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開始之際，也就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長篇通信。這封信件與毛澤東作出的“五七指示”(毛澤東致林彪信)、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共同構成了文革發動的四大重要文獻。

　　如果說“五七指示”是毛澤東勾畫了社會主義發展藍圖的話，那么“五一六通知”、“十六條”以及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通信就是將這幅藍圖在中國大地上如何得以實現的具體探索。如果說“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是向整個左派和廣大人民群眾發出的進行文革的動員令，那么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通信就是向左派高層敲響的暮鼓晨鐘。

　　這封信的命運也很特別。七月八日寫成后，毛澤東讓機要秘書徐業夫抄了一份留存，將原件寄給了江青。這封信曾在黨內高層左派之間小范圍地傳閱或通報過，后來為了左派內部的團結，毛澤東又同意燒毀了這封信的原件。直到九一三事件后，這封信才作為批林整風的文件在黨內印發，得以公開。這封信不論從寫作、小范圍傳播還是后來燒毀乃至最后公開，特別是其中的內容，都閃爍著撲朔迷離的色彩，給后人留下了許多疑問。

　　那么，究竟應該如何來看待這封信呢?

　　過去有人在全盤否定文革的指導思想下，去解釋在文革發動之際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信，離開了歷史背景，不從當時黨內斗爭的實際狀況出發，也脫離了信中上下文之間的語境，往往是望文生義，牽強附會，主觀臆斷，隨想事成，不僅難以揭示這封信的真正用意，甚至還將對這封信的理解導入歧途。

　　法國右翼學者傅勒在其《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要解釋大革命，首先得接受大革命”。這就是說，要想真正揭示法國大革命的真諦，首先就要接受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否則的話，是難以正確闡釋法國大革命的來龍去脈的。

　　同樣，我們要想正確解釋毛澤東在文革發動之際致江青的這封信，就要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正視黨內存在的階級斗爭，以及這種斗爭的表現形式—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從建國后六十余年正反兩方面的對比中來透射文革的正義性。

　　今天我們在研究這封信的時候，必須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從兩條路線斗爭的實際狀況出發，立足于文化大革命發動之際的復雜形勢，著眼于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壯麗前景，從當時歷史發展的背景和信中上下文之間所表達的意向中，來比較準確地解讀這封信。因而我們就首先從這封信寫作的歷史背景談起。

　　一、毛澤東致江青的信寫作的歷史背景。

　　毛澤東是在什么樣的歷史背景下給江青寫這封信的呢?

　　這還要從一九六五年黨內圍繞吳晗寫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分歧說起。

　　從對歷史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知道，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這篇文章發表前，在批判吳晗寫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問題上，中央內部就存在著嚴重分歧。這篇文章發表后，在文藝界風生云起，吹響了戰斗的號角，造成了批判的氛圍。正當革命的批判方興未艾之時，以彭真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卻制定了《二月提綱》，要把這場討論置于黨中央的領導之下，以“堅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貫徹黨的“雙百方針”的名義，提出對左派進行整風，意圖將現已進行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學術討論的范圍內。這是與毛澤東反復講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可以造反的號召南轅北轍的。[1]

　　二月八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等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這個提綱。當毛澤東聽到政治局常委已經討論并認可了這個提綱，并沒有立刻表示對提綱的不同意見，只是問：“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且表示：吳晗可以照樣當他的副市長，他就不緊張了。對左派整風問題，他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后再說。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了這個《匯報提綱》。

　　幾乎與《匯報提綱》的起草和發出同時，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后，從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開了近二十天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后，有關人員整理了一份“座談會紀要”。這份紀要在經張春橋、陳伯達修改后，毛澤東在三月間又作了三次修改。紀要提出了“黑線專政論”。毛澤東第一次修改時，在這段話后加了一句：“搞掉這條黑線之后，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斗爭。”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寫了下面一段話：“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了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地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占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斗爭這個決定以后，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斗爭也就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了。”這個紀要經毛澤東批準，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轉發，要求各級黨委“認真研究，貫徹執行”。

　　一個提綱，一個紀要，是明顯對立的兩個文件。它實際上向全黨公開了中央上層由來已久的意見分歧，這種分歧就成為后來起草“五一六通知”并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予以通過的直接原因。

　　根據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精神，并結合三月下旬毛澤東在與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進行的多次談話闡述的意見，四月十二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一、擬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并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準。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志堅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通知”由陳伯達起草后，十四日送給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寫了許多重要的話(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通知”對“匯報提綱”進行了極其尖銳的批判，說它是在國內正面臨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高潮時“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通知”中寫道：“總之，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集中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

　　十六日，會議通過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稱為“五一六通知”)，決定撤銷中央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十八日，林彪在會議上發表《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主要講政變問題和對毛澤東的崇拜問題。

　　二十三日，會議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中央書記處的職務，以后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調陶鑄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軍委秘書長，他們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以后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二十六日，會議結束。

　　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開，“五一六通知”的正式通過，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重要標志。

　　“五一六通知”下發后，率先在北京大學得到響應。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寫了《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報，矛頭指向北大黨委。這張大字報一張貼，就在開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問題上，在北京大學乃至社會上引起了激烈爭論。

　　五月三十一日，陳伯達率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并改組報社領導班子。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火藥味十分濃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提出要“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和“破四舊、立四新”。

　　六月一日，毛澤東看到《紅旗》雜志社和《光明日報》總編室所編的《文化革命簡報》第十三期刊載的這張大字報。當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這樣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寫的《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報，于六月一日晚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又全文刊登，并配發《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和《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的社論。[2]

　　這件事在全國引起十分強烈的反響，局面頓時大變。北京各大中學校里，學生紛紛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校園里鋪天蓋地貼出矛頭指向領導干部和教師的大字報，學校黨組織陷于癱瘓，造反的苗頭開始出現。毛澤東這時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學等校園里一天就貼滿了大字報、大標語，一些師生還到省委機關張貼大字報，矛頭直指省委負責人。

　　六月六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宣傳要點》，公布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要點。同時，《人民日報》加編者按轉載這篇文章。

　　毛澤東在不久后還說：“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3]

　　當文革的星火在北京剛剛點燃的時候，毛澤東這個時候又在那里呢?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第三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就離開北京南下，一路巡視，與地方黨政軍負責人談話。此后直至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返京前，毛澤東的足跡始終徘徊在上海、杭州、南昌、武漢、長沙等地之間。他在觀察著北京一線中央領導同志對這場運動的態度，思考著文革的發展大計。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4]六月十五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杭州，向西駛去。十六日，毛澤東的專列抵達湖南長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車來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下。置身于熟悉的山水間，腳踏在故鄉的大地上，呼吸著田野里噴涌而來的泥土氣息，在這個安靜的地方，他整整關了十一天。每天他都要看許多從北京送來的文件材料，通過這些材料密切注視著剛剛點燃起來的文革星火，潛心謀劃著文革的發展大計，構想著中國的未來。六月二十四日上午，毛澤東在韶山水庫游泳。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會見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縣委負責人，聽取他們的工作匯報。接見結束時，他對大家說：以前我帶你們長征，現在，我又要帶你們“長征”了。

　　二十八日上午，毛澤東離開韶山，途經長沙，晚九時專列到達武昌車站。在專列上聽取王任重關于湖北省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匯報。下專列后住東湖客舍。七月八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這封長篇通信。[5]

　　二、毛澤東致江青的信讓人感到晦澀而又撲朔迷離的原因何在?

　　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信，寫成后當時只在很小的范圍內傳閱過。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批林整風期間才在黨內印發，公之于眾。可是為什么在讀了這封信后，卻又讓人產生晦澀而又撲朔迷離的感覺呢?

　　1、這封信讓人感到晦澀而又撲朔迷離的原因之一：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沒有直白式地說明自己的觀點，而是使用了一些隱晦的術語，引經據典，談古論今，在喜笑怒罵和自嘲中將自己的觀點表達出來。這就不免會使人出現費解，并可能會產生一些歧義。

　　我們從信中看到，毛澤東在談到自己的行蹤時，是這樣敘說的：“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個山洞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廿八日來到白云黃鶴的地方，已有十天了。”[6]毛澤東在信中將杭州說成“武林”，將韶山滴水洞說成“西方的一個山洞”，用“白云黃鶴的地方”來代指武漢。他沒有用當時通用的地名，而是用了這些地方的代稱。

　　在談到林彪時，他既沒有說出林彪的名字，也沒有稱呼他為同志，而是用了“我的朋友”這樣的稱謂。他對林彪“為了打鬼，借助鐘馗”的“猜”測，用“迫上梁山”來表示自己違心地同意林彪意見的無奈之情。

　　他又用“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話來自嘲，對自己作出了虎氣為主猴氣為次的評價，將信中自我解剖的話戲稱為“黑話”，留下了“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的謎團。

　　這本身就讓人發出諸多想象，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那么，毛澤東在信中為什么用了曲筆，而不是直截了當地來說明這些問題呢?

　　其實，這本來就是毛澤東的文風所在，這次他似乎也是有意為之。毛澤東是一個知識淵博的領袖，不論是講話、談話還是寫文章，他往往不是直接闡述自己的意思，而是講究修辭，深入淺出，將自己的意思藝術性地表達出來，以收到較好地效果。

　　從這封信中，我們看到毛澤東以高屋建瓴的氣勢，入木三分的分析，引經據典，文采飛揚，談古論今，妙趣橫生，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他將一個抽象而又復雜的問題深入淺出地勾畫出來，真是余音繞梁，讀后令人神往。

　　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這封信的時候，要透過信中形象化的用語，來準確地把握毛澤東所要表達出來的真實意思。

　　2、這封信讓人感到晦澀而又撲朔迷離的原因之二：在文獻檔案資料中只有這封信的修改件，而沒有這封件的原件。有人就以沒有找到原件為由懷疑它的真實性，說這封信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偽造的，或者是為了政治需要已經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那么，真實的情況又是如何呢?這封信到底是不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寫成的呢?后來發表時又是否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呢?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毛澤東在這封信寫成后，曾給周恩來和王任重看過。王任重當時的日記和周恩來后來的講話都證明了這一點。

　　七月十一日下午、十二日上午，在武昌東湖客舍，毛澤東同周恩來、王任重談話，并給他們看了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信。

　　王任重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日記記載：“11日總理來，下午到主席處談了三個小時，12時上午9時又到主席處談了二個小時。主席寫給江青的一封信，不贊成過分吹他的作用，不贊成最高最活、當代頂峰的說法，這是強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強加于人。”[7]

　　從王任重的日記中我們看到，他是看過這封信的，還在日記中簡略記錄下了這封信的若干要點。這些要點都在已發表的信中顯示出來了。從對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最高最活、當代頂峰的說法”，也就是“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是林彪首先提出來的。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武昌還曾表示，林彪的兩個提法都不妥，指定彭真和康生離武漢時先去蘇州跟林彪當面說清楚這個問題。[8]因而毛澤東“不贊成過分吹他的作用”，說自己同意林彪講話中的這些內容是“逼上梁山又強加于人”，這在公開發表的信中都能找到出處。不同的是，王任重在日記中記的是要點，而在后來公開發表的信中是對這個問題的展開論述而已。

　　周恩來也曾看過這封信。九一三事件后，他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在談到這封信時說：“主席寫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漢寫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漢。那時見了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一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志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9]

　　從周恩來的講話看，他在七月十二日看了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信。毛澤東這封信寫好后，曾讓秘書徐業夫抄了一份留存。毛澤東還在徐業夫的抄件上訂正了幾個錯別字。周恩來在七月十二日看的是經毛澤東訂正過的抄件。

　　周恩來看信后，建議找林彪談談，毛澤東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來到大連同林彪談話，轉達了毛澤東這封信的意見。林彪表示接受，答應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講話。[10] 后來經毛澤東同意，江青在北京當著葉群的面燒毀了毛澤東給她的這封親筆信。[11]

　　從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可以看到，毛澤東七月八日給江青寫的這封信的真實性是沒有疑問的，那么信中涉及林彪的內容又是否經過了大幅度的修改呢?

　　從王任重日記中對這封信要點的記錄來看，都能在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中找到出處。在對毛澤東宣傳的問題上，林彪與毛澤東之間是存在不同意見的。信中確有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對林彪批評的內容，毛澤東最后也是在“迫上梁山”的境況下不得不同意了林彪的主張，從而發出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的感嘆。同時我們再聯系到后來在毛澤東同意下當著葉群的面將這封信予以燒毀來看，該信應該包含著毛、林之間的分歧，以及毛澤東對林彪的批評意見。因而修改件與原件相比，在基本意思上是不會有什么出入的，不存在大幅度修改此信的問題。

　　當然，這并不表明這封信在發表時沒有進行過一些無關宏旨的措詞和技術方面的改動。不過，既使在公開發表前有所修改，也是在保持通信基本風貌的前提下，對一些詞句和個別段落進行了調整和刪改，但其基本意向不會改變。因為在公開發表的信中其要點仍然存在，并沒有發生變化。

　　還有資料說是林彪讓葉群找到江青，說林彪既然已經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改正了錯誤，擔心以后會有人利用這件事做文章。在報經毛澤東同意后，江青又拉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作為見證人(戚沒有看信的內容)，當著葉群的面，燒毀了此信。這則資料還有待于作出進一步的考證。不過毛澤東同意燒毀這封信則是真實的。

　　3、這封信讓人感到晦澀而又撲朔迷離的原因之三：這封信后來經毛澤東同意被燒毀了，其中的原因耐人尋味。

　　毛澤東的文稿是中國共產黨的珍貴文獻。特別是在文革時期，在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況下，如果沒有他的同意，像這樣的信件是不可能被別人決定燒毀的。那么，為什么毛澤東又同意燒毀這封信呢?

　　從這封信中有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以及毛澤東對林彪批評的內容來分析，在林彪已經表示接受毛澤東意見的情況下，[12]毛澤東此舉實際上還是處于黨內團結的考慮。

　　我們的這個判斷可以從以下兩則文獻資料上獲得印證。

　　第一個是中央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后，在毛澤東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給林彪寫的一封通信的編選問題上。林彪曾給中央打電報希望在這封信公布時不要出現他的名字，以免在黨內引起誤會，毛澤東接受了他的意見，將文章的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在開頭和末尾刪去了批評林彪的話。[13]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九五一年版中關于這封信的題解是：“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篇通信，是為批判當時黨內的一種悲觀思想而寫的。”

　　直到一九九一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時才在題解中說明了這篇通信寫作的真實情況：“這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是為答復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征求意見的信。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在公開刊行這封信時不要提他的名字。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在收入本書第一版的時候，這封信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14]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篇文章的修改及題解的撰寫是從黨和軍隊團結的要求出發而進行的。

　　第二個是從毛澤東對“九篇文章”的處理彰顯毛澤東從團結愿望出發來處理歷史上黨內分歧的大局意識。

　　毛澤東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后，延安整風運動前夕，為了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曾對王明時期的中央下發的九個文件進行解剖，寫了五萬多字的文章，統稱“九篇文章”。對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文章高屋建瓴，一氣呵成，文風犀利，思想深刻，點了幾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刺人的話也不少，后來幾經修改，仍然鋒芒畢露。[15]“九篇文章”寫好后，曾送給劉少奇和任弼時看過，但并不是征求他們的意見，當時也沒有計劃在黨內發表。[16]

　　一九六五年一月，為了修改“九篇文章”，毛澤東在將“九篇文章”印發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征求意見時寫了一個批語：“……其中又提了總理(指周恩來，—引者注)的名字，也應該刪掉，因為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后)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澤東就修改后的“九篇文章”，又寫了一個批語：“這篇文章是在延安寫的，曾經送給劉少奇、任弼時兩同志看過，沒有發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記了。一九六四年有人從檔案館里找出這篇文章的原稿，送給我看，方才記起確有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沒有發表，甚至沒有在中央委員內部傳閱，只給兩位政治局委員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為這篇文章寫得太尖銳，不利于團結犯錯誤的同志吧。現在年深月久，這個不利于團結的問題不存在了，干部不會因為看了這篇文篇怒發沖冠，不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從而破壞黨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17]毛澤東后來還把修改后的稿子送給當時中央幾位領導同志傳閱過，但是后來既沒有公開發表，也沒有在內部發表。[18]

　　一九七四年六月，毛澤東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細看了一篇，并將其中稱贊劉少奇的內容全部刪掉，打算印發中央委員，但后來只發給部分政治局委員看過。直到逝世前的一個月，即一九七六年八月，毛澤東還請人讀給他聽過一遍。他對“九篇文章”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19]

　　“九篇文章”是毛澤東費盡心血之作，通過對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剖析，標志著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斗爭規律的認識發生了一次飛躍，從而形成了適應中國革命形勢發展的政策和策略。但是我們看到“九篇文章”的命運也很特別，既沒有公開發表，也沒有在黨內發表，就連中央委員會內部也沒有印發過。就是在幾十年后雖經幾次修改，也是如此。

　　“九篇文章”沒有發表的主要原因，還是由于文章過于尖銳，不利于黨內團結的緣故。我們看到，就是在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四年，這分別是“九篇文章”完成二十多年和三十多年后，由于文章所涉及的當事人仍然健在，且在黨內擔任高級領導職務，因而從黨內團結的要求出發，最終也沒有能夠發表。

　　從毛澤東對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給林彪的通信及對“九篇文章”的處理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自己寫的文章不論是修改還是決定發表與否是從黨內團結的要求出發的。在給林彪的通信中，他采納了林彪的建議，將信中批評林彪的部分作了刪改。“九篇文章”是毛澤東費盡心血的心愛之作，也是他與王明“左”傾機會主義斗爭的思想結晶，但是在毛澤東生前既沒有公開發表，也沒有在黨內發表，就是在中央委員會內部也沒有傳閱過。這主要還是處于黨內團結的考慮。由此我們認為，毛澤東在林彪表示接受自己的意見后，從黨內團結的要求出發，為了打消林彪的顧慮，使左派內部更好地團結起來，以便于集中力量打擊右派，就同意燒毀了這封信。

　　4、這封信讓人感到晦澀而又撲朔迷離的原因之四：九一三事件后，這封信在黨內印發的時候，有人從當時批林整風的現實出發，對這封信從政治上進行了解讀，這樣就偏離了這封信的真實內涵，從而使這封信更顯得讓人捉摸不定，神秘莫測。

　　九一三事件后，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作為批林整風的文件印發黨內學習。應該如何認識毛澤東在信中對林彪的批評，就成為迫切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當時批林整風的斗爭形勢也不能不影響到對這封信的準確解讀。于是有人從當時的政治形勢出發，對這封信作了有利于批林的解讀，這樣就在這封信的理解上出現了偏差。我們看下面的資料。

　　在批林整風期間有一份宣講材料在談到這封信時說：“這封信是針對林彪《“五一八”講話》寫的。林彪《“五一八”講話》剛一出籠時……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已經看出林彪的《“五一八”講話》不講馬克思主義，不講黨的領導，專講個人，講宮廷政變，不講階級斗爭，不講人民群眾，鼓吹唯心史觀，抹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反動本質。”既然這樣，那么為什么毛澤東后來還重用林彪呢?這份材料作了如下說明：“毛主席雖然在寫信時，已經看出林彪《“五一八”講話》是違背馬列主義觀點的，但這僅是思想上、理論上的錯誤，還沒有發現他當時在政治上組織上搞陰謀”等等。 [20]

　　這份材料認為毛澤東在致江青信的時候，就已經認識到林彪的反動本質。不過是由于僅是思想上、理論上的錯誤，還沒有發展到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毛澤東才沒有采取措施而已。這顯然是從九一三事件的后果出發，望文生義地從這封信中來尋找原因。

　　由此我們看到，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曾經說過“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的話，可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卻印發了這封信，公開了這些話，這就會使人在分析這封信的時候，容易從當時政治形勢的需要出發，從這封信中透露出來的毛澤東和林彪的分歧及對林彪批評的話語中來尋找證據，說明九一三事件發生的必然性。這種從后來的結果中來逆推出前面的原因，而沒有將這封信放在當時的背景下去進行解讀的方法，就會偏離這封信的宗旨，在這封信的解讀上陷入迷茫，難識其本來面目。

　　5、這封信讓人感到晦澀而又撲朔迷離的原因之五：在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從否定文革的政治要求出發，離開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主觀臆斷，歪曲事實，將對這封信的解讀作為詆毀文革的利器，在這封信的認識問題上籠罩了一層疑云。

　　在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在這封信的解讀問題上，就從這個前提出發，從這封信中找“證據”，來達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這種不是從對當時歷史背景進行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出發，而是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用功利主義的態度，從權力斗爭的角度進行的解讀，就歪曲了毛澤東的寫作意圖，離真實的事實，相去甚遠。

　　這種在否定文革的基礎上進行的解讀，本身就已經先入為主地有了定見，又怎么能夠認識到這封信的真實內涵呢?又怎么能夠洞察到毛澤東在文革發動之際寫作這封信的真實意圖呢?因而這種解讀也就難以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成為顛撲不破的真理，獲得人們的認同和共鳴。這充其量不過是服務于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為否定文革進行的歷史背書而已。但這種解讀畢竟為這封信籠罩上了一層疑云，迷住了不少人的眼睛，將人們對這封信的理解導入歧途。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封信讓人感到晦澀而又撲朔迷離的原因是復雜的。這里既有毛澤東在寫作時用了不少隱語，致使人們在理解上出現的分歧，也有這封信被燒毀，卻又在九一三事件后在黨內印發，從而使人們對信件的真實性及修改情況產生的疑問，還有在九一三事件及全盤否定文革后，現實政治對準確解讀這封信造成的嚴重影響。正是由于這些原因，這封信的真實內涵和寫作意圖就被深埋在層層的云霧中，人們在對這封信的理解上也就陷入了迷途。

　　三、從當時的斗爭形勢出發對毛澤東致江青信的全面解讀、分析和綜述。

　　我們首先按照文字順序對這封信進行解讀和分析，然后再將解讀和分析的結果進行綜述，以便對這封信的解析有一個整體的印象。

　　我們首先對毛澤東致江青的信解讀和分析如下：

　　1、毛澤東在信中首先向江青通報了自己的行蹤。

　　毛澤東在信中寫道：“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的意見在那里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后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個山洞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廿八日來到白云黃鶴的地方，已有十天了。”[21]

　　我們看到，毛澤東在信中告訴江青已收到了她六月二十九日的信，勸她還是照魏文伯、陳丕顯二同志的意見在上海住一會兒為好。自己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后行止再告訴她。接著向江青通報了自己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八日的活動情況。六月十五日離開杭州后，在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幾天，這個地方比較閉塞，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武漢，已經有十天了。

　　2、毛澤東在信中從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現實出發，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解剖和分析，并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他在信中向江青坦言自己并不贊成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作法，但是從現實斗爭的需要出發，又不得不同意林彪這樣做的隱衷。當然，他對這樣做的后果也有著清醒的估計。

　　我們從信中看到，毛澤東談到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及由此引發的評論，占七百字左右，約占全信文字的百分之四十。信中談及林彪的講話及由這個講話引申的評論竟占全信文字的五分之二，那么信中究竟談了些什么問題呢?又應該如何認識這些問題呢?我們下面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1)毛澤東對林彪五月十八日講話中講到的政變問題并沒有什么異義。

　　毛澤東在信中告訴江青：“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22]

　　毛澤東在信中說的“我的朋友”，就是指林彪。他在信中認為林彪這個講話是專講政變問題的，表示準備同意將這個講話印發下去。

　　那么，毛澤東對林彪講話中關于政變問題的講解到底是什么態度呢?

　　我們從信中看到，毛澤東只是表示“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然后就筆鋒一轉，去談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問題了。從信中表述的這句話來看，我們還是難以作出毛澤東對林彪講政變問題持反對態度的判斷的。

　　從林彪的講話中我們看到，他從當時中央處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問題的實際情況出發，講了許多古今中外發生的政變事例，說明政權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要提防發生反革命政變。

　　林彪在講話中特別談到了毛澤東最近提到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的問題。他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后，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臺、廣播電臺。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23]

　　我們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發現，林彪在講話中提到的毛澤東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的問題是屬實的。也就是說針對當時的斗爭態勢，在彭、羅、陸、楊問題出來后，防止政變發生，不論是林彪還是毛澤東都是特別注意這個問題的。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林彪講政變問題是不會有什么疑問的。

　　既然毛澤東對林彪講政變問題沒有什么疑問，那他在信中說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們注意到，毛澤東只是在信中表示林彪的講法過去還沒有過，此外并沒有對這個問題作出任何評論。從林彪的講話中我們看到，他從政權問題是革命的中心問題這一馬克思主義根本觀點出發，聯系古今中外大量的政變事例，以最近解決的彭、羅、陸、楊事件為突破口，系統地講解了政變問題。因而毛澤東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像林彪這樣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講政變問題的講話過去還沒有過。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作為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中，雖然提出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對走資派中的絕大多數人，毛澤東認為還是可以作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來處理的，還不是要打倒他們。而林彪在講話中主要講的是政變問題，這當然是屬于敵我矛盾問題。這就與毛澤東的觀點發生了不合。因而毛澤東在信中表示“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還暗含著這方面的意思。

　　由以上分析我們看到，毛澤東在信中說“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個是像林彪這樣從理論和實踐上來系統講解政變問題的講話過去還沒有過;另一個是林彪在講話中主要談政變問題，談敵我矛盾問題，而沒有對走資派作出區分還沒有過。

　　由于當時正處于發動文革之際，而黨內走資派是文革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在信中表示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顯然是前一個含義占據主導地位，而后一個含義則是占據次要地位。因而毛澤東在信中雖然表述了這樣的看法，但還是一筆帶過，沒有對這個問題展開評論。

　　從以上考證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雖然認為林彪在講話中談到的政變問題與他所講的將絕大多數走資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主張出現不合，但是林彪從理論和實踐上來系統講解防止反革命政變的作法則又契合了他此前反復強調的防止反革命政變的主張。因而從總體上說毛澤東對林彪在講話中談到的政變問題是持肯定態度的，并沒有什么異義。

　　(2)毛澤東不同意林彪鼓吹個人崇拜。

　　毛澤東在信中說：“他(指林彪。—引者注)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于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24]

　　毛澤東在信中表示，他是不同意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的，但最后又是違心地同意了這種作法。從前文引用的文獻資料中我們看到，在林彪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后，一九六六年二月，毛澤東在武昌表示這兩個提法都不妥，還指定彭真和康生離武漢時先去蘇州跟林彪當面說清楚這個問題。[25]三月十八日毛澤東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在談到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問題時，他說：“最高最活，不要那樣提。也不要講頂峰。”[26]

　　毛澤東在信中也說在四月杭州會議上(林彪參加了這次會議)表示了對這種提法的不同意見。但是林彪卻沒有聽從毛澤東的意見，在北京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同意了林彪的意見。他用“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來表示自己當時這種無奈的心情。

　　(3)毛澤東以自我解剖和評價的方式談了自己不同意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原因。

　　毛澤東在信中說：“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相通成名。魯迅也曾對于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于解剖別人。在跌了幾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后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27]

　　毛澤東在信中用阮籍反對劉邦的話，顯然是說自己的作用并沒有林彪他們吹的那樣大，世上沒有大英雄，自己才出了名。魯迅的雜文像匕首，像投槍，具有很強的戰斗性，藝術水平很高，人們評價很好，但是魯迅卻不以為然。毛澤東表示自己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他是同意魯迅的看法的。他要像魯迅說的那樣解剖自己嚴于解剖別人，要時時看到自己的缺點、弱點和不足。特別是在自己跌了幾交之后，就更是這樣。可是同志們又往往不相信自己說的話。

　　毛澤東說自己是既有自信，又有著不自信，是自信與不自信的統一。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話，可見是神氣十足了，這是自信的表現;但是又有著不自信，總覺得自己是山中無老虎，猴子成大王，中國由于沒有出現真正的大英雄，馬恩列斯式的人物，自己才顯露出來了。這并非是自己有多么大的能力和天才的緣故。當然，話又說回來，在自信和不自信的問題上，也不是折衷主義，而是虎氣為主，猴氣為次。他舉后漢李固致黃瓊信中的話，說自己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旨在說明林彪他們這些左派們把自己吹得那樣高，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從毛澤東這段自我解剖和評價的話中可以看到，他是通過自我解剖和評價的方式談了自己不同意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原因。這里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毛澤東沒有將林彪的作為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這與四年后在廬山會議期間將陳伯達鼓吹的“天才論”上升到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高度來進行批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廬山會議批陳伯達實質上是批林彪)。這是應該引起我們深思的。

　　我們要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并結合信中上下文來對這個問題進行解釋。如果離開上下文而單從虎氣和猴氣這句話上去作望文生義地解讀，還用毛澤東以前關于虎和猴的相關論述來印證，則往往會失之偏頗，難以悟透并進而偏離毛澤東在信中所要表達的本意。

　　毛澤東在信中說自己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但在這兩者之間也不是折中主義，而是以自信為主，有些不自信為輔。至于他說的虎氣為主，猴氣為次，從上下文的語境來看，與自信為主，有些不自信為輔從語義上來說應該是同構的。他不過是用虎氣和猴氣對自信與有些不自信作了形象化的說明而已。

　　當然，我們還可以對此作進一步的引申解釋，毛澤東在這里說的虎氣，是指自己在自信的背景下所做出的成績，干出的事業，是自身正確的方面;猴氣是指由于不自信、經驗不足等原因，致使自己在革命斗爭中出現的缺點和失誤，是自身錯誤的方面。

　　(4)毛澤東在信中談了自己不得不同意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原因。

　　毛澤東在信中說：“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28]

　　毛澤東在信中表示由于左派們為了打鬼，借助于鐘馗，因而自己也就最后同意了他們的作法。這里的鬼，是指牛鬼蛇神，當然也是指信中提到的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右派們。由于要打擊他們，左派們自身力量又不足，所以才不得不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借助毛澤東的力量，來達到打鬼的目的。正是鑒于此，毛澤東才同意了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在分析左派們動機的時候，雖然說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打鬼，借助鐘馗”，但是卻沒有對此作出一個肯定的判斷，而是用了一個既形象又傳神還帶有幾分不確定性的“猜”字來表達出來。這表明毛澤東在同意了他們鼓吹個人崇拜的同時，卻又帶有幾分疑惑：他們這樣做是否又帶有清除異已的嫌疑呢?對左派們來說這顯然帶有警醒之意。

　　由此看來，毛澤東是在打擊牛鬼蛇神的前提下，才同意了林彪他們鼓吹個人崇拜的。盡管這樣，從他在信中的用語來看，還是對此帶有幾分警惕性的。

　　(5)毛澤東對于同意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后果作了清醒地估計。

　　毛澤東在信中說：“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29]

　　毛澤東在信中說的全世界一百多個黨，是指當時世界上一百多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政黨組織。在中蘇論戰期間，大多數的黨跟著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跑，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少數左派黨論戰，馬克思、列寧已經被他們打得粉碎了。既然馬克思、列寧那樣偉大的人物，已經被人們打得粉碎，現在為了增強左派的力量，讓他們團結起來，將右派打倒，即使鼓吹個人崇拜有那樣的風險，自己又何必顧慮個人的榮辱毀譽呢?這表明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同意林彪鼓吹個人崇拜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但是為大局計，他已經將個人得失置之度外，作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在信中主要談了林彪講話中的政變問題和個人崇拜問題。信中對林彪講的政變問題一帶而過，沒有做出什么評論，這表明他對林彪講的政變問題并沒有什么異義。信中主要說的還是林彪在講話中鼓吹的個人崇拜問題。毛澤東在信中坦率表明自己并不同意林彪講的個人崇拜問題。他進一步通過對自己進行解剖和評價的方式以及從當時斗爭的大局出發，談了雖然不同意林彪搞的個人崇拜又最終不得不批準林彪講話的原因。他對搞個人崇拜造成的后果有著清醒的估計，作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

　　3、毛澤東諄諄告誡江青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毛澤東在信中對江青說：“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30]

　　從前文的分析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在信中說自己并不像鼓吹的那樣好，而是有著不少弱點、缺點和錯誤的，不過是占次要地位而已。他在對自己作了嚴厲的解剖和恰當的評論以后，反過來告誡江青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要多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從信中可以看到，毛澤東還不只一次地告誡過江青。這體現了毛澤東對江青的關心和嚴格要求。

　　4、毛澤東在自我評價問題上與左派、右派存在嚴重分歧的情況下，從當時的斗爭形勢出發，他認為不宜公開信中對自己所作的嚴厲剖析和自我評價的話。

　　在個人評價問題上，毛澤東既反對右派對他的徹底否定，也不同意左派對他的贊頌，而是通過嚴厲的自我剖析，對自己作出了適當的評價，保持著清醒地頭腦。從當時的斗爭形勢出發，他認為不宜于將他信中嚴厲剖析和自我評價的話予以公開。

　　(1)在自我評價問題上毛澤東與右派的區別。

　　毛澤東在信中說：“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于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31]

　　信中說的黑幫，就是右派。黑話，就是站在黑幫立場上說的話，當然也是錯誤的話。毛澤東在信中說他進行自我解剖和評價的話有點近乎黑話，那也不過是與真正的黑話在形式上相似，實質上卻不同。因為有些反黨分子是要整個打倒共產黨和他本人，而他只不過是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而已。這是有本質性區別的。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還是擔心一旦左派們看到他在信中的這些自我解剖和評價的有點近乎黑話的話而陷入迷茫，難以認識到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同時也考慮到以后右派們會以此為根據來進行招搖撞騙，為自己篡權披上一層合法性的外衣，因而他就在信中特別點明了這一點。

　　(2)在自我評價問題上毛澤東與左派的區別。

　　左派是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呢?從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中看到，在毛澤東的反對下，林彪還是鼓吹個人崇拜的，當時“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32]而毛澤東則是不同意他們那么搞的，但是從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他還是認可了他們的作法。由此可以看到，毛澤東和左派及廣大群眾之間在個人崇拜問題上還是有重要區別的。

　　(3)毛澤東認為信中對自己嚴厲解剖和自我評價的話以及他與左派在這方面的分歧目前不宜公開。

　　毛澤東在信中說：“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后的一個什么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33]

　　我們看到，毛澤東認為他在信中對自己嚴厲解剖和自我評價的話，也就是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還不能公開。他進一步談了還不能公開的原因，這是由于現在的主要任務是要在全國基本上打倒右派的緣故。

　　信中對自己進行了嚴厲解剖和自我評價的這些話，近乎右派們說的黑話，當時整個左派和廣大人民群眾幾乎都是像林彪那樣鼓吹個人崇拜，自己又在信中表示了對他們這樣做的不同意見，因而如果將這些話現在公開出來，就會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這是與目前的主要任務背道而馳的。因而從當時的政治要求看，是不能公開這些話的。

　　那么，以后什么時候可以公開這些話呢?

　　毛澤東也沒有確定地回答這個問題，他只是說現在不能公開，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這是因為什么時候公開這些話不是由個人意愿決定的，而是由當時政治形勢的要求決定的。由于這一次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過七八年以后還要進行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而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他這樣說，在這種情況下，公開這些話與否就必須著眼于是否有利于打倒右派和維護左派及廣大群眾革命熱情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取決于個人的主觀意愿。

　　當然，毛澤東還想到，也許在右派掌權的情況下，為了證明他們執政的合法性，由他們來將這些話公開。但是這并不能挽救他們的滅亡。由此可以看到，毛澤東還是認為右派有上臺執政的可能性的。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么九一三事件后卻公開了這封信呢?

　　這是因為九一三事件后事情發生了新的變化。

　　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九大的時候，當時經過“全面奪權”后，打倒了走資派，在新陳代謝的基礎上，重新建立了各級黨組織，組建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文革進入到了斗、批、改階段，第一次文革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了。

　　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信不能公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這封信涉及到了林彪，而當時林彪是積極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僅反對公開這封信的內容，后來還從進行文革的大局出發，為了維護林彪的威信，以便使左派團結起來，集中力量同右派進行斗爭，又同意燒毀了這封信。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真實面目暴露出來了，制約公布這封信的因素不存在了，這封信也就見之于世了。

　　九一三事件是文革陣營內部出現的嚴重分裂。為了使左派和廣大群眾正確認識和看待九一三事件，明白毛澤東在林彪鼓吹個人崇拜問題上的真實態度，從林彪的影響下解脫出來，以便增強團結，避免分裂，共同維護文革成果，因而適時公開這封信就是必要的了。

　　由此我們看到，九一三事件后這封通信之所以能夠得以公開，既有第一次文革任務的基本完成的因素，也有九一三事件后制約公布這封信的因素業已消失的原因，還有當時處理九一三事件的政治需要。正是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這封通信才公布了出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在信中對自己嚴厲解剖和自我評價的話，雖然在形式上與右派的黑話有相似之處，但是從本質是不同的(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他本人);而與左派在形式上有不同之處，但是從本質上是一致的(左派堅持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擁護他本人)。盡管他在信中不滿左派在鼓吹個人崇拜上的一些作為，但是還是從當時打倒右派的主要任務出發，認為現在不能公開自己在信中寫的話。以后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這不是取決于個人的意愿，而是由當時的形勢決定的。

　　5、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謀劃及中國社會發展前景的展望。

　　毛澤東在信中說：“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

　　“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后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34]

　　我們看到，毛澤東在信中談了文革的設想，他想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方式來掃除右派，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他當然清楚采取這種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方式，通過群眾運動來掃除右派，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震動，也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35]因而一開始他并不想采取這種天下大亂的方式，而是想通過整風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出現的分歧和矛盾。但是最終卻沒能如愿，還是采取了文革的方式。對于其中的原因，當時負責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彭真是知道的。但是在徹底否定文革的背景下，他采取了緘默的態度，至死也沒有將這個原因講清楚。[36]

　　由于文革的矛頭是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這些當權派又在黨內擔任要職，掌握權力，因而文革就不能通過各級黨委有秩序地來領導運動，而不得不采取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方式來進行文革。這就要賦予群眾以民主權利，發動群眾起來造反。牛鬼蛇神迫于他們的本性，一定會跳出來，亂中竊權，暴露出他們的本來面目。在這種情況下，已經發動起來的人民群眾在左派的領導下，在運動中來鑒別干部，審查干部，考驗干部，將走資派清除，將牛鬼蛇神們消滅掉(不是消滅他們的肉體)。

　　由于在有些地區和機關中，右派根深蒂固而又盤根錯節地存在著。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發動群眾來將右派們打倒。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的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革命熱情也就越為高漲。打倒右派的任務并非一次就可以完成，過七八年又要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舊的牛鬼蛇神掃除了，新的牛鬼蛇神還會產生出來，因而還要多次進行掃除。正是因為這樣，文革不是進行一次就完結了，而是要進行多次，直到消除了牛鬼蛇神存在的社會基礎為止。

　　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右派，對他們打擊的越厲害，政權就越鞏固，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就越小。經過多少次的打擊以后，就可能有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了。盡管這樣，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如果將來一旦出現了反共的右派政變，修正主義上臺，資本主義復辟了，那么又該怎么辦呢?

　　毛澤東用辛亥革命以來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史實來說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得長久的。這是一條歷史規律。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整個左派和廣大人民群眾在演習中經受鍛煉。這樣經過多少次的演習，就不但形成對修正主義具有深刻洞察力和敏銳頭腦的左派，還會形成具有高度思想覺悟、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廣大人民群眾，并進而形成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在中國還要在憲法上能夠獲得保證。如果將來一旦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代表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左派)必然是不會容忍的，在他們的領導下，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進行造反，將修正主義消滅掉。這樣在經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中國必將還會回歸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因而他得出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以上我們基本上按照文字的順序對這封信進行了解讀和分析，現在我們再將對這封信解讀和分析的結果綜述如下：

　　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方式，發動整個左派和廣大人民群眾起來造反，打倒右派，清除牛鬼蛇神，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打倒右派的任務，并非一次文革就能夠完成，因而還要過七八年再來一次，以后仍要進行多次才行。這樣經過多次文革之后，右派的力量遭到一連串的打擊，左派牢牢掌握著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就有可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在文革中，右派的力量遭到打擊，被嚴重消弱，但是他們也會從中汲取教訓，以更加隱蔽的方式潛伏下來，因為右派產生的基礎仍然存在。廣大的左派和人民群眾也會經受鍛煉，提高政治思想覺悟，產生反修防修的自覺意識。經過多次的文革，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就會形成一種反修防修的制度。這種制度是廣大左派和人民群眾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反對修正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維護自己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證。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將來在中國一旦出現反共的右派政變，廣大人民群眾也會在左派的領導下，舉起造反的大旗，將修正主義消滅掉。

　　在當前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中，主要的任務是打倒右派。左派為了打倒右派的需要，打著毛澤東的旗幟，搞了一點個人崇拜，雖然是以林彪為代表，但是當時整個左派和廣大人民群眾都是這樣說的。毛澤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并沒有他們吹得那樣高，而是有著不少缺點和錯誤的(這居于次要地位)。本來自己并不同意他們這樣做，對他們的這種作法也還有幾分疑慮，但是從打倒右派的大局出發，最后還是不得不認可了他們的行為。這種隱衷現在還不能公開，這不僅是因為廣大左派和人民群眾都不歡迎他這么說，也是由打倒右派的現實任務決定的。以后什么時候公開也不一定，因為公開與否不是取決于個人的意愿，而是由當時的政治形勢決定的。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是將來在右派掌權的情況下，由他們來公開這些話，以此來說明他們發動政變，進行執政的合法性，但是這并不能挽救他們的滅亡。中國自從辛亥革命以來的近代歷史證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得長久的。經過這次乃至多次文化大革命的打擊，也許能夠有效地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現象。就是不能避免，一旦將來出現反共的右派政變，經過文革精神洗禮的廣大人民群眾，就會在左派的領導下，高舉起文革的大旗，自覺投身于文革的洪流，將修正主義消滅掉。這樣雖然會經過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前途還是光明的。

　　四、從歷史的角度來透析毛澤東在致江青的通信中對林彪的真實態度。

　　應該說，人在一定的條件下是會變化的。當然，林彪也不例外。這起碼可以從邏輯上做出判斷。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中走向反面的不是個別人，對此毛澤東是耳聞目睹的，也是感同深受的。這里需要我們確定的是，毛澤東在致江青的這封信中，雖然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提出了批評，那么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林彪到底是屬于當時的左派呢，還是中派或右派呢?他對林彪的真實態度又如何呢?

　　有人從這封信中有批評林彪的內容，就認為毛澤東當時看出了林彪鼓吹個人崇拜是別有用心的，甚至還別出心裁地說毛澤東擔心林彪以后對他搞政變。這顯然是用九一三事件發生后，毛、林之間關系已經破裂的視角，來分析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澤東在致江青的通信中談到的林彪問題，而沒有看到毛、林之間的關系在后來的整個演化歷程。我們認為在研究問題的時候，這種態度是不可取的。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后來毛、林之間產生的分歧直至關系破裂，原因極為復雜。這里面有關于文革發展路線的分歧、關于揪“軍內一小撮”的分歧、關于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分歧、關于軍隊人事變動的分歧、關于“第一個號令”的分歧、關于個人崇拜問題的分歧、關于設立國家主席的分歧，這些分歧最后以一九七○年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指使人打著鼓吹“天才”論和讓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的旗號，在中央全會上發難，被毛澤東及時識破和挫敗，從而把毛、林之間的關系推向破裂的邊緣而達到高潮，并最終導致了九一三事件。(詳細分析可參見拙著《九一三事件溯源—毛澤東和林彪在文革時期分歧的產生及最后關系決裂的歷史考察》一文)

　　正是由于后來出現了這一系列的分歧，才使毛澤東逐漸認清了林彪的本質，他們的關系也就走向破裂了，直至發生九一三事件。因而我們不能用九一三事件前后毛澤東對林彪的認識來解析這封信中毛、林之間的分歧，而必須從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林之間關系的實際情況去判斷毛澤東在這封信中對林彪的真實意圖。這就要求我們在解析這封信中毛、林之間關系的時候，既要進行歷史的分析，又要將毛、林之間的分歧放到一九六六年七月而不是九一三事件前后來進行認識。只有這樣才能揭示出問題的真相。

　　從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林彪在講話中談到的政變問題一帶而過，沒有做出什么評論，而將矛頭集中在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問題上。他還通過對自己的嚴厲解剖和自我評論，闡述了自己不同意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原因，又進一步談到了最后不得不同意林彪講話的隱衷。

　　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個時候毛澤東盡管對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有著不同看法，但還是從大局出發批準了林彪的講話，同意了他的這種說法。可是在四年后的廬山會議上，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又故伎重演，大講“天才”論的時候，卻遭到了毛澤東的強烈反對，這種強烈反對是以毛澤東在陳伯達搞的稱“天才”的語錄上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以在全會上猛烈批判陳伯達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并且還把問題提到了唯物史觀還是唯心史觀的高度來認識，這又是為什么呢?

　　毛澤東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揭開了這個秘密。

　　毛澤東在談到文革發動前后的個人崇拜問題時說：那個時候(指文革發動前夕。—引者注)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他又說：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37]

　　從毛澤東這段談話中可以看到，他認為文革發動之際，當時大權旁落，還是需要搞點個人崇拜的。因而毛澤東在致江青的信中，處于打擊牛鬼蛇神的考慮，還是違心地同意了林彪在個人崇拜上的說法，批準了林彪的講話。這表現在他用了一個既形象而又傳神的“猜”字，來表達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目的是“為了打鬼，借助于鐘馗”的問題上。這就暗示出他是處于打擊牛鬼蛇神的目的，才同意了他們的說法;一旦超過了這個限度，就不僅難以獲得他的支持，還會遭到他的反對了。這實際上暗含著對林彪乃至整個左派高層的警醒之意。

　　正是由于這樣，毛澤東才有限度地同意了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當著右派被基本上打倒，文革的高潮已經過去以后，毛澤東認為搞個人崇拜就沒有必要了。所以毛澤東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與斯諾談話時說：現在就不同了，崇拜的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么“四個偉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他還說：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38]

　　由此我們看到，毛澤東一九六六年文革發動之際和一九七○年對個人崇拜的態度具有明顯的不同。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在這里不點名地批評了林彪，因為“四個偉大”就是林彪提出來的。如果說一九六六年他認為為了打擊右派的需要，還可以搞點個人崇拜的話，那么一九七○年在右派已經基本上被打倒的情況下，顯然就沒有這個必要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個人崇拜是被毛澤東作為政治斗爭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來使用的。當然，毛澤東也清醒地認識到這樣做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因而他說“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39]

　　這樣看來，毛澤東之所以說出這樣的話和最終同意林彪講話是由于當時左派與右派在斗爭中勢力還比較弱小，是處于打擊右派的需要才這樣做的。這從根本上說還是由于當時左派與右派之間實力對比的差異及政治斗爭的目的決定的。

　　既然毛澤東本來并不同意搞個人崇拜，后來處于打擊右派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違心地同意了林彪搞的個人崇拜，那么毛澤東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到底是什么態度呢?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下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講話時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么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40]

　　毛澤東在這里把個人崇拜分成正確的崇拜和不正確的崇拜。他主張正確的崇拜，反對不正確的崇拜。正確的崇拜就是崇拜手中掌握著真理的人，不正確的崇拜就是不加分析，盲目服從，人云亦云，隨大溜，甚至別有用心，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其實是要求別人崇拜自己。那么，毛澤東在別人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問題上是什么態度呢?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他說：昨天有同志講，“跟著某個人走，就不會錯的”，這個“某個人”就是指的我毛澤東。這番話要考慮。我說，又跟又不跟，對的就跟，不對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獨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偉大的領袖，或者是挖煤礦的、挑大糞的、掃街道的，對的就跟他們走，看真理在誰手里，我們就跟誰走。糊里糊涂地跟某個人是很危險的。[41]

　　毛澤東在會議上聽到有人說跟著自己走，就不會犯錯誤。他當眾批駁了這句話。他說對自己也是又跟又不跟。對的就跟，不對的就不跟。要獨立思考，不要糊里糊涂地跟隨。誰手中有真理，就跟誰走。這里毛澤東明確說明了對自己也是這樣。

　　由此看來，毛澤東并不是一概反對個人崇拜的。他認為要進行獨立思考，劃分正確與錯誤的個人崇拜，誰手中有真理就崇拜誰。他在這里說的崇拜是指因為握有真理而導致人們的推崇和尊敬，而不是盲目崇拜。既然這樣，他在致江青的信中對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又為什么提出了批評呢?

　　下面我們就從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摘引幾段話，看一看當時林彪是如何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

　　林彪說：“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毛主席在全國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恩格斯說，十八世紀的天才是黑格爾、圣西門，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他說，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寧也承認天才，他說要有十幾個天才的領袖，才能領導俄國取得革命的勝利。毛主席是天才。”

　　“毛澤東思想全部貫串著唯物辯證法。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要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

　　“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誰敢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普遍真理，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指南，是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財富，是永放光輝的。解放軍把毛主席著作作為全軍干部戰士的課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須這樣做。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軍、全黨，什么問題都可以解決。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對毛主席的著作，我領會得很不夠，今后還要好好學習。”[42]

　　從上面我們摘引的幾段話中可以看到，雖然林彪講了不少實話，但是他曾經一貫鼓吹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稱毛澤東為“天才”、稱毛澤東為“終身領袖”、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的講法已經出現，這種說法，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違背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離開了當時的客觀實際情況，片面夸大毛澤東個人的作用和毛澤東著作的影響，這就與毛澤東過去的講話和談話相抵牾，引起了毛澤東的嚴重“不安”。[43]

　　我們根據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理，結合相關歷史事實，對林彪的這幾段話評析如下：

　　林彪在講話中鼓吹毛澤東的個人“天才”。毛澤東認為天才不過是聰明一點。要取得革命和建設的勝利，光靠一個人的天才是不行的，要依靠黨的領導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44]

　　如果沒有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不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深入實踐，走群眾路線，總結群眾的經驗，吸取群眾的智慧，經過領導者的努力，化為黨的方針政策，然后再回到群眾中去進一步檢驗，從實踐和認識的多次反復中來完成對中國革命和建設規律的認識，就不會取得革命和建設的勝利。由此看來，林彪鼓吹的“天才”論，脫離了毛澤東一貫倡導的唯物史觀。

　　林彪脫離實際片面去強調毛澤東著作的巨大威力。列寧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可見革命理論對于革命運動的重要性了。我們同樣可以說，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毛澤東思想對于中國革命和建設具有巨大的威力，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問題在于，毛澤東思想是怎么產生的，毛澤東思想到底怎樣才能夠對革命產生巨大的威力，林彪在這方面卻語焉不詳。因而離開客觀實際，去片面強調這一點，則容易滑入唯心論和形而上學。

　　毛澤東說：“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45]他還說過，毛選那里是我的著作，這是無數烈士用鮮血寫成的。毛澤東認為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做到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林彪卻片面強調毛澤東著作的作用，而沒有從立場、觀點和方法上去分析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是如何才能發揮巨大作用的，這就與毛澤東的一貫主張出現了不合。

　　林彪在講話中說毛澤東為黨的“終身領袖”。早在一九五三年，為了實現中央領導權的順利交接，毛澤東就提議中央分一線、二線，自己主動退居二線，讓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在一線，樹立他們的權威。[46]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前夕，毛澤東又設想先后辭去國家主席和黨的主席的職務，只擔任黨的名譽主席，仍然可以以政治局委員的資格在必要的時候，在適當的會議上做主題報告。[47]如果不是后來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不顧毛澤東的反復勸告，仍然致力于導向資本主義的方針政策，最終迫使毛澤東又不得不重返一線的話，毛澤東是會實現他退下來的宿愿的。[48]林彪提出毛澤東為“終身領袖”的問題，不僅違背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也是與毛澤東一貫堅持的組織觀念背道而馳的。

　　林彪說“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普遍真理，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指南”。這雖然表達了林彪對毛澤東思想的尊崇，但是卻與毛澤東的觀點出現了分歧。毛澤東曾經說：“我說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的發生、發展與滅亡。這好像是怪話。但既然馬克思主義說一切發生的東西都有它的滅亡，難道這話對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靈嗎?說它不會滅亡是形而上學。當然馬克思主義的滅亡是有比馬克思主義更高的東西來代替它。”[49]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既然馬克思主義有發生、發展和滅亡的歷史，毛澤東思想也是這樣。毛澤東的這個評論也是同樣適用于毛澤東思想的。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林彪在講話中的表述并不符合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

　　林彪在講話中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這雖然表達了林彪對毛澤東尊敬的一種愿望，但是如果考究起來，又有誰的話能夠“句句是真理”呢?偉大的領袖也不例外。

　　毛澤東反復強調人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是一個從實踐到認識，又從認識到實踐的反復的過程，是不可能一次就完成的。毛澤東早在《實踐論》中就已經講清楚了這個問題。說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是說毛澤東一次就能夠把客觀規律認識清楚，這不僅否定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毛澤東自己就曾經說：“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他又說：“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于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50]

　　毛澤東自己就曾經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比如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一些錯誤，毛澤東就多次作過自我批評，表示自己要負責任。在人民公社內部將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相當于初級社的生產隊，確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也是在毛澤東反復調研后才形成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澤東在談到如何搞社會主義的時候還說：搞社會主義，黨的思想準備不夠，我們自己也不懂，廣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叫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報告，像延安整風一樣，我說不行，我沒有經驗。[51]

　　由此看來，說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不僅違背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也是與實際情況不相符的。至于說毛澤東的話“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則更讓人匪夷所思了。這個我們，當然既包括左派，也包括人民群眾。毛澤東就曾說過，不管是偉大的領袖，或者是挖煤礦的、挑大糞的、掃街道的，真理在誰手里，我們就跟誰走。[52]我們黨的許多政策和策略就是毛澤東在調查研究過程中，從人民群眾那里吸取經驗教訓后，經過他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地加工后制定出來的。毛澤東一再強調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林彪在講話中的提法，與毛澤東的一貫立場是不同的。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看到，林彪所鼓吹的個人崇拜與毛澤東講到的個人崇拜雖然用的是同一個術語，但是在涵義上卻是有著重大區別的。作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毛澤東講的個人崇拜，是指因為手中握有真理而導致的人民發自內心的推崇和尊敬;而林彪所講的個人崇拜則是大講毛澤東“天才”，片面強調毛澤東著作的作用，從毛澤東個人的作用上來闡述歷史的發展，而不是從毛澤東掌握真理的角度來說明問題。這樣就曲解了毛澤東關于個人崇拜的觀點。盡管這樣，毛澤東還是冒著“跌得粉碎的”風險，[53]從當時打倒右派，清除牛鬼蛇神的政治斗爭出發，最終違心地批發了林彪的這個講話。

　　我們還要注意到，毛澤東致江青的通信，雖然談到了林彪，表示了與林彪在鼓吹個人崇拜方面的不同意見，但是他并不避諱林彪，還向林彪通報了信中的內容。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說，是毛澤東委托周恩來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了信中的內容。[54]逄先知、馮蕙主編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說，周恩來看信后建議找林彪談談，毛澤東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來來到大連同林彪談話，轉達了毛澤東這封信中的意見。[55]不管是誰主動提議的，都說明毛澤東并沒有避諱林彪，他是同意向林彪轉達這封信的內容的。如果我們再聯系到毛澤東在信中談的“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話，還聯系到同年八月初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二位，成為僅次于毛澤東的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以及后來為了左派內部的團結，毛澤東又將這封致江青的信予以燒毀來分析，毛澤東還是把林彪劃在左派陣營里面去的。這表明當時他對林彪還是相當信任的。

　　毛澤東用向林彪通報信件內容的方式，實際上還是意在提醒林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讓他了解自己的真實態度，不要搞得太過份了，在一定條件下就要適可而止。他在信中用了一個“猜”字，與其說是對于他們打鬼的疑慮，還不如說是對他們帶有警醒式的勸告。特別是作為左派的高層領導人，就更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引導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投身于文革的洪流，清除牛鬼蛇神，完成文革的任務。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分析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中對林彪的真實意圖的時候，不能從九一三事件發生前夕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出現的一系列分歧從而導致兩人關系走向破裂的境況出發，而要著眼于文革初期林彪主動地投入文革的洪流，八屆十一中全會和九大上林彪在黨內地位不斷上升的基本史實，還要看到盡管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與毛澤東講的個人崇拜相去甚遠，毛澤東也并不同意林彪在講話中對他的吹捧，但是由于當時這樣做是為了動員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自覺行動起來，打倒右派的需要，因而也就有限度地同意了林彪講話的實際狀況，更要注意到毛澤東在信中談到的這些話并不避諱林彪，還將信中的內容通報給了林彪的重要動向。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毛澤東在信中談到林彪的問題，是為了在左派內部溝通思想，交流看法，消除分歧，加強團結，以便集中力量來打倒右派，完成文革任務的需要。當然向林彪通報自己的看法，不僅是為了對林彪起到警醒之意，而且也表明當時毛澤東對林彪還是相當信任的，對他又是寄于希望的。

　　五、對文革發動之際毛澤東致江青通信的寫作原因分析。

　　在文革發動之際，毛澤東為什么給江青寫了這封長篇通信呢?這封信寫好后，毛澤東又為什么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還要將信中的內容向林彪予以通報呢?毛澤東在信中涉及的內容到底是秘不可宣的呢，還是在他起草的文件和講話、談話中同樣也出現過呢?下面我們就來分析這些問題。

　　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通信當然是為了提醒江青“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要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56]但是這并不是毛澤東致江青信的主要目的。

　　我們看到毛澤東在這封信中從林彪的講話說起，談了自己并不同意林彪講話中鼓吹的個人崇拜，又對自己作了嚴厲的解剖，并進行了自我評價，最后還是處于打擊右派的需要，才不得不批準了林彪的講話。毛澤東還說他對自己進行解剖和評價的話，現在還不能公開，因為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不同意這樣說。而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打倒右派，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他在信中談到文革時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而后還要進行多次掃除。現在進行的文革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整個左派和廣大人民群眾在演習中經受鍛煉，吸取經驗教訓，提高反修防修的能力。一旦將來出現反共的右派政變，廣大人民群眾會在左派的領導下，奮起反抗，將右派消滅掉。雖然會經過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就是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所要表達的主要內容。

　　毛澤東在信中關于文革的主要觀點是第一次談到的呢，還是在此前他發表的講話、談話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經出現過?我們下面首先來研究這個問題。

　　1、毛澤東致江青的通信中闡述的文革的觀點在此前他發表的講話、談話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經出現過。

　　從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到，他闡述的文革的主要觀點是：

　　由于將來中國可能會出現反共的右派政變，因而就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方式來進行文革;這次文革就是一次反修防修的全國性的演習，其主要任務就是打倒右派，清除牛鬼蛇神，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避免修正主義的出現;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和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的右派在這次文革中將會遭到毀滅性打擊;文革的任務不可能一次就可以完成，因而過七八年又要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而后還要進行多次掃除。他對中國前景的展望是樂觀的，也是充滿信心的。

　　以上就是毛澤東在致江青的信中闡述的文革的主要觀點。這些觀點是在這封信中才第一次披露于世的嗎?此前毛澤東的講話、談話及修改的文件中有沒有出現過呢?下面我們就從對歷史文獻資料的分析中來研究這個問題。

　　(1)文革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構想，以及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打倒右派問題。

　　從現在公開的文獻資料中，我們雖然還沒有發現毛澤東像在致江青的通信中用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這樣的術語來表達打倒右派和清除牛鬼蛇神的問題，但是實際上他在此前的講話和談話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經講到了這方面的問題。

　　早在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澤東就講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號召地方造反的問題。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同各大區的第一書記談話時說：“我現在說造反問題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英國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國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他講了一大段漢、唐、宋、明的歷史，接著說：“如果中央搞得不對，所謂不對，不是講小不對，而是講大的不對。如果中央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澤東又講了十年內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路線錯誤，說：“那時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國際的、中央的都迷信。現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對不對，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義。總之，要按實際情況辦事。”[57]

　　十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工作會議最后一次會議上說：“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你們不要年年造反喲，如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你們造反，那就吃虧喲。中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你造反，那你還不是修正主義嗎?而一個省也造不起來。”[58]

　　一九六六年一月，毛澤東對陶鑄、王任重說：“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出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么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是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后，一路上從天津到南昌，經過許多地區，都沒有聽到反應。”[59]

　　三月十八日，毛澤東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專門講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們怎么辦?也不要緊，造反就造嘛，整個解放軍會跟上造反嗎?”[60]

　　三月三十日，毛澤東在上海同康生、張春橋談話。他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他還說：“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61]

　　從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不論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或者是在與中央、地方領導同志談話的時候，他都講到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號召地方起義造反的問題。造反的目的是為了消滅修正主義，打倒右派。造反就必然會弄得天下大亂，而只有通過天下大亂，才能夠將右派打倒，將修正主義消滅掉。只有在消滅了修正主義，打倒了右派以后，才能夠實現天下大治。毛澤東在這里實際上是提出了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構想。

　　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構想，還體現在經他修改的文件中。

　　四月毛澤東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時加寫了一段文字：“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62]

　　這里講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實際上就是右派和牛鬼蛇神。毛澤東明確提出要奪取黨、政、軍、文化領域里的領導權，要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雖然沒有用“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術語，但是實際上就是通過奪權斗爭，由“大亂”達到“大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澤東在杭州同各大區負責人談話時說：“關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大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類排除。”“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么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的。在過去的斗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涌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63]

　　在這份文獻資料中我們看到，毛澤東提前給各大區負責人打了招呼，要他們放手發動群眾，不要怕亂，也不要怕右派搗亂，要在亂中把牛鬼蛇神揭露出來，將他們消滅掉(這是指思想上的)。這與他在信中說的“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是一致的。[64]在運動中，將左派的領導核心建立起來，掌握領導權，依靠他們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這場運動中，必然要出現打擊面寬的現象，這不要怕，以后再分類排除。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寫信前實際上已經將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打倒右派和“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構想通過講話、談話和中央頒發的有關文件透露了出去，只不過是沒有用“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術語，講得比較含蓄一點，沒有明確地說出來罷了。這是有文獻資料可以印證的。

　　(2)關于將來會出現反共的右派政變問題。

　　毛澤東在致江青的信中談到中國可能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問題，其實在此前毛澤東就多次講過這個問題。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澤東在為浙江省委辦公廳印發的《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寫的批語中就提醒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注意，如果社會主義教育搞不好，中國將來就“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65]

　　一九六四年一月上旬，毛澤東在審閱中央統戰部的一個文件時，加寫了一段話：“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66]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當權)，兩種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遲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他又進一步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67]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澤東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時，加寫了一段文字：“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68]

　　五月五日，毛澤東在與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時說：“鑒于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總之，要把兩個可能性放在心里：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個放在頭一個可能，我們就有點著急了。不然就不著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著急，太平無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樣。光明的一面現在看出來了，還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時候我也很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但是睡覺起來，找幾個同志開個會，議論議論，又想出辦法來了。”[69]

　　從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談到如果我們不能搞好社會主義教育，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手中，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修正主義就會上臺，資本主義就會復辟。修正主義不僅文化界出，黨政軍也會出修正主義，特別是黨和軍隊中發生修正主義的危害更大。因而現在就要采取措施防止發生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的事件。從這里可以看到毛澤東已經談到了將來會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的問題。

　　(3)文革是一次反修防修的全國性的演習。

　　毛澤東在致江青的這封通信寫作前，在談話中就曾經提到過文革是一次演習的問題。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六月十五日，毛澤東在從杭州馳往韶山的途中，列車停靠南昌站時，在專列上與江西省委負責人談話。他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在大風大浪中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70]

　　由此看來，毛澤東說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并不是在這封信中首先提出來的，而是在此前與江西省委負責人談話的時候就提出來了。他想通過文革來練練兵，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出現。

　　(4)關于信中對北京市和北大、清華的點名問題。

　　毛澤東在信中說：“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71]

　　我們看到，毛澤東在信中公開點了北京市和北大、清華兩所高校的名。其實在寫這封前，當時毛澤東支持的中央文革勢力就與彭真的北京市委在圍繞是否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問題上進行了多次斗爭。

　　首先是圍繞要不要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問題上進行的斗爭;其次是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后，對這篇文章的發行范圍是采取限制還是反限制的問題上進行的斗爭;再次是在難以阻止這篇文章在北京市發表的情況下，把這篇文章是作為學術爭論還是政治分歧的問題上進行的斗爭。

　　正是由于出現了這些斗爭，毛澤東在杭州與陳伯達、康生談話時才批評彭真說：北京市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觀來改造黨，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對他的錯誤要徹底攻。[72]

　　至于北大、清華，毛澤東在講話中多次說過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因為他們的思想觀點占據著高校的思想文化陣地，無產階級的思想文化還沒有在高校真正建立起來。當北京大學出現聶元梓等七人所寫的大字報時，毛澤東決定六月一日晚廣播這張大字報，第二天見報，他認為“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73]

　　從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雖然在信中對北京市和北大、清華兩高校點了名，但是這并不是在這封信中才首次出現的，因為此前他就多次講過這些問題。因而我們認為他在信中對北京市和清華、北大兩高校的點名并不突然，也沒有什么神密之處。

　　(5)關于中國前景的展望。

　　毛澤東在信中從辛亥革命以來中國近代史的考察中得出結論：反動派當權總是不得長久的。因而他認為即使將來發生了反共的右派政變，出現了修正主義，也是難以長久的。因為廣大人民群眾是要革命的，他們經過斗爭必然會使中國重歸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我們看下面的資料。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心小組會議上就談到了出現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74]

　　這是毛澤東比較早地談到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認為即使中國出現了修正主義，按照辨證法，最后還是要回到馬列主義的軌道上去的。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毛澤東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有許多事情我們事先料不到。比如蘇聯出修正主義，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情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國的牛鬼蛇神，“有鬼無害論“，它要出嘛。總的我看我們是樂觀的。但是要準備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沒有下雨?沒有打雷?沒有陰天呀?這個社會就那么干凈呀?我看永遠不干凈。不干凈才合理嘛，不然就沒有矛盾了嘛。對立統一，是兩個側面的統一。你只有一個側面，還有什么對立統一?他又說：還是要有信心。中國一定要出赫魯曉夫?不一定。有兩種可能。我說，出了也不要緊，你蘇聯還不是出了赫魯曉夫?將來那個列寧主義勢必要翻起來的。還是那兩句老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75]

　　從這個文獻資料中我們看到，毛澤東認為雖然事情的發生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但是按照辯證唯物論，中國即使出了修正主義，由于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斗爭，最后還是要回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的。他對此是樂觀的，也是充滿信心的。他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兩句老話來表達自己對前景的展望。

　　由此我們看到，毛澤東在信中談到一旦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后，對中國前景的展望，以及對中國社會發展的信心和樂觀態度，在此前發表的講話和談話中就已經出現了。他早就向黨內的高級領導干部乃至全黨敲響了反修防修的警鐘，力圖把修正主義消滅在萌芽狀態。

　　從以上我們對歷史文獻資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致江青的信中闡述的文革的主要觀點并不是第一次披露，而是在此前他發表的講話、談話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經出現過。不過，在信中他將文革的觀點集中起來，講得更深入一些罷了。因而他的這些關于文革的觀點在中央高層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的領導人中都是比較熟悉的。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有些人說在這封信中毛澤東關于文革的闡述，是他背著右派領導人給左派領導人的秘笈的說法不僅沒有歷史依據，也是別有用心的。

　　2、毛澤東致江青信的內容在部分常委而沒有在整個常委之間進行通報的原因分析。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這并非毛澤東致江青的一封私人通信。信寫成后，毛澤東還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在毛澤東同意下，周恩來還到大連向林彪通報了信的內容。由此可見，當時中央政治局的三位常委是知道信的內容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兩位副組長江青、王任重也是同樣知道信的內容。徐業夫作為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因為奉毛澤東之命抄錄信件而得以閱覽信的內容，尚屬例外。

　　毛澤東當時退居二線，處于一線的兩位常委周恩來、林彪知道信的內容，因而說毛澤東在這封信上瞞著一線常委是不確切的。從這封信的傳播范圍中可以看到，除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兩位副組長江青和王任重外，當時處于一線的兩位常委周恩來、林彪是知道信的內容的，而處于一線的其他常委卻并不知道信的內容。通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這封信中談到的關于文革的觀點，以前毛澤東在講話、談話及修改的文件中基本上已經闡述過了，因而有些人說毛澤東背著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領導人來談論文革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這封信的傳播范圍也是與后來中央的人事變動基本上相一致的。(王任重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另有隱情，那是因為他不能正確對待群眾，犯了路線錯誤所致。)

　　這樣我們就禁不住發出疑問，既然這封信中關于文革的觀點在以前毛澤東的講話、談話及修改的文件中基本上出現過，那么為什么毛澤東只是讓周恩來、林彪兩位常委了解了信的內容而沒有將這封信在整個常委之間傳閱呢?

　　我們分析后認為，這是由于這封信中還有其他的內容，毛澤東認為不便于在整個常委內部傳閱的緣故。除去關于文革的觀點外，這封信中還有那些內容不便于在整個常委之間傳閱呢?

　　我們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個人崇拜問題上不僅表明了與林彪的不同意見，還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解剖，并作了自我評價。這種評價與林彪的觀點又是存在著巨大差異，顯示出毛、林之間在這方面的重大分歧。

　　毛澤東之所以沒有將這封信的內容通報全體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只是讓周恩來、林彪這兩位常委獲悉了信的內容，還是由于他認為不宜在整個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部公開這些分歧的緣故。

　　那么為什么毛澤東認為不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部公開這些分歧呢?

　　當時毛澤東認為其他一線常委實行的政策將會導致中國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可是在他反復警告的情況下，他們仍然置若罔聞，“接受不了，阻力很大”。[76]因而這個時候毛澤東就把他們視為黨內右翼的代表，這表明毛澤東對其他常委在這次運動中的政治立場已經做出了初步界定。從這里就可以看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部存在著嚴重分歧，這種分歧表現為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

　　以毛澤東當時在黨內的權威，他通過組織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是沒有什么困難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黨內高層的人事變動就說明了這一點。既然這樣，那么他為什么還要通過文革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呢?我們分析后認為，他當時深慮的是，如果一旦他不在了，中央高層出現了修正主義，又該怎么辦呢?他經過反復思考后認為，當整風已經難以解決黨內分歧，而中國又面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情況下，只有授予群眾以民主權利，通過左派來發動群眾造反，才能遏制黨內的右翼勢力，使中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這次文革就是一次突破重圍，尋找新路的探索活動。

　　毛澤東認為當時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目的是為了打擊牛鬼蛇神，而打倒右派則是文革的主要任務，因而從當前斗爭的大局出發，還不能公開他與林彪之間的分歧，也不能透露他對自己嚴厲的解剖和自我評論的話，就是在常委內部也是如此。正是這樣毛澤東才沒有將這封信的內容向全體常委予以通報。

　　那么，毛澤東這樣做是不是違背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呢?

　　當時中央政治局有七位常委，三位常委了解信的內容，而四位常委卻不知道，如果僅從表面上看似乎是這樣。

　　但是通過分析信的內容后我們發現，信中談到的關于文革的主要觀點，此前在毛澤東發表的講話、談話及修改的文件中業已出現過，從組織程序上說其他常委也是知道這些內容的，這沒有什么神秘的地方。至于信的另一部分內容就是左派高層內部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在常委內部已經出現左右分野的情況下，毛澤東就沒有將左翼內部存在的分歧向全體常委進行通報，而將這些分歧在左翼內部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交流看法，消除分歧，取得共識，達成一致意見。同時這封信又并非以中央名義下發的文件。因而這封信沒有經過其他常委過目，還談不上是違背了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雖然形式上三個常委知道這封信的內容，而其他四個常委卻不知道，似乎“違背”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但是從對信中關于文革的主要觀點及毛、林之間關于個人崇拜的分歧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說這封信“違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說法是不合適的。

　　由此看來，毛澤東致江青的通信只是在部分常委而沒有向全體常委進行通報，并不是信中關于文革的內容方面，而是涉及到左翼內部關于個人崇拜方面的分歧。在常委內部已經出現左右分野的情況下，從當時的斗爭形勢出發，毛澤東認為不便于向全體常委公開左翼內部的分歧。這封信又并非以中央名義下發的文件，談到的關于文革的內容又是過去公開講過的，因而毛澤東也就只是在左翼內部而不是向全體常委通報了這封信的內容。從考察中我們發現，這并沒有違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3、毛澤東為什么采取致江青信的方式來公開他與林彪之間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分歧呢?

　　毛澤東為什么通過致江青通信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找林彪進行談話的方式，來談論他們之間的分歧呢?

　　這里有一個文獻資料值得我們在分析這個問題時作為參考。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作為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表現軟弱，屢有失誤，這引起了鄧小平的憂慮和不安。但是鄧小平卻沒有直接找胡耀邦談話，而是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單獨找胡啟立談話，讓胡啟立給胡耀邦傳個話。鄧小平說，今天找你來，主要談談對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同志有弱點，不僅是在對郭羅基、胡績偉、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表現比較軟弱。而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他還說，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過于嚴重了，同你談，你同耀邦比較熟，可以隨時注意提出你的意見和建議，耀邦是會重視的。

　　后來，鑒于胡耀邦對鄧小平的勸告置若罔聞，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鄧小平又找喬石、胡啟立談話，讓他們給胡耀邦傳話。鄧小平指出：正是耀邦同志應該多講講堅持四頂基本原則，但他恰恰沒有很明確地講。當前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就是自由化，始終是個問題。經濟建設始終要抓，抓到底，但四化四化，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的四化。我們要始終堅持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鄧小平還專門講了胡耀邦同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長陸鏗談話的問題。鄧小平指出：耀邦同志同陸鏗的談話，至少是很不得體的，有些話很不嚴肅，完全是迎合。耀邦這次談話太出格，嘻嘻哈哈很不像樣子。陸鏗的手法就是恭維耀邦，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王若望也是同樣手法。這些人打耀邦的旗幟，所以耀邦要多講講反對自由化問題這方面的情況。[77]

　　由此我們看到，鄧小平當時沒有采取直接找胡耀邦進行談話的方式，而是通過傳話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及時提醒胡耀邦，點明他身上存在的問題。這還是考慮到由他直接找胡耀邦談話可能會震動太大，不易于胡耀邦認識自己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的緣故。采取這種方式客觀上表明當時鄧小平對胡耀邦還是比較信任的。后來由于胡耀邦無視鄧小平的多次勸告，繼續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包庇自由化分子，他們之間的關系逐漸走向破裂，胡耀邦也就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辭職了。當然這是后話。

　　從這則文獻資料中我們可以得到啟示。當時林彪是左翼陣營內部的領軍人物，毛澤東可能覺得在他已經多次表示了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不同意見的情況下，由他直接出面就個人崇拜問題與林彪談話，可能會顯得震動太大，會給林彪造成一些壓力，不利于林彪對個人崇拜認識的轉化，也不利于左派內部的團結與統一。同時，毛澤東還考慮到林彪當時積極投入文革的洪流，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打擊牛鬼蛇神，完成文革任務的需要，因而就采取了致江青信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們從信中看到，毛澤東用辛辣的語言，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解剖，并作了自我評論，可是當他在談到與林彪不同意見的時候，卻沒有用過激的話，而是在友好的氣氛中，采用委婉的用語，以坦誠的態度，流露出他批評林彪講話時的無奈之情。這樣就便于林彪接受信中的內容。從而消除左派高層內部的分歧，團結一致，集中力量投入到同右派的斗爭中去。

　　可能有人會問，為什么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僅在左派內部公開了他與林彪在個人崇拜方面的分歧，而五年后卻在黨內公開了他們之間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分歧呢?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知道，在毛澤東多次對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表明態度的情況下，林彪卻依然如故，毛澤東就不得不在左派內部公開了他與林彪之間的分歧，以示對林彪的警醒之意，其目的還是為了在左派內部消除分歧，團結一致，集中力量同右派進行斗爭。這表明毛澤東對林彪“打鬼”的動機是肯定的，對林彪也是信任的。

　　但是當著右派被基本上打倒，新的政權機構業已建立，林彪仍在鼓吹個人崇拜的同時，在諸多方面卻與毛澤東出現了嚴重分歧，在毛澤東反復警告不聽的情況下，毛澤東與林彪的關系逐漸發生了變化。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間南巡之際，毛澤東在黨內公開了他與林彪之間的分歧，對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他說：“天才問題是個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

　　“廬山這一次的斗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

　　“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么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么‘頂峰’啦，‘一句頂一萬話’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于零。”

　　“還有什么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78]

　　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七月采取致江青信的方式在左派高層公開了他與林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分歧，而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間卻在黨內公開了他與林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分歧的原因是：一九六六年七月的時候，由于主要的任務是打倒右派，這時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矛盾還是次要矛盾;而在右派被打倒后，毛澤東認為個人崇拜要降溫，林彪卻仍然鼓吹個人崇拜，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真實目的逐漸暴露，他們之間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緣故。

　　這樣我們得出結論，毛澤東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問題采取的處理方式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的。他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出發，來界定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的性質，再進一步確定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毛澤東采取致江青通信的方式且僅僅在左派高層公開了他與林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分歧，還是因為毛澤東肯定了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動機，認為這樣做是為了打倒右派的需要，他把林彪是作為“打鬼”的“朋友”來看待的。這樣既可以維護林彪的威信，又便于提醒林彪及左派相關人士保持清醒地頭腦，同時還能夠使林彪比較容易接受批評，轉變思想認識，而不致于影響到左派內部的團結和統一，以便完成打倒右派的任務。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毛澤東在文革發動之際寫作的致江青的通信，僅在左派高層而沒有在全體常委中間進行通報的原因不是信中關于文革的主要觀點(因為關于文革的主要觀點由于在此前毛澤東發表的講話、談話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經出現過，這沒有什么神秘可言)，而是信中表露的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分歧以及毛澤東對自己嚴厲的解剖和自我評價的話。在中央出現左右分野，又難以通過黨內整風的方式來解決高層分歧，卻不得不采取文革方式的情況下，處于斗爭的需要和左派高層團結統一的考慮，毛澤東僅在左派高層而不是在全體常委中間公開了他與林彪之間的分歧及自我評價的內容。

　　由此可見，正是為了使林彪能夠較好地轉變認識，避免在左派內部造成較大的震動，毛澤東才采用了致江青通信而不是直接與林彪談話的方式在左派高層公開了他們之間的分歧。

　　六、幾點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毛澤東致江青的通信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坦露了毛、林之間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毛澤東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解剖，并作了自我評價;二是談到了文革問題。

　　(2)毛澤東沒有將信件的內容在整個常委之間進行通報，卻在部分常委及若干左派人士之間傳閱或通報了信件的內容，這決不是偶然的。這表明毛澤東不愿意讓一些常委知道信件的內容。由于信中談到的文革問題，在毛澤東以前的講話、談話及修改的文件中基本上都出現過，信中又沒有對這個問題提出新的謀劃和設想，因而我們認為這封信沒有通報整個常委的原因還是由于毛澤東不愿意將毛、林之間的分歧及信中作出的自我解剖和評價暴露在整個常委面前。

　　(3)毛澤東不愿意將毛、林之間的分歧及信中作出的自我解剖和評價暴露在整個常委面前，是因為這是左派高層內部的分歧。毛澤東認為當時黨內分為兩派，也就是社會主義派和資本主義派[79]，這種狀況在常委內部也存在。文革的重點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時文革的主要任務是要打倒右派。因而毛澤東認為從當時黨內左右分野及斗爭形勢的要求看，將毛、林之間的分歧及信中作出的自我解剖和評價在整個常委內部通報是不適宜的。同時，我們也看到毛澤東在信中關于文革的主要觀點在以前他發表的講話、談話及修改的文件中都已經出現過，并沒有什么新的設想和謀劃，因而說毛澤東背著中央其他常委去謀劃文革發展大計的說法也是沒有史實依據的。

　　(4)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信并非私人通信，因為在左派高層內部通報了信的內容。毛澤東將這封信的傳播范圍限制在黨內左派高層，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看，毛澤東、周恩來、林彪三位常委，中央文革小組兩位副組長江青、王任重知道信的內容。

　　對于和林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毛澤東不是通過直接與林彪談話而是通過向江青寫信的方式來表達出來的。為了解決這個分歧，說服他們改變態度，毛澤東沒有采取強制的方式，而是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解剖，作出了自我評價，向左派高層領導人坦露了自己的心跡，敘述了自己在批準林彪講話時的無奈之情。同時，也表明了理解他們“為了打鬼，借助鐘馗”的用意，因而才有限度地同意他們搞一點個人崇拜的復雜心情。后來在林彪表示了悔改的態度后，從穩定左派高層內部的團結出發，在毛澤東同意下又燒毀了這個信件。這表明毛澤東雖然對林彪有不同意見，但是從總體上來說還是對他很信任的。

　　毛澤東還將信件的內容在左派高層內部進行通報。這表明在這件事上，毛澤東不僅希望林彪而且還寄望于整個左派高層要以此引以為戒。同時，也說明毛澤東在謹慎地選擇向左派高層領導人表達不同意見的方式，使他們能夠明白自己的真實態度，保持清醒的頭腦，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來消除分歧，統一認識，形成強大的凝聚力，而不致于影響到內部的團結和統一，以便集中力量，完成文革的任務。因而我們說這封信是毛澤東對左派高層召開的一次特殊形式的政治民主生活會。

　　毛澤東雖然在信中表達了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不同意見，但是考慮到林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打倒右派的需要，他最后才“違心地”批準了林彪的講話，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了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這不僅表現出毛澤東與林彪在個人崇拜方面的不同意見，也是在提醒林彪乃至整個左派高層一旦超過了這個限度，就不會獲得他的支持。這不僅是對林彪也是對整個左派高層的警醒之言。這對我們理解后來毛、林之間的分歧具有重要意義。

　　(5)毛澤東想通過文革探索出一條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新路。他賦予廣大人民群眾以民主權利，采用“四大”的方式，使廣大左派和人民群眾在文革中經受鍛煉，提高辨別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能力，形成抵制修正主義的自覺性，將其變為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形成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從憲法上獲得保證。通過一次乃至多次的文化大革命，將右派打倒，將牛鬼蛇神清除掉，從而避免修正主義上臺，資本主義復辟。如果將來一旦出現了反共的右派政變，經受文革精神洗禮的廣大左派和人民群眾，就會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舉起造反的大旗，一呼百應，群起而攻之，將修正主義消滅掉，使中國繼續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從這個角度上說，以前進行的文革不過是為以后粉碎反共的右派政變而舉行的演習而已。

　　(6)總起來說，在文革發動之際，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通信是在闡明文革發展大勢的情況下，指出了某些左派領導人的狂熱舉動，希望他們認清是非，改正錯誤，保持清醒頭腦，以便于在左派內部消除分歧，增強團結，完成文革的任務。但是事與愿違，后來文革陣營內部出現嚴重分裂，發生了九一三事件，致使文革的發展遭遇巨大挫折。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如果文革失敗后，中國必然會出現修正主義上臺，資本主義復辟的現象。面對這種狀況，他只能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上，而不可能超越歷史的條件去有所作為，我們從毛澤東晚年反復圈點的“時來天地皆同力，遠去英雄不自由”的詩句中可以透視當年他無奈而又悲涼的心境。

　　(7)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也就是上層建筑(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充分條件。在文革開始之際，毛澤東對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他提出的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是英明的。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必要的。

　　文革后，毛澤東代表的正確路線被否定，文革期間被批判的另一條路線占據統治地位。我們看到政治上的腐敗現象出現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不復存在了，兩極分化產生了，工農大眾淪為雇傭勞動者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動搖了，中國經濟的殖民化程度不斷加重了……。這些問題的出現，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因為文革的失敗，乃至于被否定的結果。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這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警覺。

　　我們堅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然會緊緊團結廣大人民群眾，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既敢于斗爭，又善于斗爭，拿起批判的武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去進行武器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使中國重新復歸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迎來共產主義文明的曙光。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文獻索引

　　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4]，第97頁。

　　2、《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49]，第391頁;[50]，第299頁至300頁。

　　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17]，第50頁至51頁。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6]，[21]，[22]，第71頁;[24]，[27]，第71頁至72頁;[28]，[29]，[30]，[31]，第72頁;[32]，第73頁;[33]，第72頁至73頁;[34]，第71頁至74頁;[39]，第72頁;[43]，[45]，第71頁;[46]，第143頁;[53]，第72頁;[56]，第72頁;[64]，第71頁;[71]，第73頁。

　　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7]，[38]，第174頁至175頁;[44]，第245頁;[78]，第245頁至246頁。

　　6、《毛澤東傳(1949—1976)》(上)，逄先知、金沖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5]，第634頁。

　　7、《毛澤東傳(1949—1976)》(下)，逄先知、金沖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395頁至1396頁，1398頁;[3]，第1396頁至1419頁;[4]，第1417頁;[26]，第1404頁;[48]，第1389頁至1390頁;[54]，第1419頁;[57]，第1395頁;[58]，第1395頁至1396頁;[59]，第1398頁;[60]，第1404頁;[61]，第1406頁;[62]，第1409頁;[63]，第1417頁;[65]，第1321頁;[66]，第1338頁;[67]，第1408頁;[68]，第1409頁;[69]，第1410頁;[70]，第1418頁;[73]，第1414頁;[74]，第1246頁;[75]，第1346頁;[76]，第1389頁至1390頁;[79]，第1373頁。

　　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馮蕙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0]，第311頁至312頁;[41]，[52]，第352頁。

　　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馮蕙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89頁;[5]，第591頁至597頁;[7]，第599頁;[8]，第558頁;[10]，[12]，第599頁;[25]，第558頁;[51]，第470頁;[55]，第599頁;[72]，第581頁。

　　10、《毛澤東著作是怎樣編輯出版的》，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13]，第67頁。

　　11、《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胡喬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15]，第212頁至214頁;[16]，第51頁;[18]，第214頁;[19]，第214頁至215頁。

　　12、《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一版。

　　[47]，第348頁。

　　13、《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第七冊，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36]，第164頁。

　　14、《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征求意見本)中〈一九八七年的風浪(一九八六年學潮和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生活會)〉。

　　[77]。

　　15、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載于《黨校論壇》一九八九年第五期，第54頁至58頁。

　　[9];[11];[20]。

　　16、《“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一九八八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23]，第17頁;[42]，第21頁至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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