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與 制度優勢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上下五千年,雖經內憂外患風雨剝蝕,而“中”字大旗如磐石般屹立“中”土,聚于炎黃子孫“中”心,共襄民族團結“中”旨,向五洲四海揚起一個挺拔的“中”國。
人類歷史,諸多國、族,旋盛旋衰;何以中國以悠久的文明占得千古風云、獨步世界春秋?
因為,“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習近平)
那么,維系并推動中華文明歷史進步的,是什么制度呢?
中國郡縣制。
(一)中國郡縣制的厚重底蘊
中國郡縣制立足于“道”——
公元前500年,中國社會群星燦爛,百家爭鳴;然而諸論歸一。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這個可以說明的根本之道,被定義為“天之道,利而不害。”(《道德經》) 孔子概括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禮記·禮運》)至于法家學說,出入老孔,明道定法,將“公天下”主張訴諸法制實踐:“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管子·任法》)“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韓非子·詭使》)
其他如莊子“忘我”、孟子“盡心”、墨子“兼愛”、楊朱“利己”……,都不同程度、不同側面表達了對“公天下”的認同。
此后,秦立郡縣,漢承秦制,經唐宋明清,一脈相承。至康有為以《大同書》作結,孫中山以“辛亥革命”首義,毛澤東更將“天下為公”訴諸于社會主義政治體制。
天下為公!中華文明的歷史脈絡!中國道路的核心內涵!
中國郡縣制立足于“理”——
春秋戰國,賢哲紛起,諸說爭鋒;而儒家學說于中脫穎,統領中華文明,究其緣由,在于孔子正視私有制全面取代公有制的現實,力爭以公有觀念制約、規范并引導私有社會健康發展。
孔子說“仁”,明確“禮制”,以“善的等級制”維系政治制度的和諧。“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和”有兩個要素:其一,為政者是“仁”的表率,必須勞苦在前:“先之勞之,無倦”(《論語·子路》);必須以身作則:“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二,等級制是“仁”的載體,孔子認同等級差別的合理性,規范脫貧致富的準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論語·里仁》)“道”,具化為有益社會的“勞”,即個人為整體做貢獻,整體向個體支付公正的報酬。
按勞分配!這是人類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是中華文明“百世之制”的基礎理論。
中國郡縣制立足于“文”——
孔子自詡:“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論語·子罕》)“文”就是“德”。
何者為德?
“德”,即是“得”,得什么?得天之道。天者何道?大公!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 “道”之根扎在大自然的土壤里:“道=自然”。老子以“德”配“道”遵“道”,德與道一體,與大自然一體。于是,人的主觀之“德”被賦予了客觀的物質屬性。老子發現了“德”本身具有的物質性。
進而,老子申明“德=道”。他以“德”對“道”的認同,將“道”的物質性升華到“德”——人類社會的精神層面,于是,“德”便成為人類進步的理性自覺與主動施為。孔子槪言:“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大戴禮記·主言》)
“道”是對“德”的自然規定,“德”是對“道”的主觀遵循。認同天道大公及其內在規律,便應自省自贖,去私歸公,自覺進行思想革命,變革私有觀念,“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如此內觀自律,則人天一體,成就至高之德。
內觀自律,是儒家學說的內在訴求,也是中華文化的內在訴求。
中國郡縣制立足于“制”——
“百代皆行秦政制。”(毛澤東)秦政制以全國郡縣統一于中央集權的政治形態,內在著夏、商、周三代對“公天下”的本質訴求,表明炎黃子孫對天下大公的民族認同。唐·柳宗元為秦頌:“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封建論》)
中央集權的直接要求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王”只是人民的公仆。《左傳·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 《孟子·盡心》:“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下歸天下人,君主只是天下人的代言。“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于公。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 (《呂氏春秋·貴公》)
中央集權制高度抽象了“公天下”的政治訴求,徹底顛覆了分封諸侯與瓜分土地、財富和人民之私有權的法理性;而郡、縣作為中央集權的派出機構,承載“公天下”的制度訴求。全國一盤棋,對于維系中華民族的社會穩定和文明推進,作用不可估量。
民族向心,是中華政體的深刻內涵,是中國制度的最大優勢。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基于中華文明的堅固底座,成為中華民族的前進動力。
(二)中國郡縣制的歷史風云
中國郡縣制端倪于戰國秦、楚、晉,大成于秦統一。這一政體是中華民族歷史變革內在呼求的產物。
周以部落聯盟立國,權力體制的演化大體是血族團體向地區團體的過渡,即氏族解體和社會機體重組。自春秋始,周室漸衰,華土板蕩,封國間的兼并戰爭與人民迫于戰亂的遷徙流動,使三代以降源自氏族的血親聯系如敗絮破碎,分裂的社會向著新形態的聚合蹣跚前行。亂離中人處戰火紛飛、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境,渴望和平與安定;而掙脫血親紐帶束縛的各氏族人,已經突破傳統觀念,將統一的期待訴諸于區域性新關系的民族融合。氏族、部落或邦國的“小公”,隨著時代的變遷揚棄自我,向中華民族整體的“大公”升華。
秦統一,順時應人。秦始皇“千古一帝”,居功至偉。然而,二世、三世以致無窮世的“家天下”狂想,將帝王的極端私欲與淺薄無知曝于光天化日,中央集權的“公天下”靈魂被蛀蝕一空。中國郡縣制一開始便經受著統治集團的嚴重曲解與惡意撕裂,其對“公天下”的無情踐踏, 也必然地遭到“公天下”的合力抗爭,陳涉揭竿,天下人奮起,須臾間秦皇夢碎,二世而亡。
漢代秦,否定了秦皇“家天下”的君主之私,卻開歷史倒車,辟土裂地,封王封侯,放縱貴族集團而陷中國于動亂,郡縣制在復辟與反復辟的搏殺中風雨飄搖,只是經漢景平亂削藩,武帝一統天下,漢承秦制方始落地。
立公還是立私,中國郡縣制承受著私有勢力對“公天下”的瘋狂反噬,在兩條路線的激烈斗爭中艱難前行。兩千年來,朝代更迭,不改大小貪腐明目張膽橫行霸道,恃強凌弱,吞噬民脂民膏;時易史異,總歸權貴集團假公濟私,明搶暗奪,借“公”之名斂財于國庫府庫,實則滿足統治者的家族私欲。
“偽公有制”——中華文明史的最大丑陋和最大恥辱。
然而,兩千年來,為著中國郡縣制的靈魂永在,志士仁人擎“公天下”火種承前啟后,撥亂反正,力挽狂瀾,引導歷史回歸正途。
董仲舒為中國郡縣制鼓與呼:“《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官吏階層是“為民”的公仆,絕不能以“官心”謀“官利”,耍“官威”:“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春秋繁露》)
柳宗元申說中國郡縣制要旨:“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封建論》)以“理”明“道”,抑惡揚善——善的等級制。
朱熹為中國郡縣制立則:“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宋史》卷四二九)——制度優勢之本!
王陽明為中國郡縣制定律:“與愚夫愚婦同的,是為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傳習錄》)——以民為本!
人民革命更為“公天下”而翻轉乾坤。自陳涉之后,西漢綠林、東漢黃巾、隋瓦崗、唐黃巢、宋方臘、明闖王,以及清末太平天國,總是以血的洗禮蕩滌權貴集團極端“私天下”所致社會機體的腐敗潰爛,以“公天下”為中國郡縣制正名并注入活力,創造出文景之治,開皇之治、貞觀之治……
中國郡縣制的深層解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毛澤東)
(三)中國郡縣制的時代升華
中國郡縣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升華。
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和中國歷史的具體進程相結合,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百年征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毛澤東的旗幟下,歷盡挫折,堅韌不拔,不斷走向勝利,創造輝煌。
21世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申明:
確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于中華文明“公天下”千古訴求的科學升華,從而將對科學社會主義體系的認知、實踐與創新,提上首位。
確定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主導地位,同時正視資本世界的現實,認同資本的法理地位,進而將制約、規范、引導并轉化資本主義為代表的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定為歷史大任。
確定執政黨以自我革命為執政核心,自省自贖,自覺自律,以執政為民的表率引導中華民族在文化領域的觀念變革。
確定以人民主權為基石的中央集權制,將“天下為公”為指向的權力訴諸于郡、縣階梯,形成“善的等級制”的基本鏈條和政治節點。
向心于中央集權的中國郡縣制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彰顯了舉國體制的巨大優勢,筑長城,開運河,修水利,拓道路……,一項項令人矚目的壯舉增輝史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發揚傳統,集中力量和資源,優化選項,減少內耗,做好國計民生的大事;同時鏟除封建遺存,變革神權、君權、父權、夫權的宗法權力和宗親習俗,排除權貴集團和宗派勢力的干擾,強化人民意志、人民力量、人民智慧、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政權,推動中國郡縣制向公民社會新時代的變革與提升。
“上下同欲者勝。”(《孫子兵法·謀攻》) “同”為大本, 枝有等差,選賢與能,按勞定酬。新時代中國郡縣制將高揚“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中華精神,官民同利,上下同心,民族同體,舉國同志,“六億神州盡舜堯”,掀起中華復興的浩浩狂飆,以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擔起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向全世界敞開中華民族的寬廣胸懷——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崇高理想和光明前景而奮斗!
中國郡縣制,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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