強大的中國經濟，而強大的中國經濟離不開強大的中國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中國夢又是人民的夢，實現共同富裕，也同樣離不開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應該通過競爭來發揮各自的作用，非公有制經濟如果有著足夠的自信，應該通過競爭的方式來證明自己，而不是一再強調各種理由要求政府用非市場手段來削弱國企和消滅國企。一些敵視國企的人，一方面在呼喚更多的市場行為，一方面又一再祈求非市場行為消滅國企，這種雙重標準暴露出一些人對市場競爭的葉公好龍。

　　對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一些建議： 應毫不動搖的把三中全會強調的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貫徹落實，不但要有原則性規定，而且應該制定實施細則保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得到保障和加強。近年來出臺了《非公36條》等很多發展非公經濟的細則，應該出臺類似的發展公有制保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的細則。

　　任何形式的國企改革，都不能影響到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應該把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的保證作為一條改革紅線，觸及紅線就要亮起紅燈啟動安全檢查機制。應該明確借國企改革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懲治法規和做大做強國企的獎勵制度。

　　應制訂檢測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指標體系，一旦發現公有制失去了主體地位，就應該檢討改革措施是否會危及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安全。公有制失去了主體地位就會危及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嚴重的政治問題。發現問題，就應整改，公有制經濟當進則進。

　　應制訂體現社會主義特點的效率指標體系和效益指標體系，用來替代單純以企業利潤作為效益衡量指標和以GDP發展速度作為效率衡量指標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效率和效益體系。用社會主義性質的指標體系去衡量改革和發展的效率和效益，把單純強調經濟效益改為以社會效益為中心，兼顧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近年來的綠色gdp是這方面的嘗試，還可以參考聯合國的幸福指數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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