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何以失敗?這個問題，幾十年來海內外的分析很多，見仁見智，有關論著可謂汗牛充棟。博主也思考了很久，一直沒有滿意的答案，近年來研究地緣政治，感到有些開竅。全面回答這個這個世界級的前沿問題，需要做很深入廣泛的專門研究，這里只能管窺蠡測，從馬列主義和地緣政治的結合上做一點創新思路的分析。

　　文革為什么失敗?我的基本觀點是，在表面上是兩極世界格局，實際上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由于蘇聯集團熱衷于“美蘇共治”而導致中蘇分裂和(注一)世界格局不斷向西傾斜的條件下，在中國這樣一個貧困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由于世界和中國的歷史條件尚未完全成熟，更由于國內國際的經濟政治軍事社會和文化乃至全球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力量對比相差懸殊，文革這一試圖挽救共產主義運動既有成果的史無前例的偉大試驗，盡管政治上有其必要性，理論上發展了馬列主義，實踐上主要靠毛澤東的歷史威望一度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但終于引發了主要由于諸多歷史條件局限而產生的深刻矛盾，逐漸改變了人心向背，使之難以持久，陷于失敗。但是文革理論和實踐的意義是偉大和永恒的，文革后半個世紀的歷史演進、世界變局和新中國前后兩個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豐富經驗教訓證明，毛澤東是偉大的哲學家、革命家和最偉大的思想家，毛澤東思想已經歷史性地上升為毛澤東主義，21世紀人類社會和中國的未來仍然需要毛澤東思想的指引。

　　本文對以上觀點和結論不擬展開論證，只想強調幾個具體觀點。

　　第一，在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一場對近幾百年形成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全球地緣政治變局，原本需要至少中蘇兩國為首的東方集團持續半個世紀以上的共同奮斗，才能實現。但歷史飛躍，政治變局往往取決于若干領袖人物(這樣講并非主張唯心論)。實際上，如果歷史再假斯大林、毛澤東以三十年陽壽，東風壓倒西風根本不成問題。即使只假毛周三十年陽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雄文也不至于翻成敗筆。但是蘇聯只跑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第一棒，中國不得不接力跑第二棒，到第三棒第一代領袖離去時，正值社會主義多歧路加劇，歧路開始亡羊了，當然是蘇聯的赫魯曉夫亡羊在前。而赫魯曉夫在蘇聯和中國逐漸成了氣候，加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興起，20世紀歷史的方向發生改變，歷史大幅度倒退了。這是文革失敗的全球政治背景，離開這個20世紀全球兩種制度、兩種命運的東西方博弈演變(變來變去)的背景，無法正確深刻地理解毛澤東和闡釋文革。

　　第二，毛澤東在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歷史條件下發動文革，包括明知國力不足的歷史條件下毅然決然地扛起反帝反殖反修的義旗，且高瞻遠矚地毅然發動文革，這正是其胸襟寬廣，理想高遠，思想深刻，人格偉大之所在，毛澤東就是現代圣人，或者西方的說法叫超人，超越歷史。赫魯曉夫等人說毛澤東為了爭奪國際共運領袖云云，都是俗見，小人之心了。王震將軍說，毛比我們這些人早看了五十年。別人照毛澤東差好幾個層次。如果進一步量化，是否可以設想，假設毛澤東在政治上處于一萬米的高度，可以高瞻遠矚，周恩來可能在八千米，其他人應當各自有自己的高度和位置，這大概就是“幾個層次”的涵義。

　　第三，沒有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中東亂象、埃及屠城以及中國改開三十年的巨變和教訓，文革可能“永遠”地失敗了。但是，世界歷史的演進正在全球范圍內為文革的理論和實踐注入新的強大的生命力，文革政治演習的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正在隨著近年來中國內外諸種矛盾和危機的迅速深化而日益凸顯，社會的人心向背再次歷史性地重新向毛而不向別人。這就是時代的人心所向和歷史的脈搏。我曾說，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的政治坐標在毛鄧之間，一些人不愛聽，那篇文章在紅歌會網點擊幾萬次并在北戴河高溫氣候下在顯著位置掛了多日之后，終于被刪得無影無蹤。其實我說在毛鄧之間是有前提的，就是某些利益集團要對人民群眾做出大幅度的歷史性讓步。不是在讀法國大革命的書嗎?起碼要學習西方資產階級早期的“光榮革命”和20世紀的羅斯福新政，就是要實現巨大的全社會的政治妥協。否則，未來的政治坐標可能就不在毛鄧之間，而在別處了。別處是何處?可能有兩種情況，無論是哪一種情況發生，代價可能都太大了。對毛澤東理論和實踐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呼喚，完全視而不見不僅是可笑的，徒勞的，也是愚蠢的和危險的。所以，從人類歷史的角度和高度看問題，文革成敗的歷史結論，尚在未定之天。

　　第四，目前中國最大的政治心結是毛澤東，對毛澤東最大的心結是文革。這個心結的解決與否，決定中共和中國的命運，決定中華民族的復興或覆滅，也進而決定全球地緣政治的新的變局，決定人類社會的前途命運。這個歷史性抉擇就在當下，就在十八大這一屆班子。時乎，時乎，不再來。

　　何新先生曾經有不小的影響和很高的名望，特別是何新對毛澤東做出過很高的具有獨特性的評價，博主因此一向敬重何新。但是，博主也注意到他的局限，特別是他對文革的深惡痛絕。何新《文革何以失敗》這篇文章，許多觀點值得商榷，例如建國以后，毛澤東確有驕傲而犯錯誤的一面，但是文革的發動，卻與驕傲無關，而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博主對何新先生的文章作過一些評論，這里不愿再開罪先生，相信讀者自有判斷。但是既然已經落筆，完全不開罪于先生，也不現實。這里我只想指出，其所以在文革問題上至今沒有改變，據博主觀察，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對馬列主義不大懂，也不大瞧得起，這一點極大地影響了他對現代史問題的分析判斷。殊不知馬列主義是20世紀反轉世界格局最厲害的地緣政治學，而恰恰何新先生對地緣政治學頗有造詣，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二是何新先生的立場決定的，何新的立場充滿矛盾：他是一個卓越的民族主義者，又對人民大眾充滿同情;他的出身和社會關系，或說上流社會的圈子，以及他的閱讀，使其具有一種強烈的貴族心態和士大夫氣，這種貴族心態與出身和經歷有關，例如對高級領導人有知遇之恩，又具有某些紅二代的先天特征，卻又似乎很瞧不起不讀書的“八旗子弟”(更不必說其他二代)，但是在政治立場上，包括對待文革的態度上，至少在客觀上看，還不及某些覺悟了的紅二代，更談不上億萬草根階級了。這些原因，可能還有別的原因，使其近年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不僅脫離實際，而且脫離人民群眾。前者如對朝核危機的看法，后者如公開宣稱信仰佛教和對馬列主義者的“不屑”以及說十八大以后天下太平，可以“洗洗睡了”，諸如此類。第三，就是目高于頂，罵倒天下讀書人，唯我獨尊，導致固步自封，雖然他在揭露共濟會、轉基因、疫苗等問題上繼續立新功，且繼續挖西方文化并不存在的“祖墳”，這些都難能可貴，功蓋當代文壇，但是在一些問題上，包括對文革的認識上，不能吸收實踐發展的新鮮經驗教訓，不能與時俱進，也是其白璧微瑕、美中不足。

　　上述觀點，主要著眼于政治，并非全盤肯定文革，連毛澤東本人也對文革評價為三七開。文革最大的代價之一是犧牲了文化，破而不立，特別是對傳統文化的否定。這方面在拙著《中國軟實力》有專門論述。以上是我對文革何以失敗的一點不成熟的看法，主要是讀何新先生《文革何以失敗》的讀后感，寫在這里，就教于何新先生和各位讀者方家。既是讀后感，首先還是要感謝何文的啟發，也難免附帶對何新先生有所分析評論，希望沒有冒犯先生。

　　注一：近些年來有一種國際思潮，說中國改革開放抹黑了社會主義，促進了蘇聯解體。最近季塔連科先生也對中國媒體說，中國的改革“促進”了蘇聯解體。俄羅斯和一些東歐國家對中國改革進程和蘇聯解體的原因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理解。1990年我曾應季塔連科先生之邀前往訪問，做一對一的專門討論，所以我完全理解他的觀點。問題在于，蘇聯解體和中蘇分裂有很深的歷史文化根源，至少要追溯到赫魯曉夫，再往前還有斯大林，再往前就是沙皇。但是這樣一算歷史舊賬，就無趣了。所以，中俄兩國需要真正不糾纏于過去，直面于嚴峻的現實，攜手開創世界的未來，向未來要前途，才是上策。

　　(二0一三年八月十九日，二0一四年五月四日重發)

　　附老魔何新：文革何以必敗?

　　來客問：毛澤東的文革究竟失敗在哪里?

　　何新答曰：

　　政治藝術成功的不二法門，就是爭取最多盟友打擊最少的敵人。

　　毛澤東民主革命時期確為開天辟地偉大人物。在延安活動的后期(1942以后)，總結共產黨早期斗爭失敗的慘烈教訓，提出必須牢牢把握三大法寶——“黨 和軍，群眾路線，統一戰線”。以扎根于農民為基礎，在黨內團結各山頭，在黨外示弱守雌結最大統一戰線，終于成功爭取到黨內外、國內外大多數力量的同情和支 持，從而能勢如破竹，奇跡般于數年內迅速奪取全中國。這就是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

　　但是建國后，毛澤東為民主革命無往不勝而驕傲，舉國上下對其個人一片吹捧。毛澤東自信滿滿，經常獨逞圣智，乾綱獨斷。從一兩部電影(清宮秘史、武訓 傳)到一部古代小說(紅樓夢)發動思想政治運動，連連不斷，通過莫須有的思想政治斗爭和所謂“思想改造”，一次次、一片片、一層層地打擊無辜四面樹敵，直 到把數百萬無辜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而株連九族的殘酷反右斗爭，從黨外到黨內，社會上之不滿腹誹逐漸層層積累。

　　文革開始后，社會不滿自下而上被瞬間引爆，群起攻擊“走資派”釋放官民矛盾，結果一下子打倒干部95%，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發生大分裂。

　　于是文革十年時間，高層內斗不已，國內動亂幾度瀕臨爆發“全面內戰”，而反對毛澤東的政治對手和敵人則越斗越多——有力者皆為“親密戰友”、舊日袍澤 或政治盟友(包括朱德、陳毅、譚震林、葉劍英輩)。許多竟然一個個不斷成為毛澤東的政治死敵。而文革整肅，殘酷無情，凡毛澤東政敵無論其往日功勛，皆死無 葬身之地(如劉少奇、彭德懷、林彪、賀龍、張聞天輩，皆為開國元勛)——古今中外政治斗爭屠戮功臣之慘烈亦難過于此。

　　不僅劉鄧陶，包括彭陸羅楊，王關戚，楊余傅，陳伯達，林彪，皆于一夜翻臉即成反黨死敵。甚至連身邊多年之肝膽親信如康生、汪東興、郭沫若，也因政治寒心而誠惶誠恐心生動搖。

　　權重一時的忠仆能臣周恩來，則一直擔心自己死后蓋棺不能定論，以至臨死前猶喊冤、寄存資料，難以安心瞑目下九泉。

　　至于共產黨多年忠實盟友如宋慶齡、章士釗、傅作義則亦皆離心離德，甚至暗懷去國之念。

　　即便親信佞臣四人幫也因權力分配不能到位，而對毛澤東暗存不滿——結果沒有一個人是滿意的。

　　毛澤東后期自己已經對文革不斷反思，有苦難言。心靈為眾多冤魂所困，不得不承認至少對文革須做“三七開”——承認至少有3分錯誤。念及毛往日曾論對斯 大林也是“三七開”——那么實際就是承認自己也犯有斯大林晚期濫權之誤也!但忠良精英無辜而枉死于文革亂民、流氓造反派手中者難計其數，人命關天，豈一個 “三七開”就能夠了結?

　　林彪事件后，毛澤東精神、政治慘遭痛擊，多次借景生情，失聲痛哭。

　　毛澤東臨終前已經承認對“文革擁護者不多，反對者不少”——不得人心，未來國家有內亂之憂甚至發生血雨腥風，卻仍不肯收拾局面。作為一位大政治家，這種最后的政治交代堪稱對歷史極其不負責任!

　　[1976年6月15日，重病在身，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毛澤東，將華國鋒及當時在場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

　　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

　　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據《毛澤東傳》，下冊)]

　　而且，更不智的是直到毛澤東閉目，文革結束仍遙無盡頭，最終迫使所有反文革的力量聚集集結成統一戰線。這是因為，就連當時已身居國內第一高位的華國鋒本人也有不安全感，擔心自己接班的政治法理性不足而可能被奪權篡位——這正是他立意抓捕四人幫的根本原因。

　　文革十年，社會下層工人多年不長工資，生活普遍拮據艱難，鄉村農民苦于大寨式農奴勞作，缺吃少穿——致使共產黨賴以取得權力的工農階級的人心基礎久已失去，舉國人心無不思變。

　　所以當鄧小平振臂提出平反、整改、大倒轉的逆文革路線，反而得以廣收人心。

　　全部對文革的不滿和憤恨，最終都集中于針對高舉極左意識形態的小集團四人幫身上——文革的徹底失敗，乃是當時歷史趨勢的必然。

　　一言以蔽之，文革失敗就在于毛澤東晚年政治舉措發生昏亂失智和重大失誤，致使國內敵人越斗越多，以獨夫一人悍然對抗舉國上下——76天安門反映了這種民怨大局。

　　1975年毛澤東對家人曾私下哀嘆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他已經知道，民心如此，任何強者逆之也已絕無不敗之理。

　　[老何說：我研究文革近三十年，以上所述每一句話后面都有無數史實、史料為證據——絕非信口妄言。總結于此是為后來者戒!

　　關于我的文革研究，初稿曾經于2003年網絡發表，不成熟觀點謬種流傳，以至許多不成熟觀點為許多后繼論者所剽襲，借此糾正舊論。近年全稿大有修改，最后定稿為《迷失的圣戰：文化大革命研究》一書，將于近期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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