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巴黎· 法國1968
——獻給中法建交50年(一)
1789，攻克巴士底獄!
1871，巴黎喋血!
1968，埃菲爾驚魂!
百年輪回!
法蘭西民族一次次點燃絢麗焰火，開放漫天禮花，將飛躍的“革命”之光耀亮世界，為人類導航。
《國際歌》唱徹法國大地：“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1968，是最后的斗爭嗎?
街壘戰，石擊戰，警棍翻飛，鮮血噴濺。催淚彈落如雨瀑，爆炸聲急似滾雷。處處是焚燒的汽車，處處是奮起的人群。
工人占領工廠、議會、警察局、市政廳，學生占領學校。造反行動蜂起。警察認同人民革命，軍隊的大部分同情革命。統治權威破產，國家權力真空。
1000萬人造反，這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無力抵抗的。
然而工人階級沒有接管政權，沒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什么?
據說，工人運動的領導者——法國共產黨，向資產階級妥協了。
60年代的法國共產黨擁有“大部分工人階級的忠誠。它控制了最大的工會聯合會，擁有一支由勇于斗爭的戰士組成的‘軍隊’。它掌握地方政權的實權，擁有廣泛的意識形態影響力。”(喬·羅斯等：《法國：勝利和悲劇》)
那么，它為什么妥協，為什么不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
法國共產黨不失考茨基式的對歷史現實的正視與冷靜。事實上，蘇聯回歸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陣營回歸資本主義;法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能夠獨樹一幟，在資本主義汪洋中守住社會主義孤島嗎?
然而，法國共產黨為什么不能在資本主義汪洋中“獨樹一幟”，占領并捍衛“孤島”，像列寧、毛澤東那樣為人類進步創造一個驚天動地的社會主義實驗?
實在說，法國共產黨缺乏革命家品質。“現代運動的力量在于群眾(主要是工業無產階級)的覺醒，而它的弱點卻在于身為領導者的革命家們缺乏自覺性和首創精神。”(列寧：《怎么辦?》)
法國“共產黨已經變成體系的避震器，因為他們代表的是一個官方能夠默許的工人之間相濡以沫的夢想。”
法國共產黨已經是資本主義體制的維護者，成為資產階級“多黨輪流執政”的入圍政黨。“董事長們和總經理們心知肚明該換一套禮節國書了，共產黨要執政了。他們不是等了很久了嗎?現在該是時候讓他們也扛起擔子，好讓資本輪子繼續轉動。”
能讓資本輪子繼續轉動嗎?
1968，法國人民奮起，拒絕資本主義。被“間接控制的傳統機器(選舉、議會等)都被視為欺詐手段，人們毫不遲疑地接受一種信念：唯有直接行動才是有意義的行動。代議制完全不可信。……權力就是對所有重要事務的集體掌握與控制。”(以上見安·夸特羅其、湯·奈仁：《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
人民主權!
法國社會民主黨被拋在運動之外，法國共產黨也被拋在運動之外。1000萬人造反，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直接展開階級斗爭。
這是何等壯觀的階級斗爭!
然而，這是新形態的階級斗爭。
于治中在《五月的吊詭》中寫道：法國1968，“并非是工人運動的新化身，而是一種嶄新的社會運動的雛形，展現了新的主題與新的行動者。”
1789，槍聲!
1871，槍聲!
1968，沒有槍聲。
沒有開槍的革命，沒有開槍的鎮壓。“有史以來頭一遭，人民革命不單為面包，還為薔薇，因為這是最偉大的革命，也是迄今僅有的一次。”
這是什么樣的革命?
不是經濟革命，不是科技革命，甚至不是政治革命。
然而，這是徹底的政治革命;是上層建筑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一張不具名的大字報寫了這樣一句話：‘在一個奶與蜜的世界里，1968的年輕歐洲人想要當—— 一個完人。”(以上見安·夸特羅其、湯·奈仁：《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
這是文化革命!
不止法國。
60年代，美國“空氣里充滿了解放的氣味。你都能聞到它。……到處都在反叛。……似乎每個人都在要求獲得認可的權利。人們走出壁櫥，敞開大門，砸碎藩籬和街壘，涌向麥克風和攝像機……”(杰·里夫金：《歐洲夢》)
60年代，意大利2000萬人總罷工。“動搖了資本家的權力達10年之久，……工人的興趣焦點并不在于工資，而是集中對生產過程的監控上。……大規模騷亂對于意大利的特權階級及依附于他們的階層是個不小的震動。”(托·阿別斯：《意大利：新的議程》)
60年代，世界學生運動風起云涌，英國、德國、美國、波蘭、捷克、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青年人憤怒反抗資本主義，涌動震撼世界的革命潮流;他們高擎自己的英雄畫像：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格瓦拉、胡志明……
60年代，表現了對消滅階級、消滅等級、消滅壓迫的最后革命的渴望。美國黑人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振臂：這是一場世界范圍的革命，被壓迫者起身反抗壓迫者。
人民為主權的躁動，激烈地訴諸于體制的革命，更訴諸于觀念的革命。
這是西方的、也是世界的對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呼應。
這是世界性的文化革命!
艾·伍德在《新社會主義》中，敏銳地捕捉到中國文化大革命與法國1968的內在聯系：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以其原初的中國形式的話，至少也是以類似1968年5月這一特殊的西方形式。”
對立同一。西方的文化革命和中國的文化革命;或者，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文化革命和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文化革命。
安·夸特羅其和湯·奈仁歡呼：“文化革命勝利了。”
1968，巴黎大學門前貼出一份海報：“正在開始的這場革命不僅要對資本主義發難，而且要對工業社會發難。消費社會必須死亡。異化社會必須從歷史上消失。我們正在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難以想象的世界。”(轉引自丹·貝爾：《意識形態的終結》)
為著“一個全新的世界”!
法國人說：1968是“政治變革的開創性時刻”。 西方既定的政治體制、商品文明、道德習性，乃至文學、美學、知識風格……都在街頭上、在校園中，在煙霧彌漫的小咖啡館內，被憤怒的青春徹頭徹尾地翻攪過一遍。
資本世界的一切，都在批判之列。
然而，它要創造的，卻是“一個難以想象的世界”!
既然“難以想象”，則“全新”何在?又何談“創造”?文化革命何以勝利?
模糊的美好，模糊的未來，為著模糊向往的模糊運動：紅旗如海，黑旗如潮;紅黑交錯里，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混雜。
堪與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相東西!
世界在混雜的朦朧里鳴奏“人民主權”的高昂旋律;然而，為“人民主權”的革命也在混雜的朦朧里來去匆匆。
疾風驟雨后，歸于平靜。
丹·貝爾分析：“對革命突發的奇思異想，……導致了世界可以被一下子顛倒過來的幻覺。似乎單憑一次行動——一次攻擊，一次爆炸，一次總罷工——就可以把世界顛倒過來。”
丹·貝爾作結：“靠革命修辭學的稀粥哺育起來的大學生運動不可能把其幼稚的意識形態轉變成為一個明確的綱領，因此是注定要失敗的。”(以上均見《意識形態的終結》)
文化革命失敗了。
然而，革命是“突發的奇思異想”嗎?
不!革命是生產力進步變革生產關系的強烈呼求，是歷史進步激流撞擊資本主義體制所發出的時代巨響。
60年代是羅斯福開創的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黃金年代，它步入巔峰，同時暴露出深刻的內在矛盾和對資本主義精神的本質背叛。
《觀察家周報》寫道：法國1968“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它把人們常年以來關于先進工業社會——不管是姓資還是姓社——的政府本質為何的各種糾結疑問都給具體呈現出來了。”
什么糾結疑問?
摩林寫道：一個是“經濟至上的發展動力”， 一個是“把一切價值集約到私化個人主義的勢頭”， 于是，“社群意識甚弱，社會幾乎等于完全不帶任何有機關系的個體聚集。”(以上均引自安·夸特羅其、湯·奈仁：《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
資本主義的畸化將人類世界打成以個體利益為中心的散沙，散沙之間為得失的糾纏，放縱與成全著資本壟斷特權的強勢崛起;而政府在與資本的博弈中，日益從曾經的羅斯福對壟斷特權的掌控，異變為壟斷特權的工具。
這是資本擴張給予整個世界的“糾結疑問”，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糾結疑問”——政府，到底是為人民的政府，還是為資本剝削的政府?
“經濟動力”和“個人主義”推動社會從封建集權的偽“公義”中走出，卻很快亮出了資本特權的偽“公義”底牌。資本全球化的統一趨勢與資本相搏殺的分裂趨勢糾纏著，扭打著，制造著世界的動蕩與危機;資本關系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困住了人類進步的雙足。
東、西方文化革命向著歷史進程伸張共同的訴求：從私有制私有觀念向公有制公有觀念變革，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變革。
法國1968，變革的代言。
它反思資本主義價值觀：壟斷資本集團掠奪、搶劫和屠殺世界各民族，堆積起資本的黃金臺。“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達到了一個在它的邏輯下也許可以稱為‘烏托邦’的高點……憑借至今仍完好無缺的帝國主義剝削機器，‘已發展國家’把幸福建立在‘低度發展’世界的痛苦上。”(安·夸特羅其、湯·奈仁：《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
法國1968，崇高的訴求。
它明確“人人生而平等”的資本主義精神向社會主義飛翔：人民是世界的主人，人民不能任由資本奴役，民主、自由、人權、公正……必須從資本鎖鏈中掙脫。杰·里夫金寫道：它追求的“并非聚斂財富，而是提升人類精神。”(《歐洲夢》)
“破”字當頭，“立”在其中。
然而，“破”是抽象的，“立”也是抽象的。反思與追求，沒有掙脫資本主義抽象。資本主義及其理念依然主宰世界，主宰1968。
所以，法國1968，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抽象的革命不能破解資本世界的困惑。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幻滅，并不意味著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幻生。
“幻滅”與“幻生”，寫意了法蘭西民族歷史血脈的激情震蕩——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著重在激進和有意識地對社會‘上層建筑’進行改造。法國革命志士的‘過度政治化’讓他們在一個還不存在改變條件的社會里，不惜以過高的社會和經濟代價交換革命成功。后來，這個‘過度政治化’的性格又引領他們進行1848以及1871年的革命，這些革命注定失敗，因為在意識形態的覺醒與社會現實能力之所及這兩端之間，有一個根本跨不過去的鴻溝。”
這個鴻溝同樣橫亙在1968。
“意識形態的意志力對自己形塑現實的力量深具信心，……千萬人可以合聲呼喚無限，聚攏人類文化的潛力，并以之改變古老的社會定規。”(安·夸特羅其、湯·奈仁：《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
然而，對公有制公有觀念的激情向往不足以顛覆私有制私有觀念的嚴酷現實;對人類解放的訴求止步于資本主義理念的抽象，則“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好期待便不能不在“普世價值”笑里藏刀的劈斫下，散落成形形色色的無政府主義碎片。所以焚汽車、砸櫥窗……，所以中國文化大革命毀古跡、燒文物……
法國1968，不得不退回“既存模式”，在法國共產黨領導下向資本主義妥協。
然而，這是工人運動的主動撤退。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這是法國1968的自覺。
也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自覺。
1968，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其后的斗批改、批陳整風、批林批孔、評《水滸》、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捍衛與思想升華，更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反思和體系構建。
人類從資本世界的現實危機中走出，需要從資本主義的理論危機中走出。
安·夸特羅其和湯·奈仁寫道：“西方社會新生的革命行動，要求而且需要同時發展新生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理念的‘修正’問題，有了完全不一樣的意義：了無新意的關于所謂教條派想法和所謂‘學院的’修正派想法之間的沖突，現在率皆成為明日黃花。”(《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
無論“教條派”與“修正派”之間的沖突如何激烈，無論激進與保守的分野如何鮮明，歸根結底，都在資本主義理念的框架內。
馬克思的憤憤豈是虛言?他說：“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見恩格斯：《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復》)
恩格斯的慨嘆足鳴空谷。他說：“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致保·拉法格》)
龍騰于淵——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期待!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對立中同一，相依相存、相反相成是鐵的事實。淡化社會主義不僅是對資本剝削的維護，更是對人類危機的漠視;而簡單排斥資本主義則無異閉目塞聽，難免如浪拍危崖散落為陽光下的七彩泡沫。
明確社會主義主導下與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成為馬克思主義脫穎于教條紛爭與派別糾纏而實現自我創新的迫切課題。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主義誕生。
中國文化大革命確立了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主義是法國1968的精神抽象——
為什么艾·伍德在《新社會主義》中如此斷言：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主題，政治特別是意識形態斗爭的獨立性，特別是斗爭從階級到人民群眾的移置，確實是以更適合于西方背景的形式‘存活’下來”?
因為，60年代作為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黃金時代，形成了資本主義高峰;然而，峰巔的資本主義，同時宣告著自我的終結。
西歐最先成為資本主義終結的承擔者。
西歐走在世界前列。它背負兩次世界大戰的沉重從帝國主義走出，進入后資本主義;它擎著歷史積淀的深厚理性，注視著并向往著生產力進步所推動的人類整體利益和“人類精神”的重張。美國政治家羅·因格哈特寫道：“從70年代以來一種后物質主義取向不斷在這些社會里發展起來，個人的自我實現、社會感性體驗、公平的生活條件、未遭損害的環境等等成為最重要的價值取向。”(見托·邁爾：《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
社會主義曦光普照。從柏拉圖經過耶穌到馬克思，人類“理想國”的憧憬具化為感受中觸得到、摸得著的現實之光;變革資本主義體制及其觀念的歷史之呼，已經成為西歐社會的躁動。
因此，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內涵——思想革命，便以自身的超前性與西歐歷史進程的本質超前性相契合， 成為西歐社會底蘊——“人類精神”的抽象。
毛澤東主義為法國1968的困惑解鎖——
法國1968高擎“人類精神”，然而卻失之于精神的抽象。
西歐進入后資本主義。
在現代語境中，“后”意味著“以后”和“反對”;后資本主義意味著西歐拋棄帝國主義，開始跨入社會主義。
然而，后資本主義依然是資本主義;西歐依舊在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
那么，認同資本剝削的西歐，如何解讀“思想革命”?難道讓廣大人民克己忍讓以成就資本聚斂與掠奪?認同私有制的西歐，又如何實現私有觀念的變革?難道縱容人人為私利的現實爭奪可以實現“人類精神”的理性訴求?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以濃烈的政治屬性啟迪西歐：張揚人類整體利益，不能不變革私有制;為人類精神的思想革命，不能淡化人民大眾剝奪資本特權的階級抗爭;而“普世價值”的實現，則必須經過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無產階級專政。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科學內涵——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將蘇格拉底、釋迦牟尼、孔夫子、穆罕默德，以及從摩西到耶穌……的靈魂變革，“畢其功于”社會主義顛覆資本主義的偉大“一役”。
毛澤東主義明確了法國1968的現實之路——
西歐在后資本主義中糾結。
這是社會主義生發和資本主義依然強大的糾結。
西歐步入一體化，形成強大“一極”，足與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分庭抗禮;但不足以顛覆資本世界。
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規定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全球化;而世界的資本主義屬性則決定了西歐的資本主義屬性。
也決定了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屬性。所以毛澤東說新中國和舊社會差不多;所以鄧小平堅決引進資本主義。
也所以，糾結的西歐向資本主義妥協，無奈地成為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附庸。相應地，社會主義成為資本主義的附庸，工人政黨成為資本主義政黨的附庸。
那么，西歐工人運動難道邁不過社會主義革命這道“坎”，西歐工人政黨難道只能屈從為資本主義體制的構成?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指引前程：
在資本世界，工人政黨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主導，在與資本主義合作中沖擊資本主義體制，推進新民主主義運動，向社會主義進軍。
在社會主義國家，工人政黨則應確立社會主義主導下與資本主義包括“黨內資產階級”合作的新民主主義政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轉化資本主義。
這是世界新民主主義。
世界新民主主義就是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性內涵——社會主義主導下與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將認同與尊重資本主義提到戰略高度，從而將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斗爭的深遠意義，尤其是工人政黨在資本世界的自我救贖和自我革命，提到了戰略高度。
毛澤東主義，放飛了“法國1968”。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本文摘自《中國：21世紀宣言（世界篇）》; 《中國：21世紀宣言（中華篇）》已正式出版，可在北京、上海、青海、寧夏、臺灣、澳門……部分大學圖書館借閱，可在新浪、和訊、凱迪等免費閱讀, 亦可在亞馬遜等網購，或點擊出版社郵箱[email protected]優惠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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