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價值規律是市場的主導一一“把市場原教旨主義趕下神壇”之三
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和實踐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經歷了漫長曲折的道路,其間不乏智慧的閃光點。
紀念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結合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重溫毛澤東“價值規律是偉大的學校”的精辟論點,這是對他最好的紀念,也有助于我們加深對黨的18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理解和貫徹。
因為毛澤東同志指導社會主義建設中犯過錯誤,從而否定他在社會主義經濟學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貢獻,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至今陰魂不散。
毛澤東同志關于價值規律及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作用,有一段精辟的論述:
“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后改譯為規律一引者注。)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毛澤東文集》第8集。)
毛澤東同志上述論斷,是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突破。它揭示了社會主義經濟所具有的商品經濟特性,指出了社會主義制度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兼容的,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也是作為基本規律發揮作用的。這一論斷對我們探索和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改革開放以來,面對經濟市場化大潮,經濟學界對于是否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經濟學是否應當研究經濟規律,什么是支配和調節市場運行的規律,等等,經濟學界存在不同的甚至對立的觀點。毛澤東首先著重從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角度,端正人們對價值規律應持有的科學態度。與西方流行的市場經濟觀不同,他不是把“供求論”、“效用論”視為調節交換的內在規律。他強調價值規律的客觀性,但他又把它稱之為“偉大學校”,一所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繼續長期探索的偉大學校。這就是說,價值規律依然是人們尚未完全認識的的必然王國。
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共生物。自原始社會末期以來,它就作為調節商品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登上了歷史舞臺,維持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的均衡。然而,人們對它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能被動地受它支配,而無法駕馭它。即使到近代資本主義發達的市場經濟,古典經濟學派把它視為“看不見的手”,推上了神壇,人們依然走不出這個必然王國。馬克思的《資本論》問世,從理論上透徹地解開了這個千年之迷,但資產者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仍然擺脫不了被動地“受物支配”的命運。西方經濟學眾多學派,亂轟轟,你唱罷了我登場,表面上看是學術繁榮,實際上是表明他們身陷“囚徒困境”,不能自撥。在本輪世界大危機中,面對英國女王責問“經濟學家為什么沒有預測到”的責難,那些大師們無彥以對。至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對價值規律的探索之路,更是艱難、曲折。在社會主義經濟學史上,有主張消滅的,有主張限制的,有認為量要發展,質要消亡,有主張趨利避害,有所謂主輔之分,調節與影響之別,有主張全面專政,有譽稱之為偉大學校,現在又從“基礎性作用”提升為“決定性作用”,等等??偟内厔菔牵S建設的實踐,人們對它的認識逐步前進,向真理性認識接近。但實際總是在不斷發展和變化。在歷史長河的每個時點上,人們的認識都只有相對真理性,只能逐步接近真理,而不可能窮盡真理。這個認識的規律性同樣適用于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從唯物主義認識論來看,文件提出的關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的論斷,這是對以往實踐經驗的初步總結。但這一步只是邁出了認識全過程的第一步,即從實踐一一認識。接著,還必須把這個認識付諸于實踐,接受實踐的檢驗,由實踐證明這個認識是否真理,這是認識一一再實踐的過程?;仡櫧洕l展史,資本主義實行市場經濟己有五、六百年之久,多少代經濟學者為認識這個機體傾注了心血,但至今眾說紛紜。這不僅是由于人們認識能力的局限性,而且受客觀條件的制約。
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會主義的歷史局限性和產生的社會根源時,曾經深刻地指出,不成熟的經濟不可能產生成熟的經濟理論。這一論點也完全適用于我們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是出自人們頭腦中的空想,也不是抄自市場教派本本上的教條,而是根據中國社會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作出的科學推斷和構想。經過30多年實踐,現在它的基本框架己經初步建立。距離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30多年的探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市場在激活生產力諸要素所潛藏的活力方面發揮了很大能量,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實踐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上是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因而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又出現了新的矛盾:非農產業嚴重過剩,呈現幾乎無限擴張的趨勢,而人民群眾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相對萎縮。這個矛盾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障礙。市場教派把引發這個矛盾的原因歸結為“市場化改革不徹底”。但事實恰好相反。正是泛市場化壘成了壓在底層民眾肩上的“新三座大山”。他們承擔了改革和發展的成本和代價,卻不能公平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這是我們在價值規律這所“偉大學校”里入學30多年遇到的新課題。解決這個難題的出路,既不能走回頭路,也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上。
重溫毛澤東關于價值規律是偉大學校的論點,其現實意義就在于,我們應當以敬畏心態對待那個隱藏在市場背后、主宰市場的客觀存在的價值規律,認真地研究它,學會在實踐中發揮它搞活經濟的激勵功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價值規律雖是客觀存在,但人們看不見、摸不著、抓不住。它只能通過市場、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市場和市場機制是價值規律籍以發揮作用的通行形式和方式。二者關系是內在本質和表象形式之間的關系。有主從之別。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派只看現象,不看本質,認定供求關系、物品效用才是市場交易的決定因素。中國的教徒鼓吹“資源稀缺性決定資源配置”,實際上不過是“供求決定論”的:翻版。毛澤東說的“偉大學校”,指的是價值規律,而不是市場、市場機制;而且是學校,而不是教義。其意義在于,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人們要認識它,學會利用它謀福祉,既不要把它視為異端邪說加以排斥,也不應把它視為教義盲目頂禮膜拜;要善于透過紛繁復雜的現象,把握事物的本質,認識客觀存在的價值規律,學會按它的要求處理各種經濟關系。特別是我們現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究競有何作用、如何調節生產、交換、消費,我們的認識在總體上還是仃留在文獻上,還帶有很大的盲目性。
50多年前,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我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復的實踐,在實踐里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現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毛澤東這個精辟論斷,是汲取了五八年那場不成功的大躍進實驗的教訓得出的。任何一個真理性認識,都要經歷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從認識論來說,正視和汲取失誤與不成功的經歷,比汲取成功經驗,要更難,因而更需要、更重要。我們講改革要摸著石頭過河,就是要在改革的實踐中摸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固有的客觀規律,少一點盲目性,多一點自覺性。通過比較條條和實際,優點和缺點,正確和失誤,歷史和現實,中國和外國,有比較才能有鑒別,有鑒別才有可能逐步認識真理。而任何真理性認識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拒絕反思,不承認失誤,不重視反面經驗和教訓,是極其有害于改革大業的。習近平同志號召廣大干部學習歷史唯物主義,掌握這一看家本領。這是非常正確的,非常適時的。
毛澤東指出,認識和按照價值規律要辦事,必須學會算賬。怎樣才能算好賬?算哪些賬?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算賬不能只算所謂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算賬不能只打企業小算盤。算賬首先必須算好國家的大賬,算好國家長期發展的戰略大賬。中國是13億人口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面臨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抓住機遇力爭在較短時間趕上并超越發達國家,決不能跟在別人后面爬行,決不能長期充當列強的打工仔。因此,必須算好全局和局部、長期和短期的賬。算賬還要講究精細,比較投入和產出、成本和收益,更要算自然資源賬、生態環境賬。
《決定》提出了一些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中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的問題。比如關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問題。《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究竟“決定”什么?是競爭性企業日常經營,還是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目標和規劃?還有誰來決定,是企業還是政府,或政府與企業聯手?我國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面臨實現新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緊迫任務。面對西方強國的遏制和挑戰,我們必須充分利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用較短時間趕上和超過經濟發達國家。蘇聯實現了這個戰略目標,我們完全有可能而且必須比它做得更好。但是,前提是要充分發揮我國的制度優勢和道路優勢、指導理論優勢,有效地把政府、人民群眾、企業和市場諸方面力量調動起來、結合起來,形成合力。如果把工業化、現代化事業戰略大目標的實現,完全讓位給市場自發調節,那將是一個艱難、痛苦、曲折、危機重重、代價巨大的過程,而且是最終目標無法實現的過程。因為在當今世界,超級大國主宰全球經濟一體化、主導世界經濟秩序的背景下,期望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會寬容身旁臥龍騰飛,那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蘇聯解體己經20年。這20年可以稱之為“俄羅斯失去的20年”。俄羅斯狀況是否可以看作是“市場化萬能論”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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