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實驗的實用主義

　　《21世紀》：近年來，中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外部世界對中國的關注和學習，已經觸動到那種認為中國只能向外國“取經”的看法。您如何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崔之元：的確，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都在努力睜眼看世界，但是這并不表明在中國與世界之間存在著簡單的融入或者一方影響另一方的關系。研究和學習好的經驗做法，這在中外歷史上都不可避免，不過這種研究和學習的背后，有著很深刻的實用主義的理論，而不是一方變成另一方。

　　“實用主義”的精髓是，“手段”和“目的”相互依賴，對兩者的認識都不斷在實踐中深化。按照美國20世紀最有影響的哲學家杜威的見解，實用主義是不僅在給定的目的上要不斷探索不同的實現手段，同時在實踐探索中要深化甚至改變對原來目的的認識。中國的“摸著石頭過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實用主義。在美國，同樣盛行著實用主義。

　　比如，針對這次金融危機，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捍衛者格林斯潘認為，在應對2007-2008年次貸危機時，國有化恐怕是留給決策者的傷害為最小的備選方案。他在2009年2月18日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說，“暫時對某些銀行進行國有化以促進迅速而有次序的重組可能是必要的。”股東總會不斷期望已經貶值的資產回漲，于是導致有毒資產難以被剝落，而格林斯潘的創意是“國有化使得政府能夠將有毒資產轉移至壞賬銀行而避開對這些有毒財產如何定價的問題”。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亨利·保爾森推行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是格林斯潘這種實用主義策略的現實轉化。

　　保爾森認識到，銀行深受有毒資產的拖累，唯有通過廉價甩賣才能卸掉這些包袱，但它們顯然不愿意這樣做，同時，國會也不能允許在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之外再多投一美元，當然對任何冠以“國有化”之名的政策都心生反感。保爾森對此想到的辦法是，如果這些錢能以股本的方式注入銀行體系，它們的作用會大得多，因為銀行可以使用杠桿：假設銀行的杠桿率是10：1，那么投入700億美元股本金的作用將等同于7000億美元資產的釋放。也就是說，如果根據巴塞爾協議所允許的銀行股權資本的杠桿比率，將公共資金以股權資本的方式注入私人銀行，即“國有化”，那么，比用公共資金以低廉的價格購買有毒資產更有效。這也是就是格林斯潘為什么宣稱國有化可以避開有毒資產如何定價問題的理由。2008年10月3日，“不良資產救助計劃”被國會批準簽署成為法律時，其目的是用于購買有毒資產。保爾森2008年11月12日宣布“不良資產救助計劃”將不會用于購買有毒資產而是用于更有效率、更有杠桿作用的措施。

　　我們能夠看到，這是一個實用主義的調整。公共資金以沒有投票權的“優先股”的形式被注入私人銀行，通過這個調整，保爾森避免了國有化的色彩。但事實上，根據保爾森 2008年10月13日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一起邀請美國最大的九個銀行首席執行官召開的會議協商，政府對每一家機構的股權投資的金額相當于它的風險加權資產的3%。我們知道，《巴塞爾協議I》規定“一級資本”(又稱為“核心資本”)必須達到“銀行風險加權資產的4%，如果我們用美國政府擁有多少“一級資本”來衡量國有化的程度，那么政府實際上擁有75%的“一級資本”;也就是說，政府掌控銀行關鍵的一級資本的四分之三。這在對國有化和社會主義充滿反感的美國政治環境里，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創舉，大衛·維塞爾(David Wessel)將這種國有化命名為“具有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保爾森的部長助理菲利普·施瓦格后來描述這個隱匿的“國有化”背后的實用主義邏輯：如果一開始就提出由政府來對銀行系統實行國有化，財政部長永遠都不會得到立法授權，另外，美國政府不能迫使任何私人機構接受政府的資本;于是提案一方面不能被描述成為政府對銀行機構實施國有化，另一方面還必須設計成對銀行來說是一項有吸引力的交易。

　　從上述這幅復制的機制運作圖中，我們可以認識到，即使在被認為是全球化通行標準的美國，也不存在某種固定的或者僵化的規則，而是充滿了為解決實際問題而產生的各種實用主義策略。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不能是簡單融入、移植或者接軌，而應該是從自身不斷產生的問題出發，尋求不斷處理問題的策略。在這個過程中，對最細致、最精深的機制展開研究和學習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能由此陷入簡單地模仿和照搬。我相信，未來十年的中國和世界都將在這種實用主義的政治哲學中，不斷調試自身的目標，不斷尋找實現目標的最佳手段。

　　《21世紀》：您是說，很多概念之中其實有著一種互通的可能?

　　崔之元：是的。我以前曾提到過“外部否定”和“內部否定”之分。外部否定就是把否定的對象當作一個不可分的整體來看待，要么只能對之全盤否定，要么只能全盤肯定，而內部否定則是在對象內部進行選擇，有的元素要否定，有的元素則要根據新的條件加以肯定。用社會理論的術語講，外部否定其實陷入了一種“結構拜物教”和“制度拜物教”的誤區，把理論上的抽象物或者某個抽象理念等同于具體的、不可分拆的東西。但是，事實上，諸如國有化、民主、市場經濟、產權等這些抽象理念，都擁有非常豐富的內涵，包含了極為多樣、復雜的元素，相互之間不存在什么牢不可破的固有邏輯。這些元素可以被打破、重組，以便解決具體的問題。

　　在 “市場經濟”的前面加上個“社會主義”的定語，長期被認為，更多是標桿性的而不是理論性與實用性的，這其實是一個認識誤區，歐美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的各種策略選擇，已經很清楚地說明了實踐的豐富性，認識論中的種種二分法觀念其實都站不住腳。不過，應該指出的是，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依然十分根深蒂固，即使在現實生活中被打破了，也很容易回來束縛大家的思維。

　　社會正義與生產效率相結合

　　《21世紀》：那么您如何展望中國與世界十年后的圖景?

　　崔之元：我認為，通過不斷面對問題的實用主義政治哲學，各種抽象理念中蘊含的多樣元素，根據新的情況、新的條件將得以重新組合、創新，生成對于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更有利的制度形式。這也是我一直堅持的“自由社會主義”作為世界未來圖景的理由。

　　我理解的“自由社會主義”，是把社會主義對社會正義的關注與資本主義對生產效率的強調聯系在一起。在此，“自由社會主義”并不是一種來自空想的理論建構，而是在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實踐中都已經出現了的制度創新的萌芽。實用主義不是主張怎么做都可以，而是要求正視那些處于邊緣地帶、零散的、非主流的制度實驗，把這些東西提升到主流地位上。只有這種重視實驗的實用主義，才能為中國和世界開放出更民主、更多樣的未來形態。

　　其要點包括：公有資產會使得市場經濟更有效率。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 一個最深刻的論證就是，“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和國債。但稅率過高會

　　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這樣國家不得不依賴發行國債。但國債過高后又會抬高利率，不利于生產性投資。將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者做整體通盤的考慮，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是米德對“自由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貢獻。

　　米德還提出了“顛倒的國有化”的概念，實質上是要將英國1945年的國有化的做法顛倒過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政府對鋼鐵、電力、鐵路和煤炭行業進行了國有化，但是英國政府并沒有從國有化中得到可以自由支配的利潤;因為英國政府為了推行國有化方案，發行了大量的國債以提高國有化的補償標準，而國有化所帶來的利潤要用于支付這些國債的利息，即利潤與國債利息抵消了。因此，政府變成了所有者-經營者，但是沒有得到收入增加所帶來的利益。換句話說，英國政府通過發行額外多的國債籌集資金以實現國有化。

　　我們可以觀察到，在目前美國和歐盟的金融危機中，存在著一個十分相似的過程。歐盟當前的危機顯示出一個很清晰的形態模式，即主權債務與銀行危機是聯系在一起的。其中的邏輯是：歐盟的銀行危機需要一個類似“不良資產救助計劃”的政府注資，而政府只有依靠發行更多的國債來籌集資金。米德的“顛倒的國有化”計劃包含下列幾點：“國家不發行國債，而是擁有價值相當于一個國家的生產性財富的50%的國有資產。政府不親自經營生產性財富背后的企業，而是如同持有私有的信托公司和其它類似的金融機構的股權一樣，在競爭的股票交易市場上投資于這些生產性財富/企業。”

　　《21世紀》：米德的這種理論對一國的社會政策具體有什么意義?

　　崔之元： “顛倒的國有化”，它能帶來兩大益處：其一，政府可以用股權投資所得到的收益建立一個“社會分紅基金”(social dividend)，“社會分紅基金”通過向每一個人發放最低收入能夠為勞動力市場添加額外的靈活性。其二，政府可以從其所部分擁有的企業的微觀管理決策中解放出來。米德承認：“這個過程對于已負有巨額國債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會遇到難以應付的財政負擔，而在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只要不將所有的有盈利的國有資產都賣給私有部門，就可以實現這一目標。”現在看起來，假如美國政府繼續持有一部分通過“不良資產救助計劃”而購買的金融機構的股權，也不是無的放矢的。

　　事實上，“社會分紅”(Social Dividend)是米德“自由社會主義”綱領的第二個特征。“社會分紅”是指每個公民，沒有任何其他條件、僅根據其年齡和家庭狀況就可以獲得免稅的社會紅利。設立社會紅利有兩個基本考慮：第一，給每個人提供同樣的、基本的、無條件的收入來促進平等;第二，提供一部分不受勞動市場靈活性所要求的變化影響的收入，來減小個人風險。社會分紅現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實踐。

　　社會分紅優越于傳統的“有條件收益的”社會政策的地方在于，前者調動了受益者對接受低收入職業的積極性。這種現象乍看起來違反直覺，因為“無條件的社會紅利”似乎比有條件的收益(基于失業和疾病)更加削弱了接受低報酬工作的積極性。然而，直覺在這件事情上是錯誤的。米德用下面這個例子來反對這種直覺：“一個有80元的社會紅利和20元的有條件收益作為補充的接受者，將更加積極地去謀取外界的收入，只要那些收入在扣除所得稅后大于20元;但是如果他或她整個地依賴于100元的有條件收益，那就不能刺激他們接受外界低于100元的收入。”

　　《21世紀》：國資的社會分紅對于社會公平來說非常重要，社會分紅的政策設計應該怎樣去做?

　　崔之元：在中國的局部地區，社會分紅的萌芽狀態也已經出現。浙江與江蘇等地為了獎勵計劃生育而規定，農村夫婦嚴格遵守了國家的計劃生育，孩子是女孩的，政府就保證在一定年齡時發錢。無錫的農民被征地之后，35歲以上的農民每月都發幾百元。

　　事實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正在密切關注阿拉斯加州的社會分紅實踐。委內瑞拉、巴西、南非、以色列和美國的新墨西哥等州，均已出現了要求建立社會分紅制度的主張。歐洲推動社會分紅的運動更為強大，他們習慣把社會分紅叫做“基本收入”。英國政府已經于2005年4月6日正式運行“兒童信托基金”，給每個2002 年9月1日那天及以后出生的兒童建立一個“資本賬戶”，一次性地發給每人250英鎊，由其父母存入儲蓄賬戶或是低風險的股票市場賬戶，直至這些孩子成長到 18歲時才可以取出。 2006年3月22日，英國政府又宣布，對2002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兒童，在他們成長到7歲時再發給每人250英鎊。這次美國大選，民主黨初選中的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提出了類似英國“兒童信托基金”的主張。

　　我覺得，中國完全可以考慮參考這個政策，這就是我提出“中國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由來。其實，我國農村很多地方已實行多年的“社區股份合作制”，就是在集體土地增值收益基礎上的“局部社會分紅”。我們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社會分紅的制度條件，實際上會比許多國家更有利，因為我們有較大比例的公有資產，不必像其他很多國家那樣需要在稅收上做出復雜的設計。

　　(本文未經崔之元教授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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