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社會復雜性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復雜性進行了探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要對復雜的社會系統各方面進行矛盾分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調整關系和布局，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而要建設一套真正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則要從根本上解決和防止黨政干部的官僚主義化和腐敗的不斷滋生，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國家制度，以制度化的方式實施人民大眾對黨政機關實時的、系統的監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然要走一條曲折的非線性路徑，中華民族必須以非線性思維去理解它，把握它，駕馭它。

　　與考察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關于復雜性的探討相比較，考察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關于復雜性的探索，難度要大得多，也敏感得多，許多問題現在還看不清楚。本文只作粗線條的勾勒，分為以下四個問題。

　　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復雜性探索的自覺性和盲目性

　　兩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的切身經驗，抗戰勝利后尖銳錯綜的國內矛盾，即將來臨的中國兩種命運決戰，使毛澤東對社會復雜性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1945年，他寫道：“世界上的事情是復雜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中國的問題是復雜的，我們的腦子也要復雜一點”。帶著這樣的理論自覺性，迎接新中國的到來，毛澤東比別人更早地意識到，新國家建設中必然遇到新的復雜性，需要新的理論，思考新的對策。他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明：“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也就是說，革命以后的工作更復雜，更要以復雜的頭腦去應對復雜的現實。報告從十個方面分析革命勝利后可能出現的矛盾、問題、困難，由此邏輯地提出著名的兩個“務必”，力求科學地把握新的復雜性。毛澤東滿懷信心，此后的一系列文章更不斷把這些認識引向深入。1950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在偉大勝利的形勢下，我們面前還有很復雜的斗爭，還有許多困難。”從此，毛澤東開始了關于新中國復雜性的探索。

　　今天回頭看，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開拓社會主義道路的27年，也是他關于復雜性探索的27年，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1949年-1955年為第一階段.1956年-1965年為第二階段，1966年-1976年為第三階段。三個時期是相互聯系的，時長分別為6年、10年、11年，前一時期為后一時期的探索做了準備，難以截然劃分。總的特點是，毛澤東對于不發達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索，既有很高的自覺性，又有一定的盲目性：既有精當的理論創新、巨大的實踐成果，又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留下許多疑慮和困惑，還有沉痛的教訓。

　　1962年，毛澤東曾經自我批評：“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于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我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復的實踐，在實踐里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

　　為說明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規律的自覺性，首先需回顧當時流行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關于這一重大問題的盲目性。從今天來看，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之盲目性的表現，首先是盲目相信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相信蘇聯的經驗具有普適性，進而相信，中國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建成社會主義，1958年的“大躍進”即與此有關。實際上，對于當時盛行的這種盲目樂觀的簡單化思考，毛澤東一直持懷疑態度。他深悉對于別人從成功經驗中得出的結論，還要“從自己經驗中考證這些結論”的認識論原理，需要考察蘇聯成功經驗及失敗教訓對中國搞社會主義的重要啟示。但過高估計蘇聯經驗，畢竟是那代人不可克服的歷史局限性，因為在尚未獲得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之前，無從比較，而蘇聯的成功舉世矚目，憑空懷疑是沒有道理的。直至蘇東劇變，人們才徹底認識到，蘇聯并沒有建成社會主義。處于帝國主義全球統治鏈條的薄弱環節，資本主義不發達的一國或幾國可以先取得革命勝利，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但這些國家不可能率先建成社會主義，因為還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它們還不具備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能力。所謂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意味著，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科技以及一般社會管理等領域，建成一整套全面優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模式，受到社會大眾的廣泛擁護，根本改變了東西方之間力量對比他強我弱的世界歷史格局，因而資本主義復辟不再是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主要威脅。換個角度看，從馬克思到列寧再到毛澤東，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不同時期由于受各自歷史條件的局限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之復雜性的估計不足，把人類社會發展這一空前絕后的偉大事業的復雜性，人為地簡單化了。不過，有了上述第一階段的親身經歷，特別是蘇共二十大的警示，毛澤東對蘇聯經驗開始了系統的再思考，著手結合新中國的初步實踐，重新進行認識，開啟了中國共產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過程。這是新中國誕生前，毛澤東成功開辟的中國特色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之邏輯的、歷史的延伸。

　　從更深層次看，當時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盲目性，還表現在對工業化的認識上，其思想或許可追溯到馬克思和列寧。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工業文明實質是資本主義文明，工業化是后現代主義所批評的現代化的物質基礎，所謂現代性主要是在工業化中形成的。工業化造就的是一個“鋼鐵世界”、“化工世界”、“水泥世界”，這個硬邦邦、冷冰冰的世界為機械唯物論提供了最豐厚的實踐土壤，使其達到歷史的頂峰，它的強大影響滲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斯大林就很典型。共產主義絕不可能建立在機械唯物論的哲學文化基礎上，機械唯物論的張揚，使人們很容易把辯證法形而上學化，不自覺地從世界觀上弱化社會主義精神。經由市場經濟的工業化，誘導人們追求物質財富，容易培育弱肉強食的強權思想，消磨平等觀念，不自覺地培育資本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這樣的人迷信硬實力，輕視軟實力，習慣于主觀武斷，缺乏平等協商精神;信奉人定勝天，缺少敬畏自然、善待環境的意識，更不相信“天人合一”;追求單一性、變量關系函數解的唯一性、確定性，厭棄多樣性、多解性、不確定性;等等。一句話，工業化大批造就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需要的人才，使人靈魂深處潛藏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革命高潮期，他們往往“左”得要命;一旦處于革命低潮期，他們要么轉向極右，要么思想僵化得全然不顧革命低潮期的實際，拒絕任何必要的妥協。由這種人執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就會在不知不覺中使政權褪色。搞垮蘇聯的那批人，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都是蘇聯工業化過程培育出來的，他們滿腦子強權甚至霸權思想，沒有社會主義價值觀應有的包容心、平權心、共享心，奉行個人或本國利益最大化原則。這是蘇聯最終演變為社會帝國主義的思想根源之一，可惜至今沒有進入社會主義理論家研究的視野。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當然要補工業化的課，沒有工業化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但僅憑工業化建不成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不等于工業化。歷史的辯證法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先以剝削、壓迫不發達國家為手段實現工業化，然后再搞“去工業化”，即信息化、生態化;不發達國家歷史地失去重走這條路的可能性，他們必須在搞工業化的同時也搞“去工業化”，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也解構現代性。這就要求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不發達國家，把現代化與“后現代化”結合起來，把工業化和信息化、生態化結合起來，以信息化、生態化引導工業化，走“畢三化之功于一役”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它比單純搞工業化要復雜得多，只能以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為指導，這樣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才能成批地培育出社會主義接班人。應該說，毛澤東晚年對此已有所領悟，正待深入，可惜歲月不饒人，無法改變大局。

　　說到底，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有盲目性，尚未把握社會主義特有的復雜性，也就不能全面認識資本主義的復雜性，兩方面都存在明顯的簡單化傾向。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的轉變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馬克思恩格斯作出了決定性的理論貢獻，卻不可能一次就徹底完成和實現。僅有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革命斗爭包括巴黎公社72天的經驗，不足以完全把握資本主義的復雜性，更無法事先把握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在落后國家發展的復雜性，因為還沒有這種實踐。自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以往的社會變革都是以一種剝削制度取代另一種剝削制度，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歷史過程，沒有現成的方案可以照章行事，需要反復試探和摸索，免不了錯誤和挫折。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指出：“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這也是把握社會主義建設復雜性的邏輯。回顧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歐洲工人階級的斗爭和失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失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挫折，難以預料的未來變化，都證明這一邏輯的客觀性和科學性。總以為馬克思和列寧已經把社會主義從理論上完全講清楚了，發生問題只因出現了赫魯曉夫一類叛徒，這樣思考顯然太簡單化了，偏離了歷史唯物主義。

　　二、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社會復雜性

　　對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而言，1956年具有某種轉折意義，最突出的標志是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斯大林缺點和錯誤(也就是世界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中的形而上學)的系統披露，社會主義社會培育出赫魯曉夫這樣的接班人，是馬克思、列寧都沒有預料到的大事，毛澤東卻趕上了。它引起毛澤東的警惕，意識到上述第一階段的盲目性，真切地感受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復雜性，也激發了他理論創新的意志，明確提出要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在第一階段巨大成功的基礎上，結合蘇聯建設的歷史經驗，毛澤東以他那特有的革命樂觀主義，著手探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國共產黨所面對的復雜性，力圖從中引出新的規律性。其理論成果集中體現在1956年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和1957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等著作中。文章寫得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必勝信念洋溢在字里行間。從世界范圍看，這兩篇文章都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復雜性的開山之作，具有永恒的魅力。今天回過頭來看，人們不難發現，在這些文章中，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極度復雜性仍然認識不足。

　　《論十大關系》是基于對“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這一國情的新認識而寫作的，充分體現出毛澤東系統思想的全面和深刻，而且有新的發展。系統思維的多樣性、全面性、整體性觀點，在此文中表現得都很鮮明，如他的過程整體觀(或大時間尺度看問題)，提出要考慮“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否劃得來。從那時到現在已歷時57年，新中國能夠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得力于毛澤東的這種過程整體觀。他生前早已為后繼者算過總賬，并以他們那一代人的努力(成功和失誤)給后繼者打下必要的基礎。結構概念在毛澤東生前的中國學界尚不流行，其近義詞“關系”是社會科學界談論系統結構的基本概念，《論十大關系》這一標題說明，毛澤東具有明確的結構觀點。文章反復提到調整關系、調整布局，相當接近于系統科學的專業術語，表明他重視改進中國社會的系統結構，懂得通過優化系統結構，以求優化系統的屬性和功能。更突出的是毛澤東關于社會發展中自組織與他組織相結合的觀點，其豐富性、深刻性、“接地氣”之深，是迄今系統科學著述難以比擬的。對十大關系的論述都涉及自組織與他組織這對矛盾，體現最充分的是“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及“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兩節。毛澤東主張，國家與單位、單位與個人要“公私兼顧”，反對“把什么東西統統都集中到中央或省市”，提倡“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可見把“過度集中”完全歸咎于毛澤東是不公平的)。他還鼓勵地方要“從全國整體利益出發”，去爭“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倡導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商量辦事的作風”，等等。目的是協調社會自組織和他組織的關系(互動模式)，調動自組織與他組織“兩個積極性”，以產生協同效應。這些觀點在今天的中國仍然適用，我們在許多方面仍然沒有達到他的要求。毛澤東在此文中提出，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貫徹“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提倡集中各方面的智慧。聯系30多年后錢學森提出的綜合集成法，可以感到他們兩位的學術之心是相通的。毛澤東尚未進入復雜性科學的專業學術領域，卻給錢學森的復雜性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啟迪。

　　《論十大關系》主要談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處》討論的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一般問題，對復雜的社會系統各方面進行矛盾分析。此文發表于1957年初，毛澤東在這一年還提出“所謂復雜，就是對立統一”這個重要命題，我們稱之為“毛澤東矛盾復雜性原理”。兩相對照，就會看到，《正處》一文已充分體現了矛盾復雜性原理，也可以理解為對這個原理的系統論證。毛澤東把社會矛盾區分為兩大類，以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線，分析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對立統一，從而揭示社會系統特殊的矛盾復雜性。他同時指出，現實生活中碰到的問題、困境，常常來源于人們割裂了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只講其中一方(即把對立統一作極化處理)，把復雜問題人為地簡單化。文章同樣運用系統思想分析問題，自組織與他組織相結合的思想頗為突出，新的觀點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文章考察自由與領導、民主與集中的矛盾，即自組織與他組織的矛盾。毛澤東主張，“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也就是自組織與他組織相結合。第二，文章強調把握好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的矛盾，處理好領導同被領導、官僚主義同群眾的矛盾。第三，文章指出，作計劃要對六億人口統籌兼顧，承認非政府組織的積極作用，認為“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團體想辦法，可以由群眾直接想辦法”，肯定非政府組織對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屬于社會巨系統的自組織因素)。第四，文章中特別引人注目之處，是對“群眾鬧事”(一種自覺對抗社會他組織的社會自組織趨勢)的態度。毛澤東指出，鬧事“主要原因也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對于群眾缺乏教育”，不贊同把鬧事只視為有損于社會穩定的消極因素，主張“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這實際上指出了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一條重要路徑。第五，文章提出文藝和學術領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充分調動這些領域的自組織因素。《正處》一文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論述社會主義社會復雜性的開山之作，錢學森后來把社會界定為“特殊復雜的巨系統”，無疑受到此文的影響。

　　在第二階段中，毛澤東探索復雜性的重大課題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密切結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設和改進的社會實踐。“大躍進”的失誤，三年困難時期的經歷，蘇聯發展的停滯，促使毛澤東從基本經濟理論上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性，尋找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辦法。從1959年到1960年初，毛澤東組織黨內專家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探索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肯定商品經濟存在的必要性。他承認“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斷言“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他還說：“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相聯系，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相聯系，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可以把他的話改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相聯系，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相聯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事實表明，第二階段中后期的毛澤東，已經把視線轉向社會主義與市場的經濟關系，如果沿此思路走下去，不能排除出現毛澤東版本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能性。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的核心，鄧小平30年后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設想，其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這里。但毛澤東在這個方向上的探索不久便止步了，原因何在?今天回頭看去，歸根結底是社會歷史固有的復雜性造成的。還是毛澤東自己說過的那句話：世界是復雜的，中國的問題是復雜的，“道路是曲折的”。今人可以再加上一句：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復雜的。在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的探索中，中國共產黨不自覺地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這在客觀上表明，社會主義建設是一種非線性動力學系統。中國沒有在毛澤東主政時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要原因是當時還不具備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正常的政治和經濟往來的歷史條件，西方列強還沉醉在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中”的幻覺中。從系統科學的角度看，其深層原因是社會主義建設固有的非線性機制在背后發揮作用，這也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三、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復雜性

　　重溫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著述可以看到，進入20世紀60年代，他越來越流露出政治上的焦慮，這鮮明地表現在他的詩詞中。“毛澤東是以藝術為表達方式的政治家”，一生都以詩言志，社會矛盾越復雜，革命形勢越嚴峻，他的詩情越亢奮，清詞麗句便汩汩地流于筆下。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是毛澤東詩詞創作的第三個高潮，1965年為頂峰，四首詩詞道出他對中國革命成果、社會主義命運、世界歷史走向的新反思。他以詩的語言表述對國內外形勢的估計：“已是懸崖百丈冰”，“雪壓冬云白絮飛”，“四海翻騰云水怒”，“國有疑難可問誰”，等等。顯然，國內、國際社會主義事業遇到的難以駕馭的復雜性，令他困惑，激發他“有所思”。已步入晚年的毛澤東在思考對策，掂量是否應該搏一把?“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寫于1965年的這幾句詩，就是毛澤東對自己做思想工作、鼓干勁。詞題《重上井岡山》頗具深意，或許透露了他的心聲：把自己正在謀劃的行動，與當年在井岡山開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相提并論，定位成他一生所干的兩件大事。他感到形勢前所未有的復雜、嚴峻，覺得從政治上解決問題比研究經濟問題更為緊迫。這幾年的毛澤東一定在心中反復回味“而今邁步從頭越”的舊句，最終付之行動就是一年之后發動的那場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就成為世界系統的一個不可分割的分系統，遵循這個系統的動力學規律而運行。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這種系統聯系越來越緊密，整系統與分系統的互動互應越來越強勁，中國發生的事件越來越成為影響世界系統整體走向的重要因素。按照系統論的基本精神，要認識“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結果和影響(歷史定位)等問題，不能單純在中國范圍思考，更不能按個人遭遇來衡量，必須放在世界歷史進程的全局中考察。世界系統化進入20世紀后半期，全球性思潮必然在東西方同步發生，相互推波助瀾，只是起點、路徑、表現方式、思想深度等有所區別。從世界范圍看，后現代主義成為當時發達國家影響最大的文化思潮，成為批判資本主義的新視角，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不妨視為后現代主義思潮在社會主義中國這個特殊環境中自創造的特殊表現。新中國成立后不久起步的工業化浪潮，基本照搬蘇聯模式，本質上屬于現代性范疇。蘇聯后期開始跟社會主義背道而馳，這同蘇聯人迷戀現代性、不愿意也不認識超越現代性的必要性有關。他們醉心于在工業化、現代化舞臺上與美國比拼，以為打贏“冷戰”，就等于在世界范圍內戰勝資本主義。這就是赫魯曉夫所鼓吹的“三和世界”，表明蘇聯社會在追求和維護現代性上跟西方國家越來越趨同，美蘇曾暗中策劃對中國實施“核手術”，就是突出表現。毛澤東的潛意識卻領悟到問題的實質，看到蘇聯正在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可能性。他由此萌發了解構蘇聯模式的念頭。西方后現代主義也在解構蘇聯，但毛澤東在思想境界上超越了他們。在雜亂無章的后現代主義思潮中，排除反對本質主義的相對主義設定及其導致的價值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毛澤東似可視為在中國這種特殊環境中產生的、特殊的“后現代主義者”。由于東西方的互動互應日趨發達，他的思想動態和實踐也在強烈地影響著西方后現代主義。中國學界至今不愿意理解這一點，但西方后現代主義者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認為存在這樣的聯系。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福柯(法國)，當時在巴黎市郊萬森大學任哲學系主任，哲學系在極左派的吵嚷聲中成為動亂根源，使他筋疲力盡、學業荒蕪。而福柯仍公開聲稱自己是“毛主義者”，承認法國的“五月風暴”深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是東西方相互影響的極佳事例，表明世界的系統性已達到何種緊密程度。福柯的中國崇拜者、研究者頗多，卻無人思考他為何以“毛主義者”自居，“毛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聯系有什么世界意義。這應該引起學界深思。

　　“文化大革命”失敗早已成為歷史事實，中國主流意識公認，類似的運動不能再搞了，筆者也贊同這一點。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在當時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因為不“過正”不足以“矯枉”。但全盤否定畢竟是一種形而上學，從長遠歷史過程看，對“文化大革命”的“矯枉”有其“過正”的另一面，現在腐敗盛行與此有直接關系。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需要而且能夠給“文化大革命”以辯證的分析，弄清它真正的錯誤在哪里，失敗的原因是什么，必須汲取哪些教訓，同時肯定它所具有的合理內核。

　　筆者贊同這樣的說法：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是好的，目的是防止共產黨變質。但僅此還不足以認識“文化大革命”的深遠歷史后果，不足以回擊全盤否定毛澤東的危險傾向。在此問題上，兩位大思想家的態度值得學界深思，內中必定有我們常人直到現在還難以把握的歷史真諦。一位是法蘭克福學派主要代表人物阿爾都塞，他和他的學派在人類現代思想史上留下不可忽視的影響。阿爾都塞對中國“文化大革命”曾經寄予厚望，“文化大革命”的失敗竟然使他對人類前途失去信心，以至精神失常。人們不禁要問：這位深具歷史感的西方思想家從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究竟看到了什么?中國“文化大革命”與人類前途有何聯系?被中國人全盤否定的東西何以讓他如此想不開?另一個是毛澤東本人。他領導中國取得兩次偉大革命的成功，卻不提自己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功績，而是把發動“文化大革命”與建立新中國相提并論，明知大多數人不贊同，直至生命終點也不放棄。人們更要問：主導創建新中國的毛澤東親手把它推向天下大亂，他是為了什么?

　　筆者思考了30年的回答是：毛澤東的目標之一是試圖建立一套真正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先考察毛澤東的民主觀。民主是相對于“官主”而言的，核心是民主與“官主”如何分權、如何互動。民主權利主要是選舉權、監督權和參與決策權。西方把三者的核心確定為選舉權，是一種比較高明的政治權術。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制度業已鞏固的基礎上，通過巧妙的政治設計，由利益集團幕后操盤，善于作秀的政客很容易通過普選上臺，讓選民獲得“當家作主”的虛幻感覺，而真正一言九鼎的卻是大資產階級。歷史事實告訴人們，民主的這三種權利缺一不可，但關鍵是監督權，貪官污吏最怕的是民眾的監督，資產階級最不愿意讓民眾獲得的是監督權，而廣大民眾最想要的也是監督政府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應該把監督權置于首位，同時輔以選舉權和參與決策權，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毛澤東對此有超越時代的理解。

　　早在延安時期，面對黃炎培提出如何跳出政權興衰匆匆的“周期律”時，毛澤東就明確表示已經找到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力圖把這種民主(也就是他特別懷念的井岡山士兵委員會那樣的民主)推行于整個新中國。從新中國成立前夕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到1957年的《正處》，再到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就是他為在中國實行這樣的民主而進行的一系列理論探討。毛澤東曾經這樣描繪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民主：“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他力圖在生前給這樣的政治局面打下基礎。

　　比較《正處》和《講話》可以發現，前文基本是正面闡發民主集中制，相信依靠新中國已建立的基本制度，能夠使民主集中制的建設得以發展：后文則包含了不少對新中國成立后違背或不愿意執行民主集中制的社會現象的批評，流露出作者對問題嚴重性的某種警覺。《講話》指出：“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20世紀60年代的毛澤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尋找對策，發動了多次教育運動，但都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到1965年，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重要變化。在重上井岡山期間，他談到了井岡山精神的三個支點--“艱苦奮斗”、“支部建在連上”和“井岡山士兵委員會”，有意點明后兩者是“從制度方面想”，并對當時國內現狀作出以下檢討。“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一種制度。”后面這一句話十分關鍵，表明毛澤東開始意識到社會主義中國還存在制度缺陷，要在中國形成他所期盼的民主政治局面，光靠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加上思想教育、整風運動，難以防止黨政干部的官僚主義化和腐敗的不斷滋生。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關鍵是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國家制度，以制度化的方式實施人民大眾對黨政機關實時的、系統的監督。這樣的認識使已過古稀之年的毛澤東覺得不能再等待，為了實現“在怎樣防止特權階層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這一歷史性承諾，他覺得有必要在有生之年搏一把。前景如何?按照毛澤東一生行事“從最壞處著想，向最好處努力”的慣例，可以合理地推測他做了兩手準備。搞得好，初步確立全面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不僅能夠保證社會主義不變色，而且能夠高速高效地發展經濟、文化、科技;搞不好，作為一次失敗的探索，可以留下歷史教訓，有利于后繼者去解決，至于個人得失，他并不在乎。

　　據筆者的解讀，包括對“文化大革命”教訓的認識，竊以為，毛澤東心目中這一套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要點似可引申概括如下。第一，定期(他有七、八年搞一次的說法，看來有點太長)在法治框架內，搞短期停產鬧革命(他當時設想搞三個月)，讓全體人民有序地“大鳴大放”，全面地審查、評價國家干部和黨政機關的工作，批評錯誤，褒揚優秀，同時堅決制止借鳴放之機，造謠生事的不法行為，打擊敵對勢力的破壞活動。第二，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三結合”班子對群眾揭發出來的問題展開調查，核實材料，做出結論。第三，在此基礎上，通過協商確定候選人，通過不同行政區域的全民選舉，正式撤換不合格的官員，組建新的“老中青”相結合的各級政府，完成政府換屆，制度化地培養接班人。第四，新政府從一開始就必須接受民眾實時的、經常性的、全方位的監督，直到再換屆。官員應該像學生期待老師閱卷打分那樣，期待民眾的監督、審查，視接受監督為自然的、必然的、天經地義的事。民眾應該明確，監督官員不是為了奪權，而是自己在政權建設中必須承擔的權利和義務。官民雙方要做到同心同德，珠聯璧合。第五，在整個執政期間，政府決策要走群眾路線，讓民眾參與決策和管理，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

　　不妨設想，如果在中國初步建立起毛澤東設想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無疑將是彪炳千古的偉績。與之相比，西方現有的民主實在不值一提。但歷史是無情的，“文化大革命”以失敗告終了。一場失敗了的社會運動必定有其深刻的、多方面的原因。從認識論看，歸根結底，是主觀提出的理論、政策、組織等與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嚴重不符造成的。這里依據本文的主題和邏輯提及以下三個要點，都屬于割裂了社會矛盾運動固有的對立統一關系，沒有把握住社會主義社會特殊的矛盾復雜性。

　　其一，割裂了民主與法治的辯證統一，只要“大民主”，不要法治，只講“造反有理”，不要法治對民主的必要約束。“大鳴大放”是不容忽視的民主權利，但必須在法治范圍內進行，任何人都無權對他人抄家、揪斗、游街，無權武斗。但“文化大革命”嚴重違背了這一原則，這場社會風暴讓中國人領教到，沒有法治的“大民主”有多可怕。

　　其二，割裂了穩定性與不穩定性的辯證統一。技術科學層次的系統理論認為，系統只有穩定運行，才能夠正常發揮它的功能。這是經驗之談，一架飛行不穩定的飛機哪個敢坐?但只講穩定有片面性，系統演化理論認為，過時的舊結構只有失去穩定性，才能夠向新的有序結構演化。協同學稱之為“不穩定性原理”，斷定不穩定性具有建設性作用。耗散結構論提出“漲落導致有序”的原理，用毛澤東的語言表達，就是“大亂”導致“大治”。但使舊結構失穩是為了走向更高級的新結構，故處于演化過程的系統必須有穩定機制，以確保系統失序后經過一段時間，能夠穩定在新的有序結構上。耗散結構論明確斷言，穩定下來的“巨漲落”就是高度有序的耗散結構，但還有一個沒有明確講出來的原理--巨系統應具有足夠的穩定機制。須知，并非任何系統自身都具有穩定機制，并非任何“巨漲落”都能夠穩定下來，社會“大亂”未必一定導致“大治”。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是中國社會的“巨漲落”，穩定下來就涌現出新中國這個結構有序、極具生命力的系統。“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社會發生的新的“巨漲落”，系統被推向遠離平衡態，如何保證它能夠穩定下來?20世紀中后期，中國社會的穩定機制主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執政權，而“文化大革命”恰恰使這個“序參量”處于癱瘓狀態，盡管有人民解放軍的“三支兩軍”以及對小資產階級派性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但沒有找到一個可以取而代之的“新序參量”，致使原定三個月的運動拖了十年還穩定不下來，也就不可能出現毛澤東設想的新局面。毛澤東沒有預料到這一后果，表明他把社會這種“特殊的開放復雜巨系統”(錢學森語)簡單化了。作為一種反彈，后來出現了“穩定高于一切”的定論，否定了不穩定性還有促進系統變革的建設性作用這一協同學原理。

　　其三，割裂了必要性與可能性的辯證統一。西方后現代主義要解構的是西方的現代性，盡管豐富了人類思想寶庫，卻并未產生多少實際后果。以福柯為例，他倡導一種溫和的范式轉換，并改變文化中的語言結構，相信以此即可抵消現實中資本的霸權和壟斷。后現代主義思潮以徹底反傳統、反理性、反整體性為標志，摒棄“絕對真理”和“普遍真理”的觀念，反對總體化的思維方式，反對宏大敘事，把浪漫主義、個人主義作為哲學基礎。他們質疑歷史真實的絕對客觀存在，既不肯定歷史的經驗，也不相信意義的本源及其真實性，對未來更無所希冀，認為對任何思想進行系統化、集體性的統一解說都是謬誤的。他們很大程度上是后期現代主義，凸顯了晚期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瀕臨解體過程的文化叛逆現象，頻現世紀末懷舊心態。他們主張的并非現代主義之后的主義，并不打算解構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本框架。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與后現代主義喋喋不休的反“元解釋”和反“元敘事”，及其文本解讀主張的“無結構”、“去中心”、“無終極目標”的所謂價值“多元性”，毫無共同之處。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指的是新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中誕生時的“陣痛”期。毛澤東把它延伸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并將這個很長的過渡階段劃分為“不發達社會主義”和“發達社會主義”兩個不同時期。這表明，毛澤東明確認識到，在帝國主義時代條件下落后國家無產階級率先奪取政權后，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還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過程。不僅如此，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關于跨越資本主義制度“卡夫丁峽谷”的不斷革命思想，無論新民主主義、不發達社會主義或者發達社會主義時期，都不允許橫插一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基于這些洞見，毛澤東還提出了相當系統的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藍圖。從上述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的主張算得上是真正的“后現代主義”，即跨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之現代主義的社會主義，亦即現代主義之后的新主義。他不僅要解構資本主義的現代性，而且要解構蘇聯式“見物不見人”、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現代性，力求建立真正超越資本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他所期盼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一定會出現，因為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但超越了當時所能具備的諸多必要條件。只有必要性，沒有現實的可能性，任何社會運動都不會成功。

　　“文化大革命”六年的經歷已使毛澤東深深地體會到社會歷史的復雜性，一生斗志昂揚的他，此時曾經自嘲沒有能力改變世界，至多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無奈之情溢于言表。毛澤東喜讀清人毛遂成的七律《三垂崗》，謝世前一年，曾經手書第三聯“風云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贈故人，更透露出他當時的痛苦心情。“文化大革命”越來越背離他的初衷，生命的極限越來越逼近他，卻沒有“風云帳下奇兒”繼承他的事業，令毛澤東感到莫大的無奈，不能不老淚縱橫。面對現實的復雜性，他既無回天之力，也沒有精力再作學理上的思考，無法留下他那獨特的智慧之果。對于今天的復雜性研究者來說，這是十分遺憾的事。“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探索社會歷史復雜性所付出的巨大代價，為研究社會歷史的復雜性提供了十分難得的素材，展開嚴肅認真的研究，從中引出科學的結論，才是后人應有的態度。

　　由于史無前例、沒有成功的實踐經驗可資借鑒，辯證法大師把特殊復雜的矛盾復雜性作了人為的簡單化處理，招致慘痛的失敗，惹來種種非議。實時地看，這確實是毛澤東偉大生平的一大敗筆。陳晉認為，毛澤東“是化解矛盾的大師，后來他又在矛盾中迷失”。以幾十年的尺度看，此話正確而深刻。但若以百年以上的世界歷史時代的尺度考察，毛澤東似乎并未迷失于矛盾中，幾十年的迷失基本屬于不能不付出的歷史代價。從世界歷史曲折前行的長河看，毛澤東作了深具歷史意義的偉大探索，留下供后人思索的歷史巨筆，未來人類是會感謝他的。

　　四、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系統同一性

　　有人提出一個重要而敏感的問題：尋找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相同點。我以為更準確的提法，應該是是尋找兩人的同一性，可分兩個層次來解析。在哲學層次上，是尋找兩人的矛盾同一性。按照列寧和毛澤東的觀點，矛盾同一性系指對立統一體中矛盾雙方的相互聯系及其在一定條件下的相互轉化。在系統科學層次上，是尋找他們及其后繼者共同服膺的系統規律，不妨稱為系統同一性。所謂系統同一性，系指同一動態系統在變化的時空環境中，按照自身規律存續演化，不同時空條件下看到的不同現象，都是該系統規律性的實時呈現。即系統的動力學規律在不同時空條件下，把系統的種種不同表現歷史地聯系起來，繼起之表現由前存之表現演化而來，并進而演化出新的表現，這又是一種相互聯系和轉化。一個尊重科學的人應該懂得，不可把同一系統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的不同表現，形而上學地對立起來，既不能以前面的表現否定后面的表現，也不能以后面的表現否定前面的表現。

　　以系統科學的專業語言講，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是一種非線性動力學系統，系統存續、演化有其固有的規律，不同時期的不同狀態和行為，本質上是系統自身演化之時空特征的實時呈現，包括系統的自嘗試、自反思、自糾錯、自調整、自更新、自創造等，總的稱謂是“系統的自組織演化”。再者，社會系統又是復雜的他組織系統，掌握一定權力(他組織力)、運用系統規律去自覺改造社會的人或人群(主體)，由于各自世界觀、思想境界、知識結構、文化個性、社會歷史追求等方面的差別，對同一系統動力學規律的把握必有差異，所持理論、方針、政策也必有差異，因而使系統運行的演變打上各自個性的印跡。社會系統的實際運行是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的對立統一，所發生的事件既反映系統的客觀規律性，又表現事件主導者(作為他組織者的主體)的個人特性，因而在取得成功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帶有或大或小的失誤，在招致失敗的同時，也必有其合理的成分，都要一分為二。后人應當歷史地、全面地、辯證地對待他們，切勿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作為一種非線性動力學系統，它的非線性因素、動力學因素都異常強烈，70年來大故迭起、出入意料之事不斷發生，就是明證。動力學系統的狀態演變構成其行為過程，遵循系統固有的動力學規律，應該依據這一規律去評價系統的過去，認識系統的現狀，把握系統的未來。也就是說，無論毛澤東，還是鄧小平，以及他們的后繼者，其所作所為都反映他們對這一客觀規律的認識和運用，既有貢獻，又難免有失誤。前行者的成就和失誤，給定了后繼者行為過程無法選擇的初態，后繼者對系統動力學規律的把握，決定了系統從他們繼承的初態出發所走出的路徑。正確的把握使他們獲得成功，錯誤的把握使他們出現過失，一般情況下是兩者皆具，一點錯誤不犯是不可能的。有錯誤當然要糾正，但全盤否定是極端錯誤的。新的后繼者必須一分為二地看待前人前事，在新的形勢下把握動力學規律的新表現，將系統推向前進。這是一場多棒傳承的接力賽，每一棒都要正確對待前一棒，接好棒，而關鍵是跑好自己這一棒，還要幫助后繼者接好棒。把功勞都歸于本棒，把錯誤都歸于前一棒，是十分錯誤的。

　　這里我們只討論新中國經濟制度的建設，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系統的調控目標，起點(初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遺留給新中國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概念包含兩個義項，主詞是“市場經濟”，限制詞是“社會主義”，兩者的權重在不同歷史條件下有所不同，常常還跟主政者的能力、眼界等主觀因素有關。過分強調社會主義，則很難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過少講社會主義，又可能使市場經濟變質，滑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兩種偏向都要不得。

　　毛澤東過分擔心社會主義變質，賦予限制詞的權重過大，應該是他止步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門的原因之一。毛澤東對中國舊社會這個非線性動力學系統存在的問題，進行了“過正”的矯枉，這是正確的、必要的，但因當時歷史條件而出現了太大的“過正”，系統自身固有的規律要求再矯枉，回到目標值。由此歷史地引出鄧小平的改革。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是，主詞的權重大于限制詞，“不管白貓黑貓”，首先要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他成功了，表明他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但也存在矯枉過正的問題。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應該說市場經濟已經在中國不可逆轉地確立起來了。同時，新的“過正”之患也漸漸顯露出來，中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成分被過分稀釋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資本主義思想泛濫，許多新中國前30年已經絕跡的丑惡現象不時死灰復燃，被幸災樂禍的西方精英譏諷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國內外敵對勢力看到，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有可能被內外勢力聯手引向資本主義，并為此而加緊滲透。實事求是地說，他們得逞的可能性是客觀存在的。這就使人們清楚地看到，毛澤東當年的擔憂深有道理，應該有新的矯枉，中國的市場經濟必須調控在社會主義大框架內運行。許多人不理解這一點，以為這樣講就是“否定”改革開放，實為一種認識論上的形而上學。一些人由于既得利益的考量，強烈地期望保護甚至擴大這種“過正”。看來，克服這種“過正”或許還要付出新的代價。

　　鄧小平臨終前四年，對自己矯枉過正中存在的問題已經有所覺察。1992年12月18日，他指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與弟弟鄧墾談話時再次強調：“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這時的鄧小平同毛澤東一樣，開始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限制詞“社會主義”，而不再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現在經濟發展這么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么局面?提出四個堅持，以后怎么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的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黨的領導是個優越性。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怎么實現啊?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在改革開放的同時，搞好四個堅持，我是打下個基礎，這個話不是空的。”在鄧小平的這兩次談話中，所反映的“開放復雜巨系統”及其不穩定性躍然如見，亟待后繼者積極主動地著手予以解決。鄧小平上述談話20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貧富差距之大應為他所始料未及。鄧小平的“過正”也需要矯枉，這同樣不是否定鄧小平，而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這個非線性動力學系統的同一性使然。我們既不能說，鄧小平對毛澤東的“過正”進行矯枉是否定毛澤東，也不能說后人對鄧小平的“過正”進行矯枉是否定鄧小平，因為它們是同一系統規律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的不同表現，當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的個人特點。不可否認，確實有人借“矯枉”之名行否定之實，有人要否定毛澤東，有人要否定鄧小平，有人兩者都要否定，也就是全盤否定中國共產黨。我們反對這樣做，但也要有所分析。一部分人這樣做，屬于同一系統內部的思想片面者，好走極端，但“僧是愚氓猶可訓”。另一些人屬于異質系統的敵視和侵蝕，“妖為鬼蜮必成災”。后者企圖借已出現的波折和失誤，破壞系統同一性，使中國變質，走向資本主義，做美國的附屬國，我們必須高度警惕。

　　復雜系統、特別是社會主義運動這種創造歷史的偉大事業，其成長壯大只能是反復試錯、反復糾錯的曲折歷史過程。蘇聯不存在了，但斯大林的探索和貢獻必須肯定，他的失誤也有不可忽視的歷史價值，已作為教訓部分地凝結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中。70年社會主義歷史在原蘇聯人民中的影響也不可低估，總有一天會重新表現出來，讓世人大吃一驚。從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整體看，由蘇聯到中國也是接力賽，中國這一棒的成功建立在蘇聯那一棒的基礎上。就中國而言，要允許毛澤東大膽探索，也要允許鄧小平大膽探索，還要允許其后繼者新的大膽探索。作為中國人，我們既要支持中華民族這些領頭人的勇敢探索，積極參與，充分肯定他們的貢獻;又要嚴肅認真地審視他們的探索，及時發現問題，給以分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然要走一條曲曲折折的非線性路徑，中華民族必須以非線性思維去理解它，把握它，駕馭它。對于社會主義者來說，基本的信條仍然是毛澤東的那句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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