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走上“內行領導內行”所謂精英治國的道路。從革命干部到專業干部是共產黨建設新中國的必然過程,然而近些年來在干部選拔上卻出現過度強調學科專業而不重 視社會實踐經驗,造成知識面狹窄、片面、近親繁殖的惡性循環。最典型的莫過于外交界的選人模式,你只要留心就不難發現,中國現任外交高官,從負責外交的國務委員,外長,各大司長 ,駐外大使,幾乎清一色外語專業畢業,“譯而優則仕”。他們中許多人充其量是個好翻譯,缺乏戰略思維和社會實踐經驗,難以勝任越來越多樣化的大國需求。常言道,弱國無外交,然而 當今強大中國的外交更像弱國外交。回看當年,周恩來、陳毅、姬鵬飛、喬冠華、黃華這些需要翻譯幫忙的外交家,在國際間卻發揮著強國影響力。
無獨有偶,內行領導內行的治國理念正在走向極端,中國泛經濟領域差不多全部被財經專業壟斷,甚至延續幾十年的工程師治國開始讓位于經濟學博士治國,似乎只有學經濟專業畢業的 才懂經濟。是歷史的進步還是退步呢?
這首先要看中國的經濟學博士是怎樣培養出來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走了一條全面向西看的道路。文革十年中國科技和教育拉大了同發達國家的差距,知恥近乎勇,我們放下 意識形態爭論,虛心向西方學習。然而西方對待中國的態度卻復雜得多,表面上歡迎中國的改革開放,然而在戰略經濟利益層面,從最惠國待遇、入關談判直到今天的市場經濟待遇一路擠壓 中國的生存空間;在國防、高科技領域,包括奧巴馬政府對華禁售用于制造超級計算機的芯片在內的美國商業部不斷更新的對華高科技禁售清單等,再加上形形色色的關稅非關稅貿易壁壘, 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從來就沒有停歇,遏制中國是歷屆政府頭號戰略目標。長期以來美國執行的一條叫做遏制加接觸的對華政策,所謂接觸,就是心懷叵測的,包括已經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 取得成功的,和平演變手段。
1. 產業殖民地化與意識形態殖民地化
在遏制、打壓中國的同時,美國在某些領域十分愿意,甚至不惜血本地“幫助中國”,比如高等教育,特別是經濟、法律、新聞等人文學科,從百多年前的庚子賠款開始,到改革開放后 大規模資助中國政府官員、智庫學者、及重點學科教師到西方培訓,美國政府可謂極具戰略眼光。吳敬璉、茅于軾、周其仁、資中筠、張維迎等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得到西方資助到西方留 學訪問,之后終身成為西方的忠實信徒例子。
全盤西化的財經、法律、新聞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其是非觀價值觀受到西方意識形態洗腦,本能地否定社會主義元素,追隨西方妖魔化計劃經濟,“計劃經濟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 ,出現問題便是“計劃經濟思維”,“產業政策是計劃經濟的馬甲”等;抹黑公有制,政府高級智囊、精英甚至把舉世矚目,造福全社會的高鐵歪曲成罪惡深重的惡魔,所謂《高鐵危言》: “鐵道部門領導自稱的他們所創造的世界最短的建設工期、每小時380公里以上的行車速度、百分之百的安全系數等方面的“世界紀錄”,或者是華而不實的自我吹噓,或者是完全子虛烏有的 杜撰。而數以萬億元計的投資,除養肥了一大批腰纏萬貫的貪官污吏和“紅頂商人”外,還欠下了高達2.5萬億元的未償債務,要由平民百姓今后去償還”,詆毀高鐵是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 大躍進、黨政合一、政企合一、國企壟斷、尋租、腐敗、浪費資源、國進民退、這種做法不可持續等;惡意攻擊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積極作用是好動的手”,不分青紅皂白,就是要 學習西方搞“大市場,小政府”,困住政府好動的手。
自由派西化精英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功都是學習西方的結果,而出現的弊端都是因為改革不徹底,“制度障礙”造成的。然而具有極大諷刺意味的是,國際上凡是效法西 方的,無論是老牌憲政民主的印度、菲律賓、拉美國家,還是后來投靠西方的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都并沒有表現出“普世價值”比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什么優越的地方。國內改革經歷過 的尤為突出的事實:凡是美國為首的西方愿意幫助中國的產業,其現狀幾乎就是淪為西方的產業殖民地。最典型的案例是民用運輸工具,民航客機、汽車和鐵路,美國上世紀80年代精心策劃 的麥道合作計劃把中國自主研發的運十飛機扼殺在搖籃里,以至于至今中國客運大飛機還必須依賴西方;西方很樂意“幫助”中國發展民用轎車,先后在中國設廠占領中國市場。所謂市場換 技術,在西方老謀深算下,中國既丟了市場,也沒換回技術。中國最早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合資企業,有共和國的長子一汽、實力雄厚的上汽、二汽,以近30年的技術、人才積累,國家巨 額投入,龐大,并最初受保護的市場,卻始終沒有收獲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紅利”,至今沒有發展出一款具有競爭力、自主產權的轎車,三大、三小汽車國企墮落到心甘情愿為西方企業占 領中國市場做了嫁衣裳。合資跨國公司有意識地從合同、企業機制上閹割合作伙伴國企研發能力。所以指望混合所有制國企創造出國產自主品牌,就如同逼太監生兒育女。
2.混合所有制私有化改革的失誤必須反思
民用運輸工具唯有鐵路系統在鐵道部長劉志軍的帶領下,整合鐵路國企和科研力量,不迷信西方,通過引進、消化、吸收,走了一條自主發展的道路,僅用不到八年時間,研發出世界最 好的高鐵系列,建成世界最大的,占世界高鐵運營規模60%的高鐵網。顯而易見,國企自主研發是社會主義效率無敵天下的最好詮釋,而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結果是把國企變成西方跨國公司 ,掠奪巨額利潤的工具,孰是孰非顯而易見。
2017年1月16日,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文《加利福尼亞“大開挖”》的文章。大開挖“Big Dig”是美國的一個歷史典故,或者說是丑聞、笑話,住在波士頓的人們都知道,說的是上世 紀80年代,波士頓開始了一項市中心3.5英里長的高速公路及街道改造工程,然而工程一“開挖”就停不下來了,從1982一直“挖”到2007年,耗時25年,據波士頓環球報估計,總共花費至少 $220億美元(按當時匯率折合人民幣大約1800多億)。以當時幣值價格計算,差不多快趕上或者超過1300公里長,耗資2200億人民幣,2008年4月18日開工,2010年11月15日完成全線鋪軌, 2011年5月11日進入聯調聯試階段,總共用時4年建成的京滬高鐵了。此外那220億美元恐怕還不包括其中施工中的人員傷亡、跑冒滴漏、設計缺陷影響到周邊設施造成的漫長訴訟及補償費用。 盡管如此昂貴,當你親自駕車駛過那段路,仍然給人一種駛進迷宮,破舊不堪的感覺。《加利福尼亞“大開挖”》講得是奧巴馬上任美國總統伊始提出雄心勃勃的美國高鐵計劃,其中就包括 撥給加州32億美元(最終加州政府獲得美國聯邦政府80億高鐵基金中的47億美元補助)的啟動資金用于修建舊金山到洛杉磯阿納海姆500英里長,按2008年價格計算64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 4400億元)預算投資的高鐵項目。如今7年過去了,奧巴馬直到下臺也沒有看到他傾心推動的美國高鐵事業的曙光,項目離正式動工仍然遙遙無期。該文提及上周洛杉磯時報披露美國聯邦鐵路 局的一項內部機密風險分析,指出該項目118英里試驗段可能已經超過預算50%,而且各項指標進度數度延誤。此外環境審查的成本也越來越高,根據2010年9月與聯邦鐵路管理局簽訂的贈款協 議制定的原始成本預測,環評成本為3.88億美元,然而截至去年8月,該機構的官方資料顯示,成本已經上升到10.3億美元,還不包括最為艱難的洛杉磯、舊金山兩大都會地區的環境審查工作 還沒有開始,環境保護成本已經增加了171%。有報道稱:這幾年里,高鐵進度情況一直拖拖拉拉,最新估計預算可能翻倍,達1000億美元之巨,成為美國歷史上的另一個“大開挖”。
美國資本主義效率與中國社會主義效率可謂天壤之別,然而在中國,壟斷了改革話語權的主流經濟學利益集團的精英們卻在那里一天到晚渲染中國的發展不可持續,中國發展模式沒有普 世價值,公有制效率低下,政府胡亂干預資源調配,非要頂層設計一下,逼中國回過頭來走美國的發展道路,真不明白這些精英們腦袋里裝的是什么?
改革路線問題源自于由新自由主義精英把持的理論界無法對混合所有制半私有化改革給中國汽車業造成的災難性后果進行清算,“顛覆性錯誤”至今沒有引起執政黨的高度重視。無獨有 偶,或者說更有甚者,全面私有化的災難反倒成了政治正確。
第一次私有化浪潮造成無數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民耳熟能詳的民族品牌滅亡,以上海為例,私有化前上海產地名牌包括:蝴蝶、蜜蜂、標準牌縫紉機、永久、鳳凰牌自行車、上海牌轎車、 上海牌手表、海鷗照相機、中華、美加凈牙膏、萬紫千紅雪花膏等化妝品、回力、飛躍球鞋、梅花牌運動服、雙箭剃頭刀、英雄牌鋼筆、金星彩電、上菱冰箱、華生電扇、施樂吊扇、水仙牌 洗衣機、三五臺鐘、紅燈牌收音機等等不下百種全國著名品牌,隨著私有化的“改革紅利”一夜間全軍覆沒,消失殆盡。而這些行業幾乎都變成西方產業殖民地。改革開放本可以采用不同體 制機制并存競爭的方式,至少能留下部分有競爭力的產品,然而由于迷信私有制、迷信市場、崇洋媚外,采取一刀切的強制性改革,造成難以彌補的顛覆性錯誤。(所幸的是國有戰略性企業 沒有像蘇東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一起被擺上任西方宰割的案板上)。如此悲慘的后果沒有見到這些到處渲染“國進民退”的中國經濟學專家、權威、精英們,對中國市場殖民地化有過一 絲怨言。因為精英們認為這是國企私有化、市場化的必然結果,符合“市場規律”,因此是正確的。他們的價值觀世界觀、立場已經不是站在中華民族的利益上,而是以所謂“普世價值”為 準繩。
3. 與精英們灌輸的理論相反,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效率遠高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企業效率考察的角度不同,結果大相徑庭。蘇東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國企私有化以后,戰略產業幾乎全軍覆沒,至今民族工業也沒有任何閃光的增長點,還談何企業效率?上海失去了上 百個品牌,徹底回到解放前洋買辦的狀態,談何民族企業效率?更不要提精英們孜孜以求的“國退民進”了,改革開放后中國新成長起來的自主知識產權名牌如華為、中興、聯想、海爾、小 米、魅族、OPPO、VIVO手機、大疆無人機、阿里巴巴、QQ微信、徐工、三一重工、振華港機、中國高鐵、殲20、殲31、運20、奇瑞、吉利、比亞迪、天河、曙光、神威、龍芯,精密機床、盾 構機、高級貨輪、核電、水電、太陽能裝備、超級工程、北斗導航等等,除了國企振華港機產自上海外,私有化后的上海并沒有出現“國退民進”,而是被外企所壟斷,改革開放以來冒出的 新民營品牌竟沒有一個出自實力最強的上海。上海和蘇東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產業被殖民地化了,上海人的大腦也退回到十里洋場的“洋涇浜”年代,這是多么慘痛的教訓,中國最 大的地緣經濟悲劇。精英們只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對國企開刀,卻對西方跨國公司壟斷,侵蝕、擠壓民企發展空間持贊賞或默認態度,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國際主義“普世價值”的情懷?
中國大學經濟學課堂上討論過上海這種“國退民亡”的典型案例嗎?顯然沒有,因為大學教室本身就已經被殖民地化了。
西方幫助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工商管理、法律、新聞教育和研究單位本身,已經被意識形態洗腦,殖民地化,形成的學風是除了兜售,轉賣西方這個權威、那個名人的理論,價值觀,挾 洋自重,以西方理論作為判斷改革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外,至今面臨活生生中國快速發展崛起的社會經濟現象,沒有發展出一點自主創新的原創理論。這些以改革精英自居的所謂智囊、權威 、專家們,口中的所謂“改革創新”,實際是“一夜退回解放前”,與當年殖民地、半殖民地舊中國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別無兩樣。只會虔誠地模仿西方,走跟著美國屁股后爬行的老 路。主流經濟學利益集團把持的經濟學教育和輿論話語權,宣揚資本主義優越性,不斷抹黑、妖魔化社會主義要素:“產業政策是計劃經濟的馬甲”,“計劃經濟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 甚至拿“計劃經濟思維”作為罵名,攻擊地方領導;他們有意識、有組織的詆毀公有制經濟“壟斷資源”、“沒效率”、“尋租、腐敗”、“國進民退”等;妖魔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強有力 的主導作用是“閑不住的手”,“好動的手”,“手伸的太長”。其目的就是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元素神不知、鬼不覺地徹底掏空、剝離。改革的終極目標是一個沒有社會主義 元素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掛羊頭賣狗肉。剝離、掏空了社會主義元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剩下什么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了。
高鐵國企與汽車混改走過的正反兩方面技術進步道路的經驗告訴我們:自主才有可能創新。國企私有化基礎上的市場化、國際化改革是把自己推到案板上任人宰割、自取滅亡之路,蘇東 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及上海的私有化經驗都一再印證了這一點。
(中)
歷史的事實是,冷戰結束后美國極力推銷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并沒有在任何一國取得過成功,反倒是給許多國家,包括南美,包括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帶來無窮的災難。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如此受追捧,一方面是乘冷戰勝利的強勁西風,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在中國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在拉丁美洲、在蘇東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在中國改革中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卻從來沒有得到清算。這種清算在中國甚至成了反改革的政治禁區。
4.被經濟學精英們一再否定的中國國企技術進步的模式和效率
令人不可思議的事實是,許多國家在美國的封鎖下往往一蹶不振,只有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凡是遭到美國為首的西方禁運、禁售的高科技產品,技術封鎖的領域,中國反倒做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
長期以來美國禁售超級計算機給它的所謂敵對國家,中國不得已只好自主研發,經過多年不懈努力,后來者居上,不僅超級計算機性能拔得頭籌,并且從2016年開始超級計算機保有量與美國并駕齊驅,同年還第一次在世界上贏得超級計算機應用軟件頭獎。
美國主導、俄國參與的國際空間站,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可以申請參與,美國卻堅決把中國排斥在外。無奈之下中國只有走自主研發的道路,在20年時間內發展出完全自主的空間站、并研發了包括探月工程、北斗導航、高清三號、量子衛星等世界一流空間技術,快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被稱作世界最昂貴的武器,美國第5代低端輕型隱身戰機F35于2001年開始在F22等隱身戰機的基礎上研制以來,費時近16年,比原計劃滯后7年,據特朗普團隊推算全部研發和采購費用可能超過1.5萬億美元,且毛病不斷,成了一個無底洞,美國軍工領域的“大開挖”。由最初標出的每架2800萬~3000萬美元漲到1.35億美元,以至于特朗普甚至放話拒絕采購。于此同時中國高端重型隱身戰機殲20于2016年正式入役,另一款中型隱身戰機殲-31正在加緊研制,標志著中國空軍與美國空軍裝備的代差時代變成歷史。
毛主席說過,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一切問題都解決了。現在還應該再加上一句,再封鎖吧,再封鎖十年八年,我們一切都超過你了。
負責研發生產殲20的社會主義中國國企顯然比資本主義美國的私企效率高多了,上世紀90 年代美國五代隱身飛機即將問世的時候,中美曾簽訂合同,花費5.5億美元由美國幫助升級殲8II,二代機,后來由于美方單方面撕毀合同,中國不得已回到自主研發的道路。20年過去了,美國由五代機f22發展到五代機f35,而中國則從二代機起步,發展到今天的一款五代機殲20服役,另一款五代機殲31正加緊研制,顯然中美兩國國防工業的效率差別巨大。然而中國主流經濟學理論權威們,沒人敢提美國效率低下的私營公司需要國有化,卻在逼著中國國企私有化或者打著混合所有制的幌子推進漸進式私有化。
建議這些所謂經濟學權威、精英到美國大企業,包括典型的美國三大汽車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等“大到不能倒”的企業認真調研后,看還敢不敢再有視無睹中國國企的效率。順便再次重申一個典型的案例,最令美國人沮喪的是,為了扭轉美國超級計算機連續4年落后中國的局面,時任總統奧巴馬拿出絕招,從2015年開始禁止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口用于制造超算的計算機芯片,然而2016年中國用國產芯片制造出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繼續壟斷超算世界第一的寶座。顯然,從社會綜合角度看,美國資本主義的私企并沒有展現出比中國社會主義國企有更高的效率。
有意思的是,盡管中國已經研制出不少種類計算機的芯片,但是由于企業的慣性、惰性,不愿意采購國產產品,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倒逼”,中國的超級計算機不知猴年馬月才會使用國產芯片。此次超級計算機使用國產芯片創造的輝煌,國產芯片企業不知道該怎么“感謝”奧巴馬這個超級推銷員呢!
如果沒有美國人的敵意、封鎖、限制,主流經濟學家門喜歡用的一個詞“倒逼”,我們沒準就是和日本一樣成為國家空間站中一個跑腿的小伙計。
中國大政府主導的高鐵建設,僅用不到四年就建成京滬高鐵,八年時間建成世界最大高鐵網。美國小政府也想照貓畫虎,前總統奧巴馬一上任就提出雄心勃勃高鐵計劃,然而直到離任,七八年過去了,美國政府花費了80億美元的啟動資金,至今也沒有一條高鐵線正式開工。
社會主義中國政府比資本主義美國政府效率高的不只是一個數量級。然而中國主流經濟學卻堅定認為,美國小政府、大社會是中國政府改革的標桿,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否則就是“計劃經濟思維”,中國的發展就不可持續。在他們的邏輯里,只有跟在西方屁股后一步步爬行,發展才可持續,中國20年走過西方50-100年走過的道路,顯然用西方任何理論都無法解釋,因而是錯誤的。主導中國改革頂層設計的經濟學智囊們迷信西方模式到了宗教信仰的程度,在他們的世界觀中,西方理論就是判斷是非的最高圣旨。這些大權在握的精英們最缺乏的是實事求是的認知態度,缺少數理統計邏輯推理的實證技能,和維護民族生存和民族利益這種動物都具有的最起碼的生存本能,似乎改革就只是為了實現某種“普世價值”,即使淪落到烏克蘭、敘利亞那樣國破家亡的境地也在所不惜。
總結一下改革開放30年來的一項重要經驗:凡是被西方惠顧的產業,差不多都淪為西方的產業殖民地,凡是被西方擠壓、封鎖、限制的產業,幾乎個個做得風生水起,技術水平進入世界領先行列,這個悖論意味著什么呢?
自主才有可能創新,一條被美國逼出來的哲學值得我們深思。
已經被殖民地化的汽車工業領域、財經、法律、新聞等教育領域,我們自己需要建立怎樣的“倒逼”機制,才能使他們找回自信,踏上自主創新之路呢?
5. 高等教育向何處去?從睜著眼睛說胡話,到閉著眼睛說瞎話!
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敗是某些學科的高等教育。如前文提到的,汽車行業國企被混合所有制改革閹割了研發能力,至今著名的一汽、二汽、上汽三大汽車國企及三小國企至今沒有研發出一款自主品牌,市場站得住腳的乘用車,成了徹頭徹尾的洋買辦;中國的財經、管理、法律、新聞教育等西方不惜血本幫助的學科,同樣被西方有意識地閹割了自主研究能力,從教材到教師幾乎全盤西化、挾洋自重,三十年下來這些學科幾乎完全喪失獨立思考和創新意識,淪為西方理論的應聲蟲、學術殖民地。
過去30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必然存在許多經濟學規律性的東西值得總結、升華到理論高度,然而,中國理論界卻沒有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探討中國經濟成功發展的內在因素,提出創造性的思想和理論,相反卻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套用洋理論貶低中國。
30年來經濟學精英們就做了兩件事,一是把西方理論真理化、西方社會天堂化;二是妖魔化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打擊中國政府和人民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所謂的經濟學權威、專家、學者共同之處就是迷信西方普世價值,競相翻譯、解釋西方的理論,競相標榜自己的血統純正,競相顯擺自己知道多少西方名人、名言,言必稱西方,語必加雜英文單詞,甚至在國內舉行的學術會議,討論中國事務,與會者必須用英文發言,崇洋媚外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外。在他們圈內已經形成廣泛共識,常常非常自信地張口就是“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這次90%的人贊成”,從而十分張揚、其不遺余力推動西方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冠冕堂皇地配合西方攻擊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政府調配資源的功能等社會主義基本要素,想方設法通過所謂深化改革掏空社會主義。
嚴重缺乏理論自信、文明自信的主流經濟學派流行的是惟西方命是聽,西方理論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來就不敢有自己的一點想法,不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更別提發展出一套自主知識產權的理論。“中國模式”在他們眼中就是忤逆西方的大逆不道,甚至對圈內稍有叛逆的說法,比如“有為政府、產業政策”,就會群起而攻之,必欲消滅在萌芽狀態。
這樣的學術氛圍培養教育培養出來的宗教迷信化西方信徒,用西方教條去領導中國,不惜壯士斷腕,甩開膀子,殺出一條血路的所謂深化改革,出現像股市斷崖式暴跌、瘋狂的房地產,以及資本外逃、外匯儲備快速萎縮的現象就不足為怪了。這些“讓改革釋放最大的制度紅利”,都是刀刀見血,西方夢寐以求,不勞而獲,實實在在收割的,滴著中華民族鮮血的紅利。
有史以來,迷信教條、紙上談兵的趙括們,結局都不言而喻,然而可悲的中國現狀卻是,趙括們壟斷了泛經濟界輿論話語權,深化改革頂層設計權,和改革主導權。前段時間熱炒的產業政策“世紀之辯”,其實是主流經濟學利益集團對非主流聲音的一次大圍剿。
主流經濟學利益集團不容許深化改革關鍵時期有與他們頂層設計理論不同的聲音。因此精英們主導的所謂世紀之辯儼然成了各種洋理論過招的競技場,自稱“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主流經濟學精英們的共同特點是,看似滿腹經綸,引經據典,張口哈耶克、閉口赫維茨,什么亞當斯密、凱恩斯、劉易斯、亞當斯,這廝那廝,絕口不提馬克思。他們習慣時不時脫口而出一些英語詞匯、術語、西方名人,流露自己的血統純正,理論之原教旨,卻完全無視中國的現實,刻意抹殺中國經濟、科技在計劃經濟/產業政策社會實踐中所取得舉世公認的世界奇跡。
產業政策的存廢,這一中國改革的大是大非之爭似乎已經淪落成一種西方理論挑戰另一種西方理論,政治泥潭中的貼身肉搏。難免讓人聯想到上世紀初日俄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爭奪殖民地勢力范圍,那場令中國人倍感羞辱的戰爭。中國改革論壇儼然成了各種洋理論過招的殖民地戰場。
出現這種怪現象是因為被西方悉心培養的一代已經掌控中國經濟學理論、教育、輿論和政府財經要害部門的實權。改革開放前,中國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雖然睜著眼睛,但絕大部分人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政治課教學沿用三十年一貫制的課本,灌輸資本主義是腐朽的、沒落的、垂死的制度,屬于睜著眼睛說胡話的無知,政治課成了無人相信, “洗腦教育”的笑話 ;改革開放后被西方洗腦的一代壟斷了經濟、法律、新聞教學課堂,也是三十年一貫制,妖魔化社會主義,抹黑公有制、計劃經濟及政府的作用,有意閉目塞聽,無視計劃經濟及國企創造的高鐵、超級計算機、空間技術、軍工、核電、新一代通訊標準等戰略產業這樣的奇跡。他們虔誠地信仰西方理論,非西方政治正確是莫看,非西方政治正確的莫聽,就是要閉著眼睛假裝看不見中國公有制引領中國戰略產業技術進步的大飛躍,矢口否認計劃經濟公有制的效率,并通過他們控制的輿論宣傳、理論研究、和教育體系,徹底妖魔化社會主義要素。比如《高鐵危言》就是典型的,徹頭徹尾的無視事實,閉著眼睛,不敢面對現實地瞎說,“規模過大、指標過高和投資效率低下,浪費十分驚人…,數以萬億元計的投資,除養肥了一大批腰纏萬貫的貪官污吏和‘紅頂商人’外,還欠下了高達2.5萬億元的未償債務,要由平民百姓今后去償還”,國企沒有效率、政企合一、國進民退、尋租腐敗、浪費資源、污染環境…
臺灣高鐵每公里的造價是大陸高鐵的兩到三倍,而且所有設備和后續零件、售后服務均要從日本或德國采購,為它國創造了就業,臺灣百姓無奈必須承受西方跨國公司的高利盤剝,誰讓自己沒有那個技術。中國政府和國企發揮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優勢,短期內實現了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跨越式發展,高鐵很快就實現國產化,帶動龐大的產業鏈的發展和創造龐大就業機會,肥水不落外人田,其中的社會效益那些經濟學專家們真的看不見?《高鐵危言》說中國高鐵投資效率低下實屬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經濟學精英們從來不對混合所有制汽車國企改革造成數以萬億計的利潤外流,既丟了市場,又沒有換回技術說一個不字,從來不會說中國市場上跑的萬國車“養肥了一大批腰纏萬貫”的外國資本家,甚至要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為樣板推向高鐵以及其它產業。事實上精英們恨的不是高鐵,如果中國高鐵走的是臺灣那樣的引進道路,他們絕對不會渲染《高鐵危言》,他們恨得是中國政府和公有制國企創造了高鐵奇跡,說穿了他們恨的是社會主義。
盡管打著所謂“改革創新”的旗號,所謂頂層設計實質卻全都是照搬什么里根經濟學、撒切爾經濟學的舊胎,沒有一絲自主創新的跡象,既沒有那個勇氣,也沒有那個能力。據考證就連什么供給側、新常態、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等等都是照搬不動拾西方的牙慧。所謂“制度創新”,其實是資本主義制度原封不動的照搬。
新自由主義為什么成了類似宗教迷信一樣的信仰,并非新自由主義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冷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全面勝利而結束,表面上看似乎是里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冷戰中為西方帶來了戰勝蘇聯的巨大成功,其實這是因果顛倒。事實是,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新思維”搞垮了蘇聯,導致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自行土崩瓦解,里根、撒切爾以后的西方經濟受益于蘇聯自行瓦解收獲的巨大的冷戰紅利,想不富都難,而非新自由主義的紅利導致蘇聯垮臺。
歷史的事實是,冷戰結束后美國極力推銷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并沒有在任何一國取得過成功,反倒是給許多國家,包括南美,包括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帶來無窮的災難。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如此受追捧,一方面是乘冷戰勝利的強勁西風,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在中國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在拉丁美洲、在蘇東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在中國改革中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卻從來沒有得到清算。這種清算在中國甚至成了反改革的政治禁區。
中國的高等教育必須正本清源,客觀、全面介紹人類所有社會發展經驗教訓,既不迷信馬克思教條,也不迷信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教條,借鑒各種理論,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為我所用。堅持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自主評價中國改革以及世界改革的經驗,在科學總結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發展理論。只有根據時代變遷不斷充實社會主義理論,不斷升級社會主義理論,我們才可能有真正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升華我們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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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蘇聯垮臺冷戰結束,獨霸世界的超級大國美國并沒有如蘇聯等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所期許的,給這些國家帶來“頂層設計改革”的紅利,進而帶領世界走向更加繁榮的新時代,而是,凡有美國插足的地方,不管是南聯盟、烏克蘭、伊拉克、阿富汗,還是敘利亞,都兵連禍結,動蕩不安,民不聊生。消除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競爭壓力,美國華爾街精英們開始了肆無忌憚地金融掠奪游戲,直接引發禍害全球的次貸危機。那場危機,其本質是圖利資本的制度性缺陷進一步打破社會公平正義平衡,把美國社會貧富差距推到一個新的高度,引起美國中下層民眾的極大不滿。從占領華爾街運動,到此次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奇跡般的當選美國總統,折射出的是美國人民開始對美國制度自信發生動搖。美國從下至上越來越多的人民開始反思曾一度被美國人標榜的“普世價值”到底還有沒有價值。美國人民期待著特朗普給美國帶來傷筋動骨的大變革,特朗普有這個能力嗎?
然而,在地球的另一邊,卻在亦步亦趨地追隨著美國“普世價值”模式,迫不及待地進行所謂頂層設計深化改革。
近些年來中國理論界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過去30年,中國,走的是一條弊端叢生、不可持續的發展道路,認為根本不存在所謂中國模式,中國經驗沒有普世價值,并且渲染改革開放已進入深水區,“摸著、摸著、摸不著石頭了”,甚至認為“摸著石頭過河”改革方法論原本就是錯的,“河上有橋他不走,偏要下河摸石頭”。他們宗教般地迷信西方理論,認為中國改革必須依靠西方經濟學權威的思想進行所謂頂層設計,才能一勞永逸地走上“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
1.西方道路仍然很“普世”,但是已經越來越失去其標榜的“價值”
縱觀全球“世界多數國家都在走的,--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的普世價值之橋”。沒錯,冷戰結束以后,放眼望去,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選擇了西方憲政民主之路。看上去的確很普世,然而結局又如何呢?
老牌民主國家,英國前殖民地印度,美國的前殖民地菲律賓,美國近鄰墨西哥,美國后院拉美等國家完整接受西方憲政民主、自由市場經濟體系。60多年前這些國家都有比中國擁有先進得多的工業家底、基礎設施和相對成熟的治理體系,并且有比中國好得多的地緣政治環境,如今,無論工業水平、科研成就、社會保障、人均壽命等各方面卻都被中國遠遠甩在后邊。
上世紀90年代以前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們,從工業基礎到科研、教育、文化等社會發展水平,都遠比中國高出很多。然而25年前,蘇聯瓦解后形成15個國家,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分裂成14國(東德并入西德),加上蒙古,總共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于上世紀90年代,集體采納了美國為社會主義國家量身打造的“休克療法”改革“頂層設計”,走上一條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去政府計劃經濟職能化的,曾是一條令無數人無比仰慕、期盼的憲政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的不歸路,也就是被西方崇拜者美其名為“世界多數國家都在走的,——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的普世價值之橋”。所謂“休克療法”頂層設計改革,即一夜間窒息了所有社會主義制度要素,公有制變成私有制,計劃經濟變為市場經濟,一黨治理變成多黨競爭憲政民主。其中,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由最初資產平分,到資本迅速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形成壟斷,出現像巧克力大王、石油大王、郁金香大王那樣的寡頭,短時間便拉大社會貧富差距,重新回到階級社會。而這些“大王”運用手中聚集的財富干預政治,從而把國家帶入為資本牟利,貪污腐化,動蕩不安的寡頭政治時代。更為可怕的是西方跨國公司兵不血刃地通過股權收購,資本運作,輕而易舉地摧毀競爭對手的戰略性產業,全面占領市場,迫使這些國家進入產業殖民地化時代。2016年習近平、李克強分別訪問波蘭,波蘭政府都一再提出再工業化問題。波蘭這個東歐的重工業強國為什么今天不厭其煩地懇求中國領導人幫助他們再工業化?他們的傳統工業在“休克療法”后都去哪了?
2016年12月俄國人民窮到了拿沐浴液當酒喝造成60死亡。2016年12月25日西方圣誕節,一架老舊的圖154客機失事造成包括俄國軍方重要官員及著名紅旗歌舞團在內共91人遇難。事實上圖154客機、伏爾加轎車,這些當年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蘇聯名牌,連生產線在多年前都已被拆除,產品被徹底擠出市場。當年無比強大的俄羅斯工業,如今除了政府控制下的軍工和被普京強制重新國有化的石油產業還算有點起色,其它工業還有什么?世界公認的強人普京公元2000年就任俄國總統時宣稱“給我二十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二十年轉眼將至,被鏟除了所謂“制度性障礙”,即消除計劃經濟的主導作用、斷送國有經濟體系的支撐,以及隨之被西方掏空、摧毀了的工業基礎,只能依靠市場經濟自然成長,俄國已不可能在20年內再現當年的輝煌。難怪奧巴馬離別總統寶座前不忘譏諷俄國:“他們(俄羅斯)是一個較小的國家、較弱的國家。除了石油、天然氣和武器,他們的經濟產不出其他任何別人愿意購買的東西。他們沒有創新”。被美國人設下陷阱搞垮的俄國,面對奧巴馬的譏諷,只能是無限懊悔。
痛定思痛,俄羅斯總統普京借鑒中國的發展道路提出“可控市場經濟”,與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拉開了距離,在意識形態領域,普京推出“主權民主”受到曾盲目崇拜西方民主的俄羅斯人民的廣泛擁戴,而擁有西方“新思維”,西方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戈爾巴喬夫卻被人民所唾棄。值得一提的是曾經是蘇聯工業實力最強,最富有的加盟共和國,蘇聯的工業重鎮烏克蘭,繼續迷戀西方的“普世價值”,在多次顏色革命之后,如今經濟崩潰、國防脆弱、國家分裂、民不聊生,成了大國角逐的戰場和犧牲品。
歐洲這個曾經令世界魂牽夢縈的地方,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和西班牙先后發生債務危機,經濟到崩潰邊緣。蘇格蘭公投獨立,英國脫歐公投,及由此引發北愛爾蘭獨立公投,讓大英帝國這個憲政民主的故鄉陷入巨大政治經濟危機之中。歐盟的領頭羊德法自顧不暇,加上美歐損人不利己的中東政策引發的難民潮,更把風雨飄搖的歐盟推到瓦解的懸崖邊上。
實體經濟空心化的美國,民主政治被金融資本綁架,1%的富有者掌控了絕大部分的社會財富,富者更富,窮者更窮,中產階級大幅萎縮,人民看不到希望。正是由于對兩黨傳統政策的不滿,美國人民才破天荒地選擇政治素人特朗普,作為美國夢新的寄托。特普朗勝選標志著美國中下層民眾對美國制度嚴重失去信心。而特朗普能救美國嗎?
“普世”的美國模式,卻缺乏令人信服的“價值”。
2.改革需要公正、科學地評估社會主義的發展歷程,不能隨西方妖魔化自己的歷史
西方模式至今仍然很普世,但是隨著中國快速崛起,中國模式如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令西方所渲染“普世價值”往日耀眼的輝煌已經開始褪色。
事實上從一開始,社會主義在中國就取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1950年,中國不僅基礎設施、工業水平比印度、菲律賓、墨西哥等國差很多,而且面臨更為險惡的地緣政治環境。除了朝鮮戰爭、中印戰爭、以及越戰的拖累,在美國為首的西方長期的軍事圍堵、政治打壓、武器禁運、高科技限售、關稅及非關稅貿易壁壘等地緣政治、經濟圍堵或遏制下,中國的經濟建設付出了比其它國家沉重得多的代價。然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憑借計劃經濟、公有制的巨大優勢,僅用30年時間,在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初步建成了完整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教育科研體系和包括戰略威懾在內的國防體系,為中國后30年的崛起打下堅實基礎。
有人說計劃經濟的巨大成果是建立在犧牲人民幸福基礎上的,這并不準確。的確計劃經濟有它的發展側重面,相當長時間中國人民上至毛澤東,下至普通百姓都經受過十分困難的時期,然而沒有計劃經濟,百姓受得苦難會更多。無論縱比還是橫比,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總體生活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都得到明顯改善,無論農民土地擁有率,識字率,工業化進程,還是基本社會保障,兩個國情類似的大國,由于選擇了不同社會制度,印度與中國相比都相差甚遠。其中最能體現社會生活質量的指標是人均預期壽命,中國人由解放前的35歲上升到1980年的65歲。1980年,印度人均預期壽命只有53歲,菲律賓60歲,充分反映這三國的人民生活質量和健康的進步水平。
許多人不明白中國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有計劃地建成完整工業體系意味著什么。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不僅標志著工業化的初步完成,是一個純農業國邁入工業化社會的轉折點,更重要的是解決了中國主要工業產業有和無的問題。說改革開放初中國比西方技術水平落后兩三代,這是有了完整工業體系才有了起碼的可比性。如果沒有完整的工業體系,許多產業是空白,那就不是代差的問題,而是天壤之別。很長一段時間人們詬病中國的山寨產品,其實這是后起國家追趕階段必須走過的路,當年美國山寨英國,日本山寨美國,他們忘記了嗎?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說中國山寨西方高鐵技術。中國鐵道部系統國企,在引進、吸收西方先進高鐵技術的基礎上,在很短時間實現自主創新的突破,研發出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全球最優秀的高鐵系列產品。中國高鐵技術的跨越式發展首先是建立在中國鐵路幾十年技術積淀、人才積累、計劃經濟管理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的。其它國家為什么不山寨,因為他沒有完整的工業體系所相應的工業積累,比如印度,盡管60年前繼承下英國殖民者留下的龐大的鐵路網,然而缺乏自己完整的制造業基礎,要山寨恐怕也只能拿高鐵動車到牛車作坊里去復制。這就是印度、菲律賓、墨西哥“小政府,大社會”,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畸形產業結構的宿命。
3.計劃經濟、公有制、政府高效作為是中國快速崛起的法寶
計劃經濟在中華民族最為艱難的年代成就了中國的快速工業化,建成了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之一。其中包括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在落后的內地縱深,遼闊大地上,組織全國精兵強將從事“三線建設”,在較短時間的,建成遠離敵方易打擊的沿海地區,完備的第二國防工業體系。雖然這一龐大工程一定程度上延后了人民生活改善的進度,但是徹底避免像伊拉克、敘利亞等國當年曾經被以色列、美國用突襲轟炸,外科手術的方式消除戰略核能力的隱患。兩套國防工業體系對中華民族的重要意義不亞于當年漢武大帝在河套屯兵遏止匈奴的閃電進攻,不亞于蘇聯在德國納粹兵臨莫斯科城下,遠東國防工業備份可以源源不斷向蘇聯軍隊提供武器彈藥,并最終戰勝德國。可見毛澤東等老一輩領導人的戰略思維,高瞻遠矚。然而眼下的深化改革,在美軍不斷放話今夜就開戰,美國緊鑼密鼓地謀劃不惜一切手段,特別是金融手段摧毀中國的時候,缺乏戰略思維的所謂深化改革,卻在迫不及待地洞開金融長城,直通車、自由港、降低準入門檻、下放政府審批權力等。一波接一波的深化改革,似乎在告訴美國,我們是不設防城市。改革頂層設計不僅沒有“三線建設”,甚至連原有的防御工事都在一一拆除。這樣的改革無疑是“顛覆性錯誤”。過去四年的“改革紅利”,股市斷崖式暴跌,資本外逃,亂加杠桿造成的瘋狂的房地產,無不是金融深化改革的惡果。
事實上,深化改革矛頭所指的計劃經濟、國有企業,和政府領導,恰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產業鏈更加豐富多樣的基礎和原始生長點,正是中國特色、特有的制度優勢加上市場經濟的活力,使得近十年來,中國產業完整度已經超過所有國家,且不提印度、菲律賓、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離完整工業體系相去甚遠,就連與美歐日俄相比也不在話下。比如中國有高鐵,美國沒有;中國有北斗導航系統,日本沒有;中國智能手機享譽海內外,俄羅斯沒有。盡管中國仍有不少技術落后于美國,然而卻并非空白。特別是在美國實體經濟外包,特朗普要求產業重新回歸美國的今天,已經很難找到美國有而中國沒有的產業。最令美國沮喪的例子是,為了扭轉美國超級計算機連續4年落后中國的局面,奧巴馬拿出絕招,從2015年開始禁止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口用于制造超算的計算機芯片,然而2016年中國用國產芯片制造出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繼續壟斷超算世界第一的地位。
過去二十年中國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取得前無古人的輝煌業績,受益于中國一個又一個五年計劃,受益于中國政府負有遠見卓識的“863”、“973”等戰略計劃,受益于中國政府指點江山、運籌帷幄,其行政效率超過任何一個國家。近二十年來中國產業技術進步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是中國改革實踐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優勢充分調動發揮的結果。計劃經濟公有制企業學會,并快速適應在國際市場經濟的太空中自由翱翔,創造出舉世矚目的效率和奇跡。這些成就包括短期內神話般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自主研發空間站、北斗導航、和探月工程,研發出代表最高科技水平,連續五年世界排名第一的超級計算機,世界一流的核電、水電、風電、太陽能技術,在計算機芯片、互聯網科技、通訊設備及芯片技術水平方面與西方的差距在快速縮小,突破西方壟斷,開發出TDS、TD-LTE通訊系統及標準,量子通信技術,中國建成世界最多的超級工程,造船、深潛技術、程控機床、無人機、智能手機、機器人等技術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以及全面突破技術瓶頸,自主研發的以殲20、運20、東風21、東風26、空警2000、空警500、戰略核潛艇、055大型導彈驅逐艦、99式主戰坦克、察打一體化的無人機系列等為代表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武器裝備,已經把人民解放軍的綜合實力提升到僅次于美國的世界領先水平。所有這些產品的研發生產,涉及到近乎所有主要工業領域,包含幾乎所有高科技產業的全面技術趕超,大都由國企和國家科研院所完成,或者在國企幾十年技術、人才積累的基礎上實現的。
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2.0
正是由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充滿活力和競爭力,才有產業井噴式技術進步,涌現出中國產品高、中、低端通吃,令所有國家在十年二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市場現象,以及作為世界工廠巨大的生產能力,中國的崛起開始從根本上結束西方發達國家輕易收割發展中國家羊毛,養尊處優的好日子。這就是為什么特朗普還未登基就把矛頭對準中國。當然美國人更明白,只有中國才是當今世界最肥,美國卻無法輕易下手宰割,美國人眼中的“大肥羊”。
有史以來,中華文明是最不懼怕和平環境下平等競爭,智慧、勤勞、勇敢的民族。今天有強大武裝力量和先進武器裝備的中國軍隊,有朝鮮戰爭紅利給中國軍隊帶來的強大自信,特朗普妄想通過臺灣問題、南海問題、東海問題逼中國就范,恐怕除了玉石俱焚外,收獲的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這個世界上,離開中國經濟合作,特朗普要重現美國昔日輝煌,只會是癡人說夢。特朗普打著“美國優先”的口號,企圖通過損人利己的稅收、金融,以及軍事擴張“讓美國再強大”,這種開歷史倒車的“改革”能給美國帶來什么,能給世界帶來什么,世界人民將拭目以待。
習近平總書記推動的一帶一路,世界和諧發展,共同富裕的發展思路與特朗普主義形成鮮明對比,誰代表世界未來,一目了然。
然而,中國有一股強大的勢力在瘋狂推進美國控制的世界銀行為中國制定的改革頂層設計,千方百計要走蘇東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證明失敗了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去計劃經濟政府職能化的改革道路,正在把中國帶入連美國通過軍事霸權、金融霸權、政治霸權都無法維持的所謂“普世價值”模式,一條萬劫不覆的不歸路。
中國改革已經到了一個攸關改革命運、民族復興大業的重要關頭,急需像遵義會議一樣,把改革停下來,徹底清算迷信西方模式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正確科學地評估新中國60多年所走過的歷程,回歸實踐檢驗真理標準而不是經濟學界流行的西方理論作為判斷改革正確與否的標準。
改革大反思,汲取以往的經驗教訓,選準路線重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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