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長反中央《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毫無道理

　　——也評“中等收入陷阱”之陷阱功能

　　夏小林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于2015年3月21日內部下發，4月9日向社會發表。其中一條重要意見是：“深入推進區域性、行業性工會聯合會和縣(市、區)、鄉鎮(街道)、村(社區)、工業園區工會組織建設，健全產業工會組織體系”。這條意見對于完善我國勞動法體系和勞資集體談判機制至關重要。

　　同年4月24日，財政部部長在清華大學對此《意見》說三道四：

　　“在勞動關系上，不能像歐美國家，員工以區域或者行業為單位進行聯合，與雇主強勢地談判。要讓企業和員工個體決定，增加就業的靈活性。” 【鏈接：《財政部部長：中國有50%以上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樓繼偉清華演講全文：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

　　實際上，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買方主導特征鮮明(類似“縱向壟斷”，或是薩繆爾遜說的“公司給你什么就是什么”的“壟斷”特征)，根本就不存在自由市場關系。而中小微企業及擁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有幾千萬戶之多，其雇員約有2億，他們在空間上還高度分散。在這種“強資弱勞”和經濟小型化、分散化的大局下，再考慮到大多數雇主、雇員的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識薄弱，發展區域性、行業性工會及集體談判，是維護上億工人(及那些雇主)合法權益的唯一合理選擇。

　　這些年來，在所謂的勞資“個體決定”中，或“強資弱勞”立判，或雙方“拋頭顱、灑熱血”，或青年工人“十三跳”不止，直至總工會的全國調查顯示竟有61%的職工可能參加“群體性事件”，工人階級已經成為低收入的弱勢群體!【鏈接：《改革30年：61%職工可能參加群體性事件?——兼評它釋放的積極信號和自由派觀點》、《關注韓國4.24全國大罷工》。】近年來，經濟下行，勞資關系緊張度更是只升不降。《意見》坦承，今天“勞動關系矛盾已進入凸顯期和多發期，勞動爭議案件居高不下，有的地方拖欠農民工工資等損害職工利益的現象仍較突出，集體停工和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任務艱巨繁重。”境外敵對勢力也在這方面大做文章。而究其原因，法律法規不完善，一些政府、工會組織有法不依，放任工人、資本家“個體決定”(即放任強勢資本)肯定在內。

　　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或所謂“華盛頓共識”是要求放棄勞動力市場規制、否定工會組織和集體談判。但是，滿世界推銷這一套的美國政府真在本國這么做了嗎?財政部長自己對此都予以了否認的回答。那么，為什么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可以比美國或G7國家還要自由、任性呢?

　　再者，美國(包括歐洲發達國家)都沒有因此滑入財政部長說的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反而是“持劍經商”+“顏色革命”，帝國主義不帝國，一路高歌猛進，躺在了兩極分化的“高收入陷阱”就是不出來，憑什么中國就會因此而掉進莫名其妙的“中等收入陷阱”呢?其實，虛無縹緲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世界銀行挖的一個陷阱!爬出來的處方是：發展中國家接受 “華盛頓共識”(包括私有化，放松價格、匯率、對外貿易和勞動力市場規制等)。同時，它重視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卻漠視兩極分化及對增長的損害。而你的國家接受了呢，卻發現自己真會跌進一個非常具體的“拉美陷阱”，還是“高收入”不了。總而言之，它就是要讓發展中國家永遠不要威脅到少數發達帝國對于地球有限資源擁有的特權。否則，他們賴以生存的“高收入陷阱”就冰消雪化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話語權和背后的政策邏輯厲害，足以滅人國。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理論絕對不是什么引導發展中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良方。美國總統都明說了，如果讓中國享受上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無法承擔。這種“普世價值”之論，也適用整個亞、非、拉等(含低收入國家)。中國也有人說了，我們不想改變現存世界秩序!兩廂情愿，一拍即合，“夫妻關系”!這不是，自己都不想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了，干嘛還去抱怨黨中央、國務院、總工會及廣大工人階級，說他們想調整勞資關系會讓中國“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呢?對此，一位明白人說“黑色幽默”的話了，中國已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了，還用“滑入”嗎?!【鏈接：《中國已正式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此時此刻，勞動力市場還自由的很呢!所以，財政部長對有關問題的判斷和藥方確實大失水準!

　　這個部長的觀點與吳敬璉是一致的。但吳敬璉說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向往“人民幸福”的“歐美模式”，——但是，該“模式”里是不是還包括勞動力市場規制和工會運作機制呢?【鏈接：《反吳敬璉論》之注釋148。】如果沒有這些，歐美人民早已“今不如昔”的 “幸福生活”還存在嗎，——如果再如財政部長等“學者型官員”主張的滅其“民粹主義”的福利國家制度!【鏈接：《樓繼偉談財稅改革思路：直接稅為主不是方向》、《中國新任財長：財稅改革要著重于促進包容性增長》。】

　　所以，共產黨領導中國工會發展區域性、行業性工會和集體談判是符合國情的理性選擇。同時，這也是歐、美工會工作，特別是他們處理中小企業內部勞資關系的一種比較成功的歷史經驗，且早已獲得了歐美政府和法律(包括歐盟)的確認。我國早年制定的《工會法》在這方面是存在缺點的，工會和法律界人士多年來一直呼吁通過修法來解決這種問題。【鏈接：《經濟增長的背后——解讀浙江省的勞資關系及協調機制》。】現在是時候了。

　　當然，全面促進經濟/社會平等或“共同富裕”的政策“工具箱”中還需要有其他的手段，如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提高直接稅比重、建設現代國家福利制度等。財政部長像吳敬璉一樣主張自由勞動力市場是脫離實際的，是錯誤的。所謂“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不能成為其借口。

　　2015年 4月28日，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的講話中，再次重申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的基本精神，“要依法保障職工基本權益，健全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及時正確處理勞動關系矛盾糾紛”，并強調“各級黨委要加強和改善對工會的領導，注重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及時研究解決工會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為工會工作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同年2月2日，習近平還曾指出，“要在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中進一步重申，......任何人都不得違背黨中央的大政方針、搞“獨立王國”、自行其是，任何人都不得把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當兒戲”。

　　如果“任性”的財政部部長對此仍想不開，建議深改組或國務院安排他去總工會或成功開展了行業或區域性集體談判的地區調查研究若干時間，與廣大工人和企業主們多多交流，以行教化之責。其實，上一屆政府總理就贊同、批示過浙江省溫嶺市私營經濟部門開展地區性行業集體談判(或曰“集體協商”)，并取得“勞資兩利”、增強社會穩定效果的報告。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成功案例。這種集體談判并非是什么禍國殃民的“洪水猛獸”。難道財政部長真的沒有印象了嗎?當然，如果這位一把手心里硬是不支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全國范圍內“健全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的決策，這件事情能否順利推進還真是有疑問了。

　　現在還真存在這種問題：一些已經自我迷失的干部，他們腦子里雜亂無章的西方經濟學、經濟史知識會不會把中國搞暈了?魯迅可說過，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而用其所長，避其所短，特別是要正確辯析其政策建議背后的理論和價值取向，比較費心、累人。

　　另外，既然4.28習總書記已再次就支持工會工作講話了，那些境內由外資、國內私人資本控制的商業網站就不要再在這個問題上攪和財政部，并發表陰陽怪氣的文字添亂了。(鏈接：2015年4月28日sina新聞中心“新知風暴眼”第205期：《中國掉進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50%+，財長如何支招?》。)有關“新聞工作者”回去看看美國的《勞動經濟學》教科書，查一查G7國家的勞資關系史再上班吧。大股東們則要想一想，是不是被中、高層雇員非理性、非知識性的過度“代理”了?誰愿意一再損人不利己，“被約談”呢?當然，也可能真會有這種人，即自由派“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積小敗為大勝”者之所謂也。

　　毛澤東有話，掃帚不到，灰塵是不會自己跑掉的。地球離了誰都照樣轉。

　　當然，薩繆爾遜有個觀點也不錯，雖然弗里德曼的政策主張衰落了，但聽聽他批評政府的聲音還是有提醒作用的。當然，弗里德曼不是美國政府的“高干”，而是大學教員，且和學術對手即薩繆爾遜等人一樣，“政治正確”無瑕疵，堅定不移地擁護美國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一以貫之地抵制“共產主義”和“極權國家”，——這可是美國“言論自由”的法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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