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沒有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將一事無成。人民不反對改革，反對的是假改革真腐敗。在圍繞國企改革的斗爭中，必須注意劃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政策原則界限。

　　一、反腐敗與私有化

　　國企確有腐敗問題，但反腐敗不能反國企。腐敗本質是化公為私，而不是全民所有制本身。這些年國企的腐敗，實際上是權貴利益集團利用國企改制中出現的資產管控漏洞，使全民財產變成了他們自己的財產，甚至變成外國資本的財產。習總對國企改革提出的要求，關鍵在兩方面：一是國企改革從出發點、規劃、辦法、實施過程到最后結果，都必須圍繞和實現加強而不是削弱國企之目的;二是改革必須同反腐敗銜接配套，不能在改革過程中又搞新的腐敗，把國有資產化公為私謀取暴利。離開了這兩條，必定是假改革。

　　用私有化辦法反腐敗，實質是搞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公權私化、公利私有，從制度上實現最大最徹底的腐敗。習總曾經痛斥以往的“國有企業改制，肥了多少人?”國企私有化不是改革，也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相反，創造了一種腐敗天機，養肥了一個個基于市場與權力結合而暴富的權貴利益集團，讓改革成為權貴利益集團內外勾結掠奪國家和人民財產的戰爭。私有化腐敗，不但表現為國企改革過程中的化公為私，而且其結果所形成的私有制企業，包括由外資或私資控制的混合企業，是向資本家負責，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的，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驅動，在逃稅漏稅、經營不規、錢權交易等方面，只會比國企更差更難控制，且財富分配只會更不合理。據統計資料，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2003-2012年期間，私企數量增長2.84倍，資產總額增長17.4倍，主營收入增長22.9倍，利潤總額增長40.2倍，堪稱世界上增長最快、最賺錢的企業群體;而同期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占比，戶數由17.47%下降到5.19%，資產由55.99%下降到40.62%，主營收入由40.53%下降到16.37%，說明私企均已占大頭。但在向國家繳納的稅金及附加比例中，2012年私企僅占13.0%，國企占70.3%。目前我國央企負責人平均年度薪酬與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的倍數為12倍，而美國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的薪酬差距上百倍，日本是20倍左右，至于勞資收入差別就更難以計量了。因此，國企私有化意味著在整個國家經濟領域放任腐敗，必然帶來社會貧富懸殊加劇，甚至沖突激化。

　　二、因情制宜與一混了之

　　國企本身確有深化改革的必要。但是，國企深化改革、完善企業制度，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能一刀切、一股風，不等于一律“混合”。現代企業制度有多種形式，股份制不是唯一的企業形式，混合所有制也不是唯一的經濟形式。我國國企的基礎和現狀不同，經營領域、職能、規模、安全性等方面也不同，應當因情制宜，科學定位，區別對待。有的企業需要發展混合經濟，多數則應在原有基礎上自我完善企業制度，沒有必要推倒重來。習總提出，國企改革要“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這兩句話切合實際地體現了兩種程度的改革要求，首先是對大多數企業應當在原有基礎上“自我完善”;其次對部分企業可根據客觀需要在資產重組創新中“浴火重生”。聯系到習總在省部級領導干部班上，嚴肅批評曲解三中全會決定精神，“只講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不講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甚至認為國有企業根本搞不好、應該消失”的錯誤傾向，而現在恰恰就是有些部門、有些地方、有些人打著改革旗號，不顧一切地搞“一混了之”，這符合中央精神嗎?

　　這里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國國企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是只能完全照搬西方，還是應該堅持走自己的路?天天喊“制度自信”，難道落到作為社會主義根基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就變成了空話?這些年國企暴露出來的問題，主要是管理體制官僚化、經營機制不完善、產權約束不規范、腐敗漏洞多等，這些基本都是企業改制破舊立新過程中食洋不化、照搬照套、生吞活剝、轉換脫節帶來的改革后遺癥。為什么國企腐敗會突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把過去毛澤東時代所肯定的“鞍鋼憲法”那一套給丟了。“兩參一改三結合”，那是在世界發達國家都得到認可和推廣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而我們自己卻全部給取消了。改革開放前，國企雖有活力不夠的問題，但沒有聽說有什么嚴重腐敗問題，哪個廠長、黨委書記敢亂來?后來，不要黨委領導，只要廠長負責制，連職工代表大會的權力也取消了，甚至用工也是到勞務市場去臨時招，干了活就讓走，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權利被剝奪，民主管理監督的傳統被丟失，腐敗不泛濫才怪呢!國企改革不能“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加強黨的領導，恢復和弘揚行之有效的社會主義企業民主管理優良傳統。勞動者的積極性是共產黨的執政之本、立國之本、興企之本。中國國企應當有這樣的自信，在繼承中創新，在改革中完善，建立健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經濟強盛發展的過程中去影響世界，顯示強大的生命力。

　　三、混合共進與以賣代混

　　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內涵實質是在同一經濟組織中，不同的產權主體多元投資、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產權配置結構和經濟形式。利用這樣的資產組織形式，可對內規范產權約束，完善治理結構，對外吸引社會融資，擴大影響力，增強創新力，為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服務。發展混合經濟，目的在于壯大資本實力，強化互相監督，規范法人治理，增強競爭活力，而絕非簡單地讓國企出賣產權，退出陣地，收縮規模，搞什么“國退民進”或“中退外進”。

　　按照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的目標，發展混合所有制，總體上就不能再把目前所剩無幾、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過低的國有企業產權賣了，基本做法應當是“做加法不做減法”，在增量上發展混合經濟，既可以搞新項目合資合股，也可以老項目吸收參股增資擴股，這才叫“多元投資”、“合力共進”。那種把“混合”等同于“產權轉讓”的說法，不是缺乏常識，就是別有用心。

　　堅持不堅持在增量上發展混合經濟，是國企改革成敗的關鍵，也是衡量真假國企改革的試金石!目前最危險的傾向，一個是“以賣代混”，簡單地把出賣國有產權當作搞混合所有制的必由之路，最典型的是中石油不惜100%出賣東部公司國有股權，還美其名曰“有利于促進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全賣光了還混什么，滑天下之大稽!再一個是“以混讓利”，如中石化等許多中央和地方國企，都以“混合”為名，提出向外資、私資轉讓一定比例的優質國有資產。問題不在于比例，而在于轉讓的是優質國有資產，其理由是“不是優質資產誰愿意買”，還美其名曰“讓利于民”，實際上還是變形的“以賣代混”。究竟是國企代表人民，還是外資和私資企業代表人民，究竟是要誰向誰出讓權利，要把國家的優質資產和可穩收的盈利讓給誰?概念的混淆，包藏著天大的騙局!前兩輪國企改革，最大的教訓就是瘋狂“賣國企”，一講改革就是賣，不賣不算改革，賣光才算改革成功，前車之鑒徹骨摧心!現在又有人鼓吹“改革就得混，要混就得賣，不賣不算混”的歪理，葫蘆里到底賣的什么藥?!無論是“以賣代混”，還是“以混讓利”，都是“不做加法做減法”，這種借口發展混合經濟，向外資、私資出賣國企優質產權的做法，絕不是為了加強國企，而是為了搞垮國企!

　　四、控股競爭與放權退爭

　　混合所有制是一種經濟共同體，其性質取決于誰控股，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不怕搞混合，就怕不控股，不控股就是私有化，就不再是國企。必須嚴禁以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為名，放棄國資控股權，改變國企性質。改革中最陰險的私有化陷阱，就是假改革之名，要求國企“只混不控，不設底線”。混合是為了促進競爭，但競爭不是退爭，控股不是壟斷。相反，控股是一種產權競爭，是在融資共進中競大競強。無論私企還是國企，都是市場主體，都應享有參與市場競爭的平等權利。如果為了發展私企利益，強迫國企讓利退爭，或者放棄控股權，那就是搞私有化專制壟斷，不是真正的市場競爭。

　　就性質和功能而言，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有根本區別。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企為私人資本利益服務，只能作為私人企業的補充而存在。在社會主義國家，全民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國企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最重要的市場經營主體，是發展國民經濟和參與國際競爭的中流砥柱，也是國家調控和引導市場經濟運行的主要經濟力量。因此，在我國，不是私企能做的就不要國企，而是國企能做的就應當做大做強，能控股就應當控股，這樣才能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目標提供可靠的經濟支撐。

　　確保國有資本在重要骨干企業有效控股，支持重點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充分發揮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作用和國際競爭中的主力軍作用，也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需要，必須開而有節，放而有度，守住底線，競爭發展。在國企發展混合經濟中，如果國資不堅持控股，而民資相對弱小，外資就必然趁虛而入，搶盤奪主，那就不僅是私有化，而且是附庸化!習總嚴肅指出：我們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失誤，一旦出現就無可挽回、無法彌補。有些政府官員，拼命鼓吹加入WTO，就世界一體化了，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就都放開了，實行市場化運作，可以敞開大門、不設底線地擁抱外國資本和私人資本，不要老想著誰控股。這種言論危害極大!嚴酷事實說明，入世是一把雙刃劍，經濟依存度在提高，競爭和較量也更加激烈，拳頭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強弱決定國家的命運。連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做不到將本國的經濟命脈、戰略產業栓到人家的戰車上!某些人的邪惡目的，就是想借國企改革助西方實現扼殺中國之圖謀，通過向外國資本出賣國家命脈產業和戰略產業，借助國際壟斷資本的力量全面掠奪我全民財產，控制我經濟體系，造成中國經濟私有化、附庸化不可挽回的惡果。

　　五、明晰產權與違憲越權

　　憲法規定，我國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國有資產是我國社會全體公民都擁有所有權的法定財產，從這個意義上說，全體公民都是國企的“股東”，任何人也沒有權力以改革之名將其變為某一部分人的私產。過去總有人拿“國企產權不清晰”做文章，其實，國企的產權屬于全民，從來不存在不清晰的問題，只不過“全民”由誰代表始終被政府搞混沌了，使得全民產權的實現形式長期處于不合理、不穩定的扭曲狀態。改革前的國營企業是“全民所有、國家經營”，含義是準確的，但容易發生“政府說了算”、把“全民所有”混同于“政府所有”的問題;改革后的國企說是“國家所有、企業經營”，含義上就更加造成了“全民所有”被“政府所有”取代的謬誤，以至于從政府到企業官員早已淡忘憲法規定的“全民所有”產權屬性，國企在改革中被任意宰割，而根本不理會它的真正所有者的權利。按道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體公民作為國企的“股東”，他們的集體意志只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代表，而不是各級政府部門。在市場經濟運行中，政府、企業和居民是三大主體，政府作為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管理者，不但不能取代企業的經營者權利，更不能取代每個公民的所有者權利。國企改革應當探索和完善全民所有的產權實現形式，但產權明晰的前提是要保證全民財產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

　　借口明晰國有企業產權，搞企業內部的分股改制，是侵吞全民財產的私有化行為。即便是國企內部的職工和領導，也不能自己決定給自己分股送股，把全民公產變成個人私產，這是違憲的。推行職工持股試點，可以自己掏錢買股增資，而不能把國有資產打折分股。

　　企業經營要有自主權，但國企產權能否出賣轉讓，不在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范圍之內，不能由企業領導說了算。同樣，也不在政府管理權的范圍內，不能由政府部門說了算。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竟用政府權力取代全體公民的財產所有權，規定“國務院代表國家統一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不僅與憲法相違，還為后來違法賤賣大賣國企開了方便之門，必須堅決糾正。目前政府機構改革放權，也絕對沒有權力將全民財產所有權交由任何一級國資經營管理公司或國企自行決定。屬于國企資產所有者的權力，只能由全體公民及其法定代表機構即人民代表大會做主。凡涉及國企產權變更的任何方案，均應提交人大審議決定，且必須確保全體公民的財產所有權和收益權不受損失。

　　(作者為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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