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樓部長的“新思維”直接挑戰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指示，間接挑戰了中央為糧食安全而堅守的十八億畝紅線的政策底線。當然，在農業改革問題上，樓部長或許有權表達與中央保持不一樣的意見，但問題是我們還要不要糧食安全?樓部長似乎認為，糧食安全問題主要是國際市場的供應問題，而不是糧食自主性問題。他似乎在告誡國人和習總書記，要放棄糧食自給自足;如果堅持糧食自主性，樓部長已經預備了一個大帽子——戰爭思維。在以人為本的呼聲深入人心的今天，樓部長卻繼續抱著以資為本的理念，牢牢抓住GDP不放。退一萬步說，即便按照樓部長的新自由主義改造方案，徹底犧牲農業和農村，真的能夠拯救中國的經濟危機嗎?

　　作者：嚴海蓉，張慧鵬，陳義媛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不可避免地下滑，一季度已經滑落到7.0的心理關口，不免激起人們的擔憂。樓繼偉部長本月25號在“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上表達了他對中國發展的“新思維”。樓部長認為，由于人口老齡化等原因，未來5-10年中國經濟有50%以上可能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針對農業發展，樓部長的思路是減少補貼、鼓勵糧食進口、轉移勞動力、減低工資增速，其目的是使“工資增速低于生產率的增速”，說白了樓部長是希望通過這些手段增加資本收益，使資本免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樓部長的“新思維”直接挑戰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指示，間接挑戰了中央為糧食安全而堅守的十八億畝紅線的政策底線。當然，在農業改革問題上，樓部長或許有權表達與中央保持不一樣的意見，但問題是我們還要不要糧食安全?樓部長似乎認為，糧食安全問題主要是國際市場的供應問題，而不是糧食自主性問題。他似乎在告誡國人和習總書記，要放棄糧食自給自足;如果堅持糧食自主性，樓部長已經預備了一個大帽子——戰爭思維。在以人為本的呼聲深入人心的今天，樓部長卻繼續抱著以資為本的理念，牢牢抓住GDP不放。退一萬步說，即便按照樓部長的新自由主義改造方案，徹底犧牲農業和農村，真的能夠拯救中國的經濟危機嗎?

　　糧食安全靠進口？

　　如果樓部長對中國農業有所了解的話，就會看到中國糧食安全問題的前車之鑒。中國大豆市場已經充分與全球市場接軌，關稅低至3%，大量的進口使得中國對全球大豆市場依存度已經達到80%以上。樓部長很可能對這樣的情形頗覺得心安理得，然而我國媒體和糧食安全關注人士卻把大豆問題看做是中國糧食安全的一個危機，稱之為中國的“大豆之殤”。進口大豆主導中國市場，帶給我們的后果有二。一是中國在進口價格方面沒有定價權，沒有自主性。在大豆進口量越來越多的情況下，我國的社會經濟和普通老百姓卻不得不承受不斷攀高的價格和它所帶來的輸入型通脹。2006年，中國大豆進口數量為2824萬噸時，進口價格為265美元/噸;到2014年，進口數量已經達到7140萬噸，是2006年的2.5倍，進口價格不降反升，一路攀升到564美元/噸。第二，盡管中國是全球大豆最大的買家，然而我們在選擇進口什么大豆上也沒有自主性，進口的大豆都是噴灑過草甘膦的轉基因大豆。草甘膦目前被世界衛生組織認定為“很可能致癌物”(A2級)。在國際大豆貿易中，存在著壟斷資本對大豆產業鏈的控制。因此，與常理相反，不是我們想吃什么，人家就種什么，而是人家種什么，我們就只能吃什么。而在拉丁美洲的大豆共和國(阿根廷、巴西等)，大豆生產者同樣受制于如孟山都這樣的國際壟斷資本，也缺乏自主選擇種植品種的空間。如果按樓部長所言，進一步“鼓勵農產品進口”，其他農作物也將重演大豆之殤的悲劇。樓部長眼中的糧食安全問題是國際市場的貿易問題，是一個壓低工資增速、增加資本收益的問題，而對于普通百姓而言，糧食安全是國計民生，是國家主權的一個支柱。

　　樓部長提出要“減少對糧食的全方位補貼”，這個“全方位補貼”從未在政策詞匯中出現過，我們也許可以理解為對糧食的“綜合補貼”。農業綜合補貼本身是普惠性的，對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有促進作用。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研究【1】表明，我國自2002年開始陸續實行的各種農業補貼，對農戶糧食產量、糧食播種面積和資金投入都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對中國糧食生產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且農業補貼對貧困地區農戶糧食生產的正向影響更大。這一結論也被其他研究印證。即便有少數研究者認為，農業補貼對糧食生產的積極影響不顯著，也承認農業補貼能夠間接提高農民收入【2】。樓部長的藥方，要以減少農業補貼的方式來鼓勵進口，是要把中國的小生產者逼到死角，使中國的農業任人宰割。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靠降低工資增速，還是提高農民收入？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奇跡主要是依靠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而城鄉二元體制是勞動力紅利的基礎。去集體化改革之后，農村又恢復到傳統的小農經濟狀態，小農經營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可能有發展空間。農村的衰敗，逼迫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勞動力的流失，反過來又使農村更加衰敗，如此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經過工業化和城市化大躍進，中國農民工總量已經達到2.7億人，農村已經非常空虛了。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已經嚴重空心化。農村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決定了農民工的命運。正如馬克思所說，“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后備軍，它絕對地隸屬于資本”。進城農民工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遭受嚴重的剝削，勞動權利乃至人格尊嚴得不到保障，工資長期維持在勉強糊口的水平上。

　　當然，這正是樓部長們希望看到的，因為在他們眼里，農民工不是作為勞動者，而是作為生產要素而存在，生產要素的價格當然越低越好。農民工極低的工資，正是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成就了中國的經濟奇跡。最近這些年，一方面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另一方面農村的勞動力資源就像華北地區的地下水一樣，已經快被抽干了，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農民工的工資和勞動狀況才有所改善。不少人就開始抱怨中國工資提高太快，擔心資本流向勞動力更便宜的地區，中國工人連被剝削的權利都沒有了。想起這個，連那些同情農民工遭遇的人也不敢理直氣壯了。

　　這種思維似是而非。當前中國經濟遭遇的是典型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龐大的制造業生產能力相對于勞動人民的購買力顯得過剩了。農民和農民工是中國最龐大的群體，他們基本的衣食住行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解決，中國農村地區的道路交通、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還很落后，農民的生產生活需求是制造業潛在的市場，然而，問題在于農民和農民工的收入太低，無法提供“有效的”消費需求，使中國經濟增長不得不越來越依賴投資和出口，經濟結構畸形化。因此，解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危機，不是像樓部長建議的消滅農村，壓低勞動力價格，恰恰是復興農村，增加農民和農民工收入，為制造業提供市場空間，讓中國經濟的引擎再次發動。試看，世界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有哪一個是靠剝削廉價勞動力實現的?

　　樓部長的藥方是要幫助中國資本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以減少補貼的方式鼓勵農產品進口，鼓勵勞動力轉移，還要降低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增速，眼中全然是資本的積累和增長。卻不知，這樣身居高位的樓部長將糧食安全的國家大計和升斗小民的安身之本置于何地?

　　參考文獻：

　　【1】王歐，楊進.農業補貼對中國農戶糧食生產的影響.中國農村經濟，2014(5)：20-28.

　　【2】黃季焜，王曉兵等.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農業技術經濟，201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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