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繼十八大報告“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之后，黨中央再次強調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我們當前改革開放、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兩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確定好市場發揮作用的邊界，同時也就確定了政府發揮作用的邊界;明確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邊界，使政府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有所進、有所退，才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縱觀近百年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程，特別是從1929年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蕭條以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動態調整與邊界的確定，是一條貫穿各國經濟改革實踐的主線。例如，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在1929年大蕭條以前實行的是“古典自由主義形式”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僅僅充當“守夜人”。大蕭條以后，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實行了“具有國家調節形式”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期間工人工資和勞動生產率協同增長，催生了戰后美國的黃金時期，這一經濟改革實踐在理論上表現為承認“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隨著美國陷入滯脹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遭到極大挑戰，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前者登上舞臺。美國從70年代末開始，實行了“去調解化”、“反對政府干預”的經濟改革和實踐，直到2008年爆發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可以把這一歷史階段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形式”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危機來臨后，各方期待把“政府”重新搬出來以求能夠擺脫危機。可以預見，政府必將在這次危機消除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政府和市場之間關系的調整，構成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一條主線。

　　以蘇聯為首的傳統社會主義國家，采取了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依賴政府制定計劃安排生產，消滅和排斥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這一強化政府、拒絕市場的發展模式，盡管在國家工業化初期顯示了其積極作用，但這些國家很快陷入了全面的長期性危機，生產無效率、整個社會死氣沉沉。這一切最終引發了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引發了理論界對于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的深刻思考。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可以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利用市場手段來進行資源配置，進而促進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前提下的市場經濟，離開社會主義空談市場經濟，是對社會主義的背離。所以，市場經濟不能夠“去社會主義化”，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不能丟。

　　綜上所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承認并接受了“政府的作用”;社會主義承認并接受了“市場的作用”、發展了“市場經濟”。所以，不論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面臨著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和邊界的問題。對于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而言，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而為其創造條件。然而，學術界對于《決定》的理解是有爭議的，下面選取其中的兩個代表性觀點加以評析。

　　二、不能孤立解讀“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第一種觀點，過度解讀“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忽視“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學者認為《決定》的最大亮點是：“針對過去十年改革方向大爭論的核心問題，即‘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做出了明確的回答：‘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就是作為全面改革重點的經濟改革要達到的目標。”(吳敬璉：《我們站在了歷史的入口》，《人民日報》，2013年12月30日。)他進一步指出，實現這一目標的機制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并認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這兩句話，構成了《決定》中數百項具體改革項目的總綱。”對于《決定》中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他并沒有進行完整闡釋，而是片面解讀“市場作用”這一個方面。

　　這位學者認為，進入新世紀以來，阻礙市場化改革的兩大障礙主體在于：政府和國有企業，政府在資源配置中仍起著太大作用，國有企業股份化改制不夠徹底、甚至出現了停頓。他說道：“在政府職能轉變、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的問題上出現了停頓，國有企業在若干重要行業中加強了絕對控制和較強控制的壟斷地位，導致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出現了兩大問題：一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舉步維艱，以致由粗放發展方式造成的資源浪費、環境破壞、貨幣超發、勞動者收入水平提高緩慢等問題愈演愈烈。另一個問題是腐敗。行政權力對經濟生活干預的強化，使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得到加強，以致腐敗變得越來越嚴重，加劇了貧富懸殊和官民矛盾。”(吳敬璉：《十八屆三中全會不負眾望》，《商周刊》，2013(24)。)

　　說腐敗行為在當前比較普遍，這種非法收入的確加劇了貧富差距，權力尋租已成為社會焦點而飽受詬病，這是正確的;但造成貧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此，而是由市場機制本身造成的，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必然會產生兩極分化，要合理看待這一現象，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使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區間內是現實選擇。這兩大主體，也不是造成“勞動者收入水平提高緩慢”的原因，倘若國有企業收入很低，怎會有大量大學畢業生爭相涌入國有企業呢?勞動者收入提高緩慢，主要是由我國現階段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同時受政府對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保護不夠(這是需要政府轉變職能的領域)影響造成。至于“資源浪費、環境破壞”，也不單純是由這兩大主體造成的。

　　在他的論述中有一種傾向，把“國有企業”與“壟斷”捆綁在一起，這種判斷是不科學的。有些國有企業憑借國有壟斷資源(如特殊生產條件)，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獲得壟斷利潤，這是由所有權造成的壟斷;另一些國有企業憑借自我積累，例如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技術創新，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壟斷地位，這種由市場競爭造成的壟斷應該鼓勵。但是，大多數國有企業已經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與其他企業同臺競爭，談不上壟斷與否，更談不上國有企業必須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問題，市場競爭本身會淘汰無效率的企業，而不論是哪種所有制性質的企業。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私有制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也會產生壟斷，而且這些優勢企業更愿意創造出壟斷地位來獲得超額利潤，例如：微軟公司占據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計算機的操作系統。所以，上述“捆綁論”并不正確，一定要厘清兩種不同性質的壟斷。我們在改革中值得思考的：一是，要確認哪些國有企業憑借了國有(全民)的特殊生產條件獲得了超額利潤，這部分利潤必須上繳國家;二是，在此前提下，拋開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性產業企業，其他具有充分競爭性質的各種所有制企業一定要一視同仁，公平競爭。

　　這位學者堅決反對“中國模式”，指出：“有的人不把中國經濟的茁壯成長歸因于改革開放，卻把它歸因于‘強勢政府’動員和分配資源的超強權力，于是要求進一步加強各級政府對市場的‘駕馭’和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管控。”(吳敬璉：《堅持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準確定位》，《北京日報》，2013年11月25日。)他指出，中國“前一個30年”有著強大的政府、眾多國有經濟，為何沒有解決吃飯問題?言外之意，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不在于強勢政府和國有經濟，而是由市場化造成的。然而，我們引入市場機制，不僅從增量上培育和引入了其他所有制經濟形式;而且從存量上——基于對公有制實現形式上的認識突破——也改造了國有企業，使它們成為符合現代企業制度運行的市場主體，這使得“前后兩個30年”中的國有經濟已經大不相同，“后一個30年”中的國有企業已經日漸充滿生機和活力。至于說“駕馭市場經濟”是錯誤的，這是不科學的。我們認識經濟規律的目的，不僅是要遵循經濟規律辦事，而且要利用經濟規律為我們服務，這難道不是“駕馭經濟規律”嗎?

　　對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他認為主要包括：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政府在市場失靈的領域諸如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的職能。這兩條政府作用沒有問題，這是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都必須做的。問題是，作為生產力水平落后，市場體系發育尚不健全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政府，如何發揮其“特殊作用”呢?文章沒有回答。

　　第二種觀點，曲解《決定》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改造為“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政府”和“市場”在《決定》中的并列關系，轉變為因果關系。在黨的文件中，對“宏觀調控”和“市場配置資源”之間關系的表述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十四大講“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四屆三中全會講“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六大講“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至此，從形式上看，“市場配置資源”已經和“宏觀調控”相對獨立、分別進行論述，“宏觀調控”似乎已不再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前提條件了。

　　有學者指出，“原來的提法就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這樣，把國家宏觀調控作為一個前提條件，好像配置資源的主體是政府而不是市場;好像資源配置在政府作用下發揮市場的作用，而不是資源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因此，必須從源頭上完善宏觀調控。”(高尚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改革與開放》，2012(8)。)這樣一來，“宏觀調控”的地位，的確如他所講，“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的內容”。然而，能否切斷“社會主義”和“宏觀調控”之間的關系?我們是否應該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豐富和發展“宏觀調控”的內涵和外延?“宏觀調控”在社會主義前提下，是否具有特殊含義?這位學者的分析邏輯，延續到他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解中。他指出，“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高尚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的新進程》，《北京日報》，2013年11月25日。)然而，“市場”和“政府”在這種解釋框架下的含義，已經不同于《決定》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了，兩者關系是并列的，并沒有孰前孰后的因果關系這一含義。

　　三、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兩層含義

　　西方經濟學通常以“彌補市場失靈”來界定政府的作用，這里的“政府”是“被動”發揮其作用的。對我們國家而言，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失靈在某種程度上必然會存在，當然也要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然而這遠遠不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例如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規律;而且具有其特殊規律，例如社會主義政府有別于資本主義政府的特殊作用規律。我們不僅要從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般性功能出發，來看待“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一般性”;更要從我們的特殊國情出發，來理解和更好發揮社會主義政府作用的“特殊性”。我們先看政府的一般性作用：

　　第一，克服市場機制缺陷與健全宏觀調控體系。企業作為微觀經濟主體，它根據供求波動引起商品市場價格的變化情況來擴大或縮減生產規模，通過同種商品生產企業之間的競爭來降低生產成本，企業內部的資源配置過程即勞動生產過程是有計劃、有紀律的，它服從廠長經理的指揮，就像一個樂隊的成員服從樂隊指揮一樣。所以，市場在微觀領域配置資源是有效率的，但是市場機制的運行有自發性和盲目性，它在宏觀領域中無法保證部門之間經濟結構的協調、生產力的布局優化、跨越式發展戰略等問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機制缺陷的分析，如果我們抽象掉資本主義屬性，來看待市場經濟的一般性質，其分析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資本論》第二卷關于生產資本、貨幣資本、商品資本論說中，已經指出市場機制無法保證這三大資本存在形式之間的一定比例關系，無法保證它們之間以合適的比例在空間上并存、在時間上繼起，必然會周期性地發生危機。

　　這樣一來，完善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以保持經濟總量平衡，減緩經濟周期波動、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就是非常必要的。借用李克強總理經常強調的話來講，就是要使經濟“在合理區間內運行”，穩增長、保就業是下限，防止通貨膨脹是上限，宏觀調控和宏觀政策要保證經濟平穩運行、避免大的波動，更不能發生經濟危機。

　　第二，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通常認為，公共服務是由政府使用公共資源對公民個人直接需求的一種滿足。公共服務的內容一般包括：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社會成員對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會有更高的期待，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是各國政府的普遍行為。對于轉型期的中國，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不僅有助于轉變政府職能和構建服務型政府，而且有助于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創造條件。例如，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有助于釋放國內的消費潛力，使得老百姓敢于消費、放心消費，這將必然促進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的改善。對于某些可以利用市場手段，進行購買的公共服務，如《決定》指出的，可以加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力度。

　　第三，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保障公平競爭。如果沒有政府嚴格的市場監管，就不會有良好的市場秩序，更談不上公平的市場競爭，不僅對生產者不利，也對消費者不利，同種商品生產者中好的生產企業的商品價格被低估，劣等生產企業的商品價格被高估，市場價格遭到扭曲，易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會大打折扣。當今世界上的發達市場經濟體，其政府無一例外都對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進行著嚴格的監管，守護著市場秩序的良性運轉。當前中國，飽受詬病的“食品安全”問題，多年來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根本問題在于政府對市場監管不夠，造成了企業的違規、違法成本太低，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企業的違規心里，已經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形象。

　　總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只是充當“守夜人”、“裁判員”、“消防員”的職能，只是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事中”和“事后”介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不僅要充當好“裁判員”和“消防員”，更要對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方面進行“頂層設計”、“制度供給”、提供“路線圖”，它仍需更好發揮“司令員”的作用，在市場機制運行的“事前”、“事中”、“事后”都要在合理范圍內發揮作用，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創造條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具有資本主義政府所沒有的特殊作用：

　　第一，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確保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十八大報告以及三中全會《決定》都強調了，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始終保持改革的正確方向。鄧小平同志在1985年黨代會上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頁。)當前全面深化改革，仍要堅持這兩條根本原則，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制度約束，確保改革的正確方向，這是我們黨和政府需要發揮重要作用的領域。

　　例如，黨中央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舉措促進了市場經濟更快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收入分配的兩極化發展趨勢;為扭轉這一局面，黨中央在2007年十七大將其調整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這里對收入分配關系的認識和調整，有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有助于改革的順利平穩推進，它恰恰體現了政府的積極作用。

　　第二，推進市場體系的發育和完善。《決定》指出：“建設統一開發、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顯然，“建設市場體系”不會由市場本身自動完成，必須有政府的積極推動作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發展了兩百多年，整個市場體系已經非常完善。然而，眾多生產力落后的國家，單純等待和依賴市場力量自身自然而然的緩慢發展，既不可能、國際經濟秩序也不允許它們獨立自主、快速構建起發達市場經濟體系的。當代新興市場經濟體，其政府無一例外都在市場體系建設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只有三十五年的歷史，在生產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動、公平競爭和市場監管、市場價格的形成機制、金融市場的建設等等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這一推進市場體系發育和完善的過程，離不開社會主義政府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政府不能“缺位”。

　　第三，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實現趕超型經濟發展。眾所周知，市場機制通常解決短期目標，國家的中長期發展戰略是無法通過市場機制自動實現的。企業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以追求高利潤為導向，決定了資本投資的方向，而這些領域并未必是國家社會迫切需要重點發展的領域。在以美國霸權主導下的國際經濟秩序背景下，生產力落后的社會主義中國必須通過政府主導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規劃，實現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這里，更好發揮作用的不是“市場原則”，而是國家發展的“戰略原則”。

　　四、小 結

　　政府和市場，如同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我們要界定好兩者之間的邊界，使它們各司其職，既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和“市場”只是我們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手段，不是最終目的。我們的最終目的，是通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動態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進而實現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

　　（原標題：張開：“政府與市場關系論”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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