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在1967年進入膠著狀態，對方繼續把原縣委書記、副書記、縣長等領導干部全部作為打倒對象，我們為了體現斗爭大方向，把原縣委書記放在第一位，但不過是虛晃一槍，第二位是武裝部政委，這是對方的支持者，但也只是口號而已，這時他已經不到省軍區去了。有一位縣委副書記，對方喊“打倒狗叛徒”，我們派機關干部到他原工作戰斗的地方進行外調，結果沒有找到叛徒證據，我們認為，沒有依據就不能不以叛徒對待，他后來為此對我們十分感激。還有一位縣委副書記，當我后來在五七干校工作時，他到五七干校學習，我們還在周末買了鰻魚，一起加餐，共享美味。對于時任縣長，我們也沒有提出打倒他，更沒有像對方那樣稱他老右派。在我大學畢業工作以后，他任我單位院領導，在這期間，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提了副科級、分了新住房。有一位縣人民銀行行長的夫人，為了在運動中解脫自己，胡亂揭發她的丈夫，我去她家批評了她，阻止她的非理智行為。

　　1968年8月，我們縣在合肥辦學習班過程中籌備成立縣革命委員會，對方的意圖是由武裝部領導出任革命委員會主任，我們堅持讓原縣委書記出任縣革命委員會主任，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接納了我們的意見，并且結合一批干部。當時，全身只有兩個縣由縣委書記出任革委會主任。

　　在縣革委會成立后，我作為縣革委會常委，極力推動解放干部。有一位局長，被本單位群眾批判，心中有氣，而且也不好工作，就回家了，當時落實828命令，縣革委會領導在大會上點名批評他，并且要作處理，我在會后，立即自費乘車到離縣城50公里的農村，千方百計找到他家中，要求他立即去縣城上班，爭取主動，然后我又伏在一個包裝箱上寫信寄給縣領導，建議縣領導給他安排工作，這樣他就避免了處理，而且重新擔任了局長職務。

　　1968年冬天，我們到省城參加萬人學習班，主題是揭發造反派背后的黑手，我利用這一機會，走遍省城大街小巷，吃遍小店美味，于是，地區革委會主任到省城找我談話，要我揭發黑手，并且說，人民給我的權力，人民也可以收回去。我認為，可以允許學生犯錯誤，也應該允許干部犯錯誤，不應該對他們“揪出”、“打倒”。回到縣城以后，我在縣里辦的學習班上，說清了應該說清的問題，主動承擔了應該由我承擔的責任，大家放下了思想包袱，我更加受到大家的尊重。

　　后來縣里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有一個公社搞得很恐怖，打死了一位農民，縣里派我帶領機關干部和武裝部官兵組成工作組去處理，我首先查閱了公安局的審訊材料，然后到鄉村去看所謂“反革命分子”，這是一位年輕農民，很淳樸，我感到，這根本不可能是反革命，但是，我也無法予以斷然否定，于是，我召開會議，認為他們“用了不應該使用的手段，整了不應該整的人，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把公社革委會主任以下的“群眾專政指揮部”成員全部撤銷職務，實際上就是停止他們的錯誤行為。

　　在我回鄉期間，我參加了一次公社組織民兵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行動，夜半三更，我隨著民兵直奔高山，進入一戶農民家中搜查，我進門一看，四壁空空，沒有任何有價值的物品，但是，我看見有一本日記，于是認真看了起來，看過之后，我發現這位農民青年非常關心生產隊的事物，關心國家乃至世界大事，有思想、有水平，我很受感動和震動，從此我常懷尊重農民之心，回蕩同情農民之意，深信人無先天貴高低之分，只有后來環境機遇之別。有我這位“縣常委”的同情，他們家當然也就解放了。40年后，我到那一帶走訪，得知這位青年農民后來上了大學。使我驚訝的是，當地人居然知道我曾經在深夜去過那位單門獨戶的農民家。

　　這些都充分表明，紅衛兵并非都是沒有人性、沒有感情、沒有思想的洪水猛獸。

　　1968年夏天，成立縣革命委員會，召開了有5萬人參加的慶祝大會，我感到從今以后，一切都有人領導和辦理，自己再也不必緊張忙碌，疲勞至極后的放松和失落，使我心靜如水，居然在主席臺上打起了瞌睡。

　　三結合的革委會中的群眾代表，仍然生活工作在原單位，剛開始我仍然住在學校，靠父親的錢維持生活，直到后來，才有一點微薄的出差補貼，回鄉以后，沒有我自己的房間，在別人家黑暗的樓上用紙煙包裝箱隔了一個房間，我所在的公社，5個大隊每個大隊每年給我補12個勞動日的工分，大概合60多元人民幣，經濟上仍然難以完全自立。我當時最大的希望，是能有一個專業的工作崗位和穩定的經濟收入，并沒有陶醉于縣革委會常委的職務。所以，當時上山下鄉，縣里要把我樹為典型，我在常委會上說，我肯定還要回來的，不能樹我作典型。有一次，我檢查知青安置工作，看到我們班的數學課代表在農村結婚，在喜氣洋洋之中，我的心情特別沉重。當然，多年以后，我仍然認為，知識青年下鄉，是人生難得的生活閱歷，它決定了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是我一生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對我周圍的干部群眾至今充滿感激和敬畏。

　　我經常被縣領導派到各公社檢查工作、處理問題，每次到公社，都是由公社干部讓出自己的房間給我住，從來沒有花錢住過招待所。在公社食堂吃飯，也從來沒有人陪同，更沒有喝過酒。有一次我隨縣革委會主任到公社調查災情，我和他在公社食堂吃飯，同大家一樣拿飯碗排隊買飯，前面的人甚至沒有讓我們排到前面。到農民家吃飯，我就按規定悄悄把錢和糧票放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有一次，我帶領林業局和公安局的干部到山區制止亂砍亂伐，住在農民家中，有一次深夜開完社員大會，深山之中無法再回住處，就與一位老農在他看護蘑菇的草棚中住了一夜。

　　經常下鄉，吃飯不僅要交錢，還要交糧票，當時我的糧油關系已經轉到農村，沒有糧票，于是，我到鄰縣務農的舅舅家中，請他挑了一擔大米，走了幾十里路，到我縣的公社食堂中換糧票，我們把米送的公社食堂，公社食堂按定價付給我們糧款和糧票。我當時是縣革委會常委、知名人物，但是公社干部沒有給我任何優惠，沒有多給一兩糧票。

　　那時縣里開大會，吃飯是10人一桌，飯菜定量，我總是吃不飽。有一次，我與另外一位常委，以開玩笑的方式，兩個人吃完了一桌飯菜。當然，也只僅此一次。整個在縣革委會工作期間，我沒有吃過一次請，沒有喝過一次酒，根本不知有公款消費之事。只是到了離開本縣、即將上大學的前夜，才有兩位朋友請我喝了一次酒，三人喝完了三瓶酒，依然沒有醉。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人為我送行話別，直到現在，我還為此不爽。

　　在革委會中，群眾代表一是沒有工作經驗和專業知識，二是不坐班不了解情況，三是領導干部對我們也是敬而遠之，所以，雖然也參加會議，輪流值班，但是，沒有多少發言權，很難真正參與重要決策。我深知，我們的使命難以持久，無非過眼云煙，雖然當時縣里已經把我報到地區革委會，擬提我為縣革委會副主任，擬進縣委常委班子，但是看破紅塵的我，去意已定，在招收第一批工農兵大學生時，我毅然決定上大學。由于我是縣革委會常委，又是縣教育革命領導小組成員，沒有任何困難和麻煩，就辦好了一切手續，實際上也有人希望我走，根本不需要拉關系開后門，這樣我就成為首屆工農兵大學生。

　　文革中的干部作風，特別是我們紅衛兵的境況，由此可見一斑。

　　全省幾個高校相同專業的教師全部并入我們系，師資力量很強大，教師學術品位很高。剛入學的一段時間，搞“上、管、改”，沒有怎么正式上課。我對運動已經沒有興趣，很想扎實的學習一些今后有用的知識，于是埋頭看書，即便后來正式上課了，我也堅持課余自學。在學校二年時間中，我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斯大林選集》、《資本論》，后來又看了十多本外國著名小說。剛開始看這些書，由于對外國思維方式及語言不習慣，比較費勁，后來看多了，也就逐步適應了。后來老師又教了中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共黨史、實踐論、矛盾論、政治經濟學等課程，這些都奠定了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也樹立了我的世界觀，從此之后，我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在初期“上、管、改”過程中，系里經常開大會，各班級要有代表發言，班長說，別人發言還要寫發言稿，我不需要些發言稿，所以就經常派我發言，對我當然也是一種鍛煉。后來學校學軍，搞拉練，我走了一半路，系主任要我乘車返校，寫宣傳稿，于是，同學們一回到學校，高音喇叭就開始表揚拉練過程中的好人好事，題目是《政治系長途拉練首戰告捷》。后來，我又參加了學校大批判組的工作，寫了一些教育改革方面的文章，大批判組就是學報的前身。又有一次，同學們去學工、學農，我隨兩位哲學老師去某市黨校輔導《實踐論》、《矛盾論》，大概有10多天，市黨校地處江邊旅游景點，食堂伙食也特別好，而且不要錢，這段時間非常開心，于是我寫了篇散文給正在學農的同學，他們在全班讀了我寫的信。

　　畢業之時，我問系主任，準備把我分配到哪里?他說，考慮我在縣里的職務，分配我回縣。我說，如果回縣，我學習的東西就用不上。結果，我被分配到五七干校當教員。當時是學習馬列主義六本書，擔任教學工作的有中央黨校、政法學院、省委黨校的老教師，他們歸心似箭，都希望我能夠盡快擔起他們的教學任務，所以對我都很支持，把我往講臺上推，我在學校打下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使我講的課學員容易聽懂，我比較受學員歡迎，這樣我就很快成了主講教員，不僅主講大課，而且免除了上臺前的試講，而其他的教員，都必須先到黨委會議室試講。1978年，大學擴招，于是，五七干校停辦，原址改辦某大學分院，我轉為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師，負責政治經濟學教研組教學工作。當時，在教學中，有的人為了取悅于部分學生的逆反心理，不負責任的講一些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陰暗東西，我沒有隨波逐流。我教的學生，后來有不少成為廳級干部，處級干部更多。

　　幾年的學習和教學工作，我深刻地感受到，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人生，信仰是堅不可摧的精神力量，而理論是信仰的堅實基礎，古往今來，凡是大國、強國，無論其理論基礎正確與否，都有強大的信仰力量作為支撐。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毛澤東思想更是國內外科學思想的精髓，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幾十年浴血奮戰的經驗大成，作為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中華人民，我們理所當然的要十分珍惜、高調弘揚、世代傳承。對誣蔑領袖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妖魔化共產黨、堅持花樣百出地推動私有化改革，千方百計地欺騙國人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丑惡行徑，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

　　文革回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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