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圍繞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先后實行了過渡時期經濟;產品計劃經濟;有計劃商品經濟;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經濟;國家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以市場為基礎、政府宏觀調控的經濟，等等。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研究后，又以中共中央全會的決定，選擇了“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和“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總方向。

　　這些選擇在當時都有其正確性、必要性，反映了現實中國在資本經濟條件下如何更好地配置經濟資源，更快地發展生產力的要求。然而，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一種十分有趣的現象：無論計劃為主或市場為主，計劃決定或市場決定，其實首先都是黨政領導在決定。的確，進入近現代社會后，無論中國或任何一個國家，哪怕選擇了完全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或模式，實際上也都受到執政黨與政府在指導思想上的影響的，都是先要通過議會或會議的方式作出決定的。區別僅僅在于：各國選擇時有的變化較大，反復較多;有的長期不變或稍許調整;有的符合經濟變化規律，有的違反了現階段經濟規律。并且，按照凱恩斯的說法，一切經濟發展的模式，實質上都是某些經濟學家的經濟學說在起決定性作用，只不過表面上由占統治地位的政黨或政府決定罷了。而按照馬克思的學說，所有的經濟思想，本質上都是一定的政治經濟利益集團或階級意志的反映，是人們追求物質經濟利益的共同意志在起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由于市場中的一切經濟都與人有關，受人的利益影響，由人在操作和享用，所以一切“市場決定”，其實仍都是受各種各樣的人支配的，仍都是“人為的結果”。

　　如果僅僅從表面上看，“市場決定”似乎意味著沒有人在其中“人為決定”了。其實不然。一切市場都存在兩重性，都有人在其中活動，都可能出現兩種不同的結果，會朝著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的。比如在國際市場或國內市場中，具有支配政治經濟大權的人，或者說掌握了經濟命脈并能起決定性作用的人們是出于公心的，能自覺地按照市場規律與經濟法則操控的，那么經濟的發展就可以平穩協調地發展，發展后能讓勞動人民真正享受到自己創造的勞動成果。如果市場中的人全是一些自私的盲目的分散的野蠻的和頭腦混亂的人，操控這種市場運作的人又放任自流，并從中貪污受賄，無所不為，其結果就必定是野蠻的和充滿假冒偽劣商品的。真正創造了社會財富的廣大勞動人民，就仍會象歷史上一樣，除了維持生命的再生產，是根本享受不到多少實惠的。在現階段，在網絡化的資本金融時代，由于構成資本經濟市場中最活躍的人，大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其中極少數人又特別“聰明”和特別貪婪，要是完全靠市場自發地發揮作用的話，億萬勞動者所創造的財富是很容易“合理合法”地流進他們錢袋的，社會兩極分化后矛盾的激化也就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作為中國這樣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和政府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與科學社會主義制度，從本意上說，就是要改變資本市場的這種自發性與盲目性，才需要通過建立公有制等等方式，由自覺地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人們來共同協調發展，讓真正創造了財富的勞動人民共同享有經濟成果。因此，如果把“市場決定”僅僅理解為遵循資本經濟自發性、掠奪性與對勞動者的壓迫性“規律”，根本拋棄人民政府自覺的掌控權、支配權、決定權，那么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不僅不可克服，反而會越演越烈的。

　　僅僅從糧食的安全出發，中國的糧食供應就不應當完全由“市場決定”的。習近平指出：“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一個國家只有立足糧食基本自給，才能掌握糧食安全主動權，進而才能掌控經濟社會發展這個大局。”崔永元在有關轉基因的提案中說：“我們有十三億人口，如果糧食出了問題，誰也救不了我們。”可見，一切經濟資源都交給“市場決定”，任憑市場去配置，顯然是不理智的，不可行的。

　　放眼世界，今天真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實際上也都有執政黨與政府在掌控經濟發展方向的，在決定資本市場命運的。如果各國的各種經濟資源、技術資源和人才資源也完全由所謂的“市場決定”，那么美國的高新技術為什么從來不流入中國?中國華為公司的產品為什么進不了美國等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各種各樣的“反壟斷”、“反傾銷”、“反補貼”與扶持本國壟斷、傾銷多余商品與人為補貼出口的矛盾，為什么始終存在?進入現代社會后，霸權國家僅僅通過貨幣、利率、匯率、信息、軍事干擾，或者通過金融政策的寬嚴，如銀根在一段時間內的抽緊或放水，就往往能決定一國經濟的命脈，卷走許多國家和人民好不容易積累的財富?？梢?，一切依靠企業與產品在市場中自發地盲目地生產與無序地競爭，讓所有的人才人力資源完全自發地流動，并且把它們全都推到資本掠奪的汪洋大海里去，結果如何，相信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經濟大危機，會用事實來告訴大家的。普通老百姓手里的財富一次又一次被卷走，也一定會轉化成常態的。

　　可見，這里的關鍵是對“市場決定”如何理解，如何把握，如何運用，以及如何更好地在細節上發揮好政府對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這些，可能比黨中央的這個決定本身更加重要。如果“市場決定”意味著不僅把中國所有的企業推向國際市場的大海洋，而且把整個中國的各行各業，包括教育、醫療、糧食、就業、土地、礦產、軍事建設等等資源，也都推到資本經濟的太平洋，那么這樣的“市場決定”會收獲怎樣的果實，社會共同創造的財富是不是會越來越集中到極少數人手里，或許要不了幾年或十幾年，普通的勞動者們就又可以品嘗到其中的“好滋味”了吧?

　　當然，象歷史上反復出現的情況一樣，如果掌握著政府與國有經濟大權的共產黨人與公職人員，一個個都是極端自私貪婪、官僚腐敗的，他們全都不愿意也沒有能力自覺地為廣大勞動人民盡力奉獻、無私服務、自我犧牲，那么把中國的一切經濟大權與億萬人民的命運交給資本市場去決定，而不交給這類官員決定，也許確實會更好一些的吧?

　　不過，到了這樣的時候，并且一切資源又不加區別地全都讓充滿貪婪欲望的自私自利的資本市場去決定，那么，這樣的中國難道還能再叫“社會主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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