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人均GDP到達4361美元，輕松跨過中等收入國家門檻，然而接下來的兩年里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毒奶粉、地溝油、腐敗等社會亂像在政府干預不力的情況下急劇惡化，國人的痛苦指數達到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們不由得開始擔憂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嗎?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一個概念，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表現為中南美，中東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幾十年前就已經跨入中等收入國家但至今仍掙扎在人均GDP幾千美元的發展階段，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

　　近年來當中國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問題，2012年2月美國前副國務卿，時任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不失時機地警告中國：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財政部于2012年2月27日共同發布的一份“權威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或譯為《中國2030》)中稱，假如中國不改變發展模式并反思政府在經濟管理中的作用，中國的增長引擎就有可能在今后幾十年里受到阻礙，結果中國將難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銀行專家們研究的結果中國似乎正在不可避免地向陷阱滑去。在提出警告的同時，世行為中國避免落入陷阱強勢建議中國政府必須推行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與“華盛頓共識”政策。中國不少傳媒、財經專家們借機掀起一波強大的政治體制改革頂端設計的熱潮，“反思政府在經濟管理中的作用”，反思公有制，一些財經高級智囊大聲疾呼：不采用西方“普世”的政治制度，“中國必然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成為東亞地區唯一拉美化的國家”。

　　一. 制度還是產業技術進步決定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源自于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以及一些中東石油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至今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幾千美元或過分依賴石油收入的發展階段。這些陷入困境的國家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從沒有經濟學家或國際組織反思過他們的制度問題，其實這些國家和跳過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如日本、韓國的最大區別不是所有制上的差異，而是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能否掌握核心技術。日本韓國在經濟起飛階段一方面大量復制發達國家的技術并使之精致化，以價廉物美的優勢大量出口到全世界積攢了技術進步的實力，另方面制定國家產業政策和中長期發展計劃嚴格地保護本國市場給本土企業和技術留有足夠的成長和發展空間，使得本土技術在二三十年內先在本國長大逐步走向國際進而趕上并超過西方。反觀那些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一向老老實實按西方制定的游戲規則玩，沒有一個國家掌握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力，牽動本國經濟發展的產業核心技術，也便失去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機會。上世紀80年代起以美國為首，世界銀行與IMF的全力策動下，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全面推廣，其結果就是這些國家一起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二.誰主導撰寫了《中國2030》

　　世行的高官和美國政府高官的身份常通過政治旋轉門互相轉換，他們代表的是美國國家核心利益。世界銀行從誕生之日就始終由美國人出任行長，而西歐發達國家則壟斷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控制權。除了本身就來自美國政府權利核心參與過板倒蘇聯的佐利克外，其他兩位世行負責《中國2030》報告的世行高官也是美國國家戰略利益的忠實維護者，從Vikram Nehru新近撰寫的《The Rebalance to Asia: Why South Asia Matters》的文章中不難看出為了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為了圍堵中國，他是如何煞費苦心地為美國政府出謀劃策的。他們是美國政府選擇的世行高官，所代表的自然是美國國家的核心利益，理論上講他們不會真心幫助或容忍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所謂共產國家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和他們搶奪地球有限的高端食物鏈的資源。

　　世行的背景世人皆知，令人費解的是國務院請世行給中國改革做頂層設計、指導中國政府和國企改革、幫助中國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怎么想都覺得滑稽。

　　三. 中國需要什么樣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產業進步和發展模式既有類似日韓型的產業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行業如網絡設備、超級計算機、大型工具制造、造船業、高鐵、國防工業、航天等，其中很多產業是在西方封鎖下不得已自主研發實現了產業升級并走在世界前列;也有典型中等收入陷阱模式的產業，都屬于那些輕易能夠獲得西方技術“幫助”，嚴格遵守國際規則和開放市場的產業，如汽車、民航客機、商用及民用計算機及軟件、工業控制軟硬件系統，良種等都有明顯的產業南美化趨勢，或者說像其它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國家一樣的產業特征，這些產業已經或正在淪落成為西方技術或產品的殖民地。目睹中國道路上跑的萬國車和中產以上階層無人看得上純國產品牌的現象，看看國產品牌汽車在夾縫中茍延殘喘的窘境就能體會到沒有核心技術的后發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無奈。

　　世行為中國指明的新自由主義道路，就是汽車市場換技術模式的產業殖民地化在中國全面推廣。

　　四. 經濟轉型選擇“汽車市場換技術模式”還是“高鐵模式”

　　中國汽車產業“市場換技術”起源于改革開放初期，按照當時中國政府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的說法：“中國不必有自己的汽車自主品牌”，“說中國是‘世界工廠’是一種錯誤的看法，因為事實上中國頂多就是一個車間”。龍永圖給中國產業政策的定位和許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產業現狀完全相符。中國市場換技術的先驅汽車產業，包括一汽、二汽、上汽擁有雄厚的國企優質資源,由于沒有掌握汽車的核心技術，至今沒有搞出一款像樣的國產品牌轎車，不得不給外企打了近30年工，還綁架著中國這個當今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成了萬國汽車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舞臺。其實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中國企業給跨國公司打工，特別是大型國企分化成西方跨國公司的附庸，產業殖民地化無疑才符合華盛頓共識的精神,是西方最欣賞的。

　　中國政府只有按世行建議的像對待汽車行業一樣發揮“經濟管理中的作用”進行“深層次改革”，像汽車產業一樣徹底開放市場，像一汽、二汽、上汽一樣國有資產股份化，國際化，由跨國公司控制產業核心技術;國有銀行股份化、私有化、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任由國際金融大鱷們在中國金融領域馳騁;中國政府全面放棄產業發展的控制力,影響力，和資源調配能力，同其它中小國家一樣放任西方跨國公司在可操作的市場翻云覆雨中國才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便是世行忽悠發展中國家幾十年的邏輯，也是中國那些市場派，股份派經濟學家們夢寐以求的理想境界。

　　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摸著石頭過河階段，政府高官龍永圖患了中國應該定位為世界車間的幼稚病情有可原，如今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已經雄踞世界經濟總量第二位，被美日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面對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全方位步步緊逼中國險惡的地緣環境，居然還有不少中國高官學者相信黃鼠狼能給雞開藥方, 請世界銀行為中國改革做頂端設計。幸運的是龍永圖的想法并沒有全部變為現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也只有汽車等少數幾個產業，并且中國政府正在下力氣扭轉這種局面。此時此刻世行散布中國將掉進“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用危言聳聽的說詞動搖中國發展模式的信心，逆轉中國技術進步的勢頭，通過妖魔化中國高鐵模式而妖魔化國有企業，詆毀中國政府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其目的就是把中國引向中南美國家過去幾十年所走過的陷阱之路。

　　中國高鐵技術跨越式進步走了一條和桑塔納汽車市場換技術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國鐵路的厚積薄發是與鐵路人長期技術積累分不開的，然而與汽車、商用飛機產業不同但更重要的是鐵道部作為中國鐵路最高管理部門擁有非凡的戰略眼光，在高鐵發展技術路線的選擇問題上整合了全國鐵路市場，以一個窗口，一種聲音對外技術談判，避免了中國人互相壓價，肥水外流的老毛病，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國內市場，為國產技術的成長培育了肥沃的土壤。

　　如果當時鐵道部部屬企業按世行的要求被市場化、股份化、國際化、私有化，大同、唐山、株洲、長春、青島四方機車制造廠，也就是后來整合的北車，南車，非常可能像一汽，二汽，上汽一樣不思進取，互相壓價，只謀求如何搭上外企快車分食中國井噴般市場大餅的眼前利益。中國高鐵現在的局面就不是一個和諧號，而是多國牌子，多種互不兼容制式的外國高鐵分割著中國市場。中國高鐵就不可能10年走過別人幾十年走過的路，一舉超越曾經心目中不可逾越的技術高峰。

　　有明顯人為操控跡象的輿論界辱罵高鐵虧損遠遠甚于批評汽車業巨額利潤外流的，這同世行認為中國政府的經濟管理方式和國企將導致中國掉進中等收入陷阱論，以及西方多年以來有目的的妖魔化中國政府和國企的企圖可謂“不謀”而合。西方如此痛恨公有制國企，無視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而無所不用其極地貶低中國政府在經濟管理中的作用，是想幫助中國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要把中國導入南美國家“陷阱式” 的發展模式，世行的高官們心里最清楚。

　　實踐證明，沒有政府支持和一定的市場保護，任何后起國家的本土企業直接和跨國公司正面交鋒必定只有死路一條。更何況倡導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發達國家當觸及其核心利益時從來都毫不吝嗇地舉起保護主義大棒，禁止華為，中興網絡設備以及三一重工風電進入美國市場就是典型的技術和市場保護措施，他們怕什么?他們懼怕的是一旦中國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突破西方所壟斷的產業技術瓶頸，實現產業全面升級，由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一些發達經濟體就可能掉入“高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世行為中國診脈，羅列一大堆中國政府和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就是要轉移中國對技術進步的重視。一個大國，喪失實體產業技術進步的機會，奢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于閉著眼往別人設好的陷阱里跳。

　　五.切莫把國家財經管理主權和改革頂端設計當兒戲，引狼入室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有許多成功或失敗的經驗可以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可悲的是中國掌握財經話語權、“政治改革頂端設計”的權威專家，高官和他們的追隨者們，以及財經類傳媒卻熟視無睹，只會死搬西方經濟學教條來套活生生、蓬勃發展中國經濟的現實，只要中國經濟不符合西方經濟學經典的理論教條和“華盛頓共識” ，不管實踐中有多么成功，在他們看來都是離經叛道，終將會把中國帶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理論界的盲目崇洋，唯洋是聽的經濟學邏輯給中國宏觀經濟管理帶來的傷害、甚至主動出讓國家經濟管理主權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威脅和潛在威脅怎么估計都不過分。

　　為了撰寫《中國2030》，世界銀行的專家們除了享受在西方從未經歷過的豪華招待外，據報更把從國務院及各部委到省市地方財政金融諸如財政轉移支付和金融轉移支付等屬于國家經濟管理主權范疇的內容也順便了解個遍。當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發行政命令，以所謂“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理由，阻止中資公司三一集團在美國興建區區4個風力發電場項目的時候，屬于國家核心機密的家財政金融領域似乎不設防，把曾經參與過板倒蘇聯的美國專家請到國務院為中國政治改革做“頂端設計”，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許多美國高官、專家都喜歡把參與搬倒蘇聯作為他們人生經歷濃墨重彩的一筆引以為榮，如果有一天中國重蹈蘇聯的覆轍，這些專家們不知會如何改寫他們這段履歷。

　　六.《中國2030》的核心是：政府去功能化、國企私有化、市場自由化、金融國際化

　　世界銀行《中國2030：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的核心建議就是四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市場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政府去功能化。此“四化”對已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阿根廷、墨西哥、巴西、智利、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并不新鮮并早已經“現代化”了，世行何不把他們先拉出泥潭，再來拯救這個還沒跳入火坑的中國難兄難弟，世行為何“獨厚”中國而輕視其它中等收入國家的救助，原因在于沒有所謂此四化，中國高鐵、中國航空航天、網絡設備、高性能計算機、造船、重型裝備制造、大型及超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等許多行業都已經或正在躋身世界前列，反而如果鐵道部系統早十年實現世行的“四化”，還有中國高鐵的今天嗎?中國高鐵市場早已被不同標準的跨國公司所瓜分，中國鐵路線上跑的不是統一標準的和諧號，而是像萬國汽車占領中國市場一樣日、法、德、意、加多國機車正分食著中國高鐵市場的大餅。

　　沒有所謂世行的“四化”，以現在中國企業進步的速度，用不了多久，包括汽車業，中國許多行業都已經或正在努力擺脫缺乏核心技術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而世行推薦的“四化”，會不會徹底扭轉中國當前的發展勢頭，讓更多的產業走上像汽車國企蜂擁為跨國公司打工的陷阱之路上，并不難預見。世行的“四化”到底是想幫助中國避開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要把中國導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值得中國人認真思考嗎?

　　七.高等收入陷阱

　　隨著科技創新的難度越來越大，從世界范圍看，產業核心技術加快了被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壟斷的進程，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再具備勞動力成本優勢的時候，就必然面對所謂經濟轉型的問題，然而，絕大多數中小國家不具備技術創新所需的知識積累、人才儲備、資本支持、政府干預、和國內市場培育的能力和條件，其結果是企業和國家的命運掌握在跨國公司的手里。多數國家當失去成本優勢后，面臨的必然是產業外移，失業增加，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墜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一定實力的大國和政府強有力支持的企業和市場，才有可能逃出被人弱肉強食的宿命。

　　中國會不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是中國有沒有能力和實力掌握產業的核心技術。與幾十年來不絕于耳的中國崩潰論相反，鐵的事實是中國已經在信息網絡設備、新能源、高鐵、造船、工具裝備制造、港口設備、航空航天，軍工，以及超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走在或接近世界前列。特別是只要中國在某項技術領域實現突破，中國公司就可以把跨國公司產品的市場壟斷價格大幅降低，改變產業鏈布局，造福全人類低收入人群。中國雄厚的人才技術儲備，龐大的內銷市場，充裕的資本積累，良好的基礎設施，和政府的強有力支持使得中國許多區域形成產業鏈集群效益，一個產品產業鏈上幾百上千個零部件，在中國某一個地方轉一圈就可以采購組裝完成。所以即便失去勞動力的成本優勢，中國仍然有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所不具備的效率和綜合成本優勢，加上核心技術的積累和突破，中國這種快速仿制、創新、集群化、高效率的產業進步和發展模式著實讓發達國家感受到巨大的威脅，這便是西方和世界銀行高官們無比憂慮的地方。

　　如果中國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擠占高端產品的豐厚利潤，那么就必然有高端制造國家失去產業核心技術的壟斷優勢而步上類似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曾經面臨過的“失去發展動力、產業外移，失業增加，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窘境，掉進“高等收入陷阱”。

　　中國高中低端通吃的產業和技術進步模式改變了世界產業發展的既有規律，其結果必將創造出一個國際生態新的名詞“高等收入陷阱”。西方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后就轉移不出去了，掌握了核心技術的中國企業，把高端產品做成白菜蘿卜價，跨國公司再不可能像以往一樣以壟斷價格超額利潤掠奪全世界人民的血汗。正是中國的崛起有可能逼著西方要么改變奢侈的生活方式，薄利多銷惠及全世界，重新找回市場競爭力，要么陷入衰退一蹶不振，掉進高等收入陷阱。日本對于美國逼著日元升值導致失去的30年感到無奈，日本更對中韓的技術追趕而恐慌，韓國中國在家電、信息技術領域的技術快速提升已經嚴重威脅到像索尼，松下，夏普等老牌日企的生存和發展，日本人最擔心的不正是日本會像歐洲一些國家一樣掉入高等收入陷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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