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新長征的啟航

　　—— 致 七·一

　　一、舉起毛澤東的旗幟　　

　　1、蘇聯革命的啟迪

　　20世紀20年代，莫斯科紅場，聳起一座莊嚴的列寧陵墓。

　　那是俄羅斯人民為紅色專制的崛起。

　　斯大林違背列寧本意修建了這座陵墓。斯大林的名字同時鐫刻在陵墓上。

　　當斯大林站在列寧墓上向蘇聯人民、向世界人民揮手致意時，他的形象便和列寧形象渾然一體，成了革命的象征。

　　確立列寧主義，斯大林同時升華了自己。列寧之靈的崇拜和斯大林之現實的自我崇拜合二而一，聚攏并團結蘇聯人民在帝國主義包圍中向社會主義勝利進軍。

　　2、中華一統的回顧

　　自春秋至秦漢，中華一統的天下大勢浩浩湯湯，不可阻擋。

　　漢武帝承前啟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舉起孔子的旗幟。

　　從此，規范并指引中國封建社會歷史進程的主導理論得以確立。

　　在這一理論指導下，中華一統不管歷經怎樣的分裂侵蝕，總能巋然;而漢武帝也便躋身一代雄主，成為中華之光。

　　3、時代使命的呼喚

　　全球化大潮洶涌澎湃，特朗普們的倒行逆施不過是驚恐被大潮淹沒的掙扎。

　　物質的全球化呼喚精神的全球化，確立全球化的理論，成為時代的使命。

　　毛澤東主義便是這一理論。

　　20世紀60年代，北京天安門，毛澤東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聳立起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座紅色里程碑。從此，理論革命、政治革命與觀念革命三位一體，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指明人類歷史進程。

　　時代呼喚：舉起毛澤東的旗幟 !

　　敵人怕他。國內外的“精英們”恨他、罵他、污蔑他、謠諑他，那是因為毛澤東永恒地發射著令“精英們”恐懼而至于戰栗的凜然之威。

　　人民愛他。底層群體尊他、敬他、歌頌他、懷念他，那是因為他從草根到戰神到領袖到導師乃至到“帝王”，從青年時代“糞土當年萬戶侯”對權貴的藐視，到“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從生到死、每時每刻，他都和草根們血肉相融，心連心、情連情，代言人民向特權貪腐、向壟斷剝削——“繼續革命”!

　　確立毛澤東主義，中國共產黨將牢固地奠下執政根基，為自身贏取永恒的光榮。

　　二、明確社會主義學說

　　1、“中美貿易戰”倒逼美國變革

　　特朗普咄咄逼人，加關稅，封華為，禁伊朗，壓歐盟，退“群”自利，橫行天下，大棒鐵錘砸向世界各民族，贏得“美國利益”的歡呼，以主動態占盡先機。

　　然而，形“機”實“危”。

　　“美國優先”的恣肆妄為，將 “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國《獨立宣言》撕得粉碎，將華盛頓、林肯、羅斯福高揚的“美國精神”棄如敝屣，這樣的背叛，豈不令羅斯福在天之靈喟然長嘆：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羅斯福怎么說：

　　“我們懂得，單憑我們自己是無法生活在和平之中的，我們自己的富足有賴于相距遙遠的其他國家的富足……我們懂得要做世界公民，要成為整個人類社會的成員。”(《第三十二任總統第四次就職演說》)

　　“最偉大變革，乃是美國道德風尚的變革。”(《第三十二任總統第二次就職演說》)

　　然而，壟斷集團貪婪地把“要錢”掛在嘴邊，將“道德風尚”踩在腳下，以極端自私自利昭彰于世，乃至以訛詐、霸凌的血腥行徑綁架美利堅民族“自我優先”，如此，何以得到世界敬仰而“讓美國再次偉大”?

　　特朗普高度抽象了資本社會“金錢拜物”的劣根性，將“美國精神沉淪”大白于天下。

　　美國危機!

　　美國變革，迫在眉睫。

　　或者，美國“精英集團” 抓牢“壟斷資本”的主軸，有限回歸“美國精神”，修補特朗普對美國的致命損害，以對美國人民和世界各民族利益的有限認同，延續日益衰落的霸權。

　　或者，美國人民激發社會主義向往：“我們必須獻身于這樣一種社會，在那里人民奪取了富人手中的一切生產資料，并把它置于為全體人民謀福利的國家手中。”( 【美】詹姆斯·福爾曼：《黑人宣言》)

　　當然，這或許還需要一個很長的變革過程。但是，美國400個富豪的財富超出底層1億5千萬人的總資產，如此貧富懸殊，能讓美國人民長久地壓抑胸中的憤懣嗎?

　　2、“中美貿易戰”倒逼中國變革

　　中美貿易戰，美國步步緊逼。海內外“精英”彈冠相慶：歡呼此“戰”可倒逼中國屈膝，完成向資本主義的徹底異變!他們隔著大洋遙相呼應：中國危機!

　　然而，中國形“危”實“機”。

　　改革開放向何處去?中國一度徘徊。

　　是遵循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的“善意”、“寬容”和引導，鎖定“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和平演變，納體制改革于美國霸權主導的世界體系而消融自我? 還是把牢社會主義指向，求索正視資本、鼓勵資本、規范資本、引導并改造資本之路徑，堅定“社會主義改革開放”?

　　中美貿易戰，特朗普扯下美國壟斷資本集團虛偽的道德面具，將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吞噬中華膏血之“畢其功于一役”的貪婪、野心、酷虐與焦灼，暴露于光天化日，深深地刺痛并驚醒了中華民族，從而倒逼中國變革—— “糾”改革開放向資本主義嚴重傾斜之“偏”，強化社會主義，為喧囂多年的體制改革之爭奠定不可撼動的方向。

　　當然，應清醒認識資本世界現實，對資本、資本家、資本社會和資本國際關系及其法理地位予以充分尊重。但是，更應深刻把握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對社會主義的內在訴求，堅定推進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反腐肅貪，人民主權，以崇高作為的示范，推動資本主義全球化向社會主義全球化的轉化。

　　做好自己的事，核心是做好社會主義的事。傾盡心血、嚴肅認真，在理論上和實踐中，為社會主義正名!

　　3、兩段外國學者的語錄

　　美國學者尼·蓋耶特：“這也許只是一個國家超越另一個國家的歷史時刻;或許是一個機會，一個以真正平等的國際社會取代特權和霸權危險的機會。”(《又一個美國世紀嗎?》)

　　匈牙利學者包·約瑟夫：“今后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命運如何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取決于中國能否在順應人民意志的情況下，建立一種對其他國家人民也有吸引力的現代社會主義。”(轉引自楊錚：《2000：世界向何處去》)　　

　　三、占據意識形態的制高點

　　——兼與某先生商榷　　

　　毛澤東說：共產黨人不屑于掩蓋自己的政治觀點。

　　因為，共產主義學說內在著意識形態峰巔的科學偉力。　　

　　1、普世價值？還是階級價值？

　　在《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權力》中，某先生明確論定：“把文化看作一種軟權力”;“把發展‘軟權力’置于戰略的高度, 是當今國際政治格局的總的要求, 也是整個九十年代, 乃至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社會發展的趨勢”;“總的軟權力態勢對誰有利， 誰在國際社會中就占據有利地位”。

　　“軟權力”如此重要，那么，何以自縛于“影響國際‘軟權力’勢能的因素的工業主義、科學主義、民主主義、民族主義”，而忽略了馬克思主義呢?

　　確實，“軟權力的力量來自擴散性。只有當一種文化廣泛傳播時，軟權力才會產生強大的力量。”(《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權力》)半個多世紀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傳播受阻，在資本世界現實政治中處于弱勢乃至被排除在“軟權力”諸因素之外。

　　然而，正因此，毛澤東才砥柱中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發動文化大革命，留紅色之焰綿綿于世。毛澤東后人，當承繼毛澤東，以引領歷史潮流的主動精神，旗幟鮮明地力爭馬克思主義對于“軟權力”的主導地位。

　　確定這樣的理論自信，深化馬克思主義研究，在與海內外“精英們”的“爭論”中，占據意識形態的的制高點，對于中華復興，迫在眉睫。

　　那么，馬克思主義“軟權力”的核心是什么?

　　某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這樣認為：“歷時性結構的沿革已使我們得以確定傳統政治文化的存留、近代政治文化的成分和最近政治文化的要素這樣三個大塊，它們實際上相互作用著、較量著又相互補充著，是目前政治文化的主干。”

　　說白了，所謂“傳統政治文化”就是封建文化，“近代政治文化”就是資產階級文化，“最近政治文化”就是馬克思主義文化。有些困惑的是，文章回避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更將三種文化捆綁成一個共同體，合力成了政治文化的“群體主干”。

　　毛澤東批評鄧小平：“什么三項指示為綱?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

　　“綱”與“目”怎能混在一起?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深刻地分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事物的本質。那么，“三種文化”何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主干”呢?

　　從社會現實的角度，改革開放以來，以拜金主義為軸心的資產階級文化成為主干，封建文化為其附庸助紂為虐，而社會主義文化退守一隅頑強抵抗。

　　從社會指向的角度，社會主義文化為主干，盡管承受封建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惡意擠壓，中國畢竟力撐社會主義，而人民大眾的主權訴求更以厚重的力量支撐社會主義文化。

　　當前，究竟應該虛化指向而遷就現實呢?還是立足現實強化指向呢?

　　什么是社會主義文化?

　　列寧說：只有用人類全部知識(包括封建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精華)武裝自己，才是社會主義文化。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惡意煽動：“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國家有著共同的價值觀，而中國人并不共享這一套價值觀。”

　　中國與西方的價值觀是截然對立的嗎?

　　——對立同一。

　　其對立處，立私還是立公。

　　而其同一處，洛克、盧梭、華盛頓高揚的人類精神，類同于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高揚的人類精神。

　　但是，洛克、盧梭、華盛頓的人類精神立足于私，只能是“普世價值”的抽象，不能不在資本社會對私利的追逐、對金錢的膜拜、尤其對資本的推崇下幻化自我，終被壟斷資本的酷虐所吞噬。海內外精英們振振有詞的“普世價值”，不過是資本霸權專制施舍的一點自慰的喋喋。

　　相反，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人類精神立足于公，以階級斗爭學說直面人類歷史尤其是資本主義“發家史”血淋淋的階級虐殺與人民殊死反抗的革命;更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學說，強化人民主權對資本特權尤其是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顛覆，指明“普世價值”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科學之路。

　　固然，洛克、盧梭、華盛頓所確立的“人類精神”被特朗普們的貪婪無恥和霸凌行徑摧殺得體無完膚，令人痛心;但更令人痛心的則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所確立的“人類精神”也被蘇聯、中國的特權貪腐們糟蹋的面目全非，以至社會主義“躺著中槍”。

　　特權貪腐們最惡劣處：大發黑心財還在其次，敗壞社會主義名聲則罪不可赦。

　　事實上，被海內外“精英”們責罵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貪污腐敗，本不屬于社會主義，而是特權壟斷資本對不成熟的社會主義的侵蝕，是社會主義必須直面的內部蛀蟲，所以，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為共產黨立下鐵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論定：為砸碎國家政權的必要的權力過渡。

　　列寧論定：蘇維埃政權+國家電氣化;他強調：蘇維埃政權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主權。

　　毛澤東之為毛澤東主義，則在于他高度升華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專政的對象主要是執政黨自身;也就是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大搏斗，主要地表現為執政黨的自我革命。

　　毛澤東主義因此確立，他不但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而且為歐美“民主世界”各政黨，為世界各民族和人類歷史進程指明了必由之路。

　　2、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

　　在《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中，某先生強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主導地位，認定“市場機制作為計劃經濟的輔助手段”。

　　然而，這個論點卻一帶而過;改革開放幾十年，依然未能深入求索，使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二者關系模糊，以至不久前中國國際電視臺劉欣在對美國電視主持人翠西的解說中，依然表達出對美國資本主義的屈從：“我們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定義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社會主義”;進而強調 “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小。”

　　這是全面讓位于“市場經濟”的預告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終歸宿嗎?說得明白一點：“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還是社會主義嗎?

　　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

　　鄧小平提出這個問題 ：“為什么一談市場就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用。”(《鄧小平思想年譜》)

　　皇甫平進而發揮：“有些同志總是習慣于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認為市場調節背后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

　　但是，難道市場調節背后沒有隱藏著資本主義幽靈嗎?

　　那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究竟是什么關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又如何“變臉”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鄧小平意識到自身理論的缺陷，他期待：“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

　　如何從理論上搞懂這個問題?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對立的關系。

　　按照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不容置疑。

　　馬克思說：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爭論，就是“構成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實質的供求規律的盲目統治和構成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實質的由社會預見指導社會生產之間的爭論。”(《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

　　恩格斯說：“無產階級將取得社會權力，并且利用這個權力……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列寧說：“只有按照一個總的大計劃進行建設，并力求合理地使用經濟資源，才配稱為社會主義的建設。”(《在省蘇維埃主席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同樣，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屬性也不容虛化。

　　西方理論界很較真：“市場經濟是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公有制則和計劃經濟相聯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公有制，是中共改革中的一個‘死結’。”(見徐厚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探索》)

　　斯•湯普森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中論定：“每一種資本主義模式都承認：市場、競爭和利潤是資本主義的核心信條。”

　　“美國學者貝特爾•奧爾曼則認為，剝削和異化是市場經濟固有的特征。”(張峰：《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

　　中國資產階級“精英”樊綱在他的《求取命運的方程》中，堅決捍衛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劣根性：“經濟學可以完全不承認、不依賴什么‘為消費者負責’而只承認斤斤計較的利害得失。”

　　顯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有著截然相反的明確定義。

　　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體現：一切經濟行為服從于不斷地、最大程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體現：一切經濟行為服從于不斷地、最大程度地滿足資本增值的需要。馬克思寫道：“資本及其自行增值，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相反：生產資料只是不斷擴大生產者社會的生活過程的手段。”(《資本論》第三卷)

　　馬克思特意對“資本”和“社會”兩個詞作了加重標志，突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分別：市場經濟服務于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計劃經濟張揚人民主權。在階級屬性和社會屬性上，二者嚴格對立。

　　實質上， 社會主義沒有“市場經濟體制”。

　　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過是在社會主義主導下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變通。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在對立中同一。

　　鄧小平說的不錯：“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事實上，在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不能離開“市場經濟”的沃土;在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不能悖逆“計劃經濟”的中樞。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約。

　　然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計劃經濟”服務，即尊重、鼓勵資本的同時，制約、管控和引導資本服從并助推社會主義進步，擴展人民權益。

　　相反，在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則為“市場經濟”服務，即擴展人民權益、維護社會穩定的同時，制約人民對資本剝削的抗爭，強化大資本家階級“中樞”對人民的統治。

　　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是對立的同一體，在這個“同一體”中，誰居矛盾的主要方面，誰就決定經濟的性質，也決定社會的性質。

　　市場經濟處于主導地位，一定是資本主義。

　　計劃經濟處于主導地位，一定是社會主義。

　　但是，“主導”并不意味著“量”的覆蓋，而主要是“質”的規定

　　對社會主義而言，計劃經濟體現在“質”上，市場經濟體現在“量”上。所謂“質”，即對社會經濟性質的設定：市場經濟被計劃經濟制約;所謂“量”，即對社會經濟形態的認定：計劃經濟認同市場經濟的普遍性。

　　“質”是一個點，“量”是一大片。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大廈的支柱，而市場經濟則是充滿大廈所有角落的大量的構件、檁條、梁木、磚瓦……

　　進而言之，市場經濟不是計劃經濟的簡單“輔助手段”，而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計劃經濟不是高踞于市場經濟之上的外在強權，而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規范。形象地說，計劃經濟融解在市場經濟的血液中，支持并制約市場經濟的外在驅動。

　　開放市場經濟，解放資本，調動各行各業的積極性，計劃經濟才能成為指揮千軍萬馬的統帥;而堅持計劃經濟的統帥地位，才能引市場經濟萬川奔流，聚向社會主義的經濟之洋。

　　“統帥”不能兼職“兵”，否則壟斷橫行，體制僵化，社會主義經濟異變為官僚特權經濟;反之，“兵”不能架空“統帥”，否則市場經濟泛濫，資本掠奪勞動，社會主義畸變為資本主義。

　　“統帥”運籌帷幄，必須有所依憑，那就是關乎國計民生的主干型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承擔著宣示人民主權和社會主義指向的重任，它絕不能如劉欣所說“作用越來越小”，而只能“越來越重要”;它是計劃經濟的主力軍和宏觀調控的基石，更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先驅者和公有制的實驗田。

　　因此，它應該是共產黨人實踐“入黨宣誓”的特殊黨校，也應該是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示范園地;它應該是推進《鞍鋼憲法》由工人參與管理的企業，也應該是尊重人民主權由人民監督的企業;它應該以嚴格的按勞分配成為市場經濟的樣板，也應該充分借鑒資本主義成果創造最好的經濟效益成為社會主義的支柱。

　　這樣的國有企業必須自覺融入市場經濟的大潮，以市場經濟的全部知識武裝自己，用市場經濟的全部成果發展自己，參與國際市場資本競爭，引領“資本主義全球化”向“社會主義全球化”轉化。“在全球化日漸加深的的當今世界，融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體系并與之競爭，是中華民族復興所無法避免的宿命。”(楊志榮：《黃金“木馬計”》，載2007.7《環球財經》)

　　這樣的國有企業擔負著鞏固公有制主導地位、推動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的艱巨使命。它不能沒有對資源和關乎“國計民生”大局的行業的壟斷。

　　這樣的國有企業應當嚴格把握政企的對立同一。政企分開是權責明確的分工，政企合一是共同的社會主義指向。在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公有制實驗田的意義上，政企能夠分開嗎?

　　然而，如果國有企業領導人做了資本家的同黨，或者成了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官僚壟斷集團，那一定將國有企業異化為貪污、腐化、特權與剝削的發酵池，不但成為“計劃經濟主導”的自我譏諷，而且淪為人民公敵，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精英”們拆分、租售國有企業直至全面否定社會主義的理直氣壯的口實。

　　不可諱言眾多國有企業淪落的慘酷事實。

　　然而，幾十幾百個大型國企，在幾百幾千個恥于臣服私有制、私有觀念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共產黨人帶領下，投身一場發展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偉大實驗，將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下去，難道不是引領歷史進步的最瑰麗最壯觀的千秋功業!

　　國有企業，中華崛起所系，它以對計劃經濟的承載，開拓世界進步之路。

　　人類必須計劃自己!——被競爭與強權鼓搗得烏七八糟的資本世界，已經將這個課題日益迫切地提上日程，鳴響著歷史的呼聲。

　　此刻的中華子孫，豈能在資本世界“市場經濟”的鼓噪中失了方寸，而不能昂首挺胸擔起引領“市場經濟”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化的使命呢?

　　計劃經濟是比市場經濟更先進的經濟模式，現代計算技術也不斷提升計劃經濟的科學內涵。確立計劃經濟的主導地位，是社會主義對人類經濟進程的自覺。

　　當然，社會主義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只有當人類和諧與現代科學能夠為計劃經濟提供全面、周到、系統的條件時，這種模式的合理性才會最終得到證明。

　　計劃經濟任重道遠。在市場經濟幾乎一統天下的資本世界，中華民族應在充分尊重市場經濟及其規律的現實考量中，勇于開拓計劃經濟的實驗之路。

　　3、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在《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中，某先生定義了“三種結構”：古典結構，近代結構，最近結構;也就是封建結構、資本主義結構、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結構。

　　“使古典結構中代表中華文化精神和中華民族特性的成份真正得以繼承和發揚，將其自身具有的變通性與現代精神結合起來;使近代結構中體現現代民主精神和人文思想的成份找到依托點，找到生長的機制;弘揚最近結構中表現人類美好追求和博大理想的成份，使其真正執領價值系統。”

　　這里，某先生觸摸到問題的實質：社會主義主導的與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但有一點似應商榷：將“生長的機制”賦予近代結構即資本主義結構，而將馬克思主義予以 “人類美好追求和博大理想”的道德虛化，是否合適?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呢?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失誤，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淡化。

　　確實，“中國社會正在從政治動員型社會走向經濟動員型社會，從產品經濟走向商品經濟。”（《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

　　商品經濟 = 資本主義經濟。顯然，中國社會正在走向資本主義。“近代以來，中國政治走上從‘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過渡的漫長道路，但目前中國政治發展的主要軌道仍沒有超出這一歷史進程。”（《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

　　也就是封建文化向資本主義文化轉化的歷史進程。

　　在這個轉化中，“最近結構”即馬克思主義步入危機。“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基本上圍繞著最近結構的價值系統展開，一旦這個主軸變動了，整個政治文化就勢必要轉變。假如新的價值系統不能較快構筑，政治文化就會失去集聚的核心，發散開去，從而產生種種消極結果。”（《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

　　馬克思主義的“主軸”即“主導地位”變動了，建立新的價值系統迫在眉睫。“中國政治文化目前面臨的首要工作是鑄造價值核心，也就是價值系統中的中堅概念。……今天鑄造價值核心，就是把握從‘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轉變的總體過程，選擇有利于這場轉變的核心概念。”（《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

　　什么核心概念?

　　——“民主主義是今天世界上決定‘軟權力’勢能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權力》)

　　什么民主主義?

　　——“洛克、孟德斯鴆、盧梭、潘恩、杰佛遜等人提倡的自然權利、主權在民、社會契約、權力分立等觀念。……這一結構是近代中國沒有達到的境界，故特別具有吸引力”。 (《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

　　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為民主主義而奮斗!

　　二十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經濟、技術、科學、文化的‘示范’效應首當其沖。明顯的是，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轉變并沒完成，處于逐漸遞進的過程。在許多情況下，‘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只是一種向往或理想，現實進程更為蹣跚。”（《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孫中山)

　　那么，何為“民主主義”?

　　首先，“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概念。 “在保存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情況下，任何改良主義、任何維護民主的行為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列寧：《關于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基本任務的提綱》)

　　在本來的意義上，社會主義沒有民主。

　　社會主義是民主的消亡。社會主義是人類消滅階級、終結政治之后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它意味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屬于整個社會，因而只有社會成員平等的“人”，沒有政治意義上相對于統治者的“民”，自然不存在“民”之“主”。

　　其次，“民主主義”是千古人類精神的的資產階級政治形態;它以社會主義公有原則的渾厚亮麗，成為資產階級先驅者代言人民喊出的時代強音。

　　人類世世代代懷抱的大同憧憬，被共產主義者賦予了科學內涵;但它不是共產主義者的“專利”。古今中外駐留青史的偉人，不能不立足時代的和階級的現實土壤中，他們盡管表現為奴隸主階級思想家形態如蘇格拉底，地主階級思想家形態如孔子，資產階級思想家形態如盧梭、斯密，無產階級思想家形態如馬克思、列寧，但他們實質上是在不同歷史時期、以不同階級形態，表現出對縱貫千古的“人類精神”的共同追求。“人性”、“人道”、“普世價值”的抽象，生動映現在他們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歷史變革的具象中。

　　實際上，民主是人類“公天下”的本質訴求在私有制的表現形態。古希臘民主是原始公有制在階級社會初期的遺響，現代民主則是資本主義生產力架設的通向無階級社會的科學橋梁。毛澤東說得明白：“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論聯合政府》)

　　此話何解?

　　——徹底實現資本主義民主，就是社會主義。

　　然而，第三，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徹底實行民主。立足私有制的資本主義民主，遏制不了資本剝削的內在沖動。資本的運行規律和嗜血本能擊碎了資產階級先驅者們為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獨立宣言》、《人權宣言》規定的社會主義公有精神;盡管資本一分鐘也沒有忘記對民主的刻意渲染，但一分鐘也沒有停止對民主的惡意消解。

　　資本主義是商品社會——

　　商品沖擊了一切特權，只留下商品的特權;“等級”被否定了。

　　私欲戰勝了一切公理，只留下私欲的公理;“神圣”被否定了。

　　商品堆里，一切個人、集團、政黨、階級都幻化成可以買賣的商品，都可以在金錢的天平上予以量化，而每個“商品”都被賦予了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和權力——商品的民主內涵。

　　然而是商品的“民主”。

　　既是商品，則“民”何在?“民”不在，何來“民主”?

　　“商品社會化”完成了對“商品”的抽象，成為“人的社會化”的商品形態;而“商品具體”則被否定了，亦即“商品”服務于人的本來功能被否定了。于是，“人”從“商品”中解放的課題，提上日程。

　　這是否定之否定——

　　“商品”否定“人”，是人的物化，即人被商品奴役的畸形態;而“商品社會化”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抽象，意味著幾千年私有制中人從被物奴役狀態向“非人”狀態的全面淪落。

　　“人”否定“商品”，即“人”的自我的全面復興;而“人的社會化”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抽象，則意味著轉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建立超越階級的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革命，已經到來。

　　所以，第四，社會主義革命是對資本主義民主的否定，也是在更高層次上對資本主義民主的實現。

　　商品否定了“等級”;商品的特權卻堆積起雄冠今古的金錢等級——大資本家壟斷集團。

　　私欲否定了“神圣”;私欲的公理卻支撐起道貌岸然的資本神圣——帝國主義強權政治。

　　每個商品都具有在競爭中被毀滅的“合法”理由，每個人的私欲都具有被更大的私欲吞噬的“合法”權利，每個人的民主都只能在資本嗜血的體制中，為自身有限的尊嚴而掙扎。

　　資本聚斂與集中形成大資本家專制和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在這個體系下， 代議民主，憲政民主，多元民主等等，無非資產階級專制在人民民主沖擊下所“創意”的限制民主的各種方式;民主不過是資本專制的附庸。

　　不管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如何優越于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受制于資本專制，卻是不爭的事實。而發達資本世界的民主成果，則是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運動沖擊資本專制的產物，是社會主義的資本形態。所以馬克思提出“革命民主主義”，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還有西歐踐行的社會民主主義，其實質，就是社會主義肩起資本主義民主的重擔。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民主變通為社會主義民主。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民主一般地表現為資本主義民主;或者說，社會主義民主一般地通過資本主義民主實現自己。

　　社會主義民主絕不能排斥資本主義民主;相反，“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變革》)

　　嚴格地說，社會主義民主不過是資本主義民主的社會形態，即社會主義主導的與資本主義對于“民主”的統一戰線。它有兩個擔當：一個是一絲不茍地尊重與落實資本主義民主，另一個是始終不渝地堅持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轉化。

　　兩個擔當在對立中同一：即擴展人民民主以制約特權剝削與落實資本主義民主以推進社會主義的對立同一。

　　無論資本世界，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必須擔起的歷史使命，就是這個“對立同一”。

　　——這是社會主義轉化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

　　中華民族應當擔起這個歷史使命。

　　如何擔當?

　　某先生寫道：“一個國家如果能夠確定或者倡議一種國際體制，就能夠擴大自己在國際社會的權力。”(《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權力》)

　　那么，“確定或者倡議”什么樣的“國際體制”呢?

　　既然人類社會是由諸多資本主義國家構成的“共同體”， 各個國家的人民又處于資本剝削之下，而中國則處于向西方“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即資本主義的“漫長”轉化中，那“確定或者倡議”的，能不是資本主義國際體制?

　　進言之，“確定或者倡議”這一國際體制，“擴大自己在國際社會的權力”，其指向，能不是以資本主義國家身份投身對資本世界的國際權力的爭奪，而必然地步入資本爭霸?

　　民族抗爭與解放，民族獨立與自強，是資本世界的顯著特征。中國必須義無反顧地闖進資本世界的民族大家庭。但中華民族決不能被資本世界消融，蹈入近代大國興衰之覆轍，而只能以獨立的族格、國格即社會主義品格，引領資本世界向社會主義變革。

　　當特朗普巧言令色，將倡揚“世界主義”的羅斯福玩弄于鼓掌，以極端自利的“美國優先”畸化民族主義，誘惑美利堅民族拴在“美國霸權”的戰車上，便完成了對美利堅民族的綁架與侮辱。

　　當特朗普聲色俱厲，將壟斷資本集團的霸權意識，訴諸于對歐盟、俄羅斯尤其中國的“爭霸”指責，則不但標志著特朗普們面臨美國霸權衰落的焦慮與恐慌，同時也見其險惡用心：誘導歐盟、俄羅斯尤其中華民族滾入“民族爭霸”的陷阱而自我衰亡。

　　中華復興絕非狹隘的民族復興，而是放眼世界、推動人類整體進步的社會主義復興。

　　無可爭議，民族主義固然可以凝聚民族情緒于一時，但以自利為核心的資本拜金主義卻從根本上銷蝕一個民族的筋骨。只有弱化貧富懸殊、強化人民主權的社會主義，才能以巨大的向心力鼓舞民心，團結民族昂首挺胸，聚成鋼鐵壁壘，無往不勝。

　　美國學者彼得·圣吉期待中華民族：“你們會不會步入工業社會的后塵?物質愈富足，就愈唯我獨尊，傲視于自然秩序之上?……或者，你們會找出一條新路?”(《為人類尋找一條新路》 見《北京晚報》2002年12月15日)

　　毛澤東主義!

　　——人類進步的新路!即社會主義主導下與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也就是：以社會主義原則對資本世界及其國際體制的正視、尊重、規范和引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斯大林提出這一路線，在與英、美等資本主義合作中，蘇聯崛起。然而，斯大林及其后繼者沒有把這一路線貫徹下去。從宣告蘇聯社會階級消失的理論失誤，到蘇聯共產黨異變為特權剝削黨，再到蘇聯解體，社會主義不復存在，蘇聯消融在資本世界中，只剩下“與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而喪失了“社會主義主導”。

　　蘇聯的問題在哪里?

　　執政黨自己的事沒有做好，社會主義的事沒有做好，人民主權的事沒有做好，共產黨異變為大資本家政黨，社會主義異變為官僚資本主義。

　　如何做好自己的事?

　　——尊重封建的“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資本主義的“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的長期轉變過程，高舉毛澤東旗幟，賦予“人類命運共同體”以社會主義的階級內涵，始終不渝地反腐肅貪，強化人民主權，以此示范于資本世界。

　　人民主權!——這不僅需要政治的強化，更需要基本理論的澄清。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嗎?

　　不!從根本上說：人，才是第一生產力。

　　列寧明確地說：“全人類的首要的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關于用自由平等的口號欺騙人民》)

　　社會主義崛起一定是人民的崛起。

　　改革初期， 人民的切身利益得到尊重，因此調動起最廣大民眾尤其是農民的積極性;而勞動者的崛起，則推動科技創新和科技運用如雨后春筍，蓬勃著中華崛起。

　　改革中期，被人民群眾主動創造精神所激發的科技偉力迅速脫穎，成為人民創造歷史的表征;于是，科技反轉來成為第一生產力，推動著中中華崛起。

　　改革后期，當科技依附資本放飛自我之時，科技的位置被資本取代;資本壟斷科技的發展方向和范疇，成為社會生產力的抽象。資本后來居上成為第一生產力，規定著中華崛起。

　　今日中國，進入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也就是“新時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新”，就是對“人是第一生產力”的回歸，強化人民主權，激發人民以主人的自覺，肩起民族復興的使命，萬眾龍騰，創新，創投和創業，開拓社會主義崛起之路。

　　資本主義是對資本的尊重，資本依賴勞動而生存，卻反轉來成為勞動的主人。

　　社會主義是對社會所有成員的尊重。

　　中國不能沉迷于資本崛起。資本崛起必須向勞動者崛起回歸：“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胡錦濤：《中共十七大報告》)

　　人民主權!——撐起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擎天柱。

　　社會主義!——引領資本世界華麗轉身的航道燈。

　　四、幾點結論

　　1、明確主旨：承擔起求索、研究并確立毛澤東主義的歷史使命。

　　2、深化本質：旗幟鮮明地闡釋并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崇高訴求。

　　3、尊重現實：明確主張社會主義主導的與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

　　五、毛澤東的囑托

　　“當我們黨內的政治路線是正確地處理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或被迫著分裂統一戰線的問題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確地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系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就要后退一步。”(見戴茂林、曹仲彬：《王明傳》)

　　薛 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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