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959年4月29日《黨內通信》

　　省級、地級、縣級、社隊、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產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懷疑，中年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達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的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進行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以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建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地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種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于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文1：

　　毛澤東1959年六篇《黨內通信》述略

　　唐正芒

　　摘自2008年第1期《理論探討》

　　摘 要：在已公開出版的毛澤東各類著作、文稿中，以《黨內通信》名稱擬題的共有六篇，這就是毛澤東于1959年3月至5月撰寫的六篇《黨內通信》。它是在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已出現嚴重“左”傾錯誤、毛澤東黨中央努力糾正已覺得到的“左”傾錯誤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信中關于反對平均主義、反對“共產風”、努力調動農民群眾的積極性以及在工作作風方面提倡講真話、堅持群眾路線等等內容，對于當時糾正左傾錯誤，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959年3月9日至5月2日，毛澤東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接連寫了六篇《黨內通信》。據筆者對收集這個時期毛澤東文獻最為完整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和《毛澤東文集》(第七、八冊，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的統計，在這段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毛澤東除外交外事之外即有關國內問題的文稿共約65篇。但只有這六篇文稿將題目醒目地擬作《黨內通信》。而且據筆者所知，這也是已公開出版、發表的毛澤東文稿中僅有的六篇以“黨內通信”名稱擬題的文稿。在總共13冊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里，由于書名已提示出《文稿》的作者就是毛澤東，所以再就各篇的題目是誰擬的予以說明就很少了。但這六篇《黨內通信》卻在篇篇第一條注釋中都特別予以說明：“(本篇)題目是毛澤東擬的”，而擬的題目又都叫做《黨內通信》。為什么會有這種情況，這當是版本學或文本學研究的問題，本文不擬深究。本文只想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對這六篇《黨內通信》的主要內容略作介紹，并試圖探討一下這個系列“通信”對于糾正當時黨內盛行的“左”傾錯誤的重要作用和意義。

　　(一)1958年下半年特別是8月北戴河會議以后，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大躍進熱浪洶涌澎湃，人民公社在全國一轟而起。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開來。“一平二調三收款”、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及企圖完全消滅私有制等錯誤做法，直接損害廣大農民群眾的個人利益，嚴重挫傷了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加上大煉鋼鐵造成農業勞動力的嚴重浪費，使農業生產大傷元氣，盡管豐產，卻未能豐收。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受到嚴重損傷。在社會生活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脫離實際地辦起一些不必要的幼兒園、幸福院及男女分居，拆散家庭，引起各方面嚴重的不滿情緒。更直接和明顯的后果是：隊與隊、人與人之間的窮富拉平造成對農民積極性的嚴重挫傷，因浮夸風出現的高產衛星而造成的高估產、及由此而實行的高征購，使國家挖走農村太多的糧食，“吃飯不要錢”造成的糧食浪費，這些綜合因素很快就使一些農村出現糧食恐慌局面，嚴重問題即初見端倪。

　　毛澤東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動者，他對大躍進的熱烈場面和人民公社化的迅速實現是欣慰的、贊許的。但也隱約感覺到存在不少問題。為了了解和發現問題，探討和解決問題，他通過各種方式開展調查研究，果然發現存在一系列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并須盡早予以解決的重要問題。他認為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才能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健康發展。于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中共中央于1958年11月起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強調要劃清兩種界限即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人民公社必須重視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能否定按勞分配和價值法則的作用。并決定對人民公社進行整頓。于是從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至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前期，進行了為期半年多的對已經覺察到的“左”傾錯誤的糾正。但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提出劃清兩種界限、遏制急于過渡的做法后，農村的形勢并未像人們預料的那樣很快好起來，而且至1959年春，全國鬧糧食風潮，糧、油、菜不足的情況令人擔憂。尤其是各地普遍出現瞞產，甚至“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以保衛他們的產品。毛澤東深感困惑，苦苦思索。發現這種瞞產的深層次原因是所有制問題，因生產隊沒有所有權，他們怕公社拿走他們的糧食，于是普遍瞞產私分。毛澤東透過瞞產現象抓住了所有制這個本質問題，于是決定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解決這個關鍵問題。毛澤東的六篇《黨內通信)就是在全黨開始糾左、特別是在1959年2月底3月初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后，提出改變人民公社管理體制，以克服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和應承認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等歷史背景下撰寫的。它們既是糾左的產物，又是對糾左起了重要指導和推動作用的文稿。

　　(二)六篇《黨內通信》(以下簡稱《通信》)的第一篇是第二次鄭州會議剛結束后的1959年3月9日，寫給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于3月5日結束。根據會議的安排，各省需召開六級干部大會，省“六干會”后接著開縣一級的四級干部大會(縣、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以貫徹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通信》強調開會的必要性以及對會議應如何召開作具體指導。第二次鄭州會議就人民公社體制問題，特別是對克服公社內部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以調動農民積極性問題，進行了認真討論，并做出相應的決定(即收入毛澤東文稿中的《鄭州會議紀要》等文獻)。會上批評了那種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與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甚至社員個人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和按勞分配、否認生產隊和個人的收入應有差別等錯誤認識和做法。毛澤東主張堅決糾正平均主義和改變權力、財力、人力過分地集中于公社一級的狀態，要承認隊與隊、社員與社員之間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別;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并以隊的核算為基礎，在社與社、隊與隊之間要實行等價交換。盡管有的同志對毛澤東這些主張還轉不過彎從為是后退，但毛澤東強調，即使不寫進文件，但實際工作中也必須這樣去執行，所以毛澤東這些主張基本上成為第二次鄭州會議通過的基本精神和政策。這對糾正當時的“左”傾錯誤比第一次鄭州會議大大前進了一步，對調動農民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十分必要。但中央的會開了以后，各省、縣、公社能否對會議精神貫徹落實好，毛澤東還很不放心。盡管中央的會上已有布置，但毛澤東覺得仍有對各地強調的必要。毛澤東也預計到，貫徹鄭州會議精神“當然會有一部分人想不通，罵我們開倒車”，需要做很多思想工作。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要盡早召集會議，“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方針，把六級干部迅速找來，把方針即刻放出去，三幾天內就會將大小矛盾轟開，就會獲得多數人的擁護。”為此，毛澤東寫了本篇《通信》，以便能使各省會議開得及時，開出成效。《通信》對省、縣需要分別召開貫徹鄭州會議精神的六級、四級干部大會作了明確的要求和規定，并要求3月份要將各級會議(含公社、大隊的會議)基本開完，以便在3月份“基本上澄清和解決人民公社問題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觸問題。4月份就“可展開今年的大躍進了”。

　　第二篇《通信》寫于1959年3月15日，從一定意義上說仍是為了貫徹落實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也是寫給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的。中心內容是關于公社體制中的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第一次鄭州會議解決了社與社之間及人民公社與國營企業之間的平均主義和共產風的問題，第二次鄭州會議則是進一步解決公社內隊與隊之間的關系問題，確定了“隊為基礎”的原則，但對基本核算單位究竟放在哪一級，理解并未一致。當時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主張“堅決以原來的高級社即現在的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如湖北、廣東的情況。一種是主張“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如河南、湖南的情況。這個問題的實質在于，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雖比人民公社化運動初起時的公社核算，已向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實際靠近了一步，但生產大隊內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窮富拉平，仍會嚴重存在，仍會對群眾的積極性造成很大挫傷。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雖然仍會有生產隊中小隊與小隊之間差別的拉平，因還不是很理想的核算單位，但比起以生產大隊核算來說，又更切合生產力發展水平一些。比較之下更符合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利益和要求，因而更受他們的歡迎。這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一件大事。正如毛澤東在本篇《通信》中所說：“我感覺這個問題關系重大，關系到三千多萬生產隊長小隊長等基層干部和幾億農民的直接利益問題”。采取河南、湖南的辦法即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在億萬農民群眾和基層干部中是難以接受的。所以毛澤東特別強調：“采取河南、湖南的辦法，一定要得到基層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們覺得勉強，則寧可采用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致使我們脫離群眾。”毛澤東要求河南向正在召開的各縣四級干部大會征求意見，如不同意以生產大隊核算，“就不妨改一改”。為什么會造成兩種理解、兩種主張呢?如前所述，因為第二次鄭州會議上寫的是“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在這里，“大隊”和“生產隊”都可稱為“隊為基礎”中的“隊”，所以那些熱衷于提高公有化程度的就以大隊為“基礎”了，而注重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就以生產隊為“基礎”了。當然第一種主張在當年頭腦發熱的大氣候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真堅持這樣，則后果定會十分嚴重。毛澤東此時把正了航舵，十分難能可貴。他明確強調：“《鄭州會議記錄》上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管理區)。總之，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以后不但大多都以生產隊(即相當于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而且到1962年2月，還正式改為更“退”一步的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第三篇《通信》寫于1959年3月17日，僅在前篇《通信》的兩天后，仍是寫給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的。前兩篇主要都是布置各省開六級干部大會及規定討論的問題，主要是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問題、這是人民公社管理體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本篇《通信》主要是要求各省在省級“六干大會”結束后要接著開縣級的“四干”或“五干”大會，對已布置了縣級“四干”或“五干”大會的省的情況作了介紹。《通信》中提出這一級大會須討論另一重要問題，即是毛澤東“認為有理、值得討論”的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制問題。《通信》指出：“應當討論除公社、管理區(即生產大隊)、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三級所有。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之外，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制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王任重、陶魯茄兩位同志提出來的。我認為有理，值得討論。”這是在討論前一個有關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問題即基本核算單位問題之后，毛澤東又考慮的一個更進一步糾正在人民公社體制方面的“左”傾錯誤的問題。史實證明，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這個問題的討論意義重大，它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生產大隊內小隊與小隊之間的平均主義，更進一步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此毛澤東在《通信》中還要求縣的大會開過后，各公社要組織所有生產隊的廣大群眾開展直接的工作余暇的“全民討論”，以使全體社員了解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的意義并對之激起興趣。這個問題在兩年后，經毛澤東的極力主張，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試點，又進一步發展(或稱“后退”)為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使糾左收到了更大的效果。后來實行了近20年的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可以說就是在這里奠定基礎的。本篇《通信》還對所謂“觀潮派”、“算賬派”實際上進行了正名，認為他們是被人們看錯了，實際上他們的意見和觀點是正確的，并不是什么“觀潮派”和“算賬派”。本篇還強調我們制定政策，一定不能違背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群眾的迫切要求這兩條，否則“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這也是帶有長遠指導意義的可貴思想。

　　第四篇《通信》是1959年3月29日寫給省市區黨委書記及中央各部委黨的負責人的，是六篇《通信》中唯—一篇指導城市工作和工礦企業工作的《通信》。該信批評城市工作中的脫離群眾現象，強調要相信群眾，走群眾路線。尤其是對中層干部，要通過召開五級、六級或七級干部大會，“上層基層、夾攻中層”，因為他們如有錯誤觀點、頭腦僵化，就影響到“下情不能上達，上情不能下達，危險之至”。所以每年要通過開各級干部大會，了解情況，改正錯誤。只有如此，“中層干部的錯誤觀點才能改正。”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是，毛澤東強調，這篇《通信》雖然“說的是城市問題”，但“鄉村問題同樣如此”。可見信中關于對中層干部的批評和走群眾路線等要求，對領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的干部也是適用的。

　　第五篇《通信》是1959年4月29日寫的最具影響力的著名的《黨內通信》。與其他五篇《通信》只寫給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或書記這樣的高級干部不同的是，本篇從給省級一直寫到生產小隊一級的干部，并通過他們傳達給廣大群眾，是六篇中唯—一篇一直寫給基層干部的《通信》。本篇《通信》圍繞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共講了六個問題。最集中地體現出對農村工作中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等錯誤傾向的批評和努力糾正。其主要內容是：

　　第一，包產問題，生產隊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的可能性，吹牛是沒有什么益處的。第二，關于耕作技術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密植問題。強調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要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插秧究竟以什么規格、尺寸為宜，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第三，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在十年內，糧食問題上的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第四，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第五，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第六，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指農業生產中的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引者注)，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講假話“一害人民二害自己”。“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上述六條，除對農業機械化的要求有些操之過急及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的方針脫離實際外，其余各條均如實指出和批評了當時農村工作中的“左”傾偏向，受到了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拍手歡迎，對糾正1958年以來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是有重要作用的。

　　第六篇《通信》比較簡短，是前篇《通信》后三天即1959年5月2日寫的，仍是寫給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的，信的本身內容不多，主要是批轉一個報告。1959年4月13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昌黎工作組副組長王紹飛作了一個關于河北昌黎縣最近公社的工作情況和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目前農村正大搞春耕播種，干部和群眾都投入了生產運動。體制改變后，出勤率提高了，但很大一部分群眾對體制的變化不很關心，干勁不大。其原因：第一是分配問題。公社化以來分給群眾的錢很少，群眾對1959年的分配產生懷疑，害怕秋后不按勞分配。第二是生產指標問題。上面分配的產量指標離實際太遠。基層干部和群眾認為這是空想和吹牛，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第三是糧食問題。目前糧食比較緊張，不少出賣余糧的地方，一日三餐稀飯，難以支持勞動。第四是公社、管理區和生產隊的權限問題。目前公社和管理區的關系已基本解決，但管理區的手伸得過長，抓得太死，影響了生產隊的積極性。可見這個報告所反映的問題，是一些帶普遍性的十分重要的問題，如公社體制問題、按勞分配問題、糧食問題等，并試圖尋求解決辦法。毛澤東以這篇《通信》批轉了這個報告，強調昌黎縣的這些情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級黨委都應注意解決，越快越好”。他要求將他的信和王紹飛的報告發給各級黨委，一直發到生產隊的支部書記。可見毛澤東這篇《通信》總的目的仍絲毫未離開要克服平均主義、調動農民積極性這個當時最重要的話題。

　　(三)這六篇《黨內通信》都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努力糾正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期間撰寫和發出的，它對于糾正當時已覺察到的“左”傾錯誤產生了廣泛影響，發揮了較大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特別是所有制及其基本核算單位的“后退”，解決了在當時情況下所能允許的農民群眾最直接關心的最大問題。由于毛澤東的威望及在信上所表示的決心的堅定，使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基本上得到了貫徹落實，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無償調撥的“共產風”得到有力的遏制。以生產隊(這時實際上是指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相對于人民公社的大集體所有制來說，更適合群眾的要求。在這同時，輔之以確定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也即承認生產小隊在耕牛、勞力、土地等方面的權力，這就更“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迫切要求”，特別是為后來逐步確定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奠定了重要基礎。所有這些，總的來說都對此前嚴重挫傷群眾積極性的“一大二公”的“左”傾錯誤有所糾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

　　二是幾篇《通信》都體現了一個基本立場：關心群眾，相信群眾，走群眾踐線。要求召開省的六級干部大會和縣的四級干部大會，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把糾左的精神貫徹到群眾中去。在幾篇《通信》中毛澤東一再強調，“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同時他嚴肅批評了一些不向上級反映群眾意見和要求，使“下情不能上達”和不聽取群眾意見的一些“幾乎完全脫離群眾、獨斷專行”的中層干部的錯誤，要求召開大會，注重改變這些中層干部脫離群眾的錯誤。群眾路線是這幾篇《通信》貫穿著的又一根紅線。

　　三是在工作作風上，批評講假話，提倡和鼓勵講真話。1958年大躍進以來，大量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高產量，實際上就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講假話的結果，甚至是層層加壓力的結果，省壓縣，縣壓公社，公社壓生產大隊。報糧食產量一個比一個報得高，誰先報誰挨批評，“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結果假話成風，害了國家，害了人民，又嚴重損害了黨的威信。毛澤東對這種講假話、浮夸風很不滿意。早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他就說：“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但此后說假話風氣仍未停止，假話仍有市場。基于這種情況及其深刻教訓，毛澤東再次提倡和鼓勵大家講真話、不要講假話。而且不少話深入淺出，至今仍讓人們耳熟能詳、記憶猶新。如：“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在浮夸風盛行的大躍進年代，毛澤東提倡講真話、不講假話的工作作風，在當時十分難能可貴。這期間，他還向全黨提倡學習海瑞敢于講真話的勇氣和膽量。然而，遺憾的是，廬山會議他未能納諫，因而造成嚴重損失。而這正從反面說明他提倡講真話和聽取真話這種思想和作風的重要和可貴。

　　四是科學冷靜地看待糧食問題，提出了糧食工作的正確方針。1959年上半年，我國糧食工作已顯緊張，主要原因是公社化初期提倡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了幾個月，浪費了不少糧食;又由于1958年大煉鋼鐵動用了許多農業勞動力，使豐產未能豐收;加上高估產帶來的高征購等等原因，使糧食供應出現緊張局面。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4月29日的《通信》對糧食工作作了精彩的論述，如前文已介紹，總的來說，這篇《通信》實際上都在圍繞糧食問題作文章，但其中更有一段通俗易懂、深入淺出、使人讀來朗朗上口的糧食專論。這段論述膾炙人口，就像跟農民拉家常和談心一樣，使人讀后印象十分深刻。文中強調了糧食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其中一句“吃飯是第一件大事”幾乎成為中國人婦孺皆知的口頭禪。它對于我們今天重視糧食工作仍有現實指導意義。

　　總之，將這六篇《通信》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考察，可見其糾左作用和意義是十分明顯的，充分體現了從實際出發這一基本思想原則。我們不能因為廬山會議后這六篇《通信》中的不少好的思想認識未能堅持貫徹，而否定其本身的重要意義和價值。不少體現出正確思想原則的論述，至今仍需用以指導我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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