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6：“正常”與“非正常死亡”：從歷史和比較視角看“大饑荒”
原編者按：香港出版的《墓碑》一書，稱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3600萬”人。最近幾年，孫經先教授連續發表了數篇文章，對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人口變動問題進行了分析，堅持用事實揭露《墓碑》一書大量使用偽造的、被篡改的和極為荒謬的數據，明確指出“餓死三千萬”是重大謠言，并正在編著《還歷史以真相》一書。重要的歷史見證人、93歲高齡的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同志為該書作序：《有力揭批“餓死三千萬人”謊言 科學研究“三年困難時期”人口真相》。最近兩年，楊繼繩先生又于2012年9月17日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并于2013年12月在《炎黃春秋》第12期上發表《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孫經先教授這篇反駁文章，對“餓死三千萬”重大謠言的來龍去脈作了辨析，以正視聽。
一、《墓碑》篡改、偽造數據事實確鑿
2013年9月9日，我們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了《“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用事實揭露了《墓碑》一書大量使用偽造的、被篡改的數據，制造了“餓死3600萬”的重大謠言。文中列舉了十個典型實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樣篡改、偽造數據的。楊繼繩先生在《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以下簡稱《謠言》)一文中對我們的批駁進行了辯解。我們先對楊先生關于這十個典型實例的辯解逐一進行剖析。
1.《墓碑》說四川省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死了350萬人”，我們經過查證1953年和1964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后，指出《墓碑》的這一說法是非常荒謬的。對于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謠言》一文在對一些枝節問題進行了無理糾纏后不得不承認，“這個例子中死亡比例這么高確實不同尋常。孫先生提出質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書上的這個例子”。這樣，盡管是很不情愿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楊先生畢竟已經承認了錯誤，并且答應“愿意更改”。
在那個歷史時期，我國一個專區級別的行政單位也就只有幾百萬人。一個只有幾百萬人的專區居然餓死了350萬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在讀到《墓碑》的這段話時馬上就斷定這一定是錯誤的，查證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只不過是為了用實際數字說明我們的判斷。在涉及高達350萬人死亡(這一數字相當于正常情況下當時全國一年總死亡人數的一半)這樣巨大的數字上，楊先生連核對一下人口普查數據這樣簡單的工作都不做，就把這一極為荒謬的數字寫進了《墓碑》，成為“全國餓死3600萬”、“四川省餓死1000萬”的重要依據，讓人很難相信他在其他數據上能夠有認真負責的態度!
這樣荒謬的數字在《墓碑》中絕不是只有一處。例如，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時人口總數只有136萬人的“通渭、會寧、定西、靜寧縣和西海固地區”，三年困難時期居然“餓死近百萬人”;1958年只有6萬人多一點(60971人)的甘肅省臨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萬多人(41381人)。(《墓碑》的說法見該書142頁、141頁;1953年人口普查數據見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臨夏市的數據見臨夏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臨夏市志》，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頁)我們在對《墓碑》一書進行查證的過程中發現，只要有人在某種場合下說了一句“XX地區餓死XXX萬人”，就都會被楊先生寫入《墓碑》一書，成為他“確認中國餓死3600萬”的重要依據。
2.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關于鳳陽問題的報告》中說：鳳陽縣1959年和1960年兩年共死掉60245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該縣“1959年和1960年兩年，共餓死60245人”。對于我們的這一揭露，楊繼繩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在陳振亞講話那個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
楊繼繩先生的說法純屬詭辯。讓我們看一下陳振亞報告的原文：“1959—1960年，鳳陽縣農村人口外流達11196人，占農村總人口335698人的3.3%。發病人口達102994人，占農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腫病達27735人，婦女子宮下垂6932人，閉經8237人。”“據統計，1959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組長陳振亞(后兼任鳳陽縣委第一書記)：《關于鳳陽問題的報告》，1961年2月1日)很明顯，陳振亞在這里說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數。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為“共餓死60245人”。為了掩蓋這一篡改，楊先生刪掉了原報告中的“浮腫病達27735人”這句關鍵性的話，因為“浮腫病27735人”這一數據就已經否定了他“共餓死60245人”的篡改。
此外，經我們查證后發現，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繼續篡改數據，把陳振亞報告中的“全縣死絕的有2404戶”篡改為“全縣死絕8404戶”。
3.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調查報告中說：信陽事件中信陽地區的死亡總數為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是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其《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以下簡稱《走向謬誤》)中，又進一步被篡改為“信陽事件餓死了108萬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調查組現場調查的結論”。對于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不得不承認：“我要肯定孫先生在總死亡人數與非正常死亡人數之間所做的區分。兩者當然是不一樣的。”但是他緊接著又做了詭辯：“在當年記述大饑荒嚴重后果的調查報告中，所說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情況究竟是不是楊先生所說的那樣呢?讓我們看一下這個調查報告的內容。該調查報告說：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于桑、武人文：《關于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1960年6月18日)這里的“死亡總數436882人”明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數，而絕不是楊先生所說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數。楊先生的辯解無法改變他篡改數據的事實。
楊先生說我們在查證時“沒有看到……死亡549171這個數字”，其實，我們早就對這些數據進行了查證。查證的結果是：楊先生對這些數據都進行了篡改，他把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檢討報告中的總死亡人數549171人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11月統計數是549171人”。
通過以上兩個典型實例，人們可以知道，陳振亞的報告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的調查報告中的死亡人數都明確指全部死亡人數。這就揭露了楊先生所謂“在陳振亞講話那個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在當年記述大饑荒嚴重后果的調查報告中，所說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完全是強詞奪理。
4.安徽省《無為縣志》記載，該縣1959年總死亡人數為86278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餓死82278人”。對于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辯解說：“按大饑荒時代的語境，在總結大饑荒的教訓時，死亡人數就是餓死人數。”《無為縣志》記載的是戶籍統計的總死亡人數，他把這樣的死亡人數居然也說成“就是餓死人數”。
由以上實例，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楊繼繩先生的一個荒謬的思維邏輯是：在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就是餓死人數”，而這是貫穿在整個《墓碑》中的一個基本的思維邏輯。
5.福建省《寧德市志》114頁記載，寧德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為7706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對于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承認：第一，他出現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國共產黨寧德歷史大事記》，但是他“沒有找《中國共產黨寧德歷史大事記》核對”;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說法與他所引用的《中國共產黨寧德歷史大事記》中的說法有重大區別。這個問題就很清楚了，無論楊先生如何辯解，都改變不了《寧德市志》中“寧德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為“1960 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這一基本事實。
6.《墓碑》說：甘肅省臨夏市1959、1960年“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我們經過查證指出，《臨夏市志》記載該市這兩年合計死亡1230人。對于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他的這一數字“引自李磊的遺著《悠悠歲月》”，“李磊可能把臨夏回族自治州誤寫為臨夏市”，“我沒有將李磊的數據和兩個地方志核對，這是我不細致的地方。孫先生的批評促使我核對。再版時將作改正。”這樣，在這個問題上楊先生承認了錯誤，并且答應“將作改正”。只是楊先生把錯誤推到一位已經去世的老人身上，顯得很不厚道，為什么楊先生在寫《墓碑》一書時不去核對一下地方志呢?
7.《墓碑》說：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我們經過經查證，《江口縣志》記載的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占全縣人口的4.6%。因此，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是偽造的。對于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的說法，楊先生在辯解中說，他的這一說法是引用了鄭義和晏樂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楊先生沒有提供任何事實說明這一說法的真實性。由《江口縣志》的記載可以知道，這一說法是偽造的。
在上述無為縣、寧德縣、臨夏市和江口縣等幾個例子中，楊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顯錯誤的數據。上述無為縣、寧德縣、臨夏市和江口縣等幾個例子中有關數據的虛假性都是很容易鑒別的，只要到國家圖書館查閱一下這些縣(市)的地方志就可以了。但是楊繼繩先生在研究這樣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時，卻連這樣簡單的鑒別工作都不去做，并且在我們已經指出了他的實質性錯誤以后，不但不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還為自己進行徒勞的辯解。
8.《墓碑》說：“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數據出處是《常熟市志》，我們經查證后指出，《常熟市志》沒有這一記載。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對此進行了辯解。在對楊先生的辯解進行評述前，我們要指出一個重要事實：《常熟市志》對三年困難時期常熟縣的浮腫病發病、治療和由此導致的死亡人數做了明確的記載。這一記載如下：“60年代初，國民經濟困難，縣內各地不同程度地發生營養不良性浮腫病，……其發病特點為冬春劇、夏秋瘥。發病高峰時全縣有病人4.9萬余人，各地組織醫務人員開展全面防治，辦臨時療養院350余處，采取重點療養與全民保護相結合，以及治療、休息、營養三管齊下。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萬人進行療養，其中90%以上恢復了正常。……至1962年夏消除，歷時兩年半。”1960年冬“縣內各地出現浮腫病患者，少數病人死亡。縣、社衛生部門組織醫務人員，對病行集中治療。”1961年“3月下旬，據衛生部門調查，全縣浮腫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為高峰，患者達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蘇省常熟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頁)由此可以知道，常熟縣的浮腫病死亡人數應在數百人左右。
楊先生查證了《常熟市志》，那么上述的這些明確記載楊先生難道沒有查證到?或者查證到了不愿意公布?
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辯解說：“《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頁有各年人口數據的記載。”“根據《常熟市志》提供的數據，做四則運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數。”然而，人們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志》第1029-1030頁記載的是常熟縣歷年的戶籍統計人口數據，而不是三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第二，楊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編造的一個極為荒謬的公式，計算出了常熟縣的“餓死人數”。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錯誤公式“計算”得到的數據說成是《常熟市志》的記載。
十個典型實例中的另外兩個，即《墓碑》中的“《溧水縣志》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郵縣志》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也都屬于這種類型的篡改和偽造。
二、一個制造謠言的“楊繼繩公式”
楊繼繩先生提出了一個“餓死人數”計算公式，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敘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難時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幾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為基準(楊先生把這一基準錯誤稱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某年餓死人數=該年年均人口數×(該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計算某一地區“餓死人數”的數字。下面為了敘述方便，把它稱為“楊繼繩公式”。從學術的角度講，這個公式完全違反了現代數學處理這類問題時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完全錯誤的。楊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了一大段話，認為這個公式一點也不“荒謬”，充分暴露了他對現代數學的一竅不通。在這里，我們不得不向楊先生普及一下數理統計學的最基本的常識。
稍微了解一些數理統計學知識的讀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個計算三年困難時期饑餓死亡人數的統計學公式，就必須以隨機方式取得我國若干地區與死亡人數有關的詳細數據，其中至少要有這些地區這一期間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種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數(正常死亡、由于各種疾病死亡、饑餓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數據，然后嚴格按照數理統計學的原則和方法，對這些數據進行處理，這樣就可以獲得一些統計規律，這些規律一般可以用回歸公式的形式表現出來，并且這種公式一般來說是非線性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個數學公式是不是正確，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下面我們就用實際統計數據來揭露“楊繼繩公式”的荒謬性。
湖南省常德地區1960年年均人口為404.6萬，死亡率為45.4‰，按照“楊繼繩公式”計算，常德地區1960年“餓死”人數為14.6萬。但是據《常德地區志•衛生志》記載,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區浮腫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頁;常德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地區志•衛生志》，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頁)利用“楊繼繩公式”計算出來的數字是實際水腫病死亡人數的24.3倍。上一節中常熟縣的實例也說明了這一公式的荒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記載，常熟縣浮腫病死亡人數約在數百人左右，而這一公式卻計算出常熟縣“餓死11000多人”，把人數擴大了十幾倍到二十倍左右。
我們就很多地區的情況都對“楊繼繩公式”進行了驗證，驗證的結果表明，利用這一公式計算出來的“餓死人數”，比實際統計數字通常要大幾倍、十幾倍、幾十百，甚至幾百倍。楊先生《謠言》一文中說：“1958—1962年到底餓死多少人，不是坐在書齋里能夠計算出來的。” 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這一荒謬的公式，“坐在書齋里”“計算”出了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和許多地區的“餓死人數”，從而制造出了一大堆謠言。就在我們已經指出這一公式的極端荒謬性之后，他在《謠言》一文中還繼續使用了這一錯誤公式。
三、究竟是誰“脫離中國實際”
“餓死三千萬”的說法起源于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如何正確地看待這些數據，是搞清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究竟是不是“餓死三千萬”的關鍵。我們認為，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楊繼繩先生在《走向謬誤》一文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說：“孫先生不了解我國人口數據的采集過程，說‘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他在這一脫離中國實際的認識上，推出了一系列脫離中國實際的結論。”
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究竟是不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我們認為是，楊先生認為不是。這是我們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對這個問題，1983年前后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李成瑞先生最有發言權。李成瑞先生明確指出：“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資料，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關于‘大躍進’和隨后的經濟困難時期的戶口登記數字，長期沒有公布。……直到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請國務院批準，才將這些數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人口數字。”(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載《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這段話明確告訴人們，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這就完全否定了楊先生的錯誤觀點。
從楊先生的兩篇文章可以看出，他根本不了解我國戶籍管理制度的基本內容和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數據的采集與匯總過程。在戶籍人口統計數據中，“當年歲末人口總數”這一數據的形成過程與人口變動(出生、死亡、遷出和遷入)數據的采集過程是一個完整的、統一的過程，“當年歲末人口總數”這一數據根本不需要獨立采集。這就是在這一問題上的“中國實際”。
顯然楊繼繩先生對這些內容一無所知。他在《走向謬誤》一文中說：“中國的人口數據最基層是由生產大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的”，“生產大隊干部在一起回憶一下：今年死了幾個人，生了幾個孩子。遷出數、遷入數也是上報時回顧的”。從表面上看，在實踐中可能存在著楊先生所說的這種情況。但是他在這里模糊和遺漏了更為重要的情況。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我國農村地區基層戶籍登記機關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所以楊先生所說的“生產大隊的會計或文書上報”，實際上是上報到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負責戶籍登記的人員那里。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負責戶籍登記的人員在接到這些上報數據后，就要按照戶籍管理制度的規定，分別將這些人口變動數據登記到本公社的“出生、死亡、遷出、遷入登記冊”中，并且在本公社的常住人口戶口簿中“根據人口變動，隨時填入或者注銷”。這就是說，楊先生所說的情況，僅僅是戶籍登記的一種形式和輔助手段，這種情況改變不了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數據“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這一實質。
我們已經說過，對戶籍統計數據來說“人口總數”數據的采集和“人口變動”數據的采集是一個完整的、統一的過程，“人口總數”數據根本不需要另外獨立采集。楊先生卻說基層上報數據時，人口總數數據和人口變動數據“這兩組在理論上應當互相對應的數據在統計實踐中沒有數量上的對應關系”，這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楊先生為了說明他的觀點，在《走向謬誤》一文中提供了一個“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這個表格上只有當年“年末總人口”和當年“人口變動”兩大項，沒有上一年歲末總人口數的數據。據此，楊先生說：在表格上“當年總人口比上一年總人口增長多少沒有顯示，也無法算出。這樣，當年總人口的增長和人口自然變動就無法核對。我想，這應當是當年總人口的增長數和當年人口自然變動數不相等的原因。”
楊先生在這里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我國的戶籍統計工作是每年都要進行的，“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是每年都要填寫上報的，并且在本單位和上一級戶籍管理部門都要存檔的。某個鄉、鎮(人民公社)上一年的歲末人口總數在該鄉、鎮(人民公社)上一年的“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上是明明白白記載著的，這樣“當年總人口比上一年總人口增長多少”，雖然在當年的“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上沒有直接顯示，但只要把它和上一年的統計表一對照，立即就可以計算出來，而絕對不是楊先生所說的“無法算出”、“無法核對”。所以楊先生所說的“這應當是當年總人口的增長數和當年人口自然變動數不相等的原因”，是完全錯誤的。楊先生完全否認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是戶籍統計數據，這就完全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正是楊先生自己在這一脫離中國實際的認識上，推出了一系列脫離中國實際的結論，走向了“餓死3600萬”的巨大謬誤。
四、楊繼繩先生的數學錯誤
從理論上講，在不考慮國際移民的情況下(這一時期我國國際移民人數極少，可以不考慮)，一個國家某一年的人口總數增長數(即“該年歲末人口總數”減去“上一年歲末人口總數”)應當等于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長數(即“這一年的出生人口數”減去“這一年死亡人口數”)。國家統計局1983年人口數據中出現的重大的令人難以解釋的矛盾就是：在1954年到1982年期間的大多數年份中，上述這兩個應當相等的數字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差異。我們把這一差異稱為某年的人口異常變化數，即某年人口異常變化數=該年人口總數增長數-該年人口自然增長數。由人口異常變化數確定的人口變化稱為人口異常變化，人口異常變化數大于零稱為人口異常增加，小于零稱為人口異常減少。
國家統計局1983年人口數據中的重大矛盾突出表現在：從1960年到1964年連續五年出現了數額巨大的人口總數異常減少的情況，五年合計異常減少了2644萬人。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重大矛盾產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1960年到1964年連續五年我國人口總數異常減少2644萬人的真實原因是什么?這是研究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人口變動問題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楊繼繩先生等人把我國這一期間人口總數的大量異常減少(合計2644萬人)全部(或絕大多數)解釋為是由大量人口“餓死”造成的，這樣就出現了“餓死三千萬”的謠言。
我們利用數學思維方法證明下列基本結論：對于戶籍統計數據來說，人口異常變化數只取決于戶籍遷移過程中所產生的遷移漏報、重報(虛報)行為及其對這些行為的糾正，與出生和死亡的漏報及其補報行為無關。因此，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出現的我國這一時期人口的大量異常減少，不可能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這就從根本上徹底否定了“餓死三千萬”的重大謠言。
楊先生顯然看到了我們的這個基本結論是對“餓死三千萬”的徹底否定，所以在《走向謬誤》一文中，他首先用了極大的篇幅否定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據是戶籍統計數據，然后又試圖推翻我們的證明。楊先生企圖推翻我們的上述基本結論，只能是一件徒勞的事情。
五、關于漏報戶籍就無法生存的問題
楊繼繩先生在《走向謬誤》、《謠言》兩文中說：“在那個年代，每一個人的生活資料都要憑票證供應。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最為緊要的是趕緊辦理‘糧油關系’的轉移，而‘戶口關系’的轉移是‘糧油關系’轉移的前提。不辦戶口就沒有飯吃。孫先生斷定當年數以千萬計的人在遷移后不上戶口，這些人吃什么?”這里楊先生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在那個年代漏報戶籍“就沒有飯吃”。一些年輕的讀者對我們的研究也提出過這一質疑。這里需要把這個問題說明一下。
在20世紀60年代，我國的“吃飯”問題分為兩種情況。對于城鎮居民來說，糧食憑票證供應，戶口關系是糧食關系的前提。沒有戶口關系，市鎮居民就沒有糧食關系，也就買不到糧食，當然是難以生存的。但是，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是農村居民。對于農村居民的絕大多數來說，他們自己就生產糧食，是不需要購買糧食的，更談不上需要“憑票證供應”糧食的問題。當時我國農村人民公社實行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三級所有”是指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指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農村居民只要在生產小隊參加勞動，就會按照一定的“人勞比例”從生產小隊中分得糧食。只要有了糧食，他們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我國在1956年到1959年大批農村人口遷移到市鎮，1960年到1964年開展的市鎮人口大精簡運動中精簡的重點就是這一部分人。這些人被精簡以后，他們絕大多數都回到了農村原籍。我們所說的漏報戶籍的人口，就是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對于這些人來說，他們的這次遷移，實際上是回到了他們原先就生活在那里的家鄉，那里有他們的家人和原先就居住過的住房(這實際上相當于現在的農民工返回家鄉)。他們只要在自己家鄉的生產小隊參加勞動，就可以分到糧食，他們是不需要購買商品糧的，不存在“沒有飯吃”的問題。對他們來說，在一個時期沒有戶籍對生活的影響并不是太大。至于這些人漏報戶籍的原因，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先生認為：大精簡運動中“由城市遷到農村的人口，對于落戶農村卻不那么積極。有些人認為，精簡城市人口是暫時的，一旦經濟情況好轉就又會回到城市，所以寧肯把戶口裝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農村落戶口(群眾稱之為‘口袋戶口’)，免得以后再到城市落戶口時遇到麻煩。”
楊先生在《走向謬誤》和《謠言》兩文中還說：“當時不帶戶籍、沒有糧食關系的人口流動是有的，就是從農村逃荒出來的饑民。”我們講的很明白，我國這一期間出現的遷移漏報戶籍人口主要是在1961年到1963年開展的精簡市鎮人口運動中產生的，這些人精簡以后絕大多數都回到了他們的農村原籍，這些人根本不是“盲流”。把這些人同“盲流”混淆在一起，顯然是非常錯誤的。
六、楊繼繩是怎樣走向“餓死3600萬”重大謬誤的
楊繼繩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就餓死人的數量問題，……據我所知，全國性的調查有一次。”關于這次調查的情況，他在《走向謬誤》中說：“1961 年底，糧食部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報一個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為了讓讀者相信這件事，楊先生在這段話的注解中特別注明，他2003年9月25日專門到周伯萍家，周先生當面向他確認了這件事。楊先生的這一說法有著重要影響，是他確認“餓死3600萬”的關鍵性依據之一。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讓我們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兒子周軒進先生是怎么說的。周軒進先生明確指出：“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什么大饑荒時期的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確的。”楊先生說他2003年9月25日專門到周伯萍家，周先生當面向他確認了“全國餓死人幾千萬”。周軒進先生明確指出：“爸爸絕無可能對任何采訪者公布什么餓死人數。即使是確實采訪過爸爸的楊繼繩，公布的對爸爸的采訪記錄中，也借爸爸之口，摻雜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論。”“爸爸恪守的這兩個數據，就是兩次‘缺糧人口’之間的差距。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餓死人數’，但絕不等于餓死人數。”(周軒進：《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風雨情>續記三》，參見《中華魂》網站)周軒進先生的上述回憶，充分揭露了楊繼繩先生借周伯萍先生之口所“確認”的所謂“全國餓死人幾千萬”，是對周伯萍先生原意的重大篡改和偽造。
《墓碑》一書具有極大的欺騙性，這種欺騙性表現在，這部書是在“紀實”的名義下，引用了大量地方志、檔案、對當事人的采訪和各種形式的其他資料，來論證所謂“餓死3600萬”的。因此為了揭露“餓死3600萬”的荒謬性，我們就必須對《墓碑》提供的這些資料逐一進行查證。我們是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完成了這一查證工作的。經過查證我們發現了以下基本事實：第一，《墓碑》中許多地區的“餓死”人數是通過極為荒謬的“楊繼繩公式”計算出來的，不是實際統計的結果;更有甚者，對不少地區，楊先生把自己計算的結果偽造為地方志的“記載”。第二，《墓碑》在使用大量的地方志、檔案、對當事人的采訪和各種形式的其他資料的數據時，都把其中的“總死亡人數”篡改、偽造和解釋為“餓死人數”。第三，《墓碑》大量使用了虛假的、荒謬的數據，而對這些數據的來源和真實性根本沒有進行查證和鑒別工作。第四，《墓碑》把許多地區由于各種錯綜復雜原因造成的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全部或者絕大多數解釋為是由大量人口“餓死”造成的。
在《墓碑》一書中，上述這些都不是個別的情況，而是普遍的、貫穿全書的現象和思維邏輯。我們所給出的若干例子，只不過是其中的一些典型實例而已。我們在即將完成的專著《還歷史以真相》中要對此進行系統的、全面的分析和揭露。謠言終究是謠言，歷史的真相必將大白于天下。
(作者孫經先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江蘇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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