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屢屢引爆大爭論的樓繼偉——觀測中國走向的重要風向標
目錄
一、引爆輿論的樓部長講話
二、圍繞樓繼偉清華演講的爭論
三、風口浪尖之上：近年來圍繞樓繼偉的一系列爭論
8、“中情局打開中國國務院大門”PK“坦誠專業”的“改革派”
一、引爆輿論的樓部長講話
24日晚，財政部長樓繼偉在清華大學舉行的“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論壇”上發表演講，因演講中涉及諸多重要政經話題，且提出許多有沖擊力的觀點，引發輿論關注。
清華官方網站顯示，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論壇，由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舉辦。樓繼偉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
百度百科顯示，該委員會由50余位國際、國內知名企業的董事長、總裁或首席執行官，世界知名商學院院長，以及中國政府及財經部門的領導人組成。學院首任院長朱镕基擔任顧問委員會名譽主席。美國財政部長、高盛公司前首席執行官亨利·保爾森先生是顧問委員會的首任主席(2000年-2002年)，英國BP集團前首席執行官約翰·布朗勛爵是顧問委員會的第二任主席(2003年-2007年)，凱雷集團聯合創始人兼聯合首席執行官大衛·魯賓斯坦是現任主席。
樓繼偉此次演講沒有正式的演講稿對外發布。北斗深度智庫(bdsdzk)通過整理網上報道的新聞和流傳的筆記，簡要梳理如下：
演講中，樓繼偉部長首先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特征，認為：“2007年是個拐點，這一年我們在討論《勞動合同法》。這部法律存在很多弊端：從2001年到2006年，農民工的工資年均增長率為6.7%;2007到2012年這一數字為12.7%，超過了勞動生產率，這種情況就會導致比較大的弊端。弊端在于：一方面，勞動力市場的雇傭靈活性降低了，即工人可以炒雇主，而雇主無權炒工人。推行集體談判是對的，但是提出了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卻是可怕的。”[1]
接著，樓繼偉認為，上述弊端被08年四萬億的出臺掩蓋了。然而，四萬億刺激經濟之后，我國面臨經濟增速換擋期、老齡化、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全要素生產率下跌、生產過剩等問題，由此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要避免滑入這個陷阱，必須要做到如下幾點：減少對糧食的全方位補貼，鼓勵農產品進口，不要有戰爭思維，農業人口轉入非農;戶籍改革，自由遷徙;要保證靈活流動的勞動力市場，員工不能有行業和區域談判，不能與雇主強勢地談判，使工資增長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解除市場管制，要素流動尤其是土地，農地、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劃撥國有資本進入社保;保證開放的經濟環境;政府收入占比逐步提高等。[2]
那么，什么是樓繼偉所理解的“中等收入陷阱”呢?
一個流傳的清華演講版本中記載，樓繼偉以拉美為例子，講述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1050美元到1200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們在中等偏上。是個停滯陷阱。”、“拉美在8000到10000停滯了很多年，四小龍也在停滯。”、“拉美的問題：經濟不開放，勞動力市場僵化，民粹主義。”[3]
2013年，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發言，同樣以拉美為例子，對“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了自己的闡釋。他認為：“國家大力擴大開支，進行較大規模的再分配，但提取的財政收入較少，財政長期赤字，個人付出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從而國際收支赤字也會越來越大。但是天上不會掉餡餅，也沒有免費的午餐，這種方式最后要靠通貨膨脹來平衡，結果低收入人群和地區會更為困難，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一些拉美國家在歷史上就有這樣的例子，也就是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樓繼偉的這些提法，在學界、輿論界引發一系列爭論，如：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是否成立？拉美是否因為高福利、重分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自由”、“開放”后，是否脫離了中等收入陷阱？糧食戰爭是否不存在？工人能不能聯合起來與雇主談判？等等。
爭論中，有支持樓繼偉的聲音，也有批判樓繼偉的聲音，北斗深度智庫(bdsdzk)將相關討論梳理如下。
二、圍繞樓繼偉演講的爭論
1.中立或者支持樓繼偉部長演講的觀點
@劉勝軍改革(以選擇性反腐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鼓吹者)重發以前的若干條微博以支持樓繼偉，如：在利益集團抵制下，改革陷僵局。建議：借鑒商鞅變法以賞罰立信，大膽起用體制外改革人才，反腐重點關照不改革干部，通過利益補償讓改革從零和博弈向帕雷托改進轉化，以思想解放促改革，以法治為改革的可持續機制。
@任志強(憲政民主、軍隊國家化、私有化的鼓吹者)轉發新聞支持樓部長稱：問題很嚴重。
@Ft中文網(英國《金融時報》網站)：【寧高寧：為未來糧食進口打基礎】作為中國最大的國有糧食貿易公司，中糧集團正積極布局全球#糧食#主產區。@中糧COFCO 董事長寧高寧在《#高端視點#》欄目中透露，這是為中國未來糧食適度進口，提供一個更好的供應基礎。
@Marco_徐曉峰(主張國企私有化的大V):樓部長是務實的。不能再掩耳盜鈴了，形勢并非一片大好，少唱贊歌多做事，加大改革力度。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途徑是簡政放權、大規模減稅減費、打破壟斷，別無他法。下得了決心嗎?
@克里斯托夫-金(獨立經濟學家):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概念，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奔向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就會集中爆發，人均GDP無法突破1.1萬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此發展停滯期即陷阱。只要大開國門，招商引資，賤賣國資，從貧窮到溫飽都能做到，中國要躍為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得乘上8倍，39年高速增長中聚集的多重危機一一顯露，經濟瞬間逆轉的陷阱無所不在，經濟殖民化日趨嚴重，陷阱深不可測。
@屈宏斌(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未來5年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決戰期。要成功跨越，首先路徑要正確，日韓臺新成功經驗表明持續工業化城市化是正路，所幸這也是我們一直走的路，因此必須需要做的不是另辟蹊徑，而是要通過改革清除路障確保不從此路徑上脫軌。其次必須保持一定增長速度，才能成功跨越陷阱。
@葉檀(新自由主義財經評論家)：財政部長說，中國有一半以上的概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大實話，脫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幸運，絕大部分法治、市場不健全的國家，基本上會踩進泥潭里。看看巴西這些國家。
此外，在傳統媒體中，搜狐財經刊登鄧新華的評論文章《樓繼偉說得好，但更重要的是做》，支持樓繼偉，該文要點為：
【1.那些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其實只是跌入觀念的陷阱;2.這個觀念的陷阱就是，當經濟發展起來之后，更多的人傾向要福利、要工會、要產業轉型;3.如果要福利、要工會，才真的跌入“中等收入陷阱”;4.樓繼偉的難得在于，他主張全面改革、更靈活的勞動關系，降低社保費率、“多交多得”、減少農業補貼。】
鄧新華是人文經濟學會特約研究員，人文經濟學會是由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發起成立于2012年7月。
2.批判樓繼偉部長演講的觀點
@祝東力(著名學者)：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在胡扯。每個中等國家在世界中地位、產業結構、人口資源配比、國內政治狀況都千差萬別，不存在籠統的中收陷阱。高收入國也會長期停滯，最典型如日本，貧困國家更如此。高中低經濟體，既可持續增長，也會陷入停滯，具體問題需具體分析，一概而論就是忽悠。
@鄭彪(知名學者)：“中等收入陷阱”，還有類似的不少陷阱概念，其實都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陷阱，這個最大的陷阱，避而不談，而且高管中多有其信徒，老百姓都看出大尾巴狼的破綻了，還能忽悠幾天呢?“中美國”的嚴重性在于，不僅掐著中國的錢袋(財富)，是否還掐著某些高官(如財金)的任命?終于，這一切似乎快到頭了。
@曹豫生(獨立學者)：中國樓財長說中國有50%的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看了樓的幾條措施后，我覺得他說的是真的，如果按照他的政策來，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比例不止50%。
@巔峰倦客(前中國聯合商報河南記者站記者)：習總強調的是咱們的飯碗要端在咱自己手上，而且中央歷屆領導人都是如此反復強調強調再強調!樓部長，你這是端錯碗了呢，還是“有對抗性思維”?[汗]
@風雨曌(黑龍江文化產業投資控股集團總裁)：對于黑龍江，第二產業已經出現斷崖式下跌，相當于主發動機熄火，最具比較優勢的第一產業在國家新常態思維下還將面臨補貼減少和進口增加的雙重壓力(樓繼偉的話顯然不會是空穴來風)，而基礎條件本就不夠豐厚的第三產業即便保持增長恐也是大勢推動下的自然表現。天，漸漸暖了，可經濟還是那么冷。
@MRneoanderson(《盧瑟經濟學》作者)：這些年提拔的經管高層基本都信仰新自由主義。
@海波論經濟(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很喜歡，不隱晦自己是什么人，為誰服務。人民幣貨幣主權黨，高端大工業黨，生態小農業黨，都是左翼，都不會同意樓部長
@尹國明(左翼大V)：樓部長等美國基金會培訓過的官員，不但信奉新自由主義，而且和茅于軾水平相當，是支撐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改路線的主要組織力量，這股力量能把任何改革部署導向新自由主義。其實，從厲以寧茅于軾劉勝軍成廟堂高參，就可目測經濟管理團隊的傾向和水平，中等收入陷阱正來自樓繼偉推崇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措施。
在微博界外，錘子之聲微信號發布署名趙德亮的文章《與財政部長樓繼偉先生商榷：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破土網接連發布評論性報道《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清華講話：為老板操碎了心》、署名黃河的文章《樓部長藥方：又見資本笑哪聞百姓哭》，還有署名張慧鵬的文章《“中等收入陷阱”?用勞工團結邁過去》，人民食物主權網也同時發布兩篇文章，一篇由嚴海蓉(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張慧鵬，陳義媛聯名撰寫的《敢問樓繼偉部長：誰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誰需要糧食安全?》，另一篇文章是胡靖((華南師大教授))的《沒有了糧食安全，樓繼偉部長要怎么跨陷阱?》。這些文章在微信圈、微博、論壇、qq群、傳統網站等媒體平臺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破土網幾篇評論文章的要點為：
【1.種糧收益“太高了”農民就不愿意進城打工，因此補貼要減少，只有這樣才能讓農民放棄種田來到城市出賣自己的廉價勞動力，“人口紅利”就可以繼續維持;2.而“避免出現勞動者的聯合”是要禁止工人結社、組織工會與資本家進行談判，讓被日益頻繁的工人集體行動搞得焦頭爛額的‘企業家’們吃一劑定心丸;3.中國能否成功走向高收入行列，關鍵在于能否解決嚴重的城鄉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解決收入差距懸殊問題;4.中等收入陷阱其實是個假問題。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概念，背后是一套發展主義的邏輯。】
人民食物主權網嚴海蓉、胡靖等學者的文章主要針對糧食安全問題做出批判，要點為：
【1.樓部長的“新思維”直接挑戰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指示，間接挑戰了中央為糧食安全而堅守的十八億畝紅線的政策底線;
2.農業綜合補貼本身是普惠性的，對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有促進作用。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我國自2002年開始陸續實行的各種農業補貼，對農戶糧食產量、糧食播種面積和資金投入都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農業補貼對貧困地區農戶糧食生產的正向影響更大;
3.歐美等發達國家，糧食生產均有每年數以百億美元、百億歐元計的補貼。農場主的補貼收入，甚至接近其總收入的一半;
4.中國大豆的進口，但實際上卻掩蓋了中國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大量的轉基因大豆進口，直接摧毀了中國的本土大豆的生產主權。中國大豆的整個油脂產業，從生產到加工、貿易，80%以上的環節都被外資控制住了;
5.當前中國經濟遭遇的是典型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農民和農民工是中國最龐大的群體，問題在于農民和農民工的收入太低，無法提供“有效的”消費需求。因此，解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危機，不是像樓部長建議的消滅農村，壓低勞動力價格，恰恰是復興農村，增加農民和農民工收入，為制造業提供市場空間。】
此外，廖子光(曾任哈佛大學教授，洛克菲勒公司投資顧問)撰文評論稱：
【樓繼偉只是在重復李嘉圖觀察到的在歐洲工業革命早期的所謂“工資鐵律”。但亨利·福特證明李嘉圖是錯的，福特認識到，如果不給工人支付高工資，那么工人就買不起自己生產的汽車，公司就會倒閉，所以他提高工資，實現了良性循環，為美國超越成為第一工業大國奠定了基礎。
當前的世界經濟秩序本質上是為向發達國家出口設計的，所以外資不需要提高中國國內工人的工資來提高有效需求。如果中國不提高工資，就永遠擺脫不了出口換美元的老路，因為國內需求永遠上不來，產品只能向海外找銷路，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樓繼偉就是想繼續走壓低工資向美國等國家出口這一老路，但是這將帶來巨大的社會危機和環境危機，使中國真正陷入發展陷阱。】
3、圍繞“中等收入陷阱”而熱傳熱議的幾篇舊文
以上梳理的是輿論界中新發布的評論和文章。我們看到，跟著樓部長的演講一起火起來的，主要有“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教訓”等命題的討論。有幾篇舊文重新在網絡熱傳。一篇是《南方周末》2013年的文章《怎樣才能長久地幫到窮人》，該文是2013年樓部長發表與“中等收入陷阱”的相關言論后，對樓部長的一篇支持文章，認為不能搞均等化福利，否則就會跟拉美一樣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外三篇，一篇是學者侯峰的《誰在給中國挖一個“中等收入陷阱”?》，一篇學者江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的《中等收入的“陷阱”為誰而設?》，一篇是拉美問題權威學者、中國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員徐世澄的《拉美有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這幾篇文章論證了拉美踐行新自由主義導致兩極分化、去工業化和金融危機，進而才落入停滯，而放棄新自由主義則可以走出停滯。
《南方周末》的文章要點如下：
【1.不能承諾過多，不能搞均等化的福利，所謂均等化，必然意味著對吃財政飯的現有醫療住房方面的特權要削除。
2.中國有過教訓。想想朱镕基時代國企改革是何等艱難。為了收回政府對國企員工隱含承諾的終身雇用和子女接班特權(民企外企可沒有)，全民付出極大代價。再走老路，再搞類似的大包大攬，納稅人受得了嗎?
3.阿根廷的教訓值得玩味。在20世紀初，阿根廷和美國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都吸納了大量歐洲移民，欣欣向榮。后來阿根廷推出種種反市場的措施，庇隆主義更是以社會正義、幫窮人為賣點，大搞政治與經濟民族主義及民粹主義，國有化、強化工會特權、大派福利和高筑關稅壁壘等。1950年，阿根廷人均收入為前宗主國西班牙的兩倍;1975年，情況倒過來。一來一去相差四倍。阿根廷這樣幫到窮人嗎?不僅坑了窮人，還坑了整個國家。】
侯峰、江涌、徐世澄三篇文章的要點梳理如下：
【1.“中等收入陷阱”掩蓋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周期。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這些資本主義的先行者，在成長與發達過程中，并未遭遇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當今，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相關經濟學者所羅列的經濟停滯甚或倒退，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經濟周期的必然。
2.世界銀行以及相關經濟學者，津津樂道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標本”就是拉美。但是，倘若拉美真的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那么那個推手或牽引者，恰恰是世界銀行與IMF、美國自由主義學者。
3.1973年，智利皮諾切特將軍在美國的鼎力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并殺死了阿連德總統，由此開啟了新自由主義的“偉大實驗”。新自由主義實踐的結果引致國家經濟災難，智利的人均收入增長不斷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達到政變前的水平。在同時期拉美的國家治理上，只有另一個實施經濟自由主義國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在美國、世界銀行與IMF的全力策動下，80年代新自由主義近乎在拉美全面推廣，結果一塌糊涂!20世紀60、70年代的保護主義，實現的增長達到3.1%，然而自80年代實現新自由主義以來，增長率只有1.7%。拉美所遭遇的經濟困境，是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體系下，發展中國家致力于現代化所遭遇的困境，是實施自由主義政策的困境。
4、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源自于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以及一些中東石油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至今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幾千美元或過分依賴石油收入的發展階段。這些陷入困境的國家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從沒有經濟學家或國際組織反思過他們的制度問題，其實這些國家和跳過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如日本、韓國的最大區別不是所有制上的差異，而是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能否掌握核心技術。反觀那些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一向老老實實按西方制定的游戲規則玩，沒有一個國家掌握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力，牽動本國經濟發展的產業核心技術，也便失去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機會。上世紀80年代起以美國為首，世界銀行與IMF的全力策動下，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全面推廣，其結果就是這些國家一起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5、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顯示，現代化的關鍵與核心是工業化，由工業化帶來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所有的船(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語)。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的“獨門秘笈”在于，在保護主義下建立起相對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發達國家或世界銀行、IMF在給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現代化路線圖中，抽掉了工業化，或用自由主義下的工業化取代保護主義下的工業化。然而，在這個自由主義的“通衢”上，由發達國家設置路障，比17世紀萊茵河上的關卡還要多(這曾經是德國落后的重要原因)。發達國家通過各種技術專利、標準化坐收漁利，通過不合理的國際分工產業鏈、不平等貿易交換條件，占有發展中國家創造的財富。發展中國家越是努力，生產產品越多，自己所得越少，如此便有了“勤勞而不富裕”的困境。歷史反復證明，成功的工業化是一國發達(包括由中低收入邁向高收入)的關鍵，而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一個共同的典型特征代表，就是在這些國家出現了明顯的工業化進程的停滯抑或倒退，即“工業化不足”(未能建立起相對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抑或“工業國際化”(即由外資主導的工業化，跨國壟斷資本壟斷高端、高附加值制造，而本土企業釘死在低端、低附加值制造，或本身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代工制造)。更有甚者，連代工制造都難得一見，紛紛發展服務業、地產業、旅游業，沒有基本的生產能力——財富的創造能力，只有所謂的價值創造能力，而價值的最終決定權依然為跨國資本所控制。
6、在“華盛頓共識”的系列政策組合中，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是必不可少的安排，其理論基礎是“金融深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金融深化的顯著結果是經濟金融化——資產乃至債務證券化，如此使資產、財富可以流動起來。金融自由化最為關鍵的是國際化，本土金融市場與國際市場金融接軌，國際金融資本可以自由出入一國市場。由此，國際資本其實主要是美國的金融資本，在房地產市場、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可以興風作浪，引發金融危機，借以巧取(買空賣空)豪奪(發動襲擊、制造危機)發展中國家辛苦積攢的財富。東南亞的“經濟增長——金融危機”為此做了最清晰也是最典型的闡釋。在危機發生后，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經痛斥這些國際投機資本為“國際強盜”，但是他似乎沒有指責引盜入室者。
7.拉美國家正在總結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解決貧富差異懸殊，并重新確定和發揮政府的作用，加強金融安全，擴大國內需求等，近十年來，擺脫新自由主義模式后，拉美經濟出現了持續增長的好兆頭，初步展露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曙光。2003年至2010年拉美年均增長率達5.3%，成為繼亞洲之后全球增長第二快的地區。拉美的貧困率呈下降趨勢，貧困率從2003年的43.9%(2.25億)下降到2011年的30.4%(1.74億)。從長遠來看，隨著拉美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成功轉型，拉美實現集體性跨越的可能性加大。
8.只有遠離新自由主義，遠離資本主義體系，才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4.習近平:工人階級無足輕重的觀點錯誤有害
早在2015年4月9日，人民日報刊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3月21日)指出，要“推行集體協商”、“支持工會依法建立行業性、區域性勞動爭議調解組織”：
【推行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以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對象，依法推進工資集體協商，不斷擴大覆蓋面、增強實效性，形成反映人力資源市場供求關系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機制和正常增長機制。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加快建立統一規范的企業薪酬調查和信息發布制度，為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提供參考。推動企業與職工就工作條件、勞動定額、女職工特殊保護等開展集體協商，訂立集體合同。加強集體協商代表能力建設，提高協商水平。加強對集體協商過程的指導，督促企業和職工認真履行集體合同。
……大力推動鄉鎮（街道）、村（社區）依法建立勞動爭議調解組織，支持工會、商（協）會依法建立行業性、區域性勞動爭議調解組織。
……針對不同所有制企業，探索符合各自特點的職工代表大會形式、權限和職能。在中小企業集中的地方，可以建立區域性、行業性職工代表大會。
……深入推進區域性、行業性工會聯合會和縣(市、區)、鄉鎮(街道)、村(社區)、工業園區工會組織建設，健全產業工會組織體系。】
隨后，2015年4月28日，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的講話中，再次重申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的基本精神，“要依法保障職工基本權益，健全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及時正確處理勞動關系矛盾糾紛”，并強調“各級黨委要加強和改善對工會的領導，注重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及時研究解決工會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為工會工作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同年2月2日，習近平還曾指出，“要在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中進一步重申，……任何人都不得違背黨中央的大政方針、搞“獨立王國”、自行其是，任何人都不得把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當兒戲”。
在上述慶祝五一的講話中，習近平還嚴肅指出，認為“工人階級越來越無足輕重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有害的”：
【我國工人階級是我們黨最堅實最可靠的階級基礎。我國工人階級從來都具有走在前列、勇挑重擔的光榮傳統，我國工人運動從來都同黨的中心任務緊密聯系在一起。在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始終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的根本力量。那種無視我國工人階級成長進步的觀點，那種無視我國工人階級主力軍作用的觀點，那種以為科技進步條件下工人階級越來越無足輕重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有害的。不論時代怎樣變遷，不論社會怎樣變化，我們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都不能忘記、不能淡化，我國工人階級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動搖、不容忽視。】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夏小林撰寫《財政部長反"中共中央國務院意見"毫無道理》一文認為，樓繼偉部長在清華的演講是對中共中央國務院《意見》“說三道四”、“毫無道理”，該文要點為：
【1.實際上，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買方主導特征鮮明(類似“縱向壟斷”，或是薩繆爾遜說的“公司給你什么就是什么”的“壟斷”特征)，根本就不存在自由市場關系。而中小微企業及擁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有幾千萬戶之多，其雇員約有2億，他們在空間上還高度分散。在這種“強資弱勞”和經濟小型化、分散化的大局下，再考慮到大多數雇主、雇員的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識薄弱，發展區域性、行業性工會及集體談判，是維護上億工人(及那些雇主)合法權益的唯一合理選擇。
2.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或所謂“華盛頓共識”是要求放棄勞動力市場規制、否定工會組織和集體談判。但是，滿世界推銷這一套的美國政府真在本國這么做了嗎?財政部長自己對此都予以了否認的回答。那么，為什么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可以比美國或G7國家還要自由、任性呢?
3.所以，共產黨領導中國工會發展區域性、行業性工會和集體談判是符合國情的理性選擇。同時，這也是歐、美工會工作，特別是他們處理中小企業內部勞資關系的一種比較成功的歷史經驗，且早已獲得了歐美政府和法律(包括歐盟)的確認。】
三、風口浪尖之上：近年來圍繞樓繼偉的一系列爭論
以上是北斗深度智庫(bdsdzk)梳理的是圍繞本次樓繼偉講話的一些爭論。
實際上，多年以來，圍繞樓繼偉的話題不斷，爭議不斷。
先簡單敘述一下樓繼偉的簡歷。1984年至1988年歷任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財金組主任科員、副組長(副處級)，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物資經濟研究所成本價格室主任(正處級)。
中國經營報《“契約先生”樓繼偉》一文記載：
【在此期間，樓繼偉被時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朱镕基發現，并獲得他的賞識。在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市長后不久，樓繼偉被任命為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背景下，樓繼偉被調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出任宏觀調控體制司司長。】
體改委歷史若再往前敘，搜狐財經2013年《誰來推動改革：還原“體改委”沉浮之路》記載：“1982年5月4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正式成立，由國務院總理趙ziyang兼主任。從此掀開了80年代轟轟烈烈的改革浪潮。”[4]
樓繼偉從體改委卸任后，1995年9月至1998年3月任貴州省副省長。
《“契約先生”樓繼偉》一文強調：【當朱镕基于1998年3月出任國務院總理后不久，樓繼偉再次被召回北京，出任財政部副部長、兼任黨組副書記，繼續主持財稅改革的工作。】
樓繼偉后來的履歷更加輝煌：
1998年3月至2007年2月，樓任財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2007年2月至2007年9月，樓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正部長級)、機關黨組成員兼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籌備組組長。
2007年9月至2013年3月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2013年3月任財政部部長、黨組書記。
可能正是由于這一連串非同一般的履歷，多年以來樓繼偉一直是中國輿論場風口浪尖的敏感人物。下文北斗深度智庫(bdsdzk)將對歷次事件進行梳理，和上文一樣，無論是對樓繼偉支持贊賞的還是否定批判的，筆者都按照中立原則客觀地進行總結和收錄。
1、長期推動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私有化并讓外資參與
據中新網2001年5月10日上海5月10日消息：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9日在上海指出，國有股減持已有百億元進帳，待規則完善后可推開進行，并考慮讓外資參與。他同時透露，一個完整的規則目前正在國務院的5個部門間簽署,簽署完畢經國務院批準后可進行更為廣泛的減持工作。他肯定地表示，在這一過程中將有國外投資者參加。
而據2014年06月30日華爾街見聞報道：據澳洲金融評論報(FinancialReview)，中國最大的五家銀行有望允許外資增加持股比例，而國有持股比例將下降。澳洲金融評論報稱，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確認了國有減持的策略。中國五家最大銀行分別是，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 “(中國)在外資投資體制上將有變革特別是......有機會買入五家主要銀行”。 “從字里行間理解，他們的意思是準許大型機構入股”。中國此前曾允許外國投資機構購買中國大行的股份，但是數量相對較少。
2.審計署：樓繼偉任內中投對外投資的若干虧損
樓繼偉出任中投董事長期間的爭議可謂是史無前例的。
2007年9月至2013年3月間，樓繼偉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2014年6月18日，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對中投公司、中國銀行、農發行等金融單位2012年度審計結果。曝光了中投存在82億違規投資房地產等諸多問題。審計發現，中投公司境外投資管理不規范，對境內機構管控不到位，財務管理也比較薄弱。其中2008年至2013年間，中投公司境外投資中有6個損失項目、4個浮虧項目、2個面臨損失風險項目都存在問題。
中投年報顯示，在公開市場股票投資方面，美國依然是中投公司最大的投資區域。對外投資股票中，美國市場占到49.2%，非美國發達市場股票占27.8%，新興市場股票占23%。
《第一財經日報》隨后披露：
【目前已經知道的是中投公司投資黑石、摩根士丹利、貨幣基金ThePrimary Fund以及東京電力公司表現“失利”。2007年5月，中投公司斥資30億美元以每股29.605美元買入黑石無投票權的股份，持股比例近10%。黑石完成IPO之后，金融危機突至，黑石股價即陷入長期低迷。中投公司的投資也長期處于浮虧狀態。2007年12月，中投公司斥資50多億美元購買摩根士丹利發行的可轉換債。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摩根士丹利股價暴跌。為了攤薄成本，2009年中投公司對摩根士丹利繼續增持。2010年，中投公司以大大低于轉股價的價格減持了股份。此外，中投還曾在美國出資50多億美元購入一只貨幣基金，最終也因為跌破凈值而清盤。在2011年，中投公司被媒體披露間接參股了因日本地震和核電事故而虧損巨大的東京電力公司稱其投資總額約為359億日元(約30億元人民幣)。】
3.“協助黑石掠奪中國財富”還是“眼光長遠”?
上述《第一財經》報道了2007年樓繼偉中投投資黑石集團的失利，這在2007年引發激烈的爭論。持批評態度的一方認為樓繼偉是“協助黑石掠奪中國財富”，而持支持態度的一方則認為樓繼偉此舉是眼光長遠。
經濟學家曹建海持批評態度，他在《南風窗》上發表的題為《黑石集團：專為中國政府下的蛋》的文章，文中要點為：
【1.9月29日宣告成立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尚在上半年的籌備過程時，就已迅速出手投資入股美國黑石集團。
2.隨著美國黑石集團在中國的迅速橫空出世，讓國人充分領略了私人股權投資基金步步為營、蠶食中國國有資產的巨大威力。8月中下旬，美國黑石集團董事長兼ceo施瓦茨曼一行訪問中國。8月14日下午，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李偉在北京會見施瓦茨曼，李偉就黑石集團與中央企業的戰略合作談了意見。9月10日，黑石集團聲明將注資6億美元認購藍星集團20%的股份，藍星集團將變更為外商投資的股份有限公司。
3.種種跡象表明，黑石ipo是華爾街資本集團貪婪本性的集中體現。然而更壞的消息在于，黑石上市這一事件本身發生的背景，連同美國次級債危機，標志著美國資本市場將迎來一個衰落周期。
4.考慮到對沖基金根本不能創造實體經濟價值，中國投資黑石然后黑石再投資中國，不論主觀動機如何，它的客觀效果，實際上就是協助黑石集團掠奪中國財富，最后體現為黑石集團賬面盈利或股價攀升。】
而《南方周末》則持支持態度。2008年，南方周末《【拯救美國】次級債帶來餡餅還是陷阱》一文則認為指責中投是“散戶所為”，該文要點為：
【1.聯訊證券首席分析師文國慶則指責中投完全是“散戶所為”： “中投作為政府的主權基金，直接體現政府意志，它應該具備戰略眼光，把出發點放在改善中國經濟結構的不平衡上，而不應該以提高外匯收益率為目標，像散戶一樣在市場上去追逐短期利潤。”
2.新加坡投資公司是中投學習的典范。成立于1981年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雖然歷經國際金融市場的多次動蕩，在其成立的26年中，仍然取得了年均9.5%的不菲回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副主席陳慶炎表示，政府投資公司首先關注的是風險問題，如果風險可以接受，才會著眼于回報率。而如果不承擔風險，就什么都不必做了。
3.而此前，面對市場對中投公司的指責，中投公司也曾如此反唇相譏：那些批評我們的人并不了解內情，也不具備長遠眼光。】
在這場投資黑石的爭論過去三年后，《華夏時報》一篇《中投投資黑石三年浮虧超60%黑石投資中國三年賺100%》的文章當中報道：
【至今年8月5日收盤，黑石集團股價為11.51美元，在3年多的時間里，這筆30億美元的投資浮虧仍超過60%約18億美元。
黑石集團除了沒能積極讓中投公司的30億美元“解套”外，但在中國市場上無論是引資募資還是在尋找項目積極投資等方面都顯得游刃有余。借助中投的“東風”，黑石集團從2007年開始，入股藍星集團、買入上海商務樓、打造壽光物流園，甚至設立中國大陸基金，吸引包括社保基金的關注等幾乎都是順水順風。
或許對于黑石集團來說，借著中投的名氣，將來甚至是借著社保基金的名氣，它在中國版圖上的擴張才剛剛開始。】
4.注資摩根士丹利：“解圍救火”還是“賺了三筆”?
上面《第一財經》的報道還提到，樓繼偉的中投2007年底投資摩根士丹利失利。對此持批評態度的認為這是替摩根士丹利解圍救火，相反，對此持支持態度的一方則認為這筆投資不能僅看賬面收益，實際是贏得了“感情賬”、“經驗賬”和“安全賬”。
《商務周刊》2008年一篇題為《圣誕老人樓繼偉》的文章認為樓繼偉替摩根士丹利解圍，文章要點為：
【1.在摩根士丹利蒙受慘重的次貸損失后，中投公司2007年12月19日的這次注資，將為大摩的資產負債表提供支撐。在美聯儲主席伯克南都無法看到底的次貸危機中，大摩94億美元的減記是否清理干凈了自己的風險，還是一個未知數，因此，很多專家認為，中投公司出演“救火英雄”的可能性遠大于“坐收河蚌相爭之利”的“漁翁”。
2.英國《金融時報》寫到，“這只基金拿出了50億美元，甚至都沒索要一個董事會席位作為回報。”美國總統布什12月20日也表示，他本人樂意看到外國資本幫助支持美國金融機構。這里面有一個關鍵原因就是，10%的股權比例是外國資本收購美國企業的“高壓線”，低于10%被認為是被動投資，不會對美國企業的未來商業計劃和運作有控制能力，也不需要接受美國政府的審查。中投公司顯然在這方面下了工夫，甚至不惜主動放棄股東表決權。
3.師從金融大師麥金農的曹紅輝表示擔心，“這將不利于中投保障自己作為第二大股東的基本權益”而且，他也不認為目前進入金融市場的股權購并領域是一個好主意，“中投應在發達國家購買具有豐富物理網點資源的公司，比如萬事達、沃爾瑪等，這樣我們可以將中國的產品推到國際市場。而金融業的網點也可幫助國內商業銀行進行海外擴張”。】
中投投資摩根到底是虧了還是賺了?2007年國際金融報刊出一篇題為《中投入股摩根士丹利的生意經：算三筆帳都賺了》的文章，該文則認為賺了三筆賬：
【1. “感情賬”。正所謂“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結交”的百仕通、摩根士丹利，使我國在國際舞臺面對歐美施壓之時，無形中增加了友善聲援的可能性。
2. “經驗賬”。在同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合作的同時，我們可以學習到這些金融機構的文化氛圍、思維方式、對話手段與操作技巧，即使沒有主動管理決策權，也值得為這些個“第一次親密接觸”而舉杯。
3. “安全賬”。我們可以在第一時間感知次貸危機的“風吹草動”，在第一時間拉響警報，危機未到便能豎起堅固的防火墻。】
如上，圍繞樓繼偉在中投的投資經歷，一直是輿論熱議的焦點，未有定論。
5.里根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
除了在中投的投資經歷，如同本次的清華演講，樓繼偉以往的一些觀點主張也都屢次引發過爭論。
2004年2月17日《參考消息》登載了一篇文章：《里根經濟學登陸中國》。該文轉載了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和法國《費加羅報》的兩篇報道，內容是樓繼偉向美國透露我國稅制改革的計劃。外媒報道，關于把33%的企業所得稅率降到中外資企業“24%到28%”的統一稅率，稅改的“主要設計師”樓繼偉表示：“這很像里根經濟理論”、“我們希望給予企業而不是政府更加充分的自由”、“這種徹底放棄毛澤東時代計劃和統管模式的經濟政策源于羅納德·里根”。
在2014年天則雙周論壇《財稅改革與國家治理》上，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柯華慶表達了對樓繼偉財當年稅改革思路的肯定：
【據我讀樓繼偉的著作，他也非常強調所謂現代財政制度，并且他的觀念更多是美國的財稅體制思路。】
任志強(憲政、軍隊國家化的支持者)在2014年接受紙牌屋訪談時，也表達了對樓繼偉里根式減稅思路的支持：
【比如這次樓繼偉提了落實擴大營改增和整體經濟“減稅”問題，而我們看上一屆政府，謝旭人幾時提過稅制改革中“減稅”嗎?從來沒有。所以最難啃的骨頭不在于我們看到的矛盾，而在于去解決一些實實在在的問題。說動利益比動靈魂難，那是因為你不敢動。
當時我們可以看到英國、美國都是里根和撒切爾時期進行最多的改革，所以撒切爾下臺了。但是她下臺之前實際上做出來一些事情讓后面所有人受益。所以在里根和撒切爾去世的時候，這兩個人是比歷屆都受到社會尊敬的人。】
不過，對于樓繼偉的主張，學者“信言不美”有不同的看法，要點如下：
【1.眾所周知，前美國總統里根只不過是個二流演員，并非什么經濟學家。所謂“里根經濟理論”也只不過是美國供給學派領軍人物拉弗和費爾德斯坦等的一整套新自由主義理論，其原源是老自由主義者薩伊的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謬論。現在即使在美國，“里根經濟理論”也早已式微，備受詬病了。
2.在政策實踐上，里根的減稅政策是一項大規模的劫貧濟富政策，其所創造的財政赤字比美國開國以來歷屆總統所創造的財政赤字的總和還要大。
3.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樓先生竟然說：“徹底放棄毛澤東時代計劃和統管模式的經濟政策源于羅納德·里根”。這就等于說我國實行市場經濟政策不是源于鄧小平等人，而是“源于羅納德·里根”。全世界恐怕只有樓先生一個人才能說出這種話來。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市場經濟體制是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例如與公有制為主體等緊密聯系的。難道我國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也是“源于羅納德·里根”?這根本不符合事實。
4.假設樓先生認為，市場經濟只能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社會主義這個定語是多余的。由此可以得出樓先生的結論：“徹底放棄毛澤東時代計劃和統管模式的經濟政策源于羅納德·里根”。假設這個論點成立，那么它正好證明“里根經濟理論”是一種和平演變中國的意識形態，那么樓先生為什么要贊賞它?】
6.圍繞“華盛頓共識”的爭議
除了欣賞里根引起了激烈的爭論，2005年，樓繼偉贊賞華盛頓共識的言論也頗有爭議。
2005年第23期《比較》雜志登載了樓先生的一篇文章：《改革是資源配置制度的整體躍進——關于中俄改革與發展的比較》。樓繼偉說：“批判‘華盛頓共識’，并不是說其精髓——以市場配置資源和宏觀穩定就錯了。從宏觀經濟穩定、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這三條來看，‘華盛頓共識’所包含的一些經濟學基本原理在中國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接著他以較大篇幅論述了我國改革實踐中實施了“華盛頓共識”的“三條”：“第一，中國的宏觀經濟比較穩定，…… 第二，市場化取得長足的進展。…… 第三，中國的經濟是開放的，……”。
學者奚兆永和信言不美均不認同樓繼偉贊賞華盛頓共識的這些說法，他們撰文批駁，要點為：
【1.“華盛頓共識”的經濟學基礎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拉弗、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那么樓先生為什么要回避新自由主義呢?
2.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美國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的實踐表明，其出發點是美國的利益，并不符合各國的國情，無論在哪里，它都沒有取得成功。
3.經過樓先生這樣包裝，“華盛頓共識”就變得有益無害了。然而，“華盛頓共識”的基本內容是：市場非調控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商品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以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為惟一內容的經濟穩定計劃。為什么樓先生要對“華盛頓共識”隱惡揚善?
4.鄧小平、江澤民均指出，改革開放要發展社會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產生資產階級，因此，從總體上說，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政府最小化為主要內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作基礎的“華盛頓共識”是不可能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的。樓繼偉先生把“華盛頓共識”說成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7.接受福特基金會資助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引發質疑
除了投資經歷、政治經濟觀點倍受爭議之外，樓繼偉等人曾接受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完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一書，也成為部分輿論質疑其身份的一個要點。
《現代企業制度、銀行與財政的配套改革記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http://wenku.baidu.com/view/c533fa0202020740be1e9b10.html)一文報道：
【1994年8月23-25日在北京京倫飯店召開的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是由國家經貿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和中國稅制體系和公共財政的綜合分析與改革設計課題組聯合召開的國際學術討論會。這兩個課題組由吳敬璉、榮敬本、周小川、樓繼偉牽頭，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在過去的幾年內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由于會議準備和組織的充分，邀請的國際國內經濟學家和專家都是相當具權威性的，因而，京倫會議受到肯定，被認為是一次頗有成效的、將微觀經濟學在我國推向一個新的水平的會議。】
接受福特基金會資助之所以會引起質疑，是因為福特基金會本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間諜機構。學者馬耀邦在《美國慈善組織與中情局》一文中指出：
【福特基金會成立于1936年，到50年代末時，基金會的資產已經高達30億美元，是福特財團最龐大的免稅機構。二戰后，福特基金會‘自覺自愿地充當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會的董事、官員和美國情報機構有著密切的關系，或干脆就是情報機構的人員。’從1952年開始主導福特基金會的是理查德•比爾斯，‘他在福特基金會的任期內經常與艾倫•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報局官員會晤……1954年1月，他突然離開基金會加入中央情報局，擔任艾倫•杜勒斯的特別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經使福特基金會變成冷戰思維的先鋒了。’比爾斯的繼任者是20世紀美國權勢集團的代表人物約翰•麥克洛伊，在進入福特基金會前曾任助理陸軍部長、外交委員會主席等職，‘麥克洛伊在政治上深通世故，在他擔任福特基金會理事長之后，對于中央情報局不可避免地會對基金會發生興趣采取務實的態度。’麥克洛伊專門建立了一個管理部門(以他為首的三人委員會)來與中央情報局對接，‘做出上述安排之后，福特基金會就正式成為中央情報局能夠用來對共產主義進行政治戰的機構之一了。’】
學者司馬無痕曾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做出如下評述：
【吳敬璉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中指出：“傳統社會主義經濟或某些戰時經濟在朝向商品經濟的改革的逆轉通常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發生政治上權力變化，這里且存而不論。另一種是“和平演變式”的逆轉。”。《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就是這樣一部如何“和平演變”中國經濟的總體設計。改革開放前十年，在鄧小平同志把關的時代，雖然有走資本主義的呼聲，但公有制的主體沒有動搖，他的改革底線是不出千萬富翁和兩極分劃。“四項基本原則”還是占主導地位。吳敬璉的旨在“和平演變”中國經濟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被老鄧否定并“擱置一旁”。
……改革的前十年“走資改”并沒有市場。老吳“和平演變”的綱領的啟用是改革十年之后的事。根據《百位經濟學家論國富》一書介紹“吳敬璉、郭樹清等人在上世紀80年代末完成的那份《中國經濟改革總體設計》的研究報告，后被時任副總理的朱镕基找出來了，他不但對這份研究報告很感興趣，而且建議逐步采取這一方案。”
老吳說改革是“摸石頭”摸過來的，那就肯定是在忽倏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開宗明義就是要設計一套整體的，系統的中國經濟“和平演變”綱領。其內容包括“物價、稅收、財政、金融、外貿”的整體的“和平演變”綱領。……吳敬璉們深知從理論上講“政治權力變化”是推行資本主義經濟路線的捷徑，但是吳老深知在社會主義中國辦不到，他們巧地選擇了經濟“和平演變”的方式。顯然，他們選對了戰略措施。這是一條極為穩妥的妙計(或陰招)。有人提到這樣的“和平演變”方式容易發生逆轉。吳老胸有成竹地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即便改革發生逆轉，也不會回到與原先一模一樣的狀況。由于市場機制的引入，人們的追求利潤的動機會普遍增強。行政官員也難于免俗。而一旦強化行政分配，指令性計劃管理的水平回不到原有的狀態，而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濫用權力等瀆職腐敗行為卻會急劇增加。整個經濟在退向舊體制的同時。會或多或少地滑向腐敗的官僚經濟，給日后再度改革增添嚴重的障礙。”(《中國經濟改革整體設計》第77頁)
……吳敬璉的突破口選擇出人預料。在《中國經濟改革整體設計》“實行增值稅：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步驟”章節中他指出：“通過這一稅制的改革，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是許多國家、特別是外貿占國民經濟比重大的國家的主要目的，即在進出口的國內稅收制度上與實行增值稅的國家(如歐洲共同體國家)銜接起來。在外貿體制改革中，要想真正取得這一方面的好處，就必須把這一稅制改革與匯率政策、國內價格改革和外貿企業化經營結合起來。如果實現了這種同步配套的改革，實行出口退稅、進口復征的增值稅，對促進外貿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好處是十分巨大的。”1995年山東研究者王仲禮就指出：“從我們已破獲的利用增值稅發票犯罪的案件來看，十萬、百萬、千萬，乃至上億元的都有。搶銀行都達不到那么高的數額。再看難易程度，由于購進扣稅法，見發票就可以抵扣稅，憑發票可退稅，有的開個皮包公司不用生產，只開發票就來錢。)。十多年來，利用增值稅發票鯨吞國有資產的數量大得驚人。這也就是十余年來我國億萬富翁奇跡般增長的原因之一。反觀十年增值稅推行以來，它的作用并不僅僅是稅制的改革，而是吳敬璉推行經濟“和平演變”的重大配套措施。可以說中國私有制企業大多有偷稅漏稅的原罪。……除了上屬弊端外，就我國稅收改革發展來看，專家們還普遍認為：生產型增值稅弊端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它切斷了增值稅的征收鏈條，不能徹底消除重復征稅，有悖于增值稅建立的初衷。二是它不利于基礎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有悖于我國的產業政策。三是它阻礙了征稅范圍的擴大，不利于增值稅的完善。四是使增值稅的發票交叉審計功能弱化，增加了征管難度，使稅源流失難以控制。】
8.“中情局打開中國國務院大門”PK“坦誠專業”的“改革派”
多年以來，網上網下對樓繼偉的質疑還基于國安部的一份報告。國家安全部1989年6月的報告《關于美國等國際政治勢力對我國的思想與政治滲透的報告》中第一節的第三小節“千方百計把觸角伸向中國高層領導”中提到：
【美國經常以訪問學者的名義，邀請體改委系統的人去美國訪問。一九八八年，體改委系統就有十二人安排訪美，成行十一人。美駐華使館那名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在推薦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樓繼偉訪美時寫道：邀請樓訪美有助于打開中國國務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開的大門。】[5]
從這份報告看，早在八十年代樓繼偉就已經是頻遭攻擊的敏感人物。
不過，對立面的輿論則強調樓繼偉是一個“坦誠專業”的人。在財新博客的官方博客中，有一篇題為《李克強沒說的話樓繼偉都說了》的文章，該文盛贊樓繼偉“坦誠專業”、“敬畏人民的知情權”稱：
【在中共部級干部里，財政部長樓繼偉是個性比較突出的一個，這與其成長環境和學術背景有關。因為自信和開放，樓繼偉回答問題就坦誠專業，而不是繞來繞去“講政治”。……樓繼偉調侃說，他除了帶副部長做助手，還帶了一個大包，里面裝滿了材料，準備回答各種問題。雖然是玩笑話，但這一點應該得到肯定，這體現了高級官員的敬畏心理，既敬畏專業責任，也敬畏人民的知情權。】
被美國大為贊賞的中國自由主義勢力喉舌《南方周末》2013年《內閣圖譜》一文中，也盛贊樓繼偉：
【“學者型官員”樓繼偉，另一個標簽是“改革派”。】
無可爭辯的事實是，自90年代以來，樓繼偉在爭議中依然步步高升、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毫無疑問，一定程度上說，樓繼偉已經成了一個符號，一個標志，樓繼偉的系列觀點是否能夠像以往那樣繼續主導中國改革，樓繼偉的“官運”如何，都將成為觀測未來中國戰略走向的一個重要風向標。
注釋：
[1]新華網思客報道：http://www.qstheory.cn/politics/2015-04/28/c_1115110541.htm
[2]整理自新華網思客報道(同1)和央行觀察報道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427/13666085_0.shtml
[3]同注2.
[4]http://business.sohu.com/20130304/n367661165.shtml
[5]http://www.xizhengw.com/thread-63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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