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十年以來，國內外廣泛流傳著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3000萬”的重大謠言。在這一謠言的傳播過程中，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起了重大作用。該書認為1958年至1962年中國餓死3600萬人。
在研究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反復閱讀了《墓碑》，并對該書提供的每一個重要的“餓死人數”都逐一進行了查證和分析，發現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都是虛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偽造的、被篡改的和極為荒謬的數據。
1.《墓碑》說：“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數據出處是《常熟市志》)經查證《常熟市志》沒有這一記載。
2.《墓碑》說：“《溧水縣志》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經查證《溧水縣志》沒有這一記載。
3.《墓碑》說：“《高郵縣志》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經查證《高郵縣志》沒有這些記載。
4.《墓碑》說：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經查證，《江口縣志》記載的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占全縣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是偽造的。
5.《墓碑》說：甘肅省臨夏市1959、1960年“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經查證，《臨夏市志》記載的該市這兩年合計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數擴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報告中說：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是436882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死人數”。不僅如此，楊繼繩2012年9月17日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的文章中又進一步把上述數據篡改為“信陽事件餓死了108萬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調查組現場調查的結論”。
7.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1961年2月《關于鳳陽問題的報告》中說：1959年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陳振亞說：“1959年和1960兩年，共餓死60245人。”“總死亡人數”變成了“餓死人數”。
8.安徽省《無為縣志》記載，該縣1959年總死亡人數為82278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餓死82278人”。
9.福建省《寧德縣志》記載，該縣1960年總死亡人數為7706人。這一數據在《墓碑》中被篡改為“1960年全縣因患浮腫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員在飯桌上的話說：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經查證，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共有10個縣，這10個縣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人口數為423萬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萬人左右。如果涪陵專區真的“死了350萬”，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多少人口出生的，這就是說1962年涪陵地區就只剩下100萬左右的人口。然而僅僅兩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涪陵專區的人口總數竟然由100萬人猛增到372萬人。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這一說法是多么荒謬。
第二，貫穿在《墓碑》中的一個基本的思維邏輯就是，只要三年困難時期某個地區出現了人口統計數據的減少，《墓碑》就會宣布這個地區有多少萬人“餓死”了。
《墓碑》認為山東省餓死300萬“可能是一個最低數字”，其基本依據是“1957年山東人口5400萬……1960年應有人口5700萬，而實際只有5200萬，少了500萬”。
根據《山東省志人口志》提供的數據：(1)1958—1960年山東省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跨省遷移活動，凈遷出人數為244萬人。(2)山東省這一期間出現了出生人口大量減少的情況。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數為基準，1958—1960年合計少出生203萬人。(3)1959年9月山東省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發現了應注銷的虛假戶籍人口152萬人，這些人口的戶籍被注銷，造成山東省人口統計數字一次性減少152萬。由于前兩方面原因造成山東省人口減少447萬，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經完全解釋了山東省人口減少500萬的真實原因，這些原因都與人口死亡無關。但是按照《墓碑》的邏輯，由此就得出了山東省至少“餓死300萬”的結論。上述分析揭示了這一思維邏輯的荒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論證說：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萬人，一說是7175萬人;1960年……6200萬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數，以及生死相抵，共減少1200多萬人。據此《墓碑》斷言四川省“餓死人1千萬到1200萬”。
經查證，《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所記載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為7215.7萬，1960年的人口為6854萬，1960年比1957年減少的數字是361.7萬(這一減少的原因像山東省一樣也是錯綜復雜的)。《墓碑》利用錯誤的數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減少的數字由361.7萬擴大為1000萬左右，然后把這一減少全部解釋為是由大量人口“餓死”造成的，從而得到了四川省餓死1000萬到1200萬的荒謬結論。
《墓碑》中的許多餓死人數，就是通過這種錯誤的邏輯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并使用了一個荒謬的計算餓死人數的“數學公式”。
《墓碑》一書提出并使用了一個荒謬的計算餓死人口的數學公式，“知道了每年的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饑荒期間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就是餓死的人數”。按照這個邏輯，“非正常死亡”就是“餓死”，“餓死人數”=“總死亡人數”-“正常死亡人數”。作為一個專業的數學工作者，我們必須嚴肅地指出，從學術的角度講，這個公式完全違反了現代數學處理這類問題時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這一“公式”是沒有任何學術依據的，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楊繼繩也只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公式”，他并沒有從學術的角度對這個“公式”的正確性做過任何論證，更沒有用實際統計數據對這個“公式”進行過哪怕一次的驗證。這一“公式”也不會被任何一個嚴肅的數學、統計學、數理人口學工作者所認可。然而，楊繼繩就是利用這一公式，計算出1958年至1962年間我國每個省、市、自治區餓死的人數，并匯總得到全國這一期間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然后又把這一數字修正為3600萬，從而“確認從1958—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了3600萬人”。經過我們反復查證，《墓碑》利用這一荒謬公式所計算的各個省、市、自治區的“餓死人數”，全都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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