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1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應邀到華東政法大學演講，題目是《從馬克思、林肯通信看三中全會》。1864年，馬克思以共產國際的名義祝賀林肯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馬克思在信中說：“只要作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許奴隸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國，只要他們在那些不問是否同意就被買賣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賣自己和自己選擇主人的高貴特權，那他們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勞動自由，也不能支援他們歐洲兄弟的解放斗爭;不過，這種進步道路上的障礙現在已被內戰的血浪掃蕩干凈了。”

　　崔之元教授解釋說，馬克思對美國1787憲法中模糊允許奴隸制存在抱有一定的理解，并因此高度贊揚林肯解放黑奴的工作，同時馬克思期望北方的工資奴隸也能從這場戰爭中獲得解放。從工資奴隸的角度切入，崔之元教授在演講后半部分對三中全會有關“基本經濟制度”的相關提法給出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釋。

　　崔之元教授還提出，重慶市長黃奇帆不但參與起草三中全會決定全文，同時和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作為僅有的兩名地方官員加入中央三中全會宣講團，體現了中央對重慶探索的重視不受薄熙來個人問題的影響。

　　以下為演講原文(未經作者審核)：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關于基本經濟制度，有三個新的提法。在網上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是我覺得，三中全會的解釋方法不應該是隨心所欲，各取所需，一廂情愿。大家知道中國社會現在這種分化，各種利益集團、階層的分化已經很嚴重，他們在思想上的代表以各取所需或者說一廂情愿的方式，解讀三中全會中的某一段話，覺得對他們有利的話。這是中國現實非常嚴峻的斗爭的一種反映。我覺得這個解讀方法，應該完整、全面地反映三中全會。就是說，不應該是各取一條。

　　三中全會的改革決定共有六十條，毛主席以前有《農村工作60條》，這個改革決定也正好是六十條。第六條叫“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還是很重要的，它是事關全局，綱領性的一條。第六條有三個新的提法。恰當的一種解釋方法，必須要合理解釋、同時解釋這三個新提法，并且說明這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不能只說明其中一條，而不能說明另外兩條，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很可能某個利益集團就喜歡其中一條，但是這未必是中央的真實意思。因為總共有三個新提法，如果只能解釋一條，可能就是一廂情愿地解讀。

　　所以，這個解讀一定要把它的內在邏輯說清楚。目前呢，我認為只有從詹姆斯-米德的角度才能全面解讀。米德是英國人，凱恩斯的學生，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德一生都在創立一個理論，叫做“自由社會主義”(liberalsocialism)。這個自由社會主義不是社會民主黨，不是社會民主主義，它就是把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結合。下面我說一下為什么只有從米德這個角度，能夠同時說明三中全會在基本經濟制度上的三個提法。

　　先說一下三個提法是什么，這是原話：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

　　其中，“允許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是完全新的提法，從來沒有過的。但是目前所謂各種專家解讀里面，我沒有看到強調這句話。我說有三個新提法，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資本投資運營要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點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

　　關鍵的一句話就在這兒，就是以“管資本”為主，而不是以“管資產”為主。這在英文里的翻譯很難，因為“資本”和“資產”是一個詞。但是這個很有意思。

　　“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也是一個新的提法。就是以“管資本”為主，并且成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這是很新的提法。

　　第三，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黨的文件里面，這個數字從來沒有出現過。以前曾經提過要提高上繳比例，但沒有明確的時間和明確的數字。

　　我認為，在解釋這第六條的時候，這個理論必須同時把三點都能概括進去，并且說明這三點之間內在的聯系，那才不是一廂情愿的總結。一廂情愿的解讀很多，比如假設我是個民營企業的老板，我就解讀“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這一句話，那就沒法解讀其他的提法。這就不是一個全面的解讀。

　　那么，這三個新提法的內在邏輯是什么呢?

　　“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它就要求，除了重要的戰略性國企之外，也就是前面所說的重大的、戰略性行業，包括生態保護，國家戰略安全，前瞻性的行業之外，新組建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或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將主要類似巴菲特那樣，從事股權投資，這是我的一個理解。

　　因為它強調“管資本”而不是“管資產”。管資產，要求對微觀的經營管的很細。但是“管資本”呢，它就像巴菲特那樣。在很多情況下，巴菲特不控股，他是做股權投資。什么意思呢?我們中國有一個玩笑說，炒房炒成房東了。炒房，就是一投資，如果炒成房東了，就要參與具體管理，租房啊什么的。這個提法的意思就是，除了一些非常重大的企業，這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它只是去投一個資，獲得資本投資收益，就像巴菲特那樣。巴菲特就明確說，他堅決不控股，一控股，麻煩了，他的負擔就大多了。他就是判斷哪個企業搞得好，比如中石油，巴菲特也投資中石油，但他絕對不會去搞控股。他就獲得資本收益，不要去承擔具體管理，他也管不過來，沒那能力。

　　但是，大家不要覺得巴菲特就是私人投資，很多人和機構委托巴菲特投資，包括很多社會公共基金，比如加州退休基金，加州教師退休金，巴菲特代表的基金是社會化的。

　　現在，假設國資委組建了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實際上國資委已經有了國新公司，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如果它搞得好，說不定我們個人也會委托它去投資。這就是為什么說“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如果它搞得好，私人資本也可以委托它去投資，這就是放大其功能。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不再去控股。

　　當國有資本不再大量控股的時候，會產生一些問題，在講這些問題之前，先講一下米德提出的“倒立的國有制”。什么叫“倒立國有制”?它涉及到英國在1945年的國有化方案。英國工黨政府靠發行大量國債，以贖買重要英國私人企業股東的股票。結果政府要用國企利潤中的大部分來還國債的利益，并不能把國企收益用于民生改善，并且導致過多干預企業微觀經營。米德的“倒立的所有制”，就是要使國資去搞股權投資，而不管企業具體經營，用國資收益進行社會分紅，并降低整個社會的稅負水平。

　　這就產生了什么問題呢?

　　我們長期以來有一個不成文的說法，叫做“國企是黨的重要執政基礎”。當國資在許多混合所有制企業里進行股權投資但不控股，這些企業的治理結構就成為新的政治問題。在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的深意。這實際上是黨在新的形勢下，依靠人民，發揮普通人民群眾改革的主體地位的重大創新。我是這么理解的。

　　為什么?“倒立的國有制”是國資進行股權投資，它不是去控股管理這個企業。英國當時為了國有化，發行了大量國債來贖買私人所有者，所以，國企利潤要來還這個債務，而不能用來改善民生。這是一個不劃算的國有化。米德所提“倒立的國有化”，是指要通過國資在市場中的運作，盈利以后可以進行社會分紅，同時可以減輕稅負，這對民營企業也是有利的。它還能減少對國債的依賴，大家看這次歐洲和美國的金融危機，它們國債都發行太多。西方的政府，恰恰是國有資本太少，所以只能依賴稅收和國債這兩項宏觀政策工具。

　　米德的思路是要把國資作為重要的宏觀政策工具，但是這要是一個“倒立的國資”，就是它只進行股權投資，而不去天天管具體的事。

　　在我們國家，這樣的投資已經有一些了。比如蒙牛，開始的時候沒有國資，后來國資注入了，但這個蒙牛有點“炒房炒成房東”的趨勢，國資注的太多了，寧高寧都去了。當然，如果搞得好也可以，但我覺得，蒙牛不是那么重要的戰略性企業。而像騰訊這樣的公司，開始的時候，國資的眼光跟不上，沒有投資，但騰訊在香港上市的時候，實際上國資買了他們不少股份，但不是控股，這就是股權投資的意思，獲得優秀的、職業企業家經營的收益，國資既是對它的支持，也從中獲得收益。

　　但我們說“國有企業是黨的執政基礎”，如果國有資本不再控股，并且在很多情況下不控股，黨的執政基礎自然就削弱了。在黨的正式文件中，并不提“國企是黨的執政基礎”。但很多領導人的講話里，都說國企是“共和國的老大哥”。也確實因為在很多重大關頭，比如遇上重大自然災害，需要調運糧食，你說中糧集團和一個民營企業老板之間，誰的能調動呢?盡管沒有出現在正式文件中，但國企作為“共和國老大哥”為很多領導人講話所承認，包括非常高級的領導人。

　　現在出了新情況，根據三中全會，在很多情況下，國資將不再控股，公司的治理結構就出現新問題了，這個黨的執政基礎還有沒有呢?所以在這個時候，它提出“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是針對這個新的執政基礎問題去的。因為我們黨總是說，改革要依靠人民，發揮普通人民群眾主體地位，但說了半天，在制度落實上很不夠。很多工人，他覺得自己是下崗的對象，被改革對象，他不認為自己是改革主體啊。所以這個意義很大。

　　這個持股，就涉及到我前面講的馬克思提出的工資奴隸。就是說，他已經不限于只拿一個工資。你只拿一個工資呢，就還是工資奴隸。所謂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它就已經使得工人能夠分享企業的利潤，那么這就是符合馬克思的預想，就是要打破工資奴隸。

　　我這么說大家可能還是覺得，也許是我個人的一廂情愿，是我這么一個特殊解讀。但是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的根據。因為大家知道，允許混合所有制企業普通員工持股，這個非常新。因為什么呢，根據2000年12月《中國證監會關于職工持股會及工會能否作為上市公司股東的復函》明確指出：不能。這個文件說，職工持股會屬于單位內部團體，不再由民政部門登記管理，不能成為公司的股東。工會作為上市公司的股東，其身份和工會設立的宗旨不一致。故暫不受理工會作為股東或發起人的公司公開發行股票申請。

　　這就導致無論國有企業或私有企業，只要想上市，就必須清退職工股的局面。原來企業90年代改制的過程當中，形成過一些職工股，它有時候是通過職工持股會，有的時候是通過工會來持有。所以大家知道，從2000年12月開始，任何企業如果想上市，都必須清退這些職工股。

　　那么，從這一點看呢，大家就可以理解，“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這句話出現在三中全會的意義是非常大的，因為它允許混合所有制。它沒說上市不上市，但現在很多混合所有制是要上市的。因為很多企業也是通過上市買賣股票，形成混合。所以它允許混合，使用員工持股，它就必然要打破2000年12月證監會的規定，而這個規定直到今天還生效呢。

　　證監會這一決定在當時特定條件下可以理解，因為它只在廣滬，社會公眾股東不受所謂內部人控制。但是現在，大家要是關注現實呢，可以關注今后幾個月內將有一些列重要的變化。我覺得一個變化是，目前立法有了新的重大發展。一是新修訂的《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辦法》，2011年1月11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第58次工作會議審查通過，并經過中國銀行業監督委員會、中國證券業監督委員會、中國保險業監督委員會議審核通過，并于2011年5月1日起實行。

　　第二是《信托法》。也就是說，企業年金，就本企業員工做的退休金，這個已經合法了，從前年5月1日開始。《信托法》意味著，如果職工，類似持股的事情他不見得要通過以前的職工持股會或者工會，可以通過企業年金和信托結合的辦法來進行了。下面稍微有點技術性，我說起來會長一點，我把ppt留給大家。

　　那么，通過企業年金和《信托法》，怎么做呢?這里有個很有意思的概念。大家知道德魯克，他是一個美國管理大師。在我們商學院，天天讀德魯克的書，但是唯一沒有讀他的一本書，就是《退休金社會主義》。有意思的是，德魯克認為，他的退休金社會主義，實際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前副總理的經濟改革方案的影響。

　　1969年，捷克前副總理奧塔錫克計劃在25年之后，最終由退休基金擁有全國工商業10%的股份。當時歐洲的許多社會主義者認為這個目標太激進了。但他們不知道奧塔錫克在捷克推行他的計劃時，美國的退休基金所擁有的美國工商企業股份，已經是捷克計劃的兩倍，大約18%。在之后不久，1970年代，丹麥的工黨政府為了安撫其左翼，在議會引入了類似的錫克計劃方案。丹麥全體工人的退休基金到2000年，將擁有丹麥工業10%到15%的股份。

　　我認為這個最有意思的是，在混合所有制經濟中，退休金社會主義將大顯身手。我認為，作為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絕不能僅僅坐而論道地看馬克思本人的一些書。馬克思本人博覽群書，他什么都研究的，而且很深。所以我們要成為有馬克思精神的人的話，你就不能只看馬克思，否則就違背馬克思精神了，因為馬克思看所有東西。你要研究馬克思的話，你就必須要看所有東西，不能只看馬克思。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仔細研究一下現在正在發展的很有意思事，就是養老金的固定收益計劃和固定繳費計劃。

　　我簡單說什么叫養老金的固定收益(definedbenefit)，它保證你退休后，每個月，比如都拿100塊錢。固定繳費是說(definedcontribution)，就是你自己要投資，比如養老金，是你自己從工資中出一部分，企業給你出一部分，政府有可能再出一部分，然后你自己去投資。在美國歷史上，最早是1952年，在通用汽車公司里面，出現了養老金的固定收益計劃。

　　為什么這個東西最早出現呢?德魯克有很好的解釋，當時通用汽車的大股東、大資本家，他們很反對，說工人拿工資就差不多了，搞什么退休金。他們把工人還當作工資奴隸。但當時通用汽車的經理，他覺得，還是要搞退休金，更能穩定工人。他為了欺騙那些其他反對的大股東、大資本家，他就說要保證退休以后有固定收益，由于股票還在不斷上漲，等到他們退休的時候，實際上股票價格都上漲了。這個說法是他為了欺騙那些大股東，使他們同意這個養老金的固定收益計劃。

　　這個做法導致養老金這個形式至少在1952年，在通用汽車成立了。在1974年以后，美國通過國會特別法案，全面推廣企業年金。這個實際上是一種職工享有企業利潤的形式。剛有人說，本人工資貢獻一部分，企業利潤要貢獻一部分，如果國家再貢獻一部分的話，它都是打破馬克思所批判的那種工資奴隸——單純只能拿工資的雇傭勞動的情況。

　　這個更好的形式其實不是固定收益計劃，而是固定繳款。由于時間關系我不能講太多，但它十分重要，因為在三中全會以后，就前幾天，關于企業年金，我們的人力社會保障部，又發出了新的規定，這是很重要的發展。如果從馬克思要打破工資奴隸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從這些具體的發展當中，要看到一個長遠的理想。這東西具體的說，一開始也是沒得到的，比如工人有了這些工人的投資，所謂勞動者基金，也不見得一開始真的有什么權力，也不一定要把德魯克的社會主義退休金講得太高，但是我們要看到這個大的理想的方向。

　　現在習近平總書記說要“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但嚴格來說，我們現在非常缺乏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因為共產黨本身還經常處于地下狀態，另外我們的理論工作者沒有把我們的長遠理想和現實中的具體政策聯系起來。大家都覺得我們是“打左燈向右轉”，現在一上網，對三中全會最流行的解讀就是“經濟向右，政治向左”，微信上傳的都是這個東西，它無法對三中全會得出一個系統的理解，得出一個內在一致的解讀。

　　那么，我的三要素共包括“倒立的國有制”、勞動資本的合伙(勞動資本共同體)、社會分紅。我就不再細講。最后我想提一點，現在重慶市市長黃奇帆，他以前是上海浦東開發管委會的常務副主任。2001年，中央為了支持西部開發，把黃奇帆從上海調到重慶擔任副市長，并于2010年擔任市長。很多人以為因為薄熙來事件，重慶發展的探索將被中央否定。其實恰恰相反，公開的三種全會宣講團成員有28個成員，其中26個都是中央各部的部長和副部長，只有兩個地方的領導，一個是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一個是重慶市市長黃奇帆。黃奇帆他參加了三中全會的起草，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

　　我認為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個人一個很明智的判斷，他認為黃奇帆市長是非常有能力的，而重慶的探索是不受薄熙來個人事件影響的。在三中全會之后第二天，黃奇帆在《中國證券報》發表了重要文章《改革企業股本補充機制》。大家可以自己查，我沒有時間講了。

　　我講的國有股本投資，剛才我的解釋并不是空穴來風，不是我個人純主主觀，因為你看參加了三中全會決定起草的黃奇帆的文章，就會知道。同時我個人在重慶掛職鍛煉，夏天才從重慶回來。當然，我也不敢保證我的解釋是中央的真實意圖，但我認為我的解釋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個人性的解釋。社會分紅問題我就不再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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