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3日，新中國正面臨旱災和饑荒，周總理到革命老區伯延考察調研。四天四夜里，周總理走訪了幾十戶農民家庭，與鄉親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走訪調研考察中，了解了真實情況。

　　在調研過程中，當地干部壓制群眾，不準群眾講真話。那些準備反映真實情況的群眾都被關起來了，其它的干部群眾擔心領導秋后算賬，一開始也不敢講實話。最后，在周總理多次做思想工作的情況下，群眾才反映了真實情況。周總理夜里打電話跟毛主席匯報情況，毛主席同意取消集體食堂。伯延由此成為全國第一個取消集體食堂的人民公社。

　　這部影片本來是想反映共產黨實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承認錯誤的態度，謳歌周總理勤政務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品德。周總理的品德大家沒得說，世人公認，這點無可爭議。但它想反映共產黨實事求是、勇于承認錯誤的態度和精神卻事與愿違。有網友評論說：“有些電影不需要看就可以打負分。連最起碼的真誠都沒有，技巧和情節也不過是平添惡心罷了。 就沖一句“三年自然災害”，負分。”還有網友評論：“隱瞞真相，被演繹為替領導人分憂;滿口謊言，指鹿為馬的官員，只要裝模作樣地做個檢討，就官居原職，絲毫無損;共和國的領導人下去調研，基層的民眾各種如見君王，如喪考妣。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了，我們的主旋律電影仍然絲毫不考慮藝術性和受眾需求，這樣的意識形態宣傳工具怎么可能贏得票房和口碑呢?”

　　為什么有人反感這部電影呢?

　　因為廣大人民群眾不了解當時的真實歷史，這部電影也不可能反映當前黨的真實歷史，現在的主流媒體更不會反映黨的真實歷史，有的只是造謠與扭曲。反而，這些似是而非的宣傳讓人民群眾誤以為造成59-61年經濟困難的原因是毛主席的錯，是人民公社的錯，是公有制的錯，這個錯誤甚至餓死了三千萬人。

　　那么，黨的真實歷史是什么呢?網友黎陽在他的《如何看待毛澤東時代》一文中有如下敘述：

　　“餓死三千萬”這個數字從何而來?出處何在?證據何在?我查了半天，查不清。顯然是人云亦云。能夠確定的事實是：“三年自然經濟困難時期”的確餓死了人。餓死人最多的地方一是河南，二是四川。當時河南省委書記是吳芝圃，四川省委書記是李井泉。餓死人的原因并非無糧，而是奪糧——這兩個省負責人先虛報產量顯示“政績”。為了保護“政績”，把民間的口糧調走充數，導致老百姓挨餓，并對上封鎖消息隱瞞實情，對實際情況置之不理無動于衷，最終造成大批人餓死。——問題不是一個而是兩個：“缺糧導致挨餓”與“奪糧導致餓死”。

　　“缺糧導致挨餓”不一定就“餓死人”，不能確定就是蓄意的罪行。而“奪糧導致餓死”則已經餓死了人，是不折不扣的蓄意罪行。——那么有什么證據證明毛澤東參與了“奪糧導致餓死”的罪行?中央文件?書面指令?口頭命令?暗中鼓勵?事后包庇?恰恰相反，見到的倒是如下事實：“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向毛主席匯報河南能搞幾百億斤糧食，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主席根本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主席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這二人都因“奪糧導致餓死”而受到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嚴厲指責和追究，“文化大革命”后(毛澤東去世后)又都被“平反”，而且評價極高：吳芝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對于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李井泉則在“十大”當選中央委員、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顧委常委。——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追究了“奪糧導致餓死”這一罪行的罪犯，有人卻包庇了罪犯。誰包庇的?顯然不是毛澤東。能把“奪糧導致餓死”的罪行栽到毛澤東身上嗎?

　　“缺糧導致挨餓”是誰之過?“反反冒進”、“浮夸風”、“高指標”、“一平二調”、“共產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畝產萬斤糧”、“吃飯不要錢”、“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那么誰該對這一切負責呢?毛澤東是農民出身，從小務農，難道他不清楚一畝地能產多少糧食?我們得進一步了解黨的歷史。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舉行。八大對中央領導機構做了較大調整。將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分開。八大修改的新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第一把手稱為總書記。這樣，就將中央政治局與書記處分開了，將決策機關與領導日常具體工作的機關分開了。鄧小平任書記處總書記。”中央書記處有很大的權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要接受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書記處的權力高于政治局委員、甚至副主席。 也就是說，中共中央一切具體工作的部署安排實施，包括“大躍進”等均由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經辦。 鄧小平自1956年到1966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也就是說，在這十年期間中國除軍事以外的一切活動均由他負責，包括經濟活動。

　　另外，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還有劉少奇。1959年4月，劉少奇又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一直到1966年。至此，毛主席完全退居二線，成了黨的榮譽主席，國內經濟建設具體工作基本上沒有管了。

　　1956年八大以前一直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工作，不分“一線”“二線”。那幾年中國建設發展平穩迅速，成就舉世公認。1956年八大分了“一線”“二線”之后就不同了：“浮夸風”、“共產風”等左傾錯誤愈演愈烈。

　　黃嶺峻先生的文章《毛澤東、劉少奇大躍進前后言論對比錄》列舉了一系列事實資料，很能說明問題。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毛澤東于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上的講話《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足以說明一切。根據這些資料，充滿“畝產萬斤糧”、“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浮夸風”的宣傳集中發生在1958年6月至1958年9月這三個月。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這一切是毛澤東的布置或授意。事實是：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評反對“共產風”、“浮夸風”等錯誤傾向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無效。開了鄭州會議專門糾偏，無效。最后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正式糾正畝產萬斤的錯誤和“共產風”的錯誤。也就是說，從出現問題之后，毛主席一直在糾正這些錯誤。

　　如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到天津新意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匯報說“畝產可達10萬斤”，他聽后搖頭撇嘴，說：“不可能的事!”并指著一位領導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

　　《人民日報》曾刊登一幅照片，五個小女孩嘻戲地站在稻秧上，毛澤東風趣的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

　　毛澤東到湖北視察，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搖頭說：“我不相信”。

　　有外國朋友曾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跡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了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

　　此外，毛澤東還曾多次撰文狠批“浮夸風”，如他曾于1958年11月點名批評《人民日報》：“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麥子報成400斤。今年的9000億斤糧食，最多是7400億斤，把7400億斤當數，其余1600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

　　1959年3月第二次鄭州會議最后一次講話中，毛主席強烈表達他糾正“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等歪風的決心。他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

　　又如他于1959年4月29日發表《毛澤東致各級生產隊長的一封信》，信中說：“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供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干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很可惜，“退居二線”的毛澤東此時已無力回天，以至于這篇文章都發不出去，因此，這封信只能“屈居”在《黨內通信》之類的小刊物上，這意味著他已攔不住這股歪風了!

　　相反，1958年10月8、9兩日，鄧小平同志等由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和書記處書記張承先、萬曉塘陪同，視察了天津專區霸縣勝芳鎮人民公社和天津市郊區新立村人民公社的豐產稻田。鄧小平、楊尚昆還特意在天津專區薊縣畝產11萬斤的稻田上照了相。鄧小平主管經濟具體工作，他是知道浮夸風的，可他不但不制止，還帶頭搞虛假宣傳，毛主席多次批評他主管的人民日報，可他就是充耳不聞。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現在，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和劉少奇選集都已問世。我們驚奇地發現，在毛澤東選集中57-61年有大量反左的文章;劉少奇選集中在“大躍進”期間，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大刮五風的大躍進”的文章，而且從58年5月30日至61年5月7日，出現了整整三年的文獻空白;鄧小平文選也有從58年4月7日至61年10月23日，出現文獻空白期達三年六個月。直到62年2月6日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之前，五年多的時間，《鄧小平文選》沒有收入一篇關于經濟工作的講話、文章。我們只能善意地理解為這兩位領導人工作實在太忙了，這幾年沒有時間寫文章。

　　從58年到61年，毛主席一直沒有剎住包括大鍋飯在內的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和一平二調。結果，59年到61年在全國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國家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毛主席決定派出大量的人員到全國各地去進行實地調查，由此就有了周恩來四個晝夜的電影故事。現在的主流媒體刻意隱瞞這一段歷史，居心叵測。

　　為解決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和一平二調等左傾錯誤，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由毛主席提議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干部，共7118人，始稱“七千人大會”。這是我黨在執政后召開的一次空前規模的總結經驗大會。為什么要召開這么多人的大會呢?可能是毛主席想吸取以前的教訓，怕他的思想和政策又補封殺，在層層下發傳達時又變了樣。在會上發揚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步總結了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毛主席并沒有把責任推到某些人身上，還是主動承擔了責任，說是自己領導不利，應該承擔主要責任。這次會議對于統一全黨思想，提高認識和糾正工作中發生的“左”的錯誤，起了積極作用。會議確立“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經濟方針。注意，會議并沒有取消以人民公社為代表的集體經濟，從1962年開始，我國經濟明顯恢復并開始增長。由此可以說明，人民公社和大鍋飯、共產風、浮夸風并不是一回事。

　　但是，就在毛主席努力糾正左傾錯誤的過程中，從中央到地方又開始掀起了單干風。

　　就在七千人大會后的十幾天，北京西樓會議劉少奇就提出了三自一包，包產到戶，主張要分田單干。早在1961年3月7日，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他治下的安徽“共產風”問題比較嚴重，曾希圣在七千人會上受到了批判，遭到了撤職處分)來到廣州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并請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將關于安徽“責任田”的一份材料轉送毛澤東。

　　田家英并不贊成包產到戶。看到材料里講到，一些缺乏勞動力的社員家庭，特別是孤兒寡母，在生產和生活上遇到困難，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致信毛澤東說：“工作是我們做壞的，在困難的時候，又要實行什么包產到戶，把一些生活沒有依靠的群眾丟下不管，作為共產黨人來說，我認為，良心上是說不過去的。”

　　田家英的信引起了毛澤東的共鳴，他立即將這份材料和田家英的信批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的書記看。有人贊成田家英的意見，但陳云卻不以為然，他說：“安徽搞包產到戶，應該允許人家試驗嘛!”

　　3月15、16日，曾希圣向毛澤東匯報了“責任田”的情況。毛澤東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過了幾天，他又通過柯慶施轉告曾希圣：可以在小范圍內試驗。

　　但很快，安徽的“責任田”就不是小范圍，而是大范圍了。

　　1962年六七月間陳云提出分田到戶以調動農民積極性解決農業困難的辦法。7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包產到戶”的問題，鄧小平表態支持包產到戶。

　　這真是太奇怪了，昨天還在大刮共產風、浮夸風的這些人，一轉眼，又大力提倡要分田單干了。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不是極左就是極右，這到底是為什么?

　　1960年底以來，毛澤東為解決人民公社的問題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在他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允許地方進行責任田的實驗。如果說，此前毛澤東還認為“責任田”不妨被看作是解決公社內部平均主義的一種試驗，那么，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后，他認為已找到了克服平均主義的根本途徑，就沒有必要搞“責任田”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他調整人民公社體制的底線。他認為不能再退了，再退就退到分田單干的道路上去了。

　　毛澤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毛主席解釋過為什么不能搞包產到戶的問題，在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對當時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和其它領導說：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毛主席還說：“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

　　其實，從中國歷史上看農民的發展歷程也能明白為什么農民單干是錯誤的。自從商鞅變法以來，農民分到了夢寐以求的土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分田單干。一開始，農民的積極性很高，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由此，拉開了中國統一的序幕。其它以農奴制為基礎的諸侯國根本無力抵擋這一先進生產關系。到漢武帝時期，經過一百多年的奴隸制(即封建制)和自由農耕制(即中央集權制)的復辟也反復辟斗爭，原來的奴隸與奴隸主階級被消滅了。但是，分到土地的農民，因為天災人禍等各種原因，開始出現了土地兼并，重新分化成農民和地主階級。中國歷朝歷代都在如何防止土地兼并上做過很多努力和嘗試，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北宋的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變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土地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了少數地主手中，農民大量失地，農民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被迫造反，一個王朝被推翻，土地又重新被再分配一次。新的王朝又分田單干，初期休養生息，生產恢復得很快，到后期土地又被兼并，國家財政枯竭，開始加重對農民的盤剝，農民無路可走，于是新的農民起義又爆發了。如此循環反復，中國農民經歷了2000多年的分田單干，但是，哪一朝的農民真正富裕起來了呢?最多只能解決溫飽，想富裕是不可能的。為什么不可能?

　　首先是人口因素。隨著休養生息，人口大量繁衍，但是土地卻有限，農民平均能分到的土地越來越少，從土地上能獲得的財富也就越來越少。

　　其次是生產力因素。隨著鐵器的運用，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但是提高是有瓶頸的，牛拉犁耕畢竟有限，在糧食種子改良、現代機械化耕作和化肥水利灌溉等方面，中國農民幾千年進展緩慢。

　　再次是天災人禍。中國是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不是干旱就是洪水，要不就來個地震。當發生天災，政府往往無力救濟農民，官僚和地方豪強趁機大規模進行土地兼并，人禍橫行。農民大量失地，逐漸步入貧困。

　　還有文化水平因素。中國農民祖祖輩輩面向黃土背朝天，讀書識字的很少。到新中國成立時，全國文盲占80%，大部分是農民。由于缺乏知識，它們大都目光短淺，只知道自家一畝三分地，老婆孩子熱炕頭，能吃飽飯就是最大的滿足。很少有農民想著去發展規模經營，去經商，去辦農副產品加工廠，缺少知識限制了農民的發展。

　　最后就是外敵入侵。宋朝經濟世界公認第一，到明朝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可惜中國從春秋戰國一直到民國，甚至新中國都面臨外敵入侵這一威脅，給中國經濟造成巨大破壞，農民往往是受到損失最為慘重的群體。

　　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的帶領下，在利用農民這一中國最大群體，用實質是農民起義的方法(為此毛澤東在中共內部早期一直被打壓)取得政權后，中共黨內在關于如何開展經濟建設問題，包括在農村的發展道路問題上又產生了極大的分歧(與革命時期一樣，黨內左右路線斗爭極在繼續)。中共黨內只有極少數人了解農民，懂得歷史的發展規律。這些人其實是明白農村集體經濟和分田單干的區別和后果的。

　　中共在農村用土地改革的辦法使農民分到了土地，但是在1956年左右，中國農村又出現了土地兼并現象，有些農民因為各種原因把分到的土地又賣掉了，富農開始兼并土地。另外，隨著我國由農業國要轉變成工業國，需要大量的原始資本積累，西方列強是靠對外掠奪積累資本，我們無法采取對外掠奪的方法，就只能采用對內掠奪農業和農民的方法，采取高積累低消費的方式，完成國家的重工業建設，再由重工業帶動輕工業發展，最后再反哺農業和農民。因為現代種子改良技術、化肥技術、水利灌溉技術，機械化耕種技術都需要工業的支撐。種種原因，都需要中共把農民組織起來，一是農民抱團要共同渡過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時的困難，因為這種壓榨近乎殘酷，個體農民很難承受得起;二是農民組織起來，可以防止土地兼并，可以興修水利，治理河流，抵御自然災害;三是當國家完成工業化轉變后，輕工業生產的農機化肥等產品個體農民沒有資金購買，也需要農民集體購買;四是農業要完成機械化耕作，提高生產力，也需要農民的土地集中成片，這樣便于機械化耕作，否則，一家一畝地，各干各的，還沒等播種機或收割機啟動就已經到岸了，個體農民是不需要機械化的，國家輕工業生產的農機產品沒人購買，農村生產力無法提高，農民收入無法增長，內需將無法拉動;五是個體農民在生產規模和銷售渠道上都很難擴大，需要組織起來，在生產、加工、銷售上實現聯合規模經營，后期資金充足的條件下就可以興辦各種農副加工企業，成立運輸公司，成立銷售公司，成立技術研發公司，建立醫院、學校等機構，興修道路和基礎設施。由此，中國農村轉變成城鎮的一條康莊大道將水到渠成。

　　毛主席講路線確定后，關鍵就是干部。一個好的干部可以帶領農民艱苦奮斗，改天換地。例如毛主席提倡的農業學大寨就是典型。大寨，地處太行山腹地的一個小山村，人稱“窮山惡水”。這樣惡劣的條件不僅讓大寨人在農業上難有發展，畝產不到200斤，甚至還得時常擔心溫飽。地處黃土高原，大寨十年九旱。平日里，人畜用水緊張;可一旦趕上雨季數日暴雨，山洪暴發，全村頃刻之間就可淪為汪洋一片。

　　1953年，大寨響應中央號召，開始實行農業集體化，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以陳永貴、郭鳳蓮等為帶頭人的大寨人決心改變落后的面貌，敢于戰天斗地，艱苦奮斗，治山治水，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建設了層層梯田，并通過艱巨勞動引水澆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

　　他們想治溝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儲水，除了扁擔、鋤頭、鐵錘等最基本的勞動工具，他們擁有的只有一雙雙布滿繭的手。為這個在一般人看來白日做夢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十年后，大寨畝產猛增至700多斤。1964年3月28日，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茄向毛澤東匯報大寨事跡。毛澤東高興地說:“窮山溝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澤東對國家計委領導小組的同志說:“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它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同年12月21日，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竟然專門表揚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總結為八個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一年，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迅速在全國鋪開。陳永貴由此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國歷史上，一個農民當國家領導人的事絕無僅有。

　　河南省林縣人民在縣委書記楊貴的帶領下，通過學大寨，憑著一股“大寨精神”在險峻的山上開鑿出了一條“驚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紅旗渠，徹底改變了當地農田缺水的困境，創造出了高產穩產的農田，農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至今，紅旗渠依然熠熠生輝。

　　從62年到76年毛主席逝世，全國農村堅持集體化道路，有好干部的農村發展形勢喜人，但也有少數地方，從干部到群眾，思想上有抵觸，積極性不高，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例如安徽鳳陽小崗村。小崗村位于滁州市鳳陽縣東部的小溪河鎮，“大包干”前隸屬于梨園公社，當時僅僅是一個有20戶、115人的生產隊，以“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而聞名。1978年，小崗村生產隊正、副隊長嚴俊昌、嚴宏昌兩位帶頭人帶領總共十八位農民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創造了“小崗精神”，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村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廣到全國。

　　從1978年至今，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一直是主流媒體宣傳的農村改革開放的主要典型。官方媒體在報道中繪聲繪色地描述說：30多年來，小崗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草房被瓦房和樓房取代;黃泥巴小路被寬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學、自來水、電燈、電話，還有衛星電視接收系統，都在小崗村出現;彩電、冰箱、摩托車等高檔生活用品已進入農戶家庭，成片的葡萄園已進入盛果期，……小崗村正在闊步邁向小康!

　　主流媒體的宣傳，回避了一個客觀事實：水泥大道、村小學、自來水、電話，還有衛星電視接收系統等等，都不是小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勞動獲得的，而是由政府、企業和社會等無條件地施舍給小崗村的!——當地政府出資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江蘇省張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安徽省出資建自來水供應系統和村辦學校以及通到村里的柏油路，鳳陽縣電信局免費給家家戶戶安裝了電話，家家戶戶都擁有的彩電和小崗村專用車全部由企業和社會贈與，安徽省財政廳贊助5000元買物品發給村民過春節……。小崗村村民嚴留昌對記者說：“你們記者在這里看到的絕大部分設施是在前國家主席江澤民1998年9月到訪前的3個月內，官方投資突擊搞起來的。上級不希望小崗給安徽丟臉。小崗人沒有花錢，也沒有錢花。”

　　2009年11月6日，沈浩的死再一次使小崗村聚焦在全國人民眼中。2004年，沈浩被安徽省財政廳下派到小崗村任村支書，——1993年嚴俊昌退休后，小崗村的書記一直是由省里直派下來。11月9日早晨，中國官方的權威新聞機構新華社發布了有關沈浩和小崗村的消息，標題是：《“請讓我們為他立座雕像”——小崗村村民追憶村黨委書記沈浩》。消息中有如下話：“村民們告訴記者，沈浩剛到小崗村時，小崗很窮、很亂。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村集體欠債3萬元，人心渙散，村里連續多年沒有選出‘兩委’班子，村里亂建房、亂倒垃圾普遍，環境很差。這與‘中國改革第一村’的名氣相比十分不相稱。”

　　新華社發布這一消息的初衷，雖然是為了宣傳沈浩的政績，但是，無意中把小崗村的真實情況暴露出來!——1978年樹立起來的中國農村改革的典型，多名領導人親臨視察，得到社會多方的無償援助，在給中國農民做了26年的光輝榜樣之后，到2004年“沈浩剛到小崗村時，小崗很窮、很亂。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村集體欠債3萬元，人心渙散，村里連續多年沒有選出‘兩委’班子，村里亂建房、亂倒垃圾普遍，環境很差”。我們黨卻把這樣落后的村莊作改革典型強加給中國農民，簡直就是要廣大農民向靠社會施舍過日子的乞丐學習，在“人心渙散”的“很窮、很亂”的狀態中南轅北轍式的“奔小康”，也就是要廣大農民繼續窮困下去?事實也確實如此!改革過了30年，像小崗村這樣分田到戶的農村，至今沒有一個村莊是達到了“小康”水平!倒是那些沒有分田到戶或分了田又合了起來的、保持了集體經濟的農村“奔小康”的大有人在!——黑龍江省的興十四村、河北省的周莊人民公社、江蘇省的華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劉莊村和南街村等。

　　華西村在這里我不想拿出來講，因為有人反駁我說華西村是因為地理位置好，才發展成天下第一村。南街村跟小崗村情況差不多，我們就看看南街村的情況。

　　河南省臨穎縣的南街村，像小崗村那樣采用分割土地單干3年之后，認識到分田到戶單干不可取!于是，又立即進行了“走回頭路”的改革，重新合作化集體干!南街村人在農業生產中實行統一規模經營，建立集體農場;分設四個專業隊，僅用70多人從事農業生產;實現了耕播收打機械化，種植區域化，品種優良化，管理專業化;形成了林、田、路、電、渠、水、機械七配套，達到了旱澇保豐收;村辦集體企業26個，大多數勞動者從事工副業生產，1991年村辦企業產值達億元以上，1992年實現產值2.1億元，1995年完成產值12億元。隨著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村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村集體免費給村民供給水、電、氣等;兒童免費入托入學;村民防疫治病、人身保險、計劃生育、文化娛樂等費用，農稅和各項農村提留均由村集體負擔;村民住宅樓每戶建筑面積92平方米，每套三室(二室)一廳，家用電器、家具、炊具、制冷、取暖設備由村統一配備;村民生活正在闊步邁向城填化。

　　堅持走合作化集體道路的南街村，經過17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團結進步，依靠發展集體力量產生的巨大生產力，在1995年就已經基本上“奔小康”了。南街村書記王宏斌的報告網上有視頻，他講的內容能說明一些問題。堅持走分田單干道路的小崗村，扛了30多年“中國改革第一村”的大旗，現在情況怎么樣呢?有興趣的人可以去關注一下嚴宏昌的新浪微博。有人又說了，南街村不也是得益于鄧小平的改革政策才富裕起來的嗎?不進行市場化改革，南街村到哪去跟人家做生意。是呀，如果是這樣，黨中央應該大力宣傳南街村才對呀，這么好的典型，比小崗村好多了，為什么沒見黨中央宣傳過?

　　我們黨一貫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是農村包產到戶30多年來，農民是富裕了嗎?農村富裕了嗎?農業發展了嗎?2000年3月2日，湖北省的一位農村基層干部“含著淚水”給朱镕基總理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開頭就有一種“震撼”效果：“總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歲，經濟學碩士，在鄉鎮工作已有17年，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我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您寫信。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中國“三農”問題由此產生。陳桂棣、春桃夫婦撰寫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真實的反映中國農村社會現實，卻曾一度遭禁。

　　30多年農村的包產到戶改革實踐證明，分田單干，包產到戶完全就是錯誤的。我們黨應該有勇氣承認錯誤，并利用黨的民主集中制逐步糾正這一錯誤。從我們黨的歷史來看，也總是一下左一下右，犯了很多錯誤，但每次都能及時調整政策，使我們黨保持勝利至今。就像一個人走路一樣，總是左腳和右腳交替邁步才能前進。

　　可惜到現在權貴利益集團仍執迷不悟，不但不承認錯誤，現在又提出要在農村實行“土地流轉”，歷朝歷代都在努力抑制土地兼并，當局卻鼓勵資本下鄉，幫助資本去掠奪和兼并農民土地，還嫌農民失地不夠快，恨不得一夜之間，把農村的土地全賣掉就好，這樣農村的問題就解決了。更可恨的是，這幫人居然打著中國共產黨的招牌。

　　中國共產黨是什么?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一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會把工人強迫下崗嗎?一個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黨，請問它代不代表中國農民的利益呢?強占農民土地強拆農民房屋，卻不準農民越級上訪，難道就是這樣代表農民利益的?在農村先是搞承包制，再搞土地流轉，把集體經濟逐漸轉變成私有經濟，就這樣實現共產主義?

　　我想，只要頭腦清醒的同志都會斬釘截鐵的回答：“不，絕不!這絕不是真正共產黨做的事!”

　　我腦海里突然回想起毛主席說過的話：“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仗我們是不怕打的，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中國人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英國人說‘爵位不傳三代’;到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會是個什么樣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本主義上臺!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是法西斯主義;如果這樣的共產黨不是為人民服務的，而是掛著羊頭賣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發組織起來，以武裝的革命堅決的打到這個假共產黨!推翻騎在中國人民的罪惡統治!并全部、干凈、徹底的消滅一切附著在這個奸偽集團上的官僚買辦漢奸勢力!”

　　“資本主義一旦復辟，勞動人民就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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