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關于現代人文學科的誕生與發展，汪暉老師總結出了四個不同維度的特征，并進一步提出：目前人類的發展已經處于一個嶄新階段，基因技術、數字技術對人類產生重大影響，甚至連人的生產過程都有可能面臨重大變化。而在此過程中人文學科形成歷史過程中的局限性逐漸暴露，19、20世紀形成的知識范式越來越難以解釋社會變遷中的諸多問題。據此，汪暉老師闡述了人文學科在全球化、區域化進程中，面臨著如何估價現代人文學科的學科分布、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學科的使命、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關系等五大挑戰，并通過對這五個挑戰的層層追問，提出了對人文學科之未來的探索與思考。人文學科所面臨的挑戰，事實上也是人文學科在近代形成的前提。在汪暉老師看來，人文學科必須對人類發展的重大問題進行批判性審視，并指出“知識分子”并不是一種身份，而是帶有自主、批判、創造力的追問狀態，真正的知識分子要提出有積累、有質量的問題。

　　今天的霧霾很嚴重，古語有言：“觀天文，察時變；觀人文，化成天下”。當下人和自然的關系已經走入一個很緊張的氛圍。“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這句古詩放在唐朝是寫雪景，帶有一些闡意。現在如果變成對霧霾的描寫，有點像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帶有現代主義的味道。

　　我們平常談到自然跟人的關系更多的是自然的部分，今天我們探討一下人的問題，尤其是有關人的知識，從生成到當下面臨的挑戰，今天我們主要探討當代的人文學科所面臨的挑戰。

　　人文學科誕生過程中的四個特征

　　人文學科的歷史形成，包含了四個重要的前提，沿著這四個問題展開，現代人文學科誕生和發展包括四個維度。

　　首先，現代人文學科在歐洲是在神學或者是在中國是在經學逐漸制取它的支配地位、它的神圣性的過程中形成的。從總體上來說，現代的人文學科提供的是后神學、后經學的價值，即世俗的人的價值，所以，現代人文學科跟啟蒙運動、跟歐洲史有非常深的關系。以北洋水師學堂為例，現代中國的大學并不是直接從傳統中演化出來的，而是救亡圖存的產物，動機和目的是在富國強兵的構架下，所以當時并沒有簡單的三個大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這樣明確的分類。五四文化運動則激發了學科改革，在這種救亡圖存背景下的文化辯論，既不同于西方早期的歐洲神學內部無條件追問的傳統，又有別有諸子百家、稷下學宮的爭鳴辯論，跟原有的中國以經學為中心的文史知識發生了斷裂。

　　其次，現代人文學科的發展一直處在與科學領域的博弈中，既深受現代科學方法的影響，又力圖證明自身不同于科學及其方法的自主位置。科學理念進入中國后在當時是一個總體的概念，里面并不區分出嚴格的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分解。對傳統的世界觀、傳統學制的沖擊，首先來自于自然知識，依靠實證的知識建立科學的世界觀來替換傳統的世界觀。所以，科學在這個時候扮演的角色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的知識，而且是一種信仰、一種價值。科學替換傳統世界觀，成為宗教一般的新信仰。

　　第三，現代人文科學是在東西碰撞和現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產生的，其學術分科深受歐美大學學科分布的影響，也與現代民族-國家的自我敘述密切相關。科學的限度在哪里？科學之外還有別的知識嗎？科學能夠解決人生觀等所有問題嗎？上世紀二十年代發生的“科玄論戰”等爭論，都曾試圖澄清和解答這些問題。正是在這場辯論當中，許多的知識分子強調在科學知識之外建立自主的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領域的學科，將這些學科從科學的范圍中劃分出來，變成一個自主的、相對獨立的領域。所以人文學科是從科學分類學當中分離出來的，與自然科學并列成為現代大學學術分科體制的一部分。

　　最后，現代人文學科的發展與知識界的形成有著密切的互動關系，專門化的學術研究與思想文化運動互相促進。我在擔任《讀書》編輯期間，《讀書》有如圓桌，來自不同領域、不同思想派別、不同觀點立場的人，可以在圓桌上進行重要的辯論，這些激烈的辯論能夠促進知識的發展，激發年輕一代探求問題的熱情。而在今天的大學里，很多的知識領域，包括學術項目都是以項目作為指導的，通過SSCI CSSCI等統計制度來展示學術成果。但是那個時代最靈活的恰恰是思想爭論，而不是統計的數字。

　　當代人文學科面臨的五個挑戰

　　第一個挑戰：伴隨著全球化、區域化的進程，人文學科的內容和分科都面臨著新的調整，如何估價現代人文學科的學科分布，如何思考人文學科與不同的人文傳統的關系？

　　現代人文學科的分類跟傳統知識之間的差異并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中都有自己文化的內容和規范，這些歷史脈絡幾乎無一例外的存在于西方式的近代分類學中。怎么去估價人文傳統，怎么估價在人文傳統中產生的舊的成果和新的成果對于當代的意義？這是現代人文學科形成過程中自然的被排斥和壓抑的部分，我們需要重新去看待，重新調動起來。也就是說，在今天的知識分類里，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現代的學科制度跟我們自己的知識傳統、文化傳統之間的關系問題。

　　現代的學科制度的形成跟東西方關系、跟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有密切關系。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不平衡的分類：一種是從19世紀開始，由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歷史，許多中心地區的國家發展了很多關于周邊地區、以及其它地區的知識。人類學、宗教學、歷史學和其他的學科，都是伴隨著對世界的擴張產生的，這就是早期的區域研究。而在中心地區之外的其它國家，為建立自己的民族獨立，將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本國的歷史中。這并不是偶然的現象，不僅是在中國，即便在德國這樣的西方國家，歷史系也是圍繞自己國家的歷史，占據了整個歷史學科的絕大部分。

　　德國的歷史系大概75%以上甚至80%的學者、教授都是研究德國史的，其它20%左右研究世界歷史，而美國有非常發達的區域研究，這也和美國的歷史有關。在中國，除了關注于本國的知識之外，主要關注歐美的知識和其它發達國家的知識。而對于亞洲周邊國家、非洲、拉丁美洲，在世界范圍內有發言權的中國學者寥寥無幾，整個知識領域處在非常弱的狀態。更嚴重的是，由于知識領域相對較弱難以激發起人們投身于這些知識、工作的熱情，年輕一代的優秀人才很難進入這些領域，人文學科的學科分布問題在今天尤其需要改變。

　　首先，是改變知識的視野和分布。

　　其次，我們要超越過去殖民主義的知識、冷戰的知識，形成新的全球的關于不同區域的知識，人文的知識。這些知識不僅在于分類的意義，而是要明確提出我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問題。

　　烏干達的一位學者在清華的講演中就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在非洲做了很多基礎建設的投資，但當地人還想知道，中國到底要給這個世界什么樣的新秩序？這不僅是知識的問題，也是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問題，這對大學將來的變革是一個重要的挑戰。

　　第二個挑戰：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學科的使命？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經濟全球化并沒有把人類導向一個徹底的從宗教領域走出來的世界，社會學家韋伯將這個過程稱作“脫媒”。但今天的社會是什么現象？伴隨著世俗化、所謂市場化的深化，宗教的各種傳統出現了復興的跡象，在這個語境中如何界定人文學科的使命？

　　人文學科介于兩種力量之間：一種是經濟的力量，尤其是拜物教的力量，人的價值、人的精神在拜物教面前處在樣的位置，這是人文學科要提的第一個問題。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這樣的拜物教的盛行，它的反動重新出現，即又出現了世界范圍內宗教復興的現象。

　　這個問題對于人文學科、人文學者來說為何重要？因為人文學科、人文學者的形成本身就是跟宗教世界觀在斗爭、博弈、糾纏，在既內在又擺脫的歷史過程中完成的。所以過去常說，現代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是以“上帝之死”作為前提的，但是現在上帝又復活了，而且是諸神在復活。每個不同的文化、傳統都包括它的宗教傳統，包含著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一部分價值。但是人文學科本身是關于人的學科，而不是關于上帝的知識。在這種現象下，人文學者如何處理這樣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具體到中國，首先，中國現代的人文傳統，能否提供一些自己的方法、價值觀，去理解現代的、當代的現象。

　　其次，從歷史傳統來看，中國不像歐洲是在一神教的歷史里出現的文明，中國文化的主體是人文的，或者說是世俗的。中國的歷史傳統，對當代世界有沒有意義？人文學者有必要思考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與許多現代知識的前提相關。

　　第三個挑戰：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人文學科如何既從自然科學的發展中汲取營養，又對其發展保持批判性的思維？

　　現代的人文學科是在和自然科學的聯系和分離當中誕生的。如今，人工智能、基因技術、數字技術、生態科學等科學技術的發展，正在對人類的存在方式產生影響，在學科分立的條件下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人文學科如何既從自然科學的發展中汲取營養，又對它的發展保持批判性的反思，這是整個現代人文學科的使命之一。

　　基因技術、人工智能的技術改造的是什么？基因技術會改造生命本身，人的壽命由于財富的積累、技術的發展也會發生重大的變化，人的社會關系也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現代社會有了數碼、網絡，年輕一代的社會關系、社會身份很可能是多重的，傳統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知識對于人和身份的認識，可能由于對技術的不了解，或者不能內在追蹤它的發展理解其中的變遷，而無法對這個現象作出有效的回應。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的發展提供了一些機會，但是需要對這個過程、邊界加以反思，我們繼承近代以來對科學主義批判的成果的同時，也該思考關于人和社會的知識如何跟自然科學之間重建新的關系，這個新的關系到底在哪里？這是我們今天要探索的重要問題。

　　第四個挑戰：如何估價數碼時代的人文學科？

　　數碼技術的發展使得人文研究的領域和邊界發生了重要變化，尤其是跨語言、跨地域、跨文化的研究，因為數碼技術的發展獲得了新的空間。如何估價數碼時代的人文學科，這個關系到底是怎么樣的？因為一定程度上數碼技術所提供的新空間，也是一種所謂的空間革命。隨著近代的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航海技術的發展，從過去的陸地到海洋時代的到來，是新一輪空間的革命，導致了整個人類對于國家、主權、領土范圍的認知，以及各種各樣的知識，都因為空間革命發生重大的變化。這新一輪的空間革命帶來的變化是什么？人文學科的學者有必要思考這樣的問題，應對這樣的挑戰。

　　第五個挑戰：在學術分科的條件下，人文學科、人文教育如何成為新思想的發源地？如何在專業化背景和市場化條件下重塑“知識界”？

　　學術分科有它的合理性，因為學術如果沒有分科的話很難持久的積累和發展。但是人文學科、人文教育如何能夠成為新思想的發源地，而不只是一般意義上專門知識的積累；如何在專業化的背景和市場化的條件下重塑一種真正有自主性的知識領域和知識界。這就要形成一個文化的、知識的新空間，來思考這樣的挑戰。這是在19世紀、20世紀，無論是中國還是其它地區都可以看到的一個成果，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相互激發、相互自主的知識領域，新思想的發源以及專門學科之間跨界的對話是比較難的，這些知識領域的對話和不斷涌現的社會問題、現實問題之間關聯的呈現也是比較難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方面物質資源，包括研究的資源，越來越系統的制度化的研究條件正在改善。但是另一方面，這樣的知識領域反而變得越來越少了。當代的世界是什么樣的世界呢？當代的世界在我看來是19世紀和20世紀形成的基本前提和范疇遇到巨大挑戰和危機的時代。例如美國的選舉、英國的狀況、包括中國社會的許多變遷，既有的知識的范式很難解釋這些問題。我們今天看到的絕大部分的反思，例如媒體報道、各種各樣的討論，絕大部分都是技術性的，很少再出現像19、20世紀針對某一現象大規模的知識的運用和文化的討論。

　　這些是人文學科所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事實上也是人文學科在近代形成的前提，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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