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3日在上海附近金澤召開的學術會議中間，孫經先先生和曹樹基先生首次遭遇，大家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2014年7月5-7日在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楊繼繩先生與孫經先、楊松林先生首次進行面對面的交流，這一次交鋒的烈度較金澤會議有所降低，這說明和諧社會建設的成就在穩步推進。這兩次會議老田剛剛好都參加了，所以，寫文章追記一下，也讓圈外的網友分享一下學界相關研究的深度。金澤會議的相關發言，多數經過本人整理之后已經在《開放時代》雜志發表，武漢會議大部分內容都還沒有披露，這里的追憶部分只是很粗略和很減省的內容。
一、金澤會議上的爭論及其不足
在金澤會議期間，第一場的討論就是C教授主持，孫經先教授發言未己，即被C教授粗暴打斷，結果爭論烈度迅速升級到“無限接近于拍桌子”的邊緣。孫先生批評C教授的結論是謠言，C教授也寫文章反批評說孫先生是謠言，C教授的反駁文章是列舉了幾個戶口登記條例，說不可能出現戶籍重報。這個反駁在邏輯上要成立，就必須假定戶籍制度在現實中間的完美執行，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成立的，如果不存在戶籍登記不準確，就不可能出現統計局年度人口數字和以普查年份人口數字推算數字之間的巨大差距，而這兩個數字之間的巨大差距，不管觀點如何都無法否定其存在的。
在上海的討論中間，言辭很激烈，對于別人的觀點不兼容程度極高。孫經先教授特別生氣，幾乎要退出會場，我勸他說：要是在網絡上爭論這個話題比今天還要激烈，見面有可能飽以老拳的。政法大學教師吳法天就被人約架，慘遭數十自由派人士暴打一頓，吳法天還沒有否定自由派餓死三千萬的大數，只是說自己的村子沒有餓死人，這都不能容許。孫先生也很善于反省自己，他說開數學學術會議，絕對不會出現這樣的爭論，大家都自己的結論和證明過程擺出來看看，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不存在這樣的無謂爭論。這確實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根本性差別，自然科學中間正確的人只可能有一個，一個人對了，其他人肯定都錯了，社會科學要復雜得多，要證明他人的錯誤僅僅依靠確立自己的正確還不夠。最后能夠從別人自己的邏輯出發，檢驗其論點、論據和論證過程，在金澤會議期間，對于C教授和L博士的追問就是希望他們從他們自己的論證過程中間，說明為什么要舍去能夠解釋購銷“大數字”的購銷計劃如何確立的主渠道，老是從邊緣和零碎的方面去得出總體結論，很遺憾這個追問被反復提出，但沒有得到回應。
王紹光教授的發言主題，比較新舊中國的死亡率水平，還列舉了海外多國的死亡率下降過程，指出新中國僅僅7年時間就把人口死亡率下降到千分之10左右，這是迄今為止最快的速度。而困難時期的死亡率水平，與舊中國和海外同等貧困國家相比接近。王教授的研究，能夠較好地吻合毛時代人口快速增長的趨勢。
在金澤會議期間，老田特意援引一個網友數學對于新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文章及其他的結論，發言在網絡上發布之后，有網友認為這很不嚴肅：怎么能夠不引用專家學者的觀點反而引用網友的觀點呢?我其實在發言中間已經指出了，數學的解釋比很多學者的解釋更好，一些學者過于偏執，往往局限于“扒糞新聞”手法，不能夠對于新中國人口趨勢做出合理的解釋，解釋力低于數學這樣的業余水平。
王紹光教授的研究，和網友數學的說法，能夠很好的解釋新中國人口的大趨勢，并且實質性地說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人口生存機會的提升對于人口快速增長的重要性。在金澤會議上，還討論了馬寅初的節育政策主張，這個討論的實質是：新中國人口快速增長到底是出生率上升引起的、還是死亡率快速下降引起的?作為政治人物胡耀邦那個著名的信口開河的批示“批錯一人誤增三億”，導致學界很多人想當然地以為新中國人口快速增長是出生率過高引起的，掩蓋了其實是出生率不變條件下死亡率快速下降導致人口激增的真實原因。
在金澤會議上，復旦大學教授呂新雨的主題發言，是討論斯大林時代饑荒與出口的關系，她指出蘇聯的進出口受到西方國家大蕭條的影響，出口價格條件惡化，不得不多出口農副產品來平衡進出口。這個觀點無論正確與否，老田覺得這才是一個學者應該做的事情，不管斯大林個人的好壞，那些影響糧食供應數量增加或者減少的決策因素是什么，學者要超越業余水平，就需要深入追問各種影響糧食生產、銷售和分配的諸多因素是如何形成并產生影響的。在中國的大饑荒期間，也不停地有人渲染國內供應困難情況下還有糧食凈出口，其實這很容易理解，中國一五計劃期間對蘇東國家所借外債逐步到了償還期(還包括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進口武器裝備，蘇聯對此收50%貨款)，作為一個比蘇東國家更落后的前工業化國家，基本上不可能超越用農副產品交換工業品的貿易模式，中國后來是在1965年提前還清所欠外債。蘇聯1930年代對西方的貿易模式，與中國1950年代對蘇東國家相似，這體現工業化程度不同的國度在國際貿易中間的地位落差：先發國家總是拿工業品與后發國家交易農副產品。
1959年春天，外貿收購不能順利完成，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創造了“反瞞產經驗”被批轉全國，這后來成為很多人指責高征購的關鍵事實。毛澤東先是批轉了這個文件，一個多星期之后就反悔了，站在代表五億農民的小生產隊長一邊，反對一平二調，支持以“瞞產”對抗窮隊富隊之間的平調。這個反瞞產運動在很多地區都執行過，核心問題是1958年秋冬天糧食消費過多，除了外貿收購不能完成之外，各大中城市供應出現全面的極度緊張，上海市委有報告給中央。這個時間，武漢市因為庫存不敷供應，還“搶劫了”四川向上海運糧的糧船，根據當時的市長劉惠農回憶：在武漢及周邊搜羅了兩個星期才湊足糧食裝滿糧船，重新啟程發往上海。文革期間省長張體學告訴結合到省革委會的造反派頭頭，當時武漢處于斷糧的危險，張打電話請示李先念，李暗示說武漢這樣大的碼頭還找不到糧食如何如何，張心神領會伙同省市委干了一票搶劫的活。這個案例在反面揭示了對于城市而言，不存在所謂的高征購，結合城市的供應狀況去認識對農民的高征購，可以更為全面地了解到：城市供應的緊張是對農民口糧壓力加大的原因。在1959-1961年三年，除了城市供應之外，還要加上對于重災區的救災需要，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合起來造成對農民“征收過頭糧”的問題。根據《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一書數字：“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平均每年返銷農村的糧食為364.4億斤，占這三年平均征購量的34.4%，比一九五七年增加81億斤。”(第四章第一節)割裂農村和城市的對照視野，也是那些歷史教授們的普遍研究手法，這樣的偏于一隅的研究要得出可靠的結論，可想而知那是多么艱難。
在呂新雨發言期間，受到F教授和C教授很不禮貌的追問：你原來是研究什么的?你現在研究什么的?這個追問懷有惡意：意即你有什么發言權?!呂新雨竟然很老實回答說：我研究三農問題包括研究梁漱溟。老田對呂新雨教授很欽佩，要是老田碰到這樣的追問那肯定立馬就要翻臉的，但呂新雨教授卻把交流的精神和意愿一直保持到最后，這真的是一種很難學習的風度。在這個會議期間，那些以歷史學專家自居的教授，恰好不追問各項政策和決策的影響因素，甚至甩開政策制定和執行的主要渠道去思考問題，這給人極深的印象。C教授就甩開糧食部門征購計劃的制定過程，突出某個局部內相關官員對于征購計劃數字的影響，并把這個絕對化拔高為解釋歷史和政治現象的關鍵原因。而他博士生L先生也沿襲這個研究路數，追問一個地區糧食征購數字或者供應數字與官員個人行為、交通線距離以及征購最終的供應地的影響因子，甩開糧食購銷的環節，以及在這個至關重要的關鍵環節中間本地糧食購銷數字是如何確定的各種資料。劉民權教授多次追問L博士，他的研究區域是一個棉產區也餓死了人，這個吃供應糧的地區餓死人，肯定是因為供應數字減少了，導致供應數字減少的原因是什么?L博士沒有回答，可能是調查期間根本就沒有關心搜集這個方面的數字。
無妨假定他們這些研究都很深入切實，但是，所有這些他們重視的影響因子，加起來所造成的影響肯定也只占本地糧食供應數量變化的一個特別小的部分，真正決定糧食征購數量和糧食返銷數量的，不是各次零碎的討價還價，而是事先就確定好的計劃，而這個計劃是由糧食購銷部門在收獲季節之前就確定了的。全國性的糧食購銷計劃，如果不是事先確定，而是受到各地的討價還價影響，那整個計劃的制定過程的矛盾和分歧之嚴重，肯定會曠日持久根本無法短期內確定哪怕一個小小的地區或者省份的征購或者調出糧食計劃，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和執行全國的糧食計劃。計劃制定過程是在先的，而且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經過與地方官員的討價還價環節來確定，地方官員能夠參與意見的部分非常少，例如請求災情減免或者救濟數字，這對于全國性的糧食購銷計劃而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C教授很欣賞某位李先生的研究，說困難時期某個省區的糧食調出數量多少，與這個省委書記是否中央委員或者候補委員有關，這個人的研究把省委書記在官場中間爬升的期望，與不顧本地民眾餓死的糧食調出數字“唯一地”關聯起來，得出相關的因素分析和結論。這個研究要成立的話，必須首先證明困難時期前后，中央提拔官員的唯一依據就是調出糧食數量多少，其他的考核指標全部作廢，實際上并沒有這樣的證據支撐就輕率地得出了結論。而且，根據糧食部組織編寫《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一書披露：困難時期調出糧食的省份很多，南方大米產區19個省份，其中11個省份是挖庫存外調的，顯然，這十一個省區的省委書記并沒有都升遷，李某人要在這11個省區中間找那么幾個省區符合外調糧食數量巨大同時省委書記升遷的案例，就可以簡易完成論證過程，但是是否反映現實，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在金澤會議期間，老田對于學術圈內的教授研究，印象很差，所以特地提出“專案組學術”的概念，實際上，學術圈內的研究雖然很技術化，但是對于關鍵領域的極度漠視，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研究糧食征購問題，甩開征購計劃制定過程和供應數字確立過程，就是最為明顯的例子。
二、在華工會議上的繼續爭論過程
在今年7月華工舉行的三天會期內，原本的主題是要回溯集體農業時代的土地制度問題，但是，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話題明顯受到大家的熱捧。差不多一半的時間，大家都就這個話題發言。
今天回顧，所有海內外的大饑荒與人口研究，都肇源于1983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數字，這個發布的數字中間，1960年比1959年人口整整少了一千萬。全部的研究熱情，都是由這個少了一千萬的數字所激發的。
孫經先先生原本是一個數學教授，不了解也不關心人口問題的爭論，遲至2011年才介入這個問題的研究。他首先不是作為專家而是作為網友身份發言的，最初的研究成果是發表在烏有之鄉網站上的，后來烏有之鄉被黨內普世派官員勒令關閉，孫先生的研究成果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地方發表。
作為一個數學教授介入人口問題研究，孫先生做出了兩大貢獻：第一個貢獻是揭穿了蔣正華編造的假數學模型，按照孫先生的批閱，蔣正華的模型有很多常識錯誤，實際上不能成立也不能夠據以進行計算;第二個貢獻是：所有研究者都是從人口數字減少一千萬出發去激發自己的學術想象力的，但只有孫先生首次把審視的眼光盯住數字本身的問題，從而第一次以學者的眼光去看待數字的產生過程和問題。其實，1959年人口數字過高，這個問題不是第一次被發現，1988年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的《當代中國的人口》一書中間，就已經指出過，只是簡單地推測是一種近似于浮夸風性質的多報人口，沒有深入追問內在的原因。這本書的編者和作者群和強大“主編：許滌新，副主編：王向明、馬俠、田雪原，編委馬俠、王維志、王向明、田雪原、許滌新、沙吉才、張樂群、陳玉光”。
在會議中間，一些評論指出：孫先生的研究還有待于深入，他在論文中間有關戶籍重報和注銷的材料，還只是“點”的數字，對于幫助理解“面”上的數字有幫助，但還不是全面支持“面”上數字的切實證據。相比較而言，確實還沒有人能夠搜集齊全全面的數據，從根本上補正統計局數據的疏漏，得出讓人百分之百信服的結論。不過，這不影響孫先生對于人口問題研究的貢獻，至少，過去的學者研究僅僅從減少一千萬出發，然后去馳騁自己的學術想象力，沒有一個人像孫先生這樣，深入到數據的產生和匯總過程去求真探索，即便是作為一個學術上的假設——“孫氏假設”，也是十分有價值的，這有助于打開被長期封閉的一條學術通道，最終有可能產生有價值的成果。
《老子》中間大力推薦那種“相反而相成”的思想——是各種相互矛盾和沖突的力量最終共同界定了我們熟知的事實，孫經先先生從分析蔣正華的數學公式和模型入手，指出他的數學錯誤，楊繼繩先生與蔣正華通信中間得到蔣正華從未認真進行數字整理的信息并與公開讀者分享了，結合他們的努力，我們可以知道，蔣正華先生不可能從自己的數學公式中間算出任何一個結果，楊繼繩先生的去信追問，讓蔣正華先生公開了他至今拿不出計算結果的事實。
孫先生年紀很大，身體還不很好，為了研究這個對他來說完全是全新的跨學科課題，他沒有任何經費資助，從小學生做起，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呆了一兩個月，仔細閱讀和查證全國各地的縣志和其他人口資料。因為他身體不好，需要老伴隨身照顧，結果差旅費支出就這樣擴大一倍。對于孫先生的精神，與會的張樂天教授表示“實在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確實，對孫先生這樣的執著求真精神，老田不得不寫一個“服”字。
這次會議邀請了曹樹基教授，但是他未能撥冗前來，算是一個遺憾。楊繼繩先生倒是到會了，他在會議發言中間，反復強調了“我不是一個人口學家”，他發言中間還強烈希望在國內出版他的著作《墓碑》，也表達了自己結論遭到孫經先先生批駁之后，一些刊物不刊登他的反駁文章表示強烈不滿。楊先生在會議發言之初，表達了他為什么要寫這本書，他表示對如何評價毛澤東時代以及未來中國走向的深切關心，借用毛時代的語言，就是寫這樣一本書是出于對“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關切。楊先生還在講話中間表示，自己是一個老共產黨員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
在具體的證據材料質詢中間，孫先生提到楊先生引用的涪陵地區(現屬重慶)地區的人口減少數字不靠譜。去年在金澤會議中間，曹樹基教授以《墓碑》審稿人身份曾代為申辯，說“死350萬人”是編輯和文字上的錯誤，是“死了50萬人”之誤。這一次楊先生自己的申辯中間，否定了曹樹基教授的說法，重新啟用了一個死了200萬人的新數字。鑒于涪陵地區當時人口數字在450萬人數量級，這個人口數字接近總人口的一小半，這是極端驚人的，很難讓人相信。在孫先生列舉的不靠譜數字中間，有幾個數字占當地人口數的近半比例，這很明顯是不靠譜的數字，但楊先生卻引用了，而且在被指出之后還表示出“只要有出處就應該引用”的意思，這也與楊先生的資深人口研究者身份不符。楊先生研究大饑荒期間人口問題所花費的時間、接觸到的資料比普通人多數數十倍上百倍，對于明顯不靠譜的數字有著比普通人更為精審的判別能力，甩開自己的判別能力引用明顯不靠譜的數字，這也許有助于得出一個較大的總人口損失數字，但無助于提高可信度。這幾個數字引用透露出現的傾向，會給那些苛刻的讀者留下一個楊先生陷入一種情緒不能夠擺脫出來的印象，就像是古人所言“溺愛者不明”——一個人陷入某種強烈的情緒往往會喪失部分的判別能力。這可能讓讀者產生一種“作者不對讀者負責”的印象：一個好的作者應該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識去幫助讀者識別并剔去各種不靠譜的信息和材料，而不是相反去推銷不靠譜的材料。
很有意思的是，到目前為止，國內最先花大功夫寫出專著，宣傳餓死三千萬的學者，都是有著強烈自由派傾向的學者，例如曹樹基和楊繼繩。在過了好幾年之后，才有一個反駁性質的專著出現——楊松林的《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這本書的篇幅不算小，但主要是駁論性質的。
楊松林仔細辨析了許多個學者的死亡數字，自己也深入農村進行調查，他自己的看法是：三年困難時期的糧食減產主要源自天災;而餓死人則主要是因為人禍，具體地說就是“在食堂吃飯”的方式是一種過分正規的吃法，從每噸4兩糧食減少到3兩2兩逐步下降無法維持生命的地步，而在農民的家庭里頭吃飯，舊社會年均口糧不足200斤一樣能夠吃一年不會餓死人;還有第三個原因是人均口糧很少的情況下還過度動員農村勞動力大搞水利建設或者其他事業，而舊社會北方農民冬天基本上不勞動而是“貓冬”，過于正規的吃法以及低口糧水平下還要搞高強度體力勞動，則是死亡率上升的原因。楊松林特別指出，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筆下的楊松林信息，基本上都是錯誤和編造的，楊松林的身份也不是儲百亮所說的退休市長而是退休老板。楊松林還發感概說，中國的媒體記者往往不說真話，但是，外國的媒體特別敢編假話。
有一位外國學者高安東，研究蘇聯和中國的人口狀況，他用曲線擬合蘇聯二三十年代和中國五六十年代的人口數字，開始階段都有一個持續數年的直線上升趨勢，然后有一個向下的調整，蘇聯是通過一年的下調把計劃人口和實際人口數字吻合起來的，而中國則是通過1960、1961年分兩次下調人口數字的，他從蘇聯曾經有計劃人口的認識出發，推測中國1953-1959年的人口數字也是計劃人口而不是公安部匯總的戶籍人口數字。這個說法一出，大家感到十分新穎和驚奇，簡直聞所未聞，國內爭論的兩派人士都認定中國政府公布的人口數字是戶籍匯總而不是計劃人口數字，結果，面對高安東的推測，楊繼繩、孫經先和楊松林都成了分享共同認識的同一個派別。不過，高安東先生的研究路徑，是標準的人口學家模式，他使用后來的婦女生育率調查數字，去驗證公布出來的人口數字，最后發現：中國1960、1961年兩年是人為地調低了人口數字，這恰好與孫經先的結論吻合，而且他對分省數字的對比校核也發現，浙江省人口下調不是很明確，但江蘇省1960年人口數字下調很大，他開玩笑說：1960年大概特別適合多報死亡人數。
三、對于《墓碑》寫作方法的簡要評論
面對面的交流很重要，能夠獲得很多文字難于傳達的重要信息，楊先生在會上不止一次強調他不是人口學家，我是在這次會上才最后把握到楊先生的寫作方法。楊先生寫了《墓碑》這本書，實際上主旨不在于通過搜集材料經過論證過程得出自己的結論，這是通常的論文寫法，人口學家介入這個問題研究的通常模式是：從統計局發布的人口數字出發經過各種修正推導出自己的結論，但楊先生沒有這么做，實際上他也不打算這么做。他雖然也使用統計局數字計算人口損失數字，但這不是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推薦了死亡3600萬的數字，實際上不是他自己計算所得，而是從一些在他看來比較靠譜的專家數字取算術平均數而來。因此，反駁他的書，就不能夠從這種質疑論據和論證過程來進行。他主要是通過寫書羅列事實來表明政府行為對于災荒的責任，由此推導出這個體制或者制度根本不可行。
就歷朝歷代的老經驗來說，共同的現象是全部農業人口都要供養一部分不務農的人口，這個供養方式都依賴從農民手上轉移經濟剩余(價值)和糧食為代表的農產品(使用價值)。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后，農民需要供養非農人口的事實沒有改變，而且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農民供養的非農人口數量反而大為增加，其中1952-1957年城市人口增加2100萬人，1960年又比1957年多了3174萬人。為此，從農民手里需要轉移更多的糧食(使用價值)，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趨勢。首先要肯定一點，直到1980年前后中國人均糧食超過350公斤之前，全中國農民生產的糧食總量是不夠全中國人口吃飽的，非農人口吃糧食哪怕數量再少也是與農民的口糧需要相矛盾的。正是因為如此，1953年秋天才搞了統購統銷，應該如實地承認：統購統銷一開始就是與農民的口糧需要相矛盾的，而且一直有矛盾，這個矛盾直到中國糧食總產量超過溫飽線的1980年前后才結束。不過，這個矛盾在糧食減產的年份就迅速尖銳化了。
就政府對饑荒的責任而言，楊繼繩先生的觀點是站得住的，即便是書中這個或者那個例子被證明為不真實，這只能判別為“文風”問題——沒有仔細地搜集證據和甄別材料，但是無損于他的結論——政府征購(或者說官員行為)成為農民挨餓的原因。實際上從1953年政府實行統購統銷開始，糧食部系統的購銷部門是唯一的一個農民之外的分配主體，農民的留糧水平與政府的征購數字是一個“互為消長”的關系——政府要得多了農民留糧就得減少，反之亦然。由于1958-1960年三年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同時城市人口急劇上升時期(三年城市人口增加3174萬)，政府征購數字侵占農民口糧的程度更是嚴重上升了，征購數字對口糧剝奪的現象就更加嚴重了，這個大的判斷是站得住的。
我們姑且把政府的糧食部門給予一個人格化的稱謂“老陳家”，這個老陳家在全國農村鄉一級設有“糧站”向農民征購糧食，然后在全國城市和鎮子設置糧店賣出糧食，大概情況是向大約5億農民征購糧食然后向1億多非農人口供應糧食，老陳家壟斷收購—加工—銷售的全部鏈條。楊先生《墓碑》的主題思想近似于這個老陳家是“陳扒皮”罪行累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楊先生的書中所列舉的例子，相信在當時中國社會中間存在數千萬乃至上億量級的案例，寫一本書乃至一百本書都不會出現案例重復，所以對于案例真假的質疑是無效的，書中沒有搜集進來的案例還有大把。不過，單就政策執行所必需的信息成本而言，1956年農村轉社之前，老陳家需要與上億個農戶打交道，而轉社之后打交道的對象數量只有不到從前的三十分之一，給定搜集信息成本不變的前提，則征購負擔的合理程度會相應地上升30倍以上。由于信息成本不為零，因此，政策執行對象數量的大幅度減少，就意味著政策執行準確度的相應提高。
從1953年秋后開始實施統購統銷政策開始，農民家庭的全部余糧都在收獲季節結束之后，由老陳家設在各地的糧站收購，這個政策執行很徹底，結果真的導致地主家也沒有余糧了，何況當時農村已經沒有了地主和富農。在統購統銷政策之后，農民家庭普遍地出現口糧不足的問題，差別可能僅僅是有的餓的程度低一點，有的家庭饑餓程度高一點。在1954-1956年期間，對于那些絕對缺糧的農戶，由基層政權或者合作社評定，獲得稀少的“吃返銷糧”的機會——從基層組織那里獲得指標到糧店里平價買回糧食，這三年期間，糧食部門還有一定數量的指標供應農村的缺糧戶。這三年意味著老陳家接管從前民間的救荒職能，舊社會是缺糧戶向余糧戶借高利貸來實現救荒職能的，這種老陳家承擔救荒職能的后果也不全是正面的，因為免于高利貸的可怕威脅，費孝通發現從前極度節儉的江村農民變得大手大腳起來，費孝通批評他們吃光喝光是不對的，但農民反駁說“反正有毛主席、不會餓死人”。1956年全國農村普遍轉入合作社，此后，糧食部門就不再與一家一戶的農民打交道，而是與合作社、生產隊打交道了。1956年城市工資總額增長47.7%，1958年工業新招工人2000萬，這兩個關鍵的事實導致此后老陳家更多地滿足日益緊張的城市供應，城市供應已經緊張到了讓老陳家連續數年“挖庫存”的地步，而原本承擔的農村救荒職能就轉給農村集體承擔了，如果農村集體組織沒有儲備糧的話，顯然，對于農民的饑餓就缺乏反應能力。
換言之，經過1956年的工資額快速增長和1958年的大規模招收新工人，老陳家就逐步減少自己曾經背負過的農村救荒職能，與此同時，楊繼繩先生發現了大量事實：各級官員對于農民的饑餓瀕死缺乏合理的反應。這并不是意味著完全不救荒，而是，救荒糧食指標現在轉移到了更高級別的官員手里，除非在高級別官員那里輸入“有效的饑荒信息”，否則就得不到救濟糧指標，到了1960年6月之后就需要在周總理那里掛號才行，這個時候基本上是以省為單位的缺糧信息來決定糧食調撥，這是楊繼繩先生發現基層官員大多不做救災反應的原因所在——在糧食供應特別緊張的1959-1961年期間，救災糧指標逐步上收最終只有周總理那個級別才能夠決斷給哪個省區調入糧食或者減免征購數字。根據《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一書記載，困難時期救災權和糧食調度權限的集中狀況是：“為了安排好糧食調撥，在困難時期，一般要搞三道‘防線’，先是糧食部部長和地方協商;然后是中國共產黨主管財貿工作的中央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出面商談;1,000萬斤以上的糧食調撥，最后由國務院總理親自定案。一九五九年以后，不僅年度糧食調撥計劃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季度調撥計劃也由中共中央安排下達;到了一九六○年，有好多月度調撥計劃也都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級黨委執行。”(第四章第二節)
周總理掌握救災權，在客觀上增加了老陳家的供應能力，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1958-1962年連續五年以承擔巨額跨省運輸費用為代價(其中1961-1962年占當年省際運輸總量的12.3%)搞季節性調劑，開展“以早濟晚”和“以晚濟早”的工作，這一筆巨大的運費支出獲得了壓縮最低庫存數字，由此獲得部分的救災能力;二是從1961年開始五年內年均凈進口糧食84億斤，并把急劇減產的棉花集中供應給先進工廠、產出的棉布在香港市場上傾銷，連續數年獲得5億美元的外匯用于進口糧食。
1959-1960年期間，全國城鄉普遍缺糧的情況，導致擁有救災權的國務院層級出現“缺糧信息擁堵”的情況，這就像噪聲干擾了人們的聽覺一樣，普遍需要救災的呼聲過多，降低了按照具體情況給予分別照顧的可能性，結果，周總理只能就有限的救災糧指標優先滿足“信息”顯示最稀缺的省區，對大多數的“信息噪聲”既缺乏反應能力也缺乏反應必要——只就手里所有的救災糧數字傾其所有優先安排給所知的缺糧區，綜合后果可能是遺漏了很多應該照顧的地區，但還是窮盡救濟糧指標容許的最大限度照顧了盡可能多的饑荒人口。從基層看，周總理沒有能夠對所有的缺糧信息作出救災反應，這對于得到救濟的人口而言是一種幸運，而這種幸運也是與那些沒有得到救災糧地區的不幸運互為對照的，這兩撥人的不同遭遇總和，共同反映了周總理手里實際掌握的最大救災能力——原本周總理就缺乏救助所有人的必需資源。
小說《高玉寶》塑造了一個廣為人知的周扒皮形象，周是一個為了地主利益最大化、挖空心思出各種損招對長工進行最大盤剝的地主代理人形象。而在土改斗地主時期，很多從前的“張大善人”“李大善人”都變身為“張扒皮”“李扒皮”，期間的轉換依據的都是同一類事實，例如大善人在青黃不接的季節向窮人放高利貸，這在地主占據絕對優勢的舊社會，往往被解讀為對窮苦人的救命行為，沒有富人放債窮人就不能生存，但是，在土改時期，同樣的高利貸行為就被視為殘酷剝削沒有任何正義性可言，窮人向富人借貸所實現的“救命度荒”的功能，被視為地主實現牟利的無法超越的手段而貶低，這就與地主占主導地位的時代絕對突出救命糧的功能性價值形成鮮明的對比。
確實，對于老陳家的表現，完全可以按照楊先生寫作方法塑造出一個“陳扒皮該死”形象，但是也可以像楊繼繩先生那樣大量列舉另一面的事實，寫上一大本書來論證“陳大善人萬歲”，這樣的正面例子在實際中間也是千萬量級乃至上億量級的數字，這只要把眼光轉向那些在老陳家糧店買糧的人身上就可以了。在糧食極度緊張的年月，按照老經驗是可以賣高價的，老陳家沒有賣高價，甚至還虧本出售，硬要說成是高風亮節恐怕也可以成立【當然老陳家有一個后門直通國庫，虧多少就可以去國庫搬多少真金白銀回來】。老田的記憶中間，1970年代中晚期，水稻收購價0.10元左右一斤，而大米銷售價才0.138-0.142元一斤，考慮到出米率只有70%左右，老陳家還承擔龐大的運輸和加工成本，這就不能不承認老陳家確實在長期堅持虧本銷售，沒有趁機撈取好處。
而且還有一個關鍵性的事實是：在1959-1961年最為困難的時期，老陳家讓所有人共同挨餓，地無分南北、人不分城鄉都一體挨餓，共同挨餓的事實顯然是因為老陳家有能力最大限度在全體國民中間較為均等地分配稀缺的口糧(為了避免爭論，事先承認還是沒有做到絕對平均)，這無論如何都是救災效果極大化的成就。當時任石油部長余秋里的回憶錄指出：他召集一次全系統的會議，很多廳局級干部一樣罹患浮腫病，體力虛弱到上樓都很困難的地步。還不僅如此，更高級別的干部家庭也一樣，有一位北京四中的老三屆回憶班上同學，當時很多高干子弟都在一個班，朱德的孫子朱成虎、劉少奇的兒子劉源也同樣受到吃不飽的困擾，只有薄一波家例外，老是派勤務人員開小車送進口小麥制造的富強粉包的餃子到學校給自己孩子吃，結果引起大家的側目而視，文革期間批判薄家的特權思想這是最強有力的證據之一。最低限度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印象：老陳家確實做到了讓高官家庭也一樣降低口糧標準，雖然不是所有的高官都同樣自覺。
楊先生的書中間還曾經強調說，各地庫存多少多少但是地方官員不作為沒有積極救災，使得餓死人數量擴大，楊書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是想要證明政府或者制度的腐朽。這個方面的描寫涉及到兩個具體的判斷：一是不必要的庫存數量過高降低了救災能力，二是動員庫存的權限過度集中于上層政府手中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行為能力影響了救災效果。但，老陳家有另外的說法，一是庫存數量不是過高而是過低，還曾經付出巨大運費進行“以早濟晚”和“以晚濟早”以降低最低限度的庫存數字騰出糧食來救荒，甚至還把庫存數字稱為“周轉庫存”——意即庫存數字僅僅為預備糧食加工和運輸環節時間所必需的數字;二是庫存調度權集中于中央是必要的，言下之意調度權分散是不利的。因此，庫存數字多少以及由什么人來調度，僅僅依靠楊書那樣列舉庫存數字是不能得出結論的，在尚未考慮老陳家的說法并加以合理批駁的情況下，楊書的解釋就缺乏切實的說服力。也就是說，楊繼繩先生所說的壞干部壞制度，確實精確地反應了困難時期的救災權逐步集中于中央的這個關鍵事實：各級干部逐步地失去了對缺糧現實作出反應的必要權力。但糧食部的觀點與楊繼繩恰好相反，認為集中糧食調度權力于中央，是有利于救災和少餓死人的合理措施，如果楊繼繩先生直面這個觀點進行反駁，可能比《墓碑》現有的寫法更富于現實性和啟發性。
所以，老陳家除了找農民要糧食之外，還向非農民平價供應糧食(包括一部分不種糧食的農民)，楊書的主題思想是“陳扒皮該死”乃至于與陳扒皮相關的那些制度、人物乃至于時代都罪惡累累;但是，換一個角度以楊書的同樣的方法可以繼續寫一部“陳大善人萬歲”的書。而且，在事實和結論中間都能夠同樣成立，換句話說，“陳扒皮該死”和“陳大善人萬歲”是同一個老陳家的兩個側面，要把這兩個側面統一起來，才能更為準確地評價老陳家及其相關的制度和人物。楊書找到了其中的一個側面，寫了一篇大文章，得出了一個結論，但是這一個方面的材料支持不了全面的結論。
在會議現場，由于時間的限制，辯論雙方都無法充分展開自己的論證過程，不過看起來還是有些共識，一是大家都認為普查人口比較可靠，二是大家普遍使用普查年份人口來推算各個年份人口數字并展開自己的學術想象力。而且，還發現孫經先和楊繼繩學生都認為戶籍匯總數字中間的誤差，與局中人的利害關系有關。孫經先認為大數字誤差是因為招工過程中間農村戶口沒有注銷導致戶口重復，這個重復的戶口先是導致人口數字大于實際數字，后來又導致人口數字非正常減少;而楊繼繩先生則認為先前的狀況是因為“死亡數字瞞報”，這個中間相關人有利益，楊先生還認為出生人口不會瞞報，這也是利益使然。雙方分析的基礎油共同點：戶籍制度的瞞報或者推遲注銷都肇因于與戶籍相關的利益。不過，楊先生對于出生人口不會漏報的推測難于成立，至少后幾次人口普查數字中間，1960年齡組的人口大于當初統計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數字數十萬之多，這個謎底還有待于學界的深入研究去揭曉。
四、對爭論前景的展望
涉及到毛澤東本人或者毛時代的很多問題，爭論的雙方往往不能夠保持冷靜，劉小楓把這個稱為“精神上的內戰”。關于大饑荒和文革的話題，業已被賦予一個功能性的作用：要專門用于論證并否定毛時代的制度實踐，任何不同意見，哪怕僅僅是列舉卑微的事實，只要是不利于這個功能性作用，就需要被絕對禁止，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吳法天才被約架并被飽以老拳的。正是因為涉及到“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爭論的雙方往往不能夠調和，沿著歧路越走越遠。
1959-1961年主要是旱災引起的減產，老田讀過幾本地理學著作，而經濟地理學界對于旱災的統計分析結果是：“旱災出現次數頻率較高，災情比較嚴重的有5個地區，即松遼平原、黃淮海平原、黃土高原、四川盆地東部和北部以及云貴高原至廣東湛江一帶。全國約有70%以上的受旱面積分布在這些地區。其中以黃淮海地區旱災最嚴重，其受旱面積約占全國受旱面積的一半以上。”(吳傳均主編《中國經濟地理》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76頁)在地理和水利學科的交叉線上，近年來有一個水資源學的學科誕生，這個學科把旱災或者缺水劃分了兩類：一類是資源型缺水，這主要分布在北方，這些地區人口密集工農業發達，水資源量相比較用水量嚴重不足;另一類在南方的山區，稱為工程型缺水，這些地區降雨量不小但是季節性分布不均，蓄水工程投資大導致蓄水量不足結果到了用水季節就缺水。
在金澤會議上，C教授的PPT中間畫了一幅饑荒嚴重程度的地圖，王紹光教授指出這個圖上顯示恰好與歷史上饑荒發生密集地吻合，C教授斷然否認，說正好是相反的，因為這幅地圖是C教授所畫，那么他肯定是理所當然的權威，我們就只好閉嘴了。不過，這一次華工的會議上，高安東也畫了一幅同樣地圖出來，圖上顯示的人口損失最密集的區域，依然與吳傳均等指出的旱災高值區很吻合。還有些人例如金輝等，利用年度水文數字來論證災害的有無，我就此請教水利專業學者徐海亮，他指出：從上大學農水專業開始，從來沒有見過用這樣的數字分析水旱災害問題的，對于專業人士而言，作物生長期內往往一兩個星期之內不下雨或者下雨過多就會導致減產或者絕收，對于水利專業人士而言，年度降雨量或者徑流量數字對于分析災情而言是無效數字，從來不會有人像金輝先生那樣做這種相關分析。其實，楊繼繩先生也部分采納了這種專業人士不做的分析方法。如果硬要用年度水文數字的話，過去60年里長江和黃河年徑流量最小的都是1972年，是年黃河首次斷流，長江徑流量只有7700億立方米(多年平均數字是9700億立方米，1998年洪水年13400億立方米)，但這年的糧食是增產的，可見災情和成災面積都不大，與徑流量數字缺乏相關性。分歧的深度，意味著雙方在自然科學的領域都很難接受已有的知識積累，快要接近列寧所說的反對幾何公理的程度了。
在華工會議期間，有一個F博士寫文章說，因為浮夸風導致高征購。在會下老田專門問他，有沒有讀過糧食部組織編寫的《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還問他糧食收購計劃有沒有可能在各地估產數字的基礎上制定，他表示征購計劃不可能在事后獲得足夠的信息去制定而只能在事先，他還說有一套紙版的《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老田還只有電子版的)，這說明他對于糧食征購計劃的制度和執行過程相當了解。但他所寫論文卻恰好反過來，假裝不知道這些情況，然后把一些相關數字與官員的態度做關聯分析，并進而“推導”下級官員態度與中央領導人的態度有什么關系。飯后閑聊時，另一位與會學者張謙評論說，突出政府機構內部信息傳遞失真問題，完全是為了寫論文需要。為了寫論文，竟然做到了拋開自己已經了解的情況，假裝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從完全無知出發，從信息傳遞、官員利害關系出發去推斷所謂的高層領導人偏好，這到底是做學問還是在制造用學術名義包裝的謠言?在一定程度上，學術場域中間雖然密集分布著掌握各種學術分析工具的學者，但是，要借助這些聰明的頭腦的幫助讓我們接近歷史的真相，看起來還十分遙遠，或許對那些每個學期都要上交一份“教學科研成果統計表”的教授和博士們來說，怎么寫出一篇格式完備邏輯完美的論文來，比揭示歷史事實更加具有優先性吧。
不僅如此，專家教授們對于常識的漠視已經到了驚人的高度，金澤會議期間，C教授和F教授異口同聲說：只要讓農民出去逃荒就不會餓死人。考慮到1953年統購統銷之后農村基本上沒有余糧的重大事實，再考慮到困難時期農村普遍還處在“吃食堂”階段，逃荒人口能夠在自己的家鄉之外只能遭遇到另外一個饑餓的人群，在缺乏余糧的情況下乞討行為能夠得到足以支持持續活命的接濟數量嗎?而且在“吃食堂”階段對乞討人給予施舍的權力由誰來掌握：隊長、廚師還是全體社員投票決定?這兩位教授還異口同聲指出：集體時代剝奪了農民的遷徙權就是“法西斯”，其中F教授的老家是江西農村，父輩還是生產隊干部，F教授并不是說自己的父輩就是法西斯代理人，而是把一種虛無縹緲的遷徙機會當做現實之后才會產生這種錯覺。這種義正詞嚴的指責也帶來很大的疑問：在一個工商業極度不發達的時代，農民離開家鄉找到新的生存機會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中山大學教授吳重慶教授曾經寫過專文辨析這個問題，他區分了農民流動的“推力”(在家鄉缺乏生存資源被逼外流)和“拉力”(在外部找到好的生存機會而外流)，如果可以證明集體農業阻斷了農民對于“拉力”的響應能力，那么，可以下結論說集體農業確實束縛了農民，但是，工商業不發達時代，土地上的種植活動還是農民唯一生存機會的時代，硬要說集體限制農民流動只能說是想當然，反過來，集體農業把一些人口和勞動力與特定范圍的耕地數量穩定地結合在一起，避免因為鄉村社會分化引發的推力，應該如實地承認這是一種德政(當然對于那些有機會買進破產鄰居土地的富裕農民家庭而言是斷掉了發財之路)。很明顯，教授們懷有過于強烈的政治抱負，在研究之先就已預設了強烈的制度偏好，這極大地妨礙了在研究中間關注基本的事實，這可能意味著在相當長的時間段內，專家不一定會高于業余水平的網友。
到目前為止，率先寫出大部頭專著的都是自由派人士，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懷有什么樣的政治態度的群體，最關注以大饑荒話題論證邪惡制度的效果。也就是說，目前主要是關注挖掘大饑荒人口數字的政治價值的人士，在這個方向上率先投入了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相關問題上，政府近乎喪失發言權，在左翼和右翼人士眼里，政府都不是可以信任的人。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黨史第二卷，其實沒有做任何真正的研究，只是抄寫統計局發布的數字說1960年人口減少了1000萬，這個抄寫數字的過程被媒體放大很是熱鬧地宣傳了一陣。左翼人士認為政府是散布大饑荒數字的幕后推手，JZH的假論文還被授予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就是證明，更有甚者，JZH因為這個虛假學術成果還被提拔為國家級領導人。右翼人士則反過來認定，政府是掩蓋大饑荒人口損失數字的幕后黑手，楊繼繩先生甚至說周總理親自指示銷毀人口損失數字。
可以預料，相關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不會因為自然科學的證據或者政府發布的權威結論而消停下來。既然爭論已經牽涉到“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關鍵問題，顯然，“精神上的內戰”就不會停止，甚至還可以斷定：即便是解決了中國未來走向問題，在相當長的時段內大饑荒損失人口數字也不會有最后的結論和共識產生。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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