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販賣新自由主義的旗手,面對世界經濟大危機,執迷不悟,拒絕反思,一意孤行,繼續鼓吹私有化、自由化、殖民化,逆世界大潮而行,反億萬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動。
上世紀70一80年代,社會主義世界出現了一股經濟體制改革潮流。我國與蘇聯東歐國家不同,我國改革從起步時,就明確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這種抉擇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我國國情和民心決定的,也是當代國際大環境背景使然。
上世紀50年代,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拋出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但一直無從下手。到70一8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掀起了改革浪潮。美國政府抓住這個戰略機遇,加緊推行“和平演變”。在經濟方面,大搞軍備競賽,把蘇聯捆在戰車上,拖垮蘇聯經濟;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和美國在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中的主導權,主宰國際經濟秩序;在所謂“經濟全球化”的旗號下,大搞資本輸出,通過投資控制行業和地區經濟,發展加工貿易,把蘇東國家全面拉人美國控制的世界經濟體系,使之依附于美國;在文化教育和意識形態方面,敞開學校大門,培養和扶植代理人、代言人;通過學術交流和文化交流,大搞文化輸出,資助組織非政府組織,插手改革和發展,大肆推銷新自由主義,并直接或間接參與整體或局部有關改革和發展方案設計,左右媒體,引導輿論,掌握話語權,等等,不計工本,無所不用其極。最終,美“不戰而勝”,實現獨霸世界的夢想。
蘇聯解體了,俄羅斯走上了全盤西化的道路,美國并沒有因此善罷甘休。相反,繼續對社會主義世界推行“和平演變”戰略。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美國政府換了幾屆,但對華實行“西化、分化、遏制、殖民化”的戰略始終如一。美國視中國為“主要戰略對手”,實行“戰略重點東移”。這并非對華善舉善行?,F在,環視我國周邊態勢,美國對華戰略弧型包圍圈己經形成,美國一手制造和挑唆的矛頭指向中國的事端不斷。更有甚者,美國政府正在增強在亞太地區的軍力部署。美國政府的智庫竟然鼓噪發動對華戰爭。
長期以來,政界、學界爭論“左”與右誰為主要危險。有一種極端觀點,認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左”始終是主要危險,反“左”是主要任務。這種觀點把鄧小平在特定時期針對特定對象講的話普遍化、絕對化,是對鄧小平言論的實用主義診釋。這種觀點對美國政府利用新自由主義爭霸世界、在改革和經濟全球化的旗號下,對我國實行“遏制、利用、西化、分化、殖民化”的戰略圖謀,裝聾作啞、視而不見。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究竟是左還是右?30年改革歷程表明,中國新自由主義謀士們,在美國對華推行全盤西化的戰略圖謀中充當了斗士還是別動隊?我們必須把國內的左右紛爭置于國際大環境、大背景中分析,才能作出切合實際的而不是主觀臆想的公式化的結論。以反“左”為名,轉移人們對西方“和平演變”戰略挑戰的視線,是別有用心的。
讓我們來看看某些中國新自由主義的忠實教徒們,在世界大危機中的所作所為、所言。
——念念不忘市場原教旨主義,繼續兜售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
世界大危機爆發延續至今,我國的改革和發展走到了重要路口:是堅持以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還是讓新自由主義繼續肆意誤導中國改革和發展,使我國重蹈蘇聯和蘇共的覆轍?這決非危言聳聽,而是現實迫切要求我們作出的抉擇。
2012年兩會前夕,《中國經營報》2012年2月27日發表了一篇文章《改革不容拖延》。文章認為,“經濟危機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蔓延,使人們對自由市場的未來命運產生了懷疑。然而,中國的故事并不能成為反對自由市場制度的理由。”中國現在必須“繼續朝著建設自由市場體制的方向推進改革。這是一項未竟的使命。”作者認為,他所謂的自由市場制度是“人類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選擇”。
作者關于自由市場制度的觀點,并無任何新意。它販自美國流行的經濟學教材,早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就擺上了地攤。所不同的是,一、他強調自由市場制度的地位和作用,決不會因大危機而改變;二、他的觀點為參與所謂“頂層設計者”鼓吹的“堅持市場化改革不動搖”,作了明確的注解。30年后與30年前,念的是同一本經。
——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為貫徹聲名狼藉的“華盛頓共識”制造輿論。
《東方早報一上海書評專刊》2011年11月20日刊登了一篇題為《深化市場經濟改革難在哪里?》的文章。作者說,“仔細回想一下,我們改革的成就離不開‘華盛頓共識’,改革中許多問題正是偏離了其中的一些要點,或者貫徹得不徹底。”作者給改革“過大關”指明的出路,就是貫徹“華盛頓共識”。
美國政府炮制的“華盛頓共識”,早己在國際上聲名狼藉。它是美國政府假手世界銀行等國際經貿組織,對外推行經濟霸權主義、實行殖民擴張、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根基的重要政策工具。其主要內容是,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指導,在緊縮銀根的條件下,開放市場,全面實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新自由主義及“華盛頓共識”已經給當代世界發展造成了災難性后果。
我國30年改革和發展,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也面臨巫待解決的諸多矛盾和問題。究其原因,從領導層面分析,主要是沒能全面認識和處理好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兩面性;從貫徹實施過程分析,主要是來自內外新自由主義的干擾、障礙。舉例來說,中央提出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但在實際執行中卻被異化為泛市場化,以致造成“新三座大山”,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又如,國有企業改革,中央提出“抓大放小”,但在實施過程中“放小”被歪曲為“一賣了之”,全部化公為私,中飽私囊,一些人借改革之機靠掠奪公產實現了一夜暴富。“改革”成了新生資產者實現原始資本積累的遮羞布。如此等等,還可以舉出很多。不過,那時候還需要遮遮掩掩,搞“合法斗爭”?,F在他們則自己扯下了遮羞布,公開打出了“華盛頓共識”,露出了廬山真面目。這是公開向黨和人民挑戰。北京大學不是有位明星教授公開宣稱改革下一步就是私有化嗎?2012年3月18日他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說:國有企業己成未來中國成長的最主要的障礙之一。未來幾年,中國在經濟領域要做三件事:一是國有企業私有化,二是土地私有化,三是金融自由化。
——詆毀、阻撓和破壞學界對新自由主義及其“華盛頓共識”的批判。
在學界,首先識破新自由主義危害,率先舉起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義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院貫徹中央指示態度堅決、行動迅速、措施具體、成果卓著,受到各界好評和中央的肯定。也出了一個打白旗的。此人對經濟學一知半解,但膽大妄為,信口開河。他斷言:“批判新自由主義完全是偽命題”,“借批判新自由主義之名,批判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借批‘主流經濟學家’之名,批判鄧小平和黨中央!”“誤導干部群眾,制造社會混亂”。
——伙同世界銀行掌權的美國佬,炮制旨在最終瓦解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根基和柱石的長期規劃。
2012年2月27日,世界銀行網站公布了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撰寫的關于中國未來改革方案:《2030年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
早在這份報告問世之前,就有人在媒體上大造輿論,說中國市場化改革還沒有過大關,當前社會中出現的問題,是由于市場化改革不徹底、改革不到位;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世行報告出籠,終于揭開了謎底。原來,這個報告就是所謂“頂層設計”。這伙人便是報告起草的參與者。
何謂“頂層設計”?難道胡錦濤同志不算“頂層”嗎?他強調的在所有制結構改革中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難道不是“頂層設計”必須遵循的原則嗎?還有,中央編制的《十二五規劃》(草案),不也是“頂層設計”嗎?再有,針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改革泛市場化、過度商業化造成的后果,中央在這些領域分別出臺了帶有糾偏性質的深化改革的方案,這些難道也不屬于“頂層設計”嗎?世行及其中國的同伙熟視無睹,究竟是何緣由?原來他們是企圖給世行報告戴上“頂層設計”的桂冠,奪得改革的領導權、話語權。這個“頂層設計”葫蘆里裝的是什么藥呢?在洋洋大觀的字里行間隱藏著什么樣的真實戰略意圖呢?《報告》的要害,就是以“進人高收人社會”為誘餌,用20年時間把國有經濟的比重降低到10%,而且應當保證國有企業按照商業化規則運營,不得為了實現政治目的;要打破壟斷,降低私有企業進人門坎,準許私有企業進人社會保障事業,開放資本項目,依靠市場力量對國有經濟進行整合,企圖分步驟地用漸進辦法最終摧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執政的根基和經濟基礎,把中國全面納人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繼續充當西方國家的打工仔、提款機。熟知近30年蘇聯、中國等改革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了解世界銀行底細的人們,對這個報告并不會感到陌生。它不過是老調重談,用中國人能接受的(實為蒙騙)話語來推銷陳詞濫調。
必須指出,世行和我國政府機構合作的這篇報告,事關我國發展大局,事前未經我國最高立法機關授權,事后又未經立法機關審核批準,是完全違反憲法的。
——肆意編造、惡意曲解馬列著作,鼓噪社會民主主義思潮,與新自由主義合流,以挽救其頹勢。
說中國新自由主義信徒只是“二道販子”的角色,這似乎小看了他們。他們好歹讀過一些馬列著作,現在總算派上了用場。美國師爺說,計劃經濟是種行政命令經濟體制。他們便推出列寧,說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本書中就把社會主義經濟比擬為一家“國家辛迪加”,“即一家由政府壟斷經營的大公司”。作者斷言,“軍事共產主義”是“蘇聯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世界上第一個計劃經濟體制”。這是對列寧原意的蓄意篡改和對歷史的惡意歪曲。對于計劃經濟,不能否認它的弊端,改革不能到此止步。但也不能任精英人士往它頭上潑污水。所謂“行政命令經濟”,這是對“計劃經濟”的片面歪曲。斯大林說過國家計劃具有指令性。它的本意是說,國家計劃經最高蘇維埃(立法機關)通過后,就具有法律效用。中央政府對地方、部門、企業實行分類管理,分別實行直接計劃調節、間接指導性計劃、自主計劃。在所有制結構方面,以農莊莊員家庭副業和宅旁園地為形式的私人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是一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是城鎮居民果蔬副食品的主要來源。職工住房私有化,轎車早己進人家庭。全國城鄉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民福利制度和十年制義務教育等(在實行“休克療法”時都不敢動搖)。英國首相邱吉爾坦承,當初他曾想把蘇維埃政權掐死在搖籃之中,但他對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卻作了客觀公正的評價:“斯大林接受的是還在使用木犁的俄羅斯,而他留下的卻是裝備了原子武器的俄羅斯。”
前幾年,在我國社會科學界有一批學者領頭打出了批判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旗幟,在社會各界特別是在勞動群眾之中引起了很大反響和支持。新自由主義鼓吹者猖撅一時的氣焰不得不有所收斂。但他們并不善罷甘休。有幾個投機者眼見新自由主義失去強勢,便從第二國際舊武庫中翻箱倒柜抬出了社會民主主義或曰民主社會主義。所不同的是,給這件銹跡斑斑的武器披上了“晚年恩格斯”的外套。其手法,和他們的同伙對待列寧一樣,是肆意歪曲篡改,欺世盜名。
——無視蘇聯解體和經濟危機給俄羅斯人民造成的災難,追隨戈爾巴喬夫之流,步葉利欽后塵,圖謀把中國拖上俄羅斯災難之路。
據媒體披露,蘇聯解體完全是美英政府精心預謀、一手策劃、假手戈爾巴喬夫操作的政治陰謀。全盤私有化,成了對人民的空前浩劫,使國民經濟遭受空前嚴重的災難。僅僅5年的時間(1992年一1996年),經濟上造成的破壞等于衛國戰爭時期的2.5倍,通貨膨脹達到5000倍的天文數字。20年過去了,除了天然氣產量之外,其它經濟指標都沒有達到蘇聯時期的水平。“過上西方富裕生活”的美夢早己化為泡影。在國際上,俄羅斯已淪為二等公民。兩次世界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俄羅斯都沒能幸免。
危機是最有說服力的教員。它促使俄羅斯人民、政治家、學者紛紛反思,推動了俄羅斯人民覺醒。2001年7月,俄羅斯電視第5頻道開播了一個名為“時代法庭”的辯論節目。在辯論“布爾什維克是挽救了俄國還是葬送了俄國”時,72%的電視觀眾和82%的互聯網網民都認為是布爾什維克挽救了俄國;當辯論“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一場災難,還是走出絕境的出路”時,93%的電視觀眾和88%的網民都認為是一場災難!
俄羅斯經濟現在已開始進人復蘇。但這將是一個緩慢、曲折、艱難、長期的過程。俄羅斯走向何方?這將決定俄羅斯能否重新踏上強國富民之路。
然而,近幾年,那股歷史虛無主義的沉渣在我國又再次泛起?,F在,他們批判的矛頭己經不再局限于計劃經濟了??谡D筆伐延伸并擴張到整個體制、模式、基本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指導思想、理論。他們叫嚷: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的是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正宗的馬克思主義;對斯大林模式應當否定,否定得越徹底越好。有人甚至呼吁:“巫須開展一場肅清斯大林流毒的運動”!按照他的理論邏輯,我們的黨章和憲法都應當劃人“流毒”之列,必須“肅清”!接著,便是將中共拉下執政黨的“神位”,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趕下指導思想的“神壇”。這便是這幫“改革派”企求的結局。
寫到這里,人們也許會問:中國的新自由主義信徒為什么會如此頑固呢?恩格斯有句名言:人們奮斗的一切,都是為了利益。當一種觀念和持有者的物質利益結合在一起,并融為一體時,這種觀念便轉化為人的行動,變成物質力量。現在,我們面對的,已經不是書本上的條條教義,而是已經形成了一股有經濟實力、有綱領、有組織、有輿論陣地的勢力群體。對此我們要認真對待,決不能掉以輕心。我以為我們的正確態度是:丟掉幻想,繼續戰斗。
(作者為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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