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不應該進入市場盈利——這個基本認識前提在西方現代經濟和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本文將論證，它深深影響了人們對中國改革時期發展經驗的理解，把其重要的動力解釋為其嚴重的不足。它也排除了關于國營公司如何能夠為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新思考。文章從一些關于中國政府(中央以及地方)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基本事實的總結出發，回顧中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它們的理解，然后論證政府以及其屬下的國營公司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同時，政府的作為也是中國日益擴展的社會不公的來源，主要由于其在龐大的“非正規經濟”中有意無意地繞過自己關于勞動的法規。這里所謂的非正規經濟所指的是1.53億的(城關鎮以上的城市)農民工(2010年)、0.5億的下崗工人、1.56億的“鄉鎮企業”職工、2..60億的農業從業人員、[1] 以及0.23億的鄉村“個體戶”(其中不少人部分時間從事農業生產)和0.30億的鄉村“私營企業”職工，亦即總數達到6.72億的從業人員，占全國7.80億從業人員總數的足足8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2;《中國統計年鑒》2010：表4-2、4-3)。大多數人的相對貧窮當然既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它嚴重遏制內需，迫使中國經濟繼續依賴不可持續的出口來推動發展。
今天中國面對的大問題是：是繼續沿著“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往前走，允許國家和其官員、企業家以及其他“精英”份子繼續致富，但絕大多數人民則仍然貧窮
——一如民間 “國富民不富” 那句話所表達的那樣?還是，在發展市場化經濟的同時照顧到社會主義的公平理念(但排除計劃經濟)，就像國家話語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提倡的那樣?本文最后將探討一個屬于后一條道路的地方上的新近的實驗。它所指向的是憑借國營公司來為社會發展提供資金，借以擴大內需，推動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1．一些基本事實
在國家不應該參與市場盈利的基本認識前提下，中國經濟發展最突出的一個特點(尤其是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人們的視角來說)是政府和國營公司進入市場而積極盈利。它從上世紀80年代鄉鎮政府所積極創辦的盈利企業開始，到90年代發展為高一級的地方政府(縣、市、省)利用廉價土地、政府補貼、稅收優惠以及“非正規”(即沒有法律保護也沒有社會保障)的勞動力來“招商引資”，而后是本世紀00年代在“抓大放小”政策下把大的“國有企業”改制為在市場上盈利的國營公司(小的則要么私有化要么由其破產)。
截至2011年7月，中國共有61家公司進入了《財富雜志》的世界500強公司行列(2001年只有12家)，其中59家是國有公司(包括國有控股公司)。根據《財富》的報道，其營業額達到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7.8% (“61 Chinese companies make the Fortune 500 list,” 2011)。在59家國營公司內，有38家隸屬中央政府，21家隸屬地方政府。38家中央級的國營公司(“央企”)在2006到2010年的五年中，營業額和純利潤都翻了一番，也就是說每年增長14%(邵寧2012)。以如此的績效跨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國的國營公司已經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占據相當穩固的地位。
在整個改革時期中，中國一直都悖論地結合了高度的中央集權和高度的地方分權。前者尤其可見于人事權力方面的高度集中，后者則可見于各地地方政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各種積極性。兩者的結合是“悖論”的，因為它們雖然似乎是矛盾的，但實際上是并存的。
在國內外的市場競爭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下屬的公司享有私有公司所不可能具備的有利條件，在經濟發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首先是因為，即便是在中國今天的制度環境里，沒有政府的許可，幾乎什么都不可能做，而有了政府的許可，則幾乎什么都可以做。最明顯的例子是為城市建設而征用農村土地，其程度和規模遠遠超出在西方的所謂“政府征用土地權利”(right of eminent domain)下所可能想象的范圍。更毋庸說上世紀80年代創辦鄉鎮企業時所克服的眾多體制性障礙和所組織的多種資源，90年代在各地“招商引資”競爭中所組織的補貼、貸款、稅收優惠等，以及本世紀00年代政府在大型國有企業轉化為盈利公司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
在經驗層面上，以上的簡單總結是沒有什么可爭議的。這些事實在現有的學術研究中已被充分證實。我個人也已撰寫多篇論文對它們作出詳細的論證或討論(黃宗智2008, 2009a, 2009b; 2010b; 2011b)。在國外的研究中，可以特別一提的是兩篇最新的、專為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寫的報告。赫什(Adam Hersh)的一篇特別強調中國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但沒有討論地方和中央“兩個積極性”的微妙組合與悖論關系)。薩摩塞吉(Andrew Szamosszegi)和凱爾(Cole Kyle)寫的另一篇則主要論證，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占到非農業GDP的至少40%，可能高達50%(Hersh 2012; Szamosszegi and Kyle 2012)。
薩摩塞吉和凱爾更向該委員會報告說，中國在2009年名義上只有120家中央級國有企業，但它們擁有許多子公司，加起來總數可能達到1萬2千家，而地方政府的國有企業總數則共約10萬家。現有數據中沒有根據GDP比例劃分中央和地方國有企業的數據，但有按地方區分國有和非國有職工人員比例的數據。[2]它們顯示，國有企業所占比例在浙江(14%)、江蘇(15%)、和廣東(16%)等省較低，湖南(32%)、四川(33%)、廣西(38%)、江西(38%)等地較高，而在上海(20%)和北京(20%)、重慶(24%)、天津(26%)等直轄市則位于中等。(Sszmosszegi and Kyle 2012: 27頁，表4-1)
2．霸權話語
具有爭議的不是上述事實而是對它們的理解。在中國，更甚于美國，占據主流地位的理論是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那是源自一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尤其是科斯(Ronald H. Coase)和諾斯(Douglass North)的理論。他們強調，唯有清晰的私有產權才可能導致市場經濟的高效運作，而唯有市場經濟才可能推動經濟發展。(Coase [1988] 1990, 1991; North 1981, 1993)這已經成為這個自我表述為“硬”性“科學”的經濟學學科的核心前提，幾乎占有數學公理的強勢(雖然經濟學學科實際上完全沒有能夠預測、也沒有能夠很好地應對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
在那個公理背后是西方現代以來長時期的話語結構，包括一系列被認作理所當然而不用加以解釋的認識前提。尤其突出的是源自“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以及其后的“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中的市場和國家、私人和公共的二元對立，堅持在市場“看不見的手”的運作中，國家絕對不該摻合。
在當代的經濟學學科中，市場和國家的二元對立在哈耶克那里獲得特別強有力的衛護。他首先從一位內部人的位置來批評新古典經濟學，指出其常常把理念等同于現實，并且過分依賴數學公式。他特別突出他所謂的“偽個人主義”，認為新古典經濟學錯誤地假設完全理性和具有完全信息的個人，而人們實際上并不完全理性，也不具備完全的信息。他認為，直面如此的現實，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true individualism)。這是個強有力的批評，但在哈耶克那里，其最終目的不是真要推翻或修正新古典經濟學，而是要賴以攻擊(前蘇聯的)計劃經濟。他強調，計劃經濟的錯誤正來自其對理性的不符實際的科學主義迷信。他真正的核心論點是，由眾多個人所組成的自由市場，其因子雖然不完全理性也不具備完全信息，但仍然是最佳的資源配置機制。(Hayek, [1948] 1980: 尤見第1和第6章;亦見Hayek 1974)哈耶克認為自己說到底其實是個“古典自由主義者” (“Friedrich Hayek,” www.wikipedia.com, 引自Ebenstein, 2001: 305 及各處)。
對科斯來說，關鍵點在于過去被忽視的公司(the firm)“黑箱”，以及清晰的私有產權對降低其“交易成本”之必要(Coase [1940] 1990, 1991)。至于諾斯，其核心論點同樣是清晰的私有產權。他認為，這是市場經濟和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也是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之間的關鍵差別(North 1981, 1993)。
以上三人雖然都從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姿態出發，但他們實際上都極力反對國家干預市場“看不見的手”的運作。在最近的三十年中，哈耶克等人的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獲得了(英美)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強有力支持。尤其是哈耶克，他成為美國前總統里根、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所最為認可的經濟學家(“Friedrich Hayek,” www.wikipedia.com, 引自 Ebenstein, 2001: 305 及各處)。 結果是，他們的經濟學理論獲得了霸權話語的強勢——亦即不僅成為有政權支持和宣傳的意識形態，更是人們不加質問而使用的語言和修辭。
國家和市場、公共和私人的二元對立是如此地根深蒂固，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同樣認為國家絕對不該參與任何牟利性行為。市場盈利應該限定于私有公司，國家可以為公共服務而征稅或貸款，但絕對不可盈利，更不用說經營牟利性公司。這個信念被認作是如此地理所當然，它幾乎從來沒有受到質疑。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實際區別不在于國家可否經營企業，而在于市場的私人行為需不需要受到監督，以及國家該不該采用凱恩斯型的對貨幣供應量和就業量的宏觀調控。共和黨人一般認為國家干預越少越好，應該任由市場的“看不見的手”自我運作，而民主黨人則認為應該有凱恩斯型的干預。但兩者都不會認真考慮國家或國營公司參與盈利。一個具體的例證是美國國家社會保障基金，雖然已經接近破產困境，但人們一般仍然認為基金不該被投入私有公司的股票，只能限于國債證券，雖然前者的回報率歷來都高于后者。
在近代英國和美國的歷史上，這個基本原則只有在帝國主義時期才被置于一旁，并且主要只在殖民地如此(例如大不列顛的“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起始時獲得國王給予的壟斷專權，其后成為統治印度的機構，也成為販運、走私絕大部分鴉片至中國的公司，并為大英帝國政府提供了高額的稅收)，但在話語層面上當時所引用的仍然是 “自由放任”和“自由貿易”等口號。在美國，今天的一個屬于政府牟利行為的例子是在1971創辦的(鮮為人知的)政府所有的海外私營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其目的是促進美國私營公司在所謂的“新興市場”投資。它主要提供貸款、擔保和保險。它一直是個有利潤的公司，但這只是個例外，在美國龐大的經濟整體中微不足道。(黃宗智 2011b: 14) 另一個例子是美國的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公司(Tennesse Valley Authority，TVA)，其目的是在該地建設水壩防洪并借用水力發電而提供公共用電，但它同樣是個例外，并受到前總統里根(在其政治生涯起始階段)的猛烈攻擊，指控TVA為“社會主義”失誤。(黃宗智 2011b: 14)
在西方觀察家中，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是對中國盈利性國企的如下看法：它們是失誤或最多是不理想的暫時性“轉型”現象，從來不會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經濟發展的動力非私營企業莫屬。“主流”新制度經濟學的論點是，要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中國必須進一步私有化，樹立更完全清晰的私有產權，最終要消除國有企業。
他們認為，國有企業只可能是低效率的。它們的經營者是官僚而不是企業家。和壟斷企業一樣，它們不需要面對市場競爭。它們其實是自由市場競爭的障礙，妨礙資源配置的優化。它們絕對不能解釋中國的強勢經濟發展，相反，盈利性國企只可能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渣滓，只可能妨礙中國向真正發達的西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轉型。 “轉型”一詞本身被人們所廣泛理解的隱含意義正是從落后的計劃經濟向發達的、私有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轉化。
和以上思路緊密關聯的是當前的霸權話語的基本結構：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私有和公有、市場和國家的二元對立。科爾奈(Janos Kornai)便強烈并極具影響力地爭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兩個完全對立的經濟體系，各自具有其獨自的整合性與邏輯。社會主義體系是個基于官僚管理的體系，資本主義則是基于私有財產和市場信號的體系。前者依據官僚的抉擇和決策而運作，后者依據的則是企業家和消費者的抉擇。前者的制度結構導致的是“預算軟約束”——國家為了意識形態而非經濟理由，會繼續撥款支撐一個虧本的企業。后者則遵循“預算硬約束”——
一個虧本的企業將會因“市場紀律”而失敗、消失。前者依賴官僚歪曲的決策來進行生產，因此導致慣常性的(“橫向”)“短缺”——人們需要的商品經常短缺，而不需要的則可能十分充裕。后者則通過市場信號而決定供應與需求，因此會生產人們真正想要的商品。正因為兩者都是一個整合的、邏輯上一貫的體系，任何混合都會導致體系的“不協調”以及沉重的成本。(Kornai 1991: 尤見第11、15章)
正是這樣的思路導致一方只可能完全向另一方轉型的觀點。貌似中立的“轉型”一詞所隱喻正是這樣的邏輯。兩者不可能混合，不可能有“第三條道路”(關于這方面最新的討論見Szelenyi 2011, 以及黃宗智2011c的回應)。這樣，根據科爾奈的邏輯，以及哈耶克-科斯-諾斯等的觀點，國營企業不可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在上引赫什與薩摩塞吉和凱爾的報告中，未曾明白表述的其實是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所真正關心的問題，即中國有沒有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基于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規則，而絕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秘訣。
在反計劃經濟的大潮流下，上述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其實要比在新保守主義的美國被人們更完全、強烈地接受。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鄉鎮企業后來相當廣泛地被私有化，其部分原因正來自這個霸權話語的影響。90年代的“招商引資”則是在私有企業推動發展的意識形態下實施的，并且是在中央采用GDP增長數值作為地方官員目標責任衡量標準的政策下進行的。(王漢生、王一鴿2009;亦見黃宗智2009b)。最近十年抓大放小政策下小型國有企業被私有化也同樣。
3．不同的理論
在美國的中國研究中，有的學者曾經試圖納入國家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中國發展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我在另文中已經比較詳細地討論，其中一條思路來自政治學家戴慕珍(Jean Oi, 1992, 1999)和社會學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 1995)的“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論點，其主要經驗根據是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鄉鎮企業。在他們的概念中，地方政府幾乎等于就是一個一般經濟學意義中的盈利公司，其行為幾乎和資本主義公司相同。根據魏昂德后來的進一步闡釋，在中國的行政體系中，越貼近基層管轄范圍，其政府行為的性質越像一個私營企業公司，即福利負擔越輕、獨立權越大、預算約束越硬。鄉鎮企業之所以成功正源于這樣的原因。另一條思路則來自經濟學家錢穎一(Yingyi Qian)。他加上了地方政府間的競爭動力因素，使用“中國式聯邦主義”一詞來把中國經驗納入西方話語之中，把其地方分權比喻于美國的聯邦政府制度(Qian and Roland 1998; Qian and Weingast 1997; 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 1995)。
戴-魏和錢的貢獻是用西方觀察者所習慣的概念，亦即新自由主義的話語來說明中國的發展經驗。用一句話來表達，他們的觀點是中國之所以發展是因為其地方政府的行為變得和西方市場化的私營企業基本相似。
戴-魏和錢完全沒有提到國營公司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中所享有的比私營企業優越的競爭條件。我認為，在現有的語境中，難以說明的要點不是它們酷似私營企業，而是在一個混合的市場化經濟中，它們具有私營企業所不具備的有利競爭條件。戴-魏和錢的論點其實是被占據霸權、認為唯有私營企業才可能推動發展的新自由主義話語所擺布的，因此才會特別強調中國地方政府行為其實和私營企業行為相似。實際上，私營企業固然在中國改革期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和其國有公司也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而這并不只是因為它們酷似私營企業，也是因為它們具有私營公司所不可能具備的有利競爭條件。不然的話，出發點是國有經濟而且至今仍然將近一半是國有的中國經濟整體，怎么可能如此強勁發展?后者才是在新自由主義霸權話語下思考的西方觀察者所特別難掌握的道理。在我看來，要跨越中西方理解間的鴻溝，后者才是真正需要闡釋明白的道理。
此外，我在另文中已經論證，戴-魏和錢的理論分析不能說明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相互競爭的“招商引資”行為，它們并沒有像80年代那樣直接經營鄉鎮企業，而是主要起到了支持和推進國內外私營企業的作用(黃宗智，2010b)。至于本世紀00年代的被改制為盈利型國有公司的大國營企業則更在其解釋范圍之外。
至于來自應用經濟學的研究，它們與戴-魏和錢的研究不同，一般只關心“是什么”的問題(中國國營企業所占比例是什么?)，而不是“為什么”的問題(它們為什么成功或不成功?)這在上述赫什以及薩摩塞吉-凱爾為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所作的政策研究中尤其明顯。在“為什么”問題的學術探討方面，戴-魏和錢的研究依然是最好的例子。
4．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吊詭的是，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教條使人們較難理解國有公司所起的正面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經濟的全能控制歷史背景，又使國家比較容易介入市場而牟利，至少在實踐層面上如此。計劃經濟部分確實已被拋棄，為市場所取代。在中國的語境中，計劃經濟的拋棄意味著(起碼暫時)放棄中國革命經濟的平均分配原則，由市場自由競爭理念取而代之。而“市場”這個詞則長期以來都會使人們立即聯想到“商人”、逐利和追求富裕。鄧小平常被人們引用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表述的正是這個意思。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角色當然會有所收縮，但鑒于其全能的歷史背景，即便是收縮了的角色仍然要遠遠大于英-美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想象。在中國的觀念架構中，國家應該干預經濟——無論是否市場化的經濟——實在是個再明顯不過的道理。而從那里到盈利性國營公司則只需要跨出小小的一步。
在中國，新自由主義固然一定程度上也起了遏制國家干預經濟的作用， 但它同時更多地賦予了國家盈利行為一定的正當性。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個人逐利乃是發展經濟整體的最佳辦法，因此也是為全民謀幸福的最佳途徑，其實一定程度上為人們的利己行為提供了理性化說詞。結果是，在改革時期的中國，不僅是商人的也包括官員們的逐利行為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正當性，而發展經濟則成為其主要借口。
同時，即便教條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不能真正了解中國改革時期的經濟運作實際，比較實在的人們則完全可以看到其真相，理解到國營單位相對私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所享有的有利條件——諸如克服“體制”/制度性障礙(尤其是層層疊疊的官僚程序，不然便完全不可能啟動和運作)、組織所需要的資本和資源、更不用說獲得特殊的保護和優惠、以及繞過有關法規的特權等。如此的運作實際，也許不太容易被教條化的學者所認識，但對實干的官員和商人/企業家們來說則是很明顯的事。正如一位在近二十多年中成為“大款”的企業家對我解釋說，他做生意成功的秘訣很簡單，就是“跟著國家走”。
正是在上述的環境中，貪污成為普遍現象，包括鄉鎮干部從鄉鎮企業獲取私利、地方官員從招商引資獲取傭金或賄賂或靠地方GDP增長的“政績”獲得快速的官位提升、以及管理人員從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中獲取私利。在國企的私有化過程中，管理人員由此致富其實具有一定的正當性。一個具有比較翔實證據的例子是西南部的一家國營酒廠(其高端產品價格已經達到1000元/瓶)的私有化。工廠的總經理在轉型過程中獲得公司20%的股份，加上(截至2009年)9700萬元的股息(Chan and Unger 2009; 亦見黃宗智2011b: 12~13)。這一切都是在遵循國家法規和政策的條件下實現的。
對國家勞動法規的濫用和無視，也是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實行的。中國的地方政府對待農村的行為其實類似于歷史上帝國主義國家對待其殖民地的作為，后者當時所使用的也是自由貿易和資源配置最優化(以及文明開化土著)等口號。類似于殖民地，中國農村同樣是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的所在地。在眾多的借口下，農村勞動力被置于國家勞動法規保護的范圍之外，基本無視其自身關于勞動時間、最低工資以及福利等的規定。正是那樣的做法促使中國處于國家法規保護范圍之外的“非正規經濟”驚人地擴張，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GDP增長。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每周平均工作58.4小時，其中89%工作時間要超過國家規定的44小時，而其人員中只有12.2%具有醫療保險、7.6%具有退休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0;亦見黃宗智2011a：92)(最近三年[2009~2011]的醫療改革，雖然已把基本的低度保障覆蓋面擴大到大多數——95%——的農民，但農民和城市居民醫療保障間的差別仍然十分懸殊——具體見下面關于重慶經驗的討論。)在這些方面，2009年的監測報告和之前2006年的另一個系統的報告基本一致(“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報告”，2006)
但2009年的“監測報告”沒有系統比較農民工收入和正規經濟職工收入間的差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仍然要依賴2006年的“研究報告”。它證明，農民工的平均工作時間是正規職工的1.5倍，但其每月平均收入只有正規職工的60%。(同上;亦見黃宗智2009a：53)另一個與之并行的、由國際學者組成的調查報告同樣證明，農民工的平均收入只有正規職工的一半((Gustafsson, Li and Sicular 2008: 12, 29; Huang 2009a: 53~54)。而兩個研究的結論都沒有把福利差別計算在內。我們可以說，許多地方官員和私營商人之所以能夠致富，正是借助于如此的廉價勞動力。其性質和歷史上西方帝國主義者在其殖民地的作為實在沒有太大差別。
毋庸置疑，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農村土地乃是外來資本之所以能夠獲得超額回報的關鍵，也是一些地方官員賴以致富的關鍵。在那樣的環境中，可以預料的是，部分官員、商人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會相互聯合來給予自己的行為一定的正當性。人們把這樣的現象稱為“政、商、學[的]鐵三角”(洛山愚士2012)。
嚴重的貪污行為同時受到左派和右派的評擊，而集體性的抗議事件則主要是左派在關注和評論。前一種現象可以鮮明地見于眾多高級官員因貪污而被判刑的案件，也可見于地方上的非理性形象工程以及對GDP增長的盲目追求。后者則可見于日增月盛的群體性抗議事件——根據官方統計，2007、2008、2009連續三年超過9萬件一年，主要是源于對征地和拆遷的抗議(于建嶸2010)。
世界銀行歷次對全球各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度的衡量是關于這些現象的社會背景的比較中立的研究。它們采用的是所謂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發明的方法，0.00標示絕對平等，1.00標示絕對不平等)。大部分發達國家處于0.30到0.40之間，而中國在改革初期(1982年)的系數是0.30，乃是全球比較平等的國家。到了2005年，該系數已經升到0.45，在131個國家中排行第90，成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2005: 13)。城鄉差別則從1985年的1.8：1跳到2007年的3.3：1(World Bank 2009: 34, and fig. 2.36; 亦見 黃宗智、高原、彭玉生 2012: 25)。
廉價勞動力是中國之所以能夠吸引這么多的外來投資的關鍵。根據美國著名的布魯金斯智庫的一個近期研究，外來投資回報率在近二三十年中一直都維持在20%以上(Bai, Hsieh and Qian 2006: 62; 亦見黃宗智 2010b: 145)。在如此的資本回報率下，難怪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一項對相關專家和跨國公司的調查發現，中國作為投資目的地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分數遠高于其它國家(高柏2006：表7;亦見黃宗智2010bb: 145)。這也是中國GDP增長率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
顯然，中國社會的嚴重貧富不均正是來自以上的因素。廉價勞動力是不公平對待1.53億“離土離鄉”農民工的根本原因。它一定程度上也是農村繼續貧窮的原因，是農村像歷史上 “第三世界”殖民地那樣被帝國主義“第一世界”“剝削”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原因。
同時，農民工報酬被壓到如此之低的水平的一個重要組織性“秘訣”是家庭作為農村基本經濟單位的頑強持續至今。來自農村的農民工，即便能夠憑薪酬在城市維持生活，很容易被逼依賴其家鄉的家庭農場來替代其退休、醫療、失業、教育等“福利”。同理，政府可以把農產品價格和農業報酬控制在較低的水平。近年來的做法是國家大規模(高達年總產的20%)儲備糧食、棉花、豬肉等基本農產品，在價格低時收購、高時拋出，借以平抑價格波動，將其控制于一定范圍之內，一如歷史上的國家“常平倉”那樣。而農產品的相對低廉價格之所以能夠維持，部分原因正是因為農民可以被迫部分依賴其在城鎮打工的家庭成員的收入來維持家庭生計(黃宗智2011a; 2012a; 2012b)
5.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論析
國內的“主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出發點不是上述的基本事實，而是關于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的理論假設。在他們的原教旨市場主義信念下，唯有在市場的自由平等競爭下才可能做到資源配置最優化。國營公司違反這個基本規律，因為它們濫用“公權力”來獲得特殊的優勢，例如無償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的使用、特殊的貸款條件、特殊的稅收優惠等，等于是一個壟斷企業所占據的特別有利條件。他們認為，如果把這些“不公平”的因素計算在內，就會發現國營企業的效率其實遠低于私營企業、其成本遠高于私營企業。國營企業實際上要么是是沒有利潤的、要么是低利潤的，其實是不可持續的。因此，中國必須進一步完全私有化和市場化(這里的循環邏輯顯而易見)。這正是國內今天影響最大的“新制度經濟學”機構‘天則’經濟研究所關于國企的最新研究的基本論點。(天則經濟研究所2011)其主任盛洪教授最近更在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總結了如此的觀點(盛洪2012)。
與上述論點略有不同的是林毅夫(此前在世界銀行的中國代表、副行長和 “首席經濟學家”)的“比較優勢”論點。對林毅夫來說，制度經濟學家們過分強調私有產權的決定性作用。林認為，更加基本的因素是理性的資源配置。中國“資源稟賦”中的“比較優勢”是充裕的勞動力。毛澤東時代無視這個基本經濟現實而優先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而不是勞動密集的輕工業。正因為違反了基本資源配置經濟規律，國有企業只可能是虧本的，只可能依賴國家撥款而不是企業的市場利潤來維持，由此導致科爾奈所指出的“預算軟約束”。因此，最關鍵的改革不是樹立私有產權，而是遵循比較優勢的基本經濟規律——也就是說，中國國家要優先發展勞動力密集、非資本密集的輕工業而不是重工業。(林毅夫、李志赟2005)
顯然，林毅夫的論析其實仍然完全來自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框架。它要比盛洪和天則經濟研究所的論析更“古典”。它使我們更多聯想到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而不是科斯或諾斯，而盛洪與天則經濟研究所則更多源自科斯-諾斯的理論。顯然，對拒絕原教旨市場主義信念的學者們來說，林毅夫和制度經濟學學者們間的差別只不過是主旋律的變奏，類似于基督教中的不同宗派。兩者都不會質疑最優化市場的基本前提。兩者都強烈反對任何違反自由市場“規律”的行為。
我之所以反對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的論析首先是因為他們對國營公司的估計。當然，在國企的公司化過程中出現了不少貪污、腐敗行為，如此的例子很多，說明亟需更嚴密的監控。但是，國營公司的運作并不是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沒有競爭力;它們其實必須在全球化經濟中進行競爭并且已經在那樣的競爭中顯示了一定的活力。實際上，與發達國家的全球化公司相比，中國的企業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同樣，是比較欠缺資本和落后的。正因為如此，唯有在國家的積極扶助和參與下，它們才有可能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競爭。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它們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不然的話，它們不會如此快速地進入財富500強的行列，也不會展示如此成功的利潤績效(下面還要討論)。
國營公司必然是壟斷公司的理論假設其實并不適用于改革時期中國的混合經濟。正如戴慕珍、魏昂德和錢穎一等已經論證，上世紀80年代的鄉鎮企業和90年代的地方政府，都是在與其它企業和其它地方競爭的環境中運作的，之后大型企業則更要與境外的企業和國家競爭。本世紀00年代的大型國營公司顯然也如此。
此外更要指出，國家所有和國家經營本身絕對不是官員貪污和逐利的緣由。顯而易見，毛澤東時代的完全國有的企業幾乎沒有貪污。腐敗貪污普遍是在國有企業改制為盈利性國有公司過程的空隙中呈現的。其實，更進一步的私有化只可能會導致更多的腐敗，正如在俄羅斯和東歐所顯示的那樣(Hamm, King and Stuckler 2012)。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以拒絕盈利性國營公司的部分原因是他們所依賴的理論的出發點是個完全私有的市場經濟。由此才會認為國營公司乃是對經濟的一種侵入，所導致的是濫用“公權力”的“不公平”競爭。但中國改革期經濟的起點實際上不是私有經濟而是國有經濟，而且今天依然是個將近一半是國有經濟的混合經濟體。我們如果從現實出發，就會得出不同的看法：正因為國有公司乃是“全民所有”，它們的利潤和資源可以不侵犯私有經濟和利益而被用于公益，遠遠超出一個私有經濟體系所能想象的地步。這樣，問題不是國有盈利公司應否存在，而是怎樣把它們改變為服務于公益的公司。
所以，中國當前的正確經濟政策不是新自由主義學者們所提倡的方案。消除國有和國營公司只可能嚴重削弱而不是強化中國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當前需要的不是消除它們，而是要更完全更好地遏制貪污腐敗，并把國營公司引導向比盈利更崇高的公共服務價值目標和使命。
6．中國銀行的案例
在進一步分析之前，我們應該討論一下國有企業轉變為國營(盈利)公司在微觀層面上、即在企業內部到底意味著什么樣的變化?這是一般的經濟學家們不會關注的問題，因為他們注意的主要是理論“規律”和宏觀數據。而我們這里要問的是，在公司的微觀運作層面，市場化行為是否真的像科爾奈說的那樣不可能和國家所有與國家經營相結合?是否唯有私有化才可能破除官僚行為?如此的問題亟需一位具有洞見能力的經濟人類學家來系統深入研究。
在那之前，我們要感謝新近發表的中國銀行(中行)董事長(和黨委書記)肖鋼(2011)關于自己近年來領導中行改革的比較細致的回顧和論述，我們可以據此作一些初步的分析。中行是一個好的案例，因為它是個比較高度官僚化的單位，也是較晚被執行市場化改革的單位。而且，肖鋼的追述不是抽象的理論性探索，而是具有一定說服力的實踐回顧。
首先，此書說明的是，國有企業公司化的關鍵并不簡單是、甚或不主要是產權的
改革，而更主要是該單位人員價值觀的改革。肖稱之為從“官本位”的態度/文化轉化為“民本位”。要體會肖鋼所表達的道理，我們只需稍微回憶之前國內銀行職員的官僚態度——在等待了一個多小時之后，“顧客”所面對的是一個說話像官員對小民發話的辦事員。新的理念是要破除如此的“文化”而建立一個為顧客(“民本位”)服務的態度。
肖鋼的論述會使我們聯想到科爾奈理論的某些部分。舊的運作“文化”源自中行的官僚人事制度，其領導職員擁有官僚職位，諸如處長、副處長、科長、副科長，是龐大的官僚等級體制中的一部分。我們可以補充說，如此的“共產黨”管理人員所繼承的是傳統的官僚文化——人們要經過長年的苦讀和考試才有可能成為一名官員，因此很自然地會把自己的官職當作某種報償，并自然地期待一定的特權和報酬。從而導致肖鋼所描述的現象：“員工對企業的‘索取’和‘依賴’思想，大于對企業的‘貢獻’和‘發展’思想。”(第31頁及其后)
同時，“官本位”的企業文化意味的是非常稀少的晉升機會。唯一的途徑是官職的提升——唯有升官才能獲得更高的報酬、更大的權力、更高的榮譽。在肖鋼的描述中，這個制度等于是“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第41~42頁)。這里我們可以再加補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國體系更僵化了如此的官僚制度，在繁瑣的等級中，從中央往下每一層對下一層進行緊密的控制。升官意味著要獲得上一層官員的認可，因此而促使層層官員的普遍媚上和任人唯親。
正如肖鋼所說，類似單位的改革關鍵在于其運作文化。他特別強調需要重視專業技能(第5章)，為此，中行努力建立了憑專業技能晉升的途徑，使其薪酬相應于專業知識、技術和表現，使其和管理人員能夠達到同等甚或更高的薪酬。同時，盡可能促使審核制度專業化，對人員的顧客服務或新業務開發表現進行“科學的”評估。在肖看來，不能像高校審核制度那樣只走形式。
肖鋼提到幾個其它的次級措施。一是盡可能引進青年人才。另一個是在中行內部創辦專業培訓班，借以提高現有人員的專業水平。再則是聘雇外國顧問公司來協助改造銀行的“人力資源”，特別是英國的一家翰維特公司(Hewitt Associates)，到2011年已經持續八年，對中行的改革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第34頁)。最后是從國外以數百萬元人民幣的(按照中國水準來說)高薪聘請總行的信貸風險總監。這里，肖特地提到一位這方面具有豐富經驗的美國專家Lonnie Dounn(中文名字叫董樂明)。顯然，這是為了更好地避免重犯過去(因關系或政策而導致的)眾多壞債的失誤。
和以上的一系列措施相比，央行資產的私有化顯然并不那么關鍵。這里肖鋼的敘述直接挑戰科爾奈的理論。央行固然引進了四家外資伙伴，即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瑞士銀行(Swiss Bank)、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和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 Singapore)，但四家的股份加起來總共才16.85% , 而作為中行法人的中國匯金公司所持股權則仍然占到83.15%。顯然，引進外資的目的并不是要終止國有產權，而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在香港上市(2006年)——一個具有知名國際機構投資的公司對可能的投資者來說，要比中國國家獨資公司更有吸引力。對四個外來投資銀行/公司來說，其目的其實主要是上市的利潤，而不是為了成為中行真正的伙伴。事實上，中行和這四家銀行/投資公司的協議中包括中行無條件保證三年之內每年年終每股凈資產值不會低于2004年年終簽約時候的資產值，并且，如果在這個固定期間上市失敗，這些外來機構可以撤回其所投資本。(第75~77頁)
從一個“國有企業”轉化為一個上市公司(雖然仍然是國有絕對控股的公司)意味著一系列的變化。之后中行的管理層必須以公司的股票市價為重，因此也必須關注利潤和效率。同時，股市的法則規定公司在關鍵信息方面必須要做到一定的透明度。由此，也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投資者的“監督”。私人投資者通過市場而掌握到一定的影響力，哪怕只是非常有限的權力。綜合起來，正如肖鋼所說，這些是改變中行內部“文化”的重要因素。
但是，中行在其它方面仍然維持了中國國家單位的一系列特征。在其28萬職工中，足足有10萬黨員，共分6千多個小組、支部。(第95頁)銀行內部具有完全的黨組織，包括其最高權力機關的黨委，以及宣傳、紀律、組織等各部門(第75頁)。作為黨委書記和董事長，肖鋼無疑是全行的“第一把手”。
顯然，這家國有公司的支配權是由共產黨的國家組織所掌握的。銀行的董事會固然包含外國投資機構的代表，但控股的中央匯金公司有權委任六名董事。同時，董事會只有權力委任全行行長和副行長，無權委任十分關鍵的25個組成部門的領導人員。國家政策和銀行利益間如果出現矛盾，作為董事長和黨委書記，肖鋼占據協調和斡旋其間的關鍵位置。
在科爾奈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眼里，這一切肯定是過分的國家控制和干預，何況從產權角度考慮，中行仍然處于不可接受的企業基本國有的狀態。但是，雖然如此，中行在肖鋼的領導下，其實績效磊磊。在2004到2009的五年間，其資產值翻了一番，凈利潤則增加了三倍(第28頁)。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保守”(即具有相對高比例的資金儲備而且完全不涉足金融衍生產品)的中行來說實際上是好機遇。在世界眾多銀行虧本的現實中，中國的銀行大多仍然賺錢，因此占到全球銀行所得利潤的高比例。在金融海嘯之前的2007年，中國銀行業的(稅前)利潤才是全球1000大銀行的4.6%，到2008年這個比例上升到10%，2009年更高達74%，2010年仍然居高于26% (第23頁，表1-2)。憑借如此的績效，中行以及中國的銀行業可以說已經穩穩站定于全球經濟中。[3]
這樣，肖鋼的著作為我們說明，國有企業的改革并不簡單是私有對國有、私營對國營的二元對立問題，而更重要地關乎“企業”人員在市場化經濟中的目的、價值觀和工作倫理。這些才是國有的中國銀行改革“轉型”為國有盈利公司的真正關鍵要點。更重要的是，共產黨的參與和支配看來和一個要在國內外競爭的盈利公司并不相互排除。和新自由主義的預期不同，中國的國營公司似乎完全有能力成為資本主義游戲的贏家。
當前最需要的可能是進一步明確類似單位的使命。如果銀行的利潤只被少數權貴(例如銀行經理和國家股權公司的關鍵人員)或公司本身所占有，改變單位運作文化而為公共服務只可能是空談。真正的考驗是銀行的利潤是否真為人民的利益所用。
7．社會不公
新自由主義學術的最嚴重的失誤是其對社會問題的思考方面。在當今中國的城市中，確實已經興起了一個足可比擬西方和日本“中產階級”收入水平的階層。他們擁有西式的公寓型“房子”，開的是昂貴的(常是進口的)轎車，并出入于價格上連一個美國“中產階級”分子都覺得太貴的百貨商店。
這個精英階層的絕對數固然足可使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潛力感到興奮。具體多少人主要看對“中產階級”如何定義。國家統計局在2005年的一項研究中采用的定義是，家庭年收入6萬到50萬元人民幣(即當時的約7500美元到62500美元——按照美國的收入水平來說，其實才處于中下層)，憑那個定義，中國的中產階級只占到其全人口的5.04%。 2007年這個數字上升到6.15% (《國家統計局稱 . . . . . .》2007; 亦見黃宗智2010a: 198) 。 今天，我們 如果用5%的數字，那就意味這個所謂“中產階級”的總人數是7千萬人左右，用10%的數字，就是1.35億人，15%的話則超過2億人。對全球化的跨國公司來說，正是根據中國“中產階級”行將快速增長到類似美國中產階級所占比例的想象，認為中國將會成為全球最大的中產階級商品市場。
但是，應該明確，這個被誤稱為“中產階級”的中國新興階層實際上只占到全國人口的較小比例，并且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如此。上面已經說過，我們只需要提醒自己，2010年全國就業人員中，共有1.53億城鎮(城關鎮以上的城鎮)農民工、1.56億(城關鎮以下的)鄉鎮企業的農民和非農民職工、0.5億的下崗工人、2.60億的務農農民、0.23億從事鄉村“服務業”的“個體戶”，以及0.30億的鄉村“私營企業”職工。顯而易見，低收入人群的總數是6.72億，占到全國總從業人員中的絕大多數——86%。
新自由主義學者一般拒絕承認以上的事實，試圖借用一些源自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模式來爭論這些低收入人群只占少數甚或并不存在。譬如，新自由主義學者借用劉易斯(W. Arthur Lewis)的二元經濟模式的預測 —— 即現代經濟部門和具有“勞動力無限供應”并因此工資遠低于現代部門的傳統經濟部門，伴隨經濟發展，將會進入一個“轉折點”而整合為單一的勞動市場 —— 來論證中國已經進入了那樣的拐點(蔡昉2007;亦見黃宗智2009a: 57)。其目的是要我們想象一個已經整合于城市“中產階級”水平的勞動力市場。另一個同樣影響很大的新自由主義社會學家們的論點是，中國社會已經形成類似于美國的中間寬闊的“橄欖型”而不是“金字塔型”結構。(陸學藝2002， 2003， 2007;亦見黃宗智2009a: 58)。與“拐點”“理論”同樣，它是要我們想象一個和美國相同的、占到人口大多數的“中產階級”。這些學者都非常認真地堅持這樣的論點，基本無視中國86%的勞動力是在二等的非正規經濟中工作和生活的現實。
后者正是中國發展經驗最令人擔憂的一面。正是如此幅度的非正規經濟使得中國，雖然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且可能行將成為第一)，但同時(根據世界銀行的測量)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以人數來計算，全國13.5億人中有足足11.6億是在非正規經濟中生活和工作的。而且，總人口中有15.9%，亦即2.15億人處于世界銀行采用的日用1.25元美元(約8元人民幣)的貧困線以下。(World Bank 2008; 亦見黃宗智2010a：13~14)
社會不公是中國發展經驗不可持續的關鍵原因。大多數人民的相對貧窮是遏制內需和迫使中國經濟依賴出口的理由。這個問題之所以特別嚴重和緊迫是因為中國革命傳統的核心理念是社會公平，其自我定義是為勞動人民謀求幸福。在近三十年的改革經濟實踐之中，這個革命傳統在實踐層面上固然不具有太多實在的意義，但在話語層面上則一直被中國共產黨繼續沿用(雖然嚴禁談階級斗爭)，而且久不久特別強調社會公平(例如所謂的“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社會公平理念雖然和社會實際相去很遠，但作為一個理念，它仍然被民眾廣泛認可，而其部分原因正是因為共產黨本身在話語(修辭)層面上對其一再強調。
不可持續不僅是個社會問題，也是個經濟問題。這是因為中國迄今主要依賴的是出口主導的經濟增長，通過其廉價勞動力而為世界各地提供廉價商品。但是，經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人們已經幾乎都認識到，如果中國要維持其高速的發展，必須更多地依賴國內的需求和消費。而要擴大內需，必須提高其非正規經濟中的工農收入和消費——因為他們占據人口的絕大多數并且是把收入最大比例用于消費的人群。
至于環境污染問題，地方政府的積極招商引資不僅導致了對國家勞動法規的無視，也導致了對國家環境法規的無視。(Economy 2004; 張玉林 2007, 2009; 亦見 黃宗智 2009b: 81) 無論中央的用意和修辭如何，地方政府在運作中的實踐乃是中國今天環境污染危機的一個關鍵原因。這方面顯然同樣不可持續。
8．重慶的實驗
有的讀者可能會覺得本文所隱含的關于社會公正的倡議只是沒有實際根據的憑空臆想。為此，我們下面要轉入關于重慶市(人口3.3千萬;在冊農民2.3千萬)最近幾年實驗的簡短討論。那里，地方政府依賴的正是國營公司的特長來推動快速的GDP增長，五年(2007~2011)平均年增長率16%(見屈宏斌2012的詳細研究)，同時，也借助于國營公司的利潤而做到特別出色的社會(公平)發展。在重慶，國營公司的利潤被稱作稅收(第一財政)和(城市建設)土地“出讓”(給開發商)收入(第二財政)之外的“第三財政”。(黃宗智2011b)。
首先，第三財政的收入被用于為在城市打工的“二等公民”農民工提供與市民相等的福利。改變戶籍的農民可以在五年期間保留其土地權益(下面還要討論)。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2年的系統的研究報告說明，此項工程在2010年8月啟動，到2012年3月，才一年半的時間里便已經為322萬農民工改變了戶籍，提前完成了原來計劃要三年時間的工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2; 亦見黃宗智2011b)。這個數目基本包括所有在主城區工作五年以上以及在其它各區城鎮工作三年以上的農民工。轉為市民身份意味著他們現在享有和城鎮居民同等的醫療、退休、教育等福利。
正如市長黃奇帆所說，之前的重慶福利制度含有兩個不同等級。其間的差別鮮明地體現于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賠償費：一個城市居民是20到30萬元，而一個農民則只有8萬到10萬元。至于普通的福利，按照重慶市的規定，在主城區的單位要為其市民職工的退休福利支付其工資的20%，但為農民工則只需要支付12%;要為其市民職工的醫療保險支付1400元/年，而為農民工則只支付480元。(上文指出，近三年的醫改把95%的農民納入基本低等醫療保險，但絕對沒有能夠做到城鄉同等的醫療保險和服務。)要整合為同一標準，光是這兩項福利市政府便需要在15年期間為農民工每人支出約2萬元。此外，對許多農民工來說，更關鍵的是教育費：城市居民基本免費，但一個農民工家庭如果要讓其子女在城市上學，必須支付數千元/年或更高的“擇校費”。(九年免費普及教育只在戶籍所在地生效。)要為農民工提供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衛生和住處等服務，還需要大約1萬元/人(黃奇帆2010)。
另一項為農民工(以及新生代大學生和城市低收入群體)建造廉價公租房的工程同樣感人。市政府正在建筑4千萬平方米的公租房，計劃人均約15~20平方米，租價每月約10元一平方米，也就是說，一家三口一套的50~60平方米的兩室一廳房子月租價約500~600元(遠遠低于一個北京年輕講師為一個一室一廳所必須支付的起碼3000元/月的租金)。這樣，可以為200~300萬人提供住房。按照規定租戶可以在五年之后購買其所住的房子，但不能在市場上盈利出售，只能反售給市房管部門。(黃宗智2011b: 17及其后)截至2011年底，已有8.2萬套主城區房子以及3萬套散布其它各區城市的房子，經過公開和透明的搖號配租程序，被分配給總共30多萬人。(“重慶公租房. . . . . .”，2011)在主城區，新蓋的公租房被分布于21個不同的商品房大組團，這樣，避免形成公租房貧民區，讓公租房和一般商品房享有同等的社區公共設備和服務。(黃宗智2011b:17)
資金的主要來源是政府所儲備的土地的市場增值以及國營公司的利潤。2012年始，重慶的國營公司須要為公共利益上繳其利潤的30%給市政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2)，而重慶市政府則從2008年開始每年把其總支出的50%以上用于類似上述的民生工程(“國企托底 . . . . . .”2010;黃宗智2011b: 17 )
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來說，這樣的國家福利開銷和計劃經濟時代不可持續的政策是相同的。但重慶的戰略不是像革命經濟時代那樣的為公平而公平，而是借助社會發展來推動經濟發展。顯然，把農民工轉化為城市居民，并大幅度提高其生活水平，定然會擴大國內需求和消費。
此外應該明確，把國有公司的利潤用于民生絕對不是什么“不公平”的措施，因為國企自始便是“全民所有”。把國營公司的利潤用于提高為中國經濟發展付出最多的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少數權貴的私利，乃是再公平不過的事情。這里隱含的設想是把國營公司建設為真正意義的“公共公司”。這樣的舉措可以有不同的理論根據：譬如，以城市來扶助農村，或以富裕來扶助貧窮，有點像發達國家為(其前殖民地)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那樣。但我認為更強有力的論據是促使“全民所有”單位為全民公益做出貢獻。
在如此發展戰略下的重慶，其經濟狀況顯然相當健康。這個事實的最好見證也許是重慶的房地產業和市場，十分不同于中國其它大城市。重慶市政府對住房這個中國頭號民生問題采用的是分三個層次的做法，一是占據30%比例的廉價公租房(相對于其它地方的才3%~5%)，二是60%的商品房，三是10%要交納特別物業稅的高檔奢侈房。此外，政府一直嚴格控制房產地價，規定不能超過樓盤價格的1/3。結果是，截至2011年底，政府仍然把市區新蓋房子均價控制在2010年的6000~7000元/平米。這是一個中等收入階層能夠支撐得起的價格(相對于北京和上海等地市區的起碼30000元)。(黃宗智2011 b: 18;2011c; 亦見“重慶市主城九區新建商品住房均價 . . . . . . ” 2012年12月31日)這樣的情況顯示的不是“房地產泡沫”而是一個可持續的、結合私營和國營公司的房地產業和市場。
此外，重慶的國營公司大多數(雖然不是全部)是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公司，諸如高速公路建設、能源提供、城市交通、水務、公租房建設等。整體來說，這些國營公司并沒有妨礙私營公司的引進和發展，其實一定程度上為其提供了必須條件。事實是，2001年到2009年重慶非國營企業在GDP中所占比例從40%上升到了60%(王紹光2011：圖5;亦見黃宗智2011b:22)。這是和全國基本平行的發展趨勢(胡鞍鋼2012)。
重慶市的例子證明，用國營公司的利潤來促進公平發展是條可行的道路。也就是說，超越西方現代經濟思想的私與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二元對立，而采用一個在中國實際情況下比較實用的做法，即把在官僚經營和再分配政策下不堪重負的國有企業轉化為生氣蓬勃的市場化國營盈利公司，但不是為盈利而盈利(或為管理層、地方政府或公司本身而盈利)，而是為了公共利益而盈利。而整個經濟體系則是個國營與私營公司的混合體。
在經營公司以外，政府在其它方面的積極舉措也是這一切之所以成為可能的關鍵。一個特別能說明問題的是渝新歐鐵路運輸。它創建的目的是把位于內地的重慶建立為一個“口岸”，打通它與龐大的歐洲市場的連接。首先是與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而后是與波蘭、白俄羅斯和德國達成協議，讓貨物在重慶一次性過關，然后通過上列國家直達德國的杜伊斯堡(Duisburg)。全程共需14天，[4] 要比通過上海或深圳而后海運到歐洲快20來天。2011年5月，距原來和哈薩克斯坦與俄羅斯簽訂協議還不到一年，黃奇帆報告說鐵路已經開通。到了2012年4月，已經每周通行兩個班次，預計年終將會達到一周三個班次。同時，成立渝新歐物流公司，由重慶市控股，哈、俄、德等參股。目前，每40英尺的集裝箱運價不過8900美元，預期可以進一步減低。(“渝新歐鐵路”，2012;“渝新歐物流公司”，2012;黃宗智2011b：8)
正是那樣的物流條件的預期，促使重慶能在與其它地方政府競爭之下，吸引到惠普(Hewlett Packard)、富士康(Foxconn)、宏基(Acer)、廣達(Quanta)、英業達(Inventec)等公司，借以創建其新的信息產業園區。2012年4月，僅僅在和惠普與富士康在2009年8月簽訂協議的兩年半之后，重慶已經達到年生產不止5千萬臺筆記本電腦的地步，預期在2014年可能達到1億臺/年，相當于原來預測的全世界3億臺總銷售量的1/3。那樣的話，重慶將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地。(“重慶今年擬生產 . . . . . .”，2012; 黃宗智2011c: 7)
毋庸說，這樣和歐洲的物流連接對其它產業也起了關鍵作用，例如天然氣和MDI(是生產被廣泛用于冷熱保溫的聚氨酯polyurethane的主要原料)生產，由德國的化工產業巨頭巴斯夫BASF公司的350億元投資帶頭;以及汽車產業，主要是長安汽車公司和其伙伴美國福特Ford公司。顯然，一個私營企業，甚或一個國營公司都不可能推動如此的投資和發展。只有政府(中央和地方)才有這樣的能力(更詳細的討論見黃宗智2011b: 7~9)。
可以見得，重慶的發展戰略明智地借助/利用跨國公司，依賴它們來推動產業的“集聚效應”。同時，它廣泛使用“土地財政”，在這點上和中國其它地方基本相似(詳細討論見黃宗智2011b: 9~10)。另外，和其它地方一樣，它必須和私營企業、其它地方政府以及國外的企業競爭。
它和中國其它地方的不同是它特別突出社會公正，而且不僅是為公正而公正，而是借以推動經濟發展。這個發展戰略非常清晰地顯示于重慶政府處理土地的方法。土地收入在全國各處都是政府預算外收入的主要來源，但重慶沒有讓土地的市場增值(我們可以理解為一個三階段的過程：從原來的征地到具備基礎建設的“熟”地，到最終蓋好樓盤的地)完全歸屬于開發商和政府機關，而是把其用于公共服務和社會公平。最好的例子是廉價公租房——這里，政府的“投資”主要是其所儲備的土地及其增值，而后用樓盤的租金(包括出租給商店的租金)來支付貸款利息，本金則用樓盤出售收入來支付。其經濟戰略，正如(已被免職的)黨委書記薄熙來和市長黃奇帆所說，是借助社會發展來推動經濟發展，借助提高社會低收入人員的生活水平來擴大內需。他們的目標不僅是GDP發展，也是公平意義上的社會發展，其衡量標準則是世界銀行所用的基尼系數和城鄉收入差別。(黃宗智2011b:16~19)
此外，市政府大力推動“微型”私營企業的發展，借以擴大就業。一個自身投資10萬元、解決7個人就業的私營企業，可以獲得政府5萬元的資助，另加15萬元的貸款，由此形成30萬元的啟動資本。這項工程的計劃是到2015年發展總共15萬家如此的微型企業，預期為100萬人提供就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2)。2011年年底，此項工程已經促成5萬個這樣的新興企業，職工共35萬多人(崔之元2012)。
至于農村，市政府發起了“三權三證”的工程，目的是讓農民可以用自己的土地權益來作為抵押向國家正式金融機構貸款，而此前農民都只能向親鄰朋友(或高利貸商人)非正規地貸款。每畝被復墾的農村宅基地，經過證明可以換取一畝地的“地票”，而在現有的土地制度下，這樣的地票可以允許地方政府在中央嚴格維持“18億畝[耕地]紅線”的政策下增加一畝城市建設用地，而那樣的建設用地必然會增值。我們可以用形式化的1萬元/畝未開發的土地價格，10萬元/畝具備基礎設施的熟地，和100萬元/畝的最終具有樓盤的地來概括。因此，對地方政府和開發商來說，每畝地票都具有一定的市場價值。重慶市政府的政策是，讓農民用其地權的85%的市值來作為抵押向銀行貸款。2010年年底， 1畝地“地票”(在政府創辦的地票交易所)的市價已經達到10萬元，2011年7月更增至15.5萬元。對農民的其它兩種地權，即承包地權和林地權，市政府采取同樣的做法(當然，其市場價格要比宅基地低得多)。此項工程在2011年4月啟動，計劃到2015年將貸款1000億元給農民。2011年年底，當地銀行已經貸出57億元。這是個創新性的舉措，也許能夠為不少農民提供融資的機會。(“2015年 . . . . . .” 2012;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26~27;亦見黃宗智2011b)
重慶的實驗固然因為其黨委書記薄熙來在2012年3月被突然免職而遭受到一定的挫折，但是，從長遠的視角來看，那并不意味著它的經驗因此并不重要。中國過去的發展經驗中的極端社會不公和內需貧乏(也包括環境污染)顯然是不可持續的。重慶的實驗提供的是一條新的比較公平的發展道路。它與過去經驗的不同在于用公平發展來推動內需和消費，并借助國營公司的利潤來為其提供必要的資金。
9．“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我們可以用人們慣常用來描述中國改革時期經濟的兩個對立詞——“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突出重慶實驗所提出的問題。
國家資本主義一詞所表達的是中國今天的經濟具有一系列的資本主義經濟特征——資本占到主導地位、以盈利為主的經濟體系、資本家和其雇用的職工收入懸殊等，只不過國家依然扮演較大的角色，尤其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以及其國有和國營公司。與計劃經濟時代主要的不同是市場和盈利道德觀取代了計劃和革命再分配道德觀。此詞所突出的是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資本主義實質。
另一個常用詞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中國官方自1993年前后開始使用的正式表達。基本概念是這個經濟體系是市場主導和市場推動的，在這方面和資本主義經濟相同，但其目標則是社會主義的。當然，“社會主義”這個詞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包括計劃經濟和國有經濟，但在本文的使用中，以及在重慶的實驗中，它主要代表的是一個帶有社會公正的國營+私營公司的混合經濟體，其理念是“共同致富”。此詞的含義是經濟發展(“致富”)，但是這是帶有社會公正的發展，而不是沒有社會公正的發展。
本文的討論說明的是，中國改革時期的實際是“國家資本主義”多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正是為什么帶有社會公正感的進步知識分子會對改革提出這么多的批評和抗議。他們不反對市場經濟，但他們認為，中國革命的社會公正理念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私人逐利所取代。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重慶實驗對大多數的民眾來說具有特別強烈的吸引力。因為他們知道，在目前的情況下自己沒有太大希望能夠達到在城市買房、買車的“中產階級”精英的收入水平。該人群包括農民工和下崗工人的絕大多數，也包括在城市從事各種銷售或服務的個體戶，以及農村的務農農民和服務業農民，甚至包括一定比例的“中等收入”的城市白領，亦即全從業人員的大多數。
重慶實驗的基本概念簡單明了。在城市化過程中資產、尤其是城市建設用地的市場增值，不應該只歸屬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官員私囊或其個人的官位爬升，或政府的形象工程和辦公室等)，而應該歸屬人民公益(“民生”)。例如，為城市30%低收入人群提供廉價公租房、為農民工提供與市民同等的福利、以及為農民提供把其土地權益“資本化”(即用作抵押來貸款)的途徑。正是那樣的具體措施獲得當地人民廣泛的歡迎，而其它地方的人民，一旦獲知其真相，也大多支持重慶的實驗。對許多人來說，重慶經驗代表的是，占全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人群能夠分享到中國驚人GDP增長所附帶的利益的一條道路。
上述兩詞的對立所捕獲的正是中國今天面臨的中心問題：是繼續沿著“國家資本主義”道路走呢，還是調整方向、賦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口號實實在在的內容?鄧小平的改革思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隱喻的最終目標還是“共同致富”，但是，社會公正的問題被暫時擱置到未來，甚至被國家沿用的社會主義修辭而掩蓋。但在最近的幾年中，正因為重慶實驗賦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體和真實的內容，社會公正問題再次被提到了人們的面前。在我看來，這才是重慶實驗對未來的史學家們來說所具有的真正意義。
10．結論
簡言之，以上對三十年來中國發展經驗的回顧指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其所經營的國有公司，在中國快速的GDP增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理由是，在中國市場化的和混合的經濟之中，國家顯然比私營企業具備更有利的競爭條件，諸如克服官僚制度的重重障礙、組織和動員資源、獲取補貼和稅收優惠，乃至繞過甚或違反國家自身的勞動和環境法規等，借以擴大公司的利潤。我們甚至可以把這些條件稱作一種制度性的“比較優勢”。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同樣，它們是中國過去發展動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比較明顯的經驗敘述之所以如此充滿爭議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話語在國內外的強大影響。那套話語享有(英國和美國)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也享有自我表述為一門科學的經濟學學科主流的擁護。結果是幾乎所有的觀察者都堅持突出國營公司的短處和夸大私有產權與私營企業所起的作用。事實則是，中國的國家機器在整個改革時期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而國營公司則已經證實自己能夠成功地進入全球市場的盈利競爭。這個事實見證于59家國營公司成功進入“財富”500強行列(非國有公司則只有兩個)。對中國來說，和其它發展中國家同樣，在和具有更充裕的資本和先進的技術的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如果沒有國家的積極參與，如此的成績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這是因為國家是其唯一具有如此強勁勢力的實體。
新自由主義經濟霸權話語所堅持的論點，即唯有私有公司才可能促進經濟發展，其實把我們的注意力導向了一個偽問題。真正關鍵的問題不是國營公司應否扮演重要角色，更不是它們應否存在，而是它們的利潤的用途和目的。迄今為止，其很大比例的利潤被資本家、官員、和國家機器本身所吞噬，而不是被用于全社會和公共利益，因此導致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正如“國家資本主義”一詞所表達的那樣。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試圖爭論社會不公的現實并不存在，借助的是抽象的所謂“劉易斯拐點”模式，試圖論證中國已經進入那樣的拐點，其勞動力市場已經整合于城市的“中產階級”。同時，也借助美國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模式，爭論中國的中產階級已經像美國那樣占到全人口的大多數。但實際是，總從業人員和人口的86%仍然在二等的“非正規經濟”中工作和生活，被迫接受低等的報酬、超常的工作時間，沒有國家勞動法規的保護、沒有(或者只有二等的)醫療、退休等福利，以及沒有在城市學校受教育的權利。只要如此的社會現實依然存在，中國的經濟不可能具有可靠的內需依據。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能理解國家和國營公司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意味著他們也不能理解今天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危機的真正根源。國家所以能夠在經濟發展方面達到如此績效的部分秘訣是其有意無意地憑借繞過甚或違反自己所設立的法規來擴大企業利潤。這才是今天嚴峻的社會不公的真正根源。而這個問題在人民眼中之所以如此惹人注目，部分理由正是因為黨和國家在其話語中一直都在繼續沿用社會主義的公平理念，同時也是因為今天和過去毛澤東時代在這方面的差別極其鮮明。而嚴峻的社會不公正是中國經濟結構之所以脆弱的原因：它不具備穩固的內需和消費基礎。
上文強調的因此不僅是(暫時還占據著霸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嚴重失誤，也是中國調整方向的緊迫必要。當前要做的絕對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一再提倡的消除盈利性國營公司，而是要改變他們所以存在的目的——從賦利予開發商和官員到造福全人民。鑒于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是國有經濟而今天的國營公司依然占據到全國民經濟的將近一半，國營公司在中國發展經驗中的重要性實在再明顯不過了。同時，鑒于國營公司在理論上依然是“全民所有”，它們的利潤應該被用于全體人民而不是少數權貴也再明顯不過。再則是這也是唯一可以有效擴大內需而促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要調整其方向，國家可以從嚴格控制貪污腐敗著手，并明確規定國營公司的利潤必須被用于公共利益來改正當前嚴峻的社會不公。那樣的話，既可以幫助推進國營公司運作文化的改造也可以為國營公司所享有的一些特殊有利條件提供正當性。關鍵不在消除國有公司而在促使他們服務于全社會。
最近的重慶經驗讓我們初步窺見這種做法的潛力。(即便是中國銀行的例子也證實，樹立比盈利高尚的理念對改革銀行的運作文化是多么的重要。)這是現有“主流”經濟思想所不能理解的要點，也是重新塑造中國未來的要點。它是一條真正能夠結合中國革命的社會公正理念和中國改革的經濟發展“奇跡”的道路，也是一條能夠超越傳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結合私營和國營公司、市場經濟和社會公正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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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0年的《中國統計年鑒》表4-3給出的“第一產業”人員總數是2.97億，但其表4-2則顯示，其中許多人是兼業的，而兼業人員中共有0.37億人在統計中被納入“個體戶”或“私營企業”范疇。這里的2.60億數字得自鄉村從業人員總數的4.69億，減去1.56鄉鎮企業職工、0.30億私營企業職工和0.23億個體戶。(《中國統計年鑒》2010：表4-2、4-3。
[2] 也有固定資產投資數。
[3] “財富”500強上列名的四家中國銀行是中國工商銀行(排名第170)、中國銀行(215)、中國建設銀行(230)和中國農業銀行(277)。(“List of the Largest Companies of China,” 2012)
[4] 目標是12天。預期完成重慶-蘭州鐵路(現在的路線是重慶到西安到新疆)以及哈薩克斯坦新建的鐵路之后便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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