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褒貶與否，農村人民公社是毛澤東繼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第二、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并立的三大歷史杰作之一。對這三大歷史杰作，他的戰友們分別做出了前后迥異的選擇：第一件，他們主動參與;第二件，他們被動跟隨;第三件，他們本能抗拒。這三種不同的態度，凸顯出了毛澤東的冠絕群倫、卓爾不凡，凸顯出了他歷史巨人的眼光和情懷。同時，也注定了他的事業要出現不可避免的反復和曲折。

　　農村人民公社的建立，標志著中國農村集體經濟臻于成熟，標志著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許諾——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兌現，標志著一個嶄新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經濟基礎的鞏固。農村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與先她出現的全民所有制的國營工業企業、以流通為目的社會主義商業以及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補充的個體經濟，共同筑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廈。

　　而此時，毛澤東的目光，已掠過喜悅的人群，關注著那更深邃的遠方......

　　一 公社的興起

　　二 “五風”的出現

　　三 第一次糾“左”

　　四 廬山的干擾(第一次反右)

　　五 災難的形成

　　六 整風整社(第二次糾“左”)

　　七 調查研究年

　　八 公社的形成(第二次反右)

　　九 缺失文獻的記憶

　　十 人民公社祭

　　一 公社的興起

　　現今，在農村生活過，五十歲以上的人，拉起閑話，時不時會說：俺隊怎么怎么，俺幾隊怎么怎么。言語中間滿是懷念和追憶。這里說的隊，就是農村人民公社最基層的組織——生產隊，在幾千年的人類活動史上，僅存在了短短的二十四年。

　　說起人民公社，說起生產隊，就要回溯到一九五八年。那時，是新中國剛剛成立的第九個年頭，農村的基層組織結構由幾千年的個體私有，經過互助組(一九五一年興起，十戶左右組成，農具自有，互相幫工)、初級社(一九五三年興起，約二十——三十戶，互相幫工，部分農具入社統一使用)、高級社(一九五六年興起，約一百——二百戶，生產資料統一入社，由社統一分配生產任務)，在全國，成立的時間雖略有出入，但集體公有的性質已大體形成。

　　就是依靠這初級的公有制和初次風行社會的新意識——公心意識，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的上游昌平明十三陵，十三陵水庫破土動工，四十萬義務勞動的大軍日夜奮戰在水庫工地上，毛澤東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也親自到工地參加勞動，到六月三十日，不足半年時間——一百六十天，水庫竣工，七月一日舉行竣工典禮。初顯了公有制和公心意識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毛澤東由此看到了公有制的曙光，預料到她將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無窮的活力，是人類發展的方向。因此，一反過去由他總結的、且運用嫻熟、成效顯著的選點試驗，取得經驗，以點帶面，全面鋪展的工作方法，三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運動已經出現”，啟動了大躍進的按鈕。同時，為防過熱失控，他和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談話時，對河南、遼寧提出的不切實際的高計劃、高指標“懷疑是錯誤的”，要求《人民日報》在宣傳時“要留有余地”。幾十年后，吳冷西回憶起往事時，對自己頂不住壓力(可見壓力之大)，沒有替主席把好宣傳關，助長“五風”盛行，仍感內疚。

　　一九五八年前半年，由于已經初步開始的農田水利建設需要勞動力的高度集中，在農村中已開展了小社(高級社)并大社的工作，七月中旬，有的地方形成了并大社的高潮。這在大幅度地激發生產力、推動生產大躍進的同時，不可避免地也出現了一些負面效應，為后面的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個方面，我們對一件事情的評價，要看他的主流，如果主流是好的，就要予以肯定，反之，就要予以否定。至于非主流，只能做為參考因素予以分析、引鑒。對這件事，應該也是這樣。

　　四月二十日，第一個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成立。

　　八月初，毛澤東在河南新鄉視察了七里營人民公社后，像對待任何健康的新生事物一樣，對于剛萌芽的農村人民公社給予了熱情的肯定，由衷地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贊嘆，這句話迅速傳遍全國，為農村人民公社的誕生創造了輿論條件。毛澤東曾謙恭而又自豪地說：人民公社我沒有發明權，可我有推廣權。這年的年底，他初步總結道：“人民公社的出現是沒有料到的。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便于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便于辦工農商學兵，規模大、人多，便于辦很多事。”

　　八月二十九日，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辦人民公社，是群眾自發的，不是我們提倡的。不是空想。但是，條理化，說清道理，那就需要我們。并第一次提出實行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制與社會主義性質的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

　　會議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和《中共中央關于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展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等文件，九月十日，在《人民日報》刊出，全國響應，開始積極籌建人民公社。二十九日，全國農村已基本實現了公社化，到十月底，入社率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一。

　　陸定一曾回憶起當時毛澤東對人民公社的展望：“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談到幾十年以后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鄉村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想法，將被實現，并將超過”。把他對人民公社的厚望表露無疑。

　　至于他的主觀愿望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是否能實現目的，變為現實。那就要像他在《實踐論》中所說的：“應用這種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于該同一客觀過程的實踐”，如果吻合了，就說明“這一具體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說明理論符合實際，是正確的。“然而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為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著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著科學條件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著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形之下，由于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地改變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復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于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夠變主觀的東西為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

　　毛澤東是具備這種能力的，這需要兢兢業業，需要聰明睿智，需要堅毅沉穩，需要豁達大度。這些，毛澤東都具備，三十一年的歷史已經做了最好的證明。在每個時期，他總是能根據自己對客觀外界的了解，制定出一套比較科學的方針、計劃、政策、方案，用于指導黨的實踐。而在實踐過程中又不斷地修正著主觀的方針、計劃、政策、方案，以符合不斷變化著的客觀現實。如此孜孜以求，取得了一個接著一個的勝利，一個接著一個的成功。

　　然而此時，蔣介石在美國羽翼的庇護下，“反攻大陸”愈演愈烈，連續騷擾東南沿海，而美國又在中東不斷滋事。面對強橫，毛澤東決定遛一遛美蔣，將主要精力放在國際局勢上，用于部署“炮擊金門”，鞏固新生的政權，而國內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籌建工作就交與了一線的領導。

　　不料，卻導致了

　　二 “五風”的出現

　　一直有一個想法，毛澤東的胸懷、智慧、嚴謹及擔當與同僚相去太遠，無人能望其項背，這就注定了要一生勞苦——又要指方向、找道路，又要駕長車、訓牲口，這樣才能一帆風順、遇難成祥。否則，一個招呼不到，就要出問題，甚至出大問題。從井岡山到中央蘇區，再到長征、到延安，一路走來，無不如此。

　　毛澤東一貫的工作方法是路線確定以后，先搞試點，取得經驗，然后再宣傳造勢，全面鋪開，并在工作中密切觀察，隨時糾正缺點和失誤。而在本階段工作將要結束時，目光和主要精力已轉移到下一階段的工作上，如此循環往復。如今，國際局勢使他不能不投入大量精力，同時，也可能有鍛煉一線(一九五六年八大以后，中央分一線、二線，一線的領導主持日常工作，而毛澤東則想騰出時間研究一些哲學問題和國際問題)的意思，這輛車就交給了他們。

　　這不，現在又出問題了。

　　每個人思想的不同，調查研究的著眼點不同，得出的結果、處理的方法也不同。七至十月間，劉少奇在山東省壽張縣、河北省徐水縣以及河南、江蘇視察時,提出了很多不切合實際的口號和主張。在山東壽張，稱贊浮夸的干部“打倒了科學家”，出籠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神話”;在河北徐水聽到狗肉湯澆出一百二十萬斤山藥時，就鼓勵群眾“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在江蘇常熟，聽到畝產一萬斤的匯報后，指示他們“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同時主張拆散家庭，老幼男女分別軍事化管理，遭到毛澤東的批評：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怎么共產黨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還是一家人大、中、小結合為好。

　　更不可思議的是，主抓宣傳的鄧小平，十月八日在天津霸縣參觀號稱畝產十一萬斤的稻田時，竟讓社員群眾把他及楊尚昆、劉瀾濤、林鐵等攙扶上稻堆，留影紀念，在歷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

　　而對此，毛澤東則多次明確給予否定，十一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專列上聽取湖北王任重等省、地、縣、公社領導和農民代表的匯報，當聽到了畝產萬斤稻谷時，毛澤東果斷地說：我不相信。人們解釋是經過農村工作部長親自驗收的，他回道：靠不住，誰驗收也靠不住。對著《人民日報》上五個小女孩站在稻堆上的照片，風趣地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呢?？上В@種聲音壓不住前面的聲音。

　　就是在這個時期，在這種氣候下，上行下效，我們當地和全國各省一樣，也刮起了“五風”，吃食堂也開始了。

　　八十六歲的老同志張殿剛回憶說，五八年九月，我從DT鄉調入HC鄉，當時，蘋果還沒發虛(注：不熟)，鄉長給我摘了兩個蘋果送行。到HC的第二天，HC、QB、城關三鄉合并，成立城關人民公社，公社以下按營(大隊)、連(隊)、排(分隊)建制實行軍管。“壞就壞在浮夸、瞎指揮”，“一畝地下四、五百斤種子(注：當時收成好的地塊不過八斗——三百余斤，正常畝產也就四斗左右)，耩不過來，就用鋤摟成溝壕往里撒”。

　　吃食堂、共產風也盛行起來了。城關的周長發說：那年我六、七歲，公社成立后，搞共產主義吃食堂。我們是城關營十連，一連一個伙，開始都是桌上桌下，每桌擺幾個盤子，院子里擺不下就擺到大街上，吃完飯都去煉鋼鐵，紅薯爛在地里沒人收。時間不長，就開始喝稀飯了。

　　就這樣，一個多月時間，吃完、敗(注：揮霍)光了半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口糧，加上此后的自然災害，形成了以后人們常常掛在嘴邊、隨意褒貶的三年困難時期。

　　關于大躍進、人民公社初期的刮“五風”，在毛澤東去世后，后死者總是或明或暗地把風源指向毛澤東，明言或暗示后人是毛澤東的“極左”路線，給中國造成什么了“浩劫”、“災難”。這次查閱這些歷史資料，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澤東始終是在同“左”右錯誤思想的斗爭中，以清晰的思路，把握著中國這艘巨輪前進的方向。毛澤東正是“五風”最早的和最堅決的糾正者，正是他遏制了“五風”的蔓延，限制了官僚的權力和利益，保護了人民(社員)的權力和利益，保證了國家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飛速發展，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二十余年走過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二百余年的歷程。

　　改開以后，重新刮起的“五風”甚至“七風”、“八風”，把國家這艘巨輪刮的風雨飄搖，百姓生存日漸艱難，又有誰能夠迅速、有力地予以遏制?

　　而就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中旬，“五風”剛剛刮起一個多月，毛澤東就已警覺，開始了

　　三 第一次糾“左”

　　毛澤東的又一大特點，是與一般人的“貪功諉過”不同，總是在工作出現過失，人們相互指責，且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時候“讓功攬過” 。對人們在工作中的失誤不是嚴厲喝斥、橫加指責，而是主動承擔責任，積極尋找原因，探討解決的方案。他曾說過：“決策錯了，領導人要承擔責任，不能片面地責備下面，領導者替被領導者承擔責任，這是取得下級信任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之所以他的身邊總是群星璀璨，人才濟濟，除了人們對他智慧的折服、信賴外，他這恢弘的氣度，不能不說是又一重要的因素。但這也給他身后心底陰暗或人云亦云、不明就里者的惡意中傷、造謠誹謗，行下了方便、埋下了伏筆，這是后話。

　　這期間，毛澤東在炮擊金門的同時，仍然關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進展，不斷地發一些糾“左”的指示，他派人到河北省徐水縣(劉少奇的試點)，對急于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一縣一社的情況給予了否定。從十月中旬到第一次鄭州會議前，毛澤東做了大量調查，認真研讀了《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一書，著手對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進行糾正。

　　十月底，炮擊金門剛結束，他的主要精力又回到了國內，先行派出吳冷西、田家英等到河南摸底，繼而從十一月初開始到一九五九年三月，連續召開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解決大躍進及人民公社籌建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第一次鄭州會議于十一月七日召開，會議通過毛澤東兩次修改的《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初稿。在會上，他明確指出，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隙巳嗣窆缂w所有制的性質。八月二十九日的《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并沒有對公社以下的單位名稱做明確規定，到了九、十月間，農村營、連、排軍事建制風行全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生產隊的概念，指出“公社......的主要作用是生產和生活的組織者。”絕口不提——實際上是否定了營、連、排軍事建制。又經過幾個月的思考，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在給六級干部的信上，更是明確提出了省、地、縣、社、隊、小隊的概念。

　　九日，毛澤東在談到糾“左”時，對折散家庭及其他一些“極左”做法表示反對，他說：不是不要家庭，是“廢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合理的家長制。”“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資產階級法權“一部分必須廢除，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我們要恢復供給制，但要保留適當的工資制，保留一部分多勞多得還是必要的。”“工作方法中心是要解決實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罵人、辯論人、罰苦工?！度嗣袢請蟆纷詈美湟稽c。”

　　會議期間，他給各級干部寫了《關于讀書的建議》一信，提議“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F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愉快地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讀這類書最有興趣。”

　　他不僅僅只是號召別人讀書，而是率先垂范。這個時期，就像七大及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推薦政治類書籍一樣，各種經濟類書籍，都是他讀過以后，有選擇地向全黨推薦。這年年底到第二年年初，兩個月時間，他用批判地學習的方法，讀完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并留下了十余萬字的讀書筆記。經大家要求，征得毛澤東同意，這些筆記經過整理，成為高級干部讀書的范本。

　　那些自稱比毛澤東懂經濟的人，實際上是在毛澤東的引導下，讀著毛澤東的筆記來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的，并且，實踐證明，他們學的很不好。就是他們頂禮膜拜、亦步亦趨的資本主義經濟，他們也學的很不好，學成了一個殖民地經濟，學成了一個被掠奪經濟，學成了一個“四不像”。

　　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毛澤東在湖北武昌主持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史稱武昌會議，重點修改《決議(草案)》。這兩次會議都注重壓縮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過于膨脹的空氣，糾正了一些負面效應，會議開的比較順利。

　　而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卻很難被大家接受。

　　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到一九五九年一、二月間，全國卻鬧起了春荒，廣東趙紫陽率先向中央匯報：原因是由于群眾瞞產私分。二月二十二日，根據趙紫陽的意見，中央發文反瞞產私分。

　　二十三日，毛澤東南下調查，二十六日即發現不是群眾瞞產而是缺糧。但就是這短短的幾天，給群眾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曾聽姨婆談起此事，她的哥哥當時是農村基層干部，由于不滿一平二調，在這次反瞞產中，受到錯誤的對待，在開會時差一點被打死。所幸毛澤東及時糾正反瞞產，才沒有對農村和農民造成進一步的傷害。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澤東在專列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上，關于人民公社的體制問題，在各級干部都熱衷于集權、主張越大越好之時，毛澤東力排眾議，堅決主張放權，主張公社以下各級為集體所有制，并需責權分明，指出“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管理區)、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注：大約原高級社的規模)的所有制，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提出，在人民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逐步過度，這期間，要逐步壯大公社經濟，過渡時，應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并且應承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的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

　　在二十八日的會議上，毛澤東說：“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們的手伸得太長了，我們有個很大的冒進主義。”“我現在是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面，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講到反對本位主義問題時說：“我沒有出北京以前，也贊成反本位主義，但我走了三個省就基本上不贊成反本位主義了。不是本位主義，而是他維護正當權利。產品是他生產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瞞產私分的方式來抵抗你。幸得有此一舉，如果不瞞產私分，那多危險，那不就拿走了?”

　　即便如此，中央和各省大部分人仍不同意毛澤東提出的這些主張。

　　為了統一認識，毛澤東仍然謙虛地、耐心細致地做說服工作：我可以這樣說，同志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志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

　　三月一日的會議上，他還說：“我的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兩個月內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濟南、鄭州，跟三省同志們交換意見，對我有極大的啟發。因此到鄭州，就下定了決心，形成了一套，雖然還有些不完善，還有些不準確，還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需待今后再觀察、再交換意見，再思再想。”他總是用溫和的語言來啟發和引導大家。

　　二至五日，他說：“現在有一個矛盾，相當嚴重的矛盾，”“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我以為主要的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他們(注：指干部)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一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與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公社體制最基本的是要承認“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外，還有生產大隊所有制和生產隊所有制。”“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個缺點(后來，毛澤東就此事多次做自我批評)。因為那時還不認識，下面的同志也就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這就引起了農民的堅決抵抗。”

　　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他指出，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第二次鄭州會議又進一步指出，公社內部，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也需要一個過程。

　　在原則問題上，則是決不退讓，這期間，他首先提出“共產風”這個詞，批評道：“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他堅決強調：“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極其正確，那股風一來，他幸得瞞產”，“要恢復農民的名譽。”還“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

　　毛澤東既堅持原則，又循循善誘，并主動作了自我批評，對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承擔了責任，使大家減輕了負擔，打通了思想，終于化解了抵觸情緒。說到動情處，他說：“六中全會決議就是缺三級管理、隊為基礎這一部分。這是個缺點，這個責任我擔當起來。”

　　在他的主張下，會議通過了《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修正草案)》，形成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方針的十四句話：“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成為制止“共產風”、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隊(注：相當原高級社)為基礎，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取消一縣一社，初步糾正了“一大二公”的體制。明確規定“三級核算”、“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否定了基本核算單位集中在生產大隊(管理區)的意見，并且又承認了大體相當于原初級社規模的生產小隊(注：即最后定型的農村最基層組織——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稍后，把生產小隊的半核算單位問題也提了出來。這雖然還未臻完善，但在人民公社的探索過程中又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后來，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會議記錄中刪去了毛澤東自我批評的那些話。

　　關于這些情況，王任重的日記略有記載：“主席的談話像丟了一個炸彈，使人一驚，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大家還有相當大的抵觸情緒......就在這一天的午飯后，我睡了一覺起來，思想就開朗了，覺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問題、關鍵問題，而我們是直線，抓的是枝節問題，是改良主義的修修補補的辦法，不能徹底解決問題。”“這次主席談話，我們幾個人跟他唱反調，再一次證明我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遠。”“二號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當面宣布幾項結論，征求大家意見。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從這些記載中，不但可以感悟到毛澤東的高人一籌，還可以管窺到毛澤東工作中的民主作風之一斑，對于后世謠傳的毛澤東“家長制”作風不攻自破。

　　后來薄一波也回憶說：“如果不是毛主席從紛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的事業就可能被‘共產風’所葬送。”

　　期間，他再次致信劉少奇、鄧小平：“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須講步驟，避免破壞。”他要求把鄭州會議精神一下子捅到最基層，敦促各省盡快召開六級干部會議，“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釋人民公社當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諸項政策問題”。

　　對于在公社成立初期，刮共產風、一平二調對群眾造成的損失，毛澤東堅決要求退賠。在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海會議)期間，他指示道：“舊賬一般不算這句話......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否則對群眾不能解怨氣。對干部，他們將被我們毀壞掉。有百害而無一利。”“不要‘善財難舍’。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對于小隊(注：相當于初級社)的重要性，他說：“小隊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為事情都要通過小隊去辦。”“小隊的部分所有制問題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在那里，小隊不負責任，沒有積極性怎麼行!”

　　這時，災情也凸顯了出來，情況報到中央，有十五個省鬧春荒，其中包括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個產糧大省，四月十七日，毛澤東發了一個題目醒目的文件：《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要求“在三日內，用飛機送到十五省委第一書記手收，請他們迅即處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的暫時(兩個月)緊急危機”。

　　四月二十九日，一貫行文高雅、大氣、詼諧、辛辣的毛澤東，用不識字的人也能聽得懂的通俗生動的語言，飽蘸著深情，在《黨內通信》上，給六級干部寫了一封公開信。信的開頭是這樣說的：“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我想和同志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信中說了六個問題：包產問題，密植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少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問題。指出要辯證看待長遠規劃和當前計劃;種植和包產要和老農商量，要講真話，不要聽上面的“一吹，二壓，三許愿”;大災之年，甚至把群眾的飯桌也做了妥善的安排：“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干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按人定量”給“干部特殊化風”安了一個柵欄。

　　不久，他又提出了一個“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的主張。

　　這封特殊的信切中時弊，沖破某些領導人或領導機關的封鎖，立刻在全國農村中引起強烈反響。對當時的農業生產也起了明顯的積極作用。

　　隨后，中央出臺了兩項重要政策：明確家畜家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恢復了社員的自留地，規定“仍然按照原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自留地不超過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澤東強調：“沒有自留地不能大量發展私人喂養的豬雞鵝鴨，不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從而發揮了集體和社員個人的積極性。

　　“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車頭開始往正確的方向上回歸。

　　然而這時，卻出現了

　　四 廬山的干擾(第一次反右)

　　七月初，為繼續解決人民公社及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糾“左”。不料，半路殺出個彭元帥，擾亂了糾“左”的進程。

　　這個彭元帥指揮戰役是一員虎將，但在戰略問題上卻屢屢出錯：一九三零年，毛澤東率主力紅四軍進軍贛南開辟新的根據地時，彭元帥率紅五軍坐守井岡山，偏聽永新縣委的一面之詞，任其屈殺王佐、袁文才，導致當地民心喪失，井岡山根據地失守，直到建國前夕方才收回;一九三三年，為迎合博古等人的臨時中央，不聽毛澤東的苦口勸說，率主力攻打國民黨重兵把守的贛州城，三十三天未果，致使數千將士殞命城下，最后，還是在毛澤東的解救下，方才撤出險境;一九四零年，未經請示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擅自發動百團大戰，在戰役上取得了可觀的戰果，但在戰略上卻過早地暴露了共產黨的力量，使國民黨和日寇達成默契，先后抽出力量對付共產黨：間接誘發了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變，損失了新四軍軍部及九千將士;直接導致日寇一九四二年的“五一”大掃蕩，使經營多年的八路軍主力三折其二。

　　這次又是這樣，本來，會議采取溫和的、說服的辦法進行，就在大家欣然接受批評，糾“左.”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彭元帥虎性又起，堅決要求追究個人責任，并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罵娘，引起公憤，加上他們一群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非議，“講什么’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等等，受到大會的批判。在隨后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停止了糾“左”，提出了反右的主張。為一九六零年“左”傾復燃，“五風”回潮，農村受災埋下了隱患。

　　毛澤東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曾感慨道：從(注：一九五九年)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個月的‘左’，如果繼續反下去，那就好了。誰知道彭德懷在中間插了一手，我們就反右......反‘左’中間插了一個反右，在群眾中間一反，結果就反出一個浮夸風。廬山會議反右這股風把我們原來的反‘左’割斷了。

　　當然，這只是原因之一，但是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為因素。

　　農村各地開始整社后，十一月三日，毛澤東說：“現在是怕‘左’，積極分子勁一來了，就批評那個有右傾思想的人太兇。還是要細致，批評要徹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講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氣勢，過于緊張。”提醒人們警惕反右又必出‘左’的現象。

　　但提醒收效甚微，最終導致了

　　五 災難的形成

　　一九五九年，中國是個大旱年，特別是河南比周邊各省更甚，十一月三日，周恩來在杭州向毛澤東匯報災情時說：“河南有一千多萬畝重新種了，種上出來又干死了。”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就是在這樣的自然災害中，入冬以后，初步組織起來的各地農村，都依靠公社的力量，開始大搞水利，周恩來說：“河北算最大頭。河南也算個重點?，F在冀、魯、豫、蘇、皖是一個重點區，然后黃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晉、陜、甘、寧夏，然后就是旱區四川、湖北，還有……”大家都信心百倍，意欲三個冬春變水害為水利。

　　面對群眾的熱情，毛澤東支持中帶著冷靜，更有對民力的珍惜，主張：此仗三個冬春是不能解決的，來個十個冬春能基本解決水利就很好。由此，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十八年間，全國共建大中型水庫八萬六千余座，小型水庫及塘壩更是星羅密布，難以計數。

　　毛澤東去世后，人民公社解體，在個體經濟的農村，大部分水庫只是常年使用，荒于維護。即使維護，也只是做些“面子工程”，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三十年后，相當一部分已成險庫，有的因城鄉住房建設，庫容回填，有的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庫容，且主要用于私人承包養魚，開發旅游，搞經濟收入，很少用于抗旱澆地。即使澆地，集幾億公社社員創建的這些庫壩，卻要向那些極少數的“好貓”付費，才能得到點滴的“恩賜”。

　　一九六零年二月底，針對人民公社工作中復燃的一平二調、刮“共產風”的“左”傾現象的抬頭，毛澤東特意批示全國“地、縣、公社三級黨委，請公社黨委的同志們，切實討論幾次，開動腦筋，仔細地冷靜地想一想，談一談，議一議，糾正缺點錯誤。”但并未引起重視，到三月下旬，各省的情況相繼報來，各級干部的虛報浮夸，貪污浪費，重刮“共產風”有增無減，毛澤東非常憤怒，語氣開始嚴厲：“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對于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于大貪污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什么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后務要注意改正。”但是，“對于犯錯誤而不嚴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應當采用教育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照樣做工作。”

　　三月至五月，又多次提及農村人民公社的問題：“相當嚴重。一平二調，不守紀律，根本不問縣委，自己就平、調?？h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三反問題。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已經六七年沒有反了，現在大發作。”他對于反瞞產私分尤為反感，特別強調“哪個要反瞞產私分?......這種書記就不要讓他當了，要他吃飯完了。”旗幟鮮明地支持“瞞產私分”：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

　　五月六日，毛澤東在鄭州詳細地詢問河南的旱情。吳芝圃說：“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區一直旱到現在，今年浮腫病多，主要是信陽專區，說病了十來萬人。正常死亡與浮腫病死亡也很難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陽專區可能增加好幾萬人。”

　　其實，在信陽，由于基層干部強行征購糧食，反瞞產私分，已大量出現浮腫病，非正常死亡已達幾十萬人，又層層封鎖消息，一直到十月底，這些材料才送到毛澤東手里，毛澤東緊急處理以后，心情極為沉重，常常睡不著覺。作為對自己的懲罰，“富有天下，卻依然清貧”的毛澤東，定下了“三不”協議：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他對護士長說：“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不要給肉吃，省下來換外匯。吃素不要緊”。此前不久的八月間，由于國際、國內工作的壓力，毛澤東體力大耗，對生活一向沒有什么要求的他，曾對值班人員說過，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對他多照顧一下(看到此，忍不住鼻頭發酸，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控制著了眼眶里打轉的淚水)。

　　此協議一直執行到七個月后的夏收時，期間，周恩來多次勸說無效，以至于長期腿腳浮腫。

　　與封建君主虛偽的“罪己詔”相比，毛澤東此舉真情所系，更具垂范作用，周恩來、朱德以下大都節衣縮食，“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在這期間，YX地區成立生活檢查團，家父當年是檢查團成員之一，隨同巡查了YX各縣，生活雖然清苦，各級干部卻與社員群眾同鍋吃飯，不敢有絲毫特殊，共同度過了三年來最困難的時期。

　　六 整風整社(第二次糾“左”)

　　面對信陽事件這種嚴峻的形勢，中央迅速做出在農村中開展整風整社工作的決定，以肅清“五風”。毛澤東強調指出：“糾正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糾正強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風，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的公社三級所有制，是徹底調整當前農村中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關鍵問題，是在公社中貫徹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關鍵問題。”

　　十一月二日，周恩來主持起草《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毛澤東修改后，三日下午“用電報發出”。

　　在毛澤東對指示信原稿修改的用詞和語氣中，可以看出他當年的心情：“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從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變”是他在八月北戴河會議上提出的，這次他將五年改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國第三個五年計劃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堅決不變”;原稿中說“以生產隊為基礎的公社三級所有制……必須在一定時期內穩定下來”;他將“一定時期”改為“一個長時期”;原稿中說，各生產小隊之間在分配上的差別“對于發展生產是有利的”，他將“有利的”改為“極為有利的”;將原稿中的“社員戶養豬也不可偏廢”改為“應該鼓勵”;原稿中說，“在現階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則還是按勞分配”，他在“在現階段”之后加上“在很長的時期內，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內”。

　　中共中央的緊急指示信共規定了十二條政策：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少扣多分，盡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認真實行勞逸結合;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

　　這些，過去基本上都作過規定，現在集中而系統地強調必須堅決貫徹這些政策，在廣大黨員干部中引起十分強烈的反響，普遍感到這是黨中央采取的一項非同尋常的重大步驟。

　　十一月中旬，為加強人民公社的領導力量，決定抽調萬名黨性強、有能力的干部下放基層。毛澤東還專門為中央起草了《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他指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注：毛澤東從來不回避、不隱瞞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限，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農村工作極為艱苦，要有堅強意志決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則不能去。”“全國大好形勢，占三分之二地區;又有大不好形勢，占三分之一的地區。五個月內，一定要把全部形勢都轉變過來。共產黨要有這樣一種本領，五個月工作的轉變，一定爭取一九六一年的農業大豐收，一切壞人壞事都改過來，邪氣下降，正氣上升。”

　　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批語中，有這樣一段話值得探討這段歷史的人深思：“毛澤東自己說，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在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F在更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說的是至少)七年時間公社現行所有制不變。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二十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二十年后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所以說‘至少’二十年不變。至于人民公社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規定至少七年不變，也是這樣。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也許再加七年，成為十四年后才能改變?？傊瑹o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

　　經過十五年的奮斗，公社、大隊的集體經濟逐步壯大。一九七五年七月，經過調查研究，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正式向毛澤東建議，在全國范圍內開始從小隊向大隊核算過渡?？上?，因毛澤東的去世人而成為中國人民心中永遠的痛......

　　在立足長遠，堅持走集體化道路的同時，毛澤東也始終在關心著農民眼前的利益，在尋找著二者之間的平衡點。一九六零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初，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關于自留地，他總是希望多留一點：“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樣?”要大家議一下。養豬問題，毛澤東重申要實行公私并舉、私養為主的方針。關于糧食價格，毛澤東提出，只提收購價，不提銷售價。他說：“這樣，可以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工農業產品不等價的問題。我們很大一部分積累是來自農民，是不等價拿來的。”至于這之間每年十億元的差價，則由國家來負擔。這樣既穩定了社會，又照顧了農民的利益。這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之一。

　　講到退賠問題，毛澤東這一次講得更嚴厲，更堅決。他強調：一定要堅決退賠?？h、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一定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東西都沒有。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縣、社干部不滿意不要緊，我們得到了農民群眾的滿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痛一下，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退賠兌現了，干部作風才能轉變。

　　毛澤東贊成退賠要有政策界限，在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副食品基地等情況下平調的，屬于政策失誤，要由國家退賠一部分;由國家退賠的，不能讓縣、社退賠。

　　關于整風整社，重慶市長壽區有這樣的描述(長壽新聞網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長壽縣開展的整風整社運動，大致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主要是貫徹“十二條”，重點是整頓落后隊，全面開展退賠工作糾正干部“五風”，解決農村各級領導核心問題，確立和鞏固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第二階段，一九六一年四月至九月，主要是貫徹“六十條”的規定，組織退賠兌現。同時，貫徹落實按勞分配政策，承認差別，克服生產隊之間、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第三階段，一九六一年十月至一九六二年一月，主要是貫徹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搞好生產和收益分配，作好組織處理工作。

　　通過上述三個階段的整風整社工作：

　　一是糾正了“共產風”，并實現初步退賠兌現。中共長壽縣委制定了《關于清理一平二調，堅決退賠兌現的意見》。各公社、管區和縣屬各部門、單位，根據縣委的意見，對平調的物資、錢糧和勞動力等，進行逐隊、逐戶清理、登記、造冊。根據清理出的平調物資和資金，組織退賠。

　　二是調整了社隊規模，確立和鞏固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長壽縣在整風整社中，撤銷了原來以區為單位的大公社，調整為四十三個人民公社;將原來的三百七十二個管區，調整為五百八十八個大隊、六千一百四十三個生產隊。恢復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經營管理權歸生產隊，勞力、土地、耕牛、農具固定在生產隊使用(即“四固定”)。

　　三是整頓了各級組織，落后社、隊的面貌開始發生變化。調整、撤銷或處理一批“五風”嚴重，特別是打罵群眾，違法亂紀，群眾意見大的干部，重新選舉或配備新的干部，建立新的領導班子。

　　四是貫徹了黨在農村的按勞分配、等價交換和“大集體、小自由”的經濟政策，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得到有效調動。五是教育、挽救了大批農村基層干部，使干部作風發生大的轉變，干部隊伍得到加強，黨群關系得到了改善。

　　七 調查研究年

　　時間剛跨入一九六一年，毛澤東就以商量的口吻和大家說：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好不好?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后，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希望今年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調查，要在實際中去調查，在實踐中才能認識客觀事物。

　　一月二十日，毛澤東指示田家英、陳伯達、胡喬木各帶一個由六個組員組成的、高級水平的調查組，分別到浙江、湖南、廣東的農村，用十天至十五天時間。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和一個最好的生產隊。再用一個月調查工業，而后到廣東與毛澤東會合。這是毛澤東直接領導的調查組，到實踐的第一線，到最基層，去作系統的歷史的調查研究，重點是農村。毛澤東帶頭作調查，在全黨起了表率作用。三個調查組向毛澤東提供了許多具體的、生動的、有重要價值的第一手材料，成為毛澤東調整農村政策的重要依據。

　　二月中旬，調查組出發不久，毛澤東即蹬車南下，在專列上先聽了浙江和湖南的匯報，針對基層的體制，他說道：“縣、社規模太大，大了管不好，管不過來。生產隊的規模也大了。生產隊管的小隊太多。小隊就是過去的初級社，我看把小隊改成生產隊，把生產隊改成大隊，原來的小隊變成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并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基本核算單位放在過去的初級社好，還是放在過去的高級社好。“我看是群眾的要求。你們既然叫大隊，底下就不要叫小隊，就叫隊。因為一講小隊，這個‘小’字就有個缺點，它職權小。其實這個小隊有很多工作，有人計算有十五項工作。就叫生產隊，上面叫生產大隊，是基本核算單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隊、隊，不要這個‘小’字。”“不要叫小隊，叫生產隊。”一再強調：“等價交換，不能剝奪農民。”“還是要給農民留自留地。”

　　從能查到的文獻來看，到這時為止，從中央到地方，只有毛澤東這樣重視生產小隊(注：相當原來的初級社)的地位和權力。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總是盯在生產小隊這一級，盯在農業生產的最基層，他的想法，已經接近最后定型的生產隊的權力和規模，基本接近客觀現實。

　　毛澤東多次提出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但不直說是他的意見，而是說有人提出的疑問，似乎在有意地啟發大家，可惜，總是沒人響應。

　　當聽到一些縣、社、隊的領導已經爛掉了。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是為人民服務，否則是國民黨作風。對群眾沒有感情，對貧農下中農沒有感情，不顧群眾死活，不了解情況，不聽群眾的話，也不聽上邊的話，這種人不能做領導工作。”他說浙江省只有一個縣委書記稱職，反復強調要開辦訓練班，對干部進行教育。

　　二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匯總了廣州調查組的意見后，又明確而完整地提出了兩個平均主義即小隊與小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

　　這時，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問題上的思路逐漸成熟，決定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在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起草過程中，對劃小社、隊規模，仍有反對意見。毛澤東多方說服，再次強調，公社、生產大隊規模要劃小，過大了對生產不利。同時又提出了基本核算單位究竟是生產大隊還是生產小隊的問題，要人們研究。

　　三月十五日，廣州會議召開，毛澤東印發了幾個主張生產隊改為大隊，生產小隊改為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材料，并注明“主張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以醒目，希望引起與會者注意，但議的結果，都不贊成。

　　三月二十二日，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六十條)。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國農村黨支部和人民公社全體社員，發出《關于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給全黨同志的信》。

　　信中提出五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一，在分配上，生產隊和生產隊之間，社員和社員之間，都還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平均主義現象。第二，公社的規模在許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對生產大隊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產大隊對生產隊，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級的民主制度不夠健全。第五，黨委包辦公社各級行政的現象相當嚴重。這是毛澤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第一批重要成果。

　　“六十條”統一了人民公社三級的名稱，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一律叫生產大隊(注：規模大體相當于原來的高級社);過去的生產小隊，一律改名為生產隊。

　　廣州會議后，以“六十條”草案為藍圖，開展了更大規模的、更加深入的調查研究。這次，劉少奇于四月中旬到了天華大隊。

　　在這輪調查中，分配問題又進入了毛澤東的視線，他對鄧小平、彭真贊賞有加的“三包一獎”予以否認，指出“三包一獎制度是‘煩瑣哲學’”。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匯報說：“三包一獎太麻煩，保定有個調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個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筆賬。”“三包一獎年年吵個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澤東總結道：“糧食是群眾生產的，還叫什么獎呢?群眾多生產的就可以多歸他們，還能拿自己的東西獎自己?可以不叫獎。”“三包一獎，算賬算不清，強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義。三包一獎搞了六年之久，從來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

　　毛澤東把分配的著眼點還是放在工資制和供給制的結合上：“口糧按勞分配部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規定每人口糧三百六十斤，這不行。有了這些基本口糧，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飽就得努力。”具體如何劃分這個百分比，他尚在思考之中，還需要到實踐中、到群眾中間去尋找真理。

　　關于以生產隊(注：即后來的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毛澤東在三月廣州會議上提出已經半年，仍然阻力重重，他多方調查，反復思考，認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

　　九月二十九日，他根據河北、山東、湖北省委的報告，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關同志寫了一封長信，闡明他對農村基本核算單位的主張，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寫道：“我們對農業方面的嚴重平均主義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還留下一個問題。農民說，六十條就是缺了這一條。這一條是什么呢?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即所謂‘三包一獎’的問題......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此問題，我在今年三月廣州會議上，曾印發山東一個暴露這個嚴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廣東一個什么公社包死任務的材料，并在這個材料上面批了幾句話：可否在全國各地推行。結果沒有被通過。待你們看了湖北、山東、廣東、河北這些材料，并且我們一起討論過了之后，我建議：把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發下去，請各中央局，省、市、區黨委，地委及縣委親身下去，并派有力調查研究組下去，作兩三星期調查工作，同縣、社、大隊、隊、社員代表開幾次座談會，看究竟哪樣辦好。由大隊實行‘三包一獎’好，還是隊為基礎好?要調動群眾對集體生產的積極性，......我以為非走此路不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注：這是從一九五六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算起。這期間，正是八大后，中央政治局提拔新人，中央分設一線二線，毛澤東“半賦閑”，把權力交予一線領導之時，這也是他們第一次“當家”之時)，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也不知是誰地誰人發明了這個‘三包一獎’的糊涂辦法，弄得大小隊之間，干群之間，一年大吵幾次，結果瞞產私分，并且永遠鬧不清。據有些同志說，從來就沒有真正實行過所謂‘三包一獎’。實在是一個嚴重的教訓。”

　　之后，胡耀邦給毛澤東寫了一個《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察看》的報告，極力稱贊農村“六十條”、大包干，反對“三包一獎”、分田到戶或包產到戶，得到毛澤東的賞識。而后，在毛澤東去世后的幾年間，卻以大包干的名義，完成了包產到戶及分田到戶。

　　為了使“隊為基礎的大問題十二月就可作出決定。”十月七日，中共中央關于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后發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地委、縣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內，仔細地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各級黨委的有關負責同志，都要親自下鄉，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組下去，廣泛征求群眾意見，深入進行調查研究。又一輪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工作在全黨興起。

　　根據調查的情況，中央起草了《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在這個文件里決定下放基本核算單位的同時，也反對認為基本核算單位越小越好的意見，而主張大體相當于初級社的規模，就全國大多數地區來說，以二三十戶(注：那時全國的農村戶均大約四~五人)為宜。初稿關于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后不變的時間寫為“例如四十年內”。鄧小平主張改為二十年。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以改為‘至少三十年’為宜。蘇聯現在四十三年了，農業還未過關，我國也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過關。”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二年，鄧小平修改憲法解散了人民公社，如期完成了他的意愿。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起，毛澤東提出以生產隊(注：當時稱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在相當一段時間里，響應者寥寥無幾(供給制與工資制結合的分配方法在“六十條”中也是幾經反復)。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形成決議，發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時間，可見毛澤東在糾正“左”的思想，突破一種舊的觀念束縛之難，也可以見到毛澤東工作作風的耐心、民主。

　　改變基本核算單位，是公社體制上的重大調整，也是對“六十條”的重大調整。

　　這是毛澤東發起、集全黨之力、用一年時間對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艱苦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之后，對中國的后續發展做出的科學決策。毛澤東每走出一步，都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但是，最后能取得基本一致的認識，靠的是他提倡并踐行的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和艱苦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耐心地指導各級干部和他一起，帶頭到實踐中去調查研究，“向群眾尋求真理”。從實踐中提出的問題，再到實踐中去尋找答案。

　　農村基本核算單位下放決定后，毛澤東說：貫徹要快一點，一傳達下去可以調動積極性。有人認為這是倒退。這不是倒退，是前進。不是講底子薄嗎?主要是生產隊底子薄，要使生產隊由薄變厚，就要發展生產力，就要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要明確大隊干什么，生產隊干什么，不弄清楚，生產隊的積極性起不來。

　　他特別強調指出：“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干。”

　　當聽到山東的牲口已經停止死亡時，毛澤東說：“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牲口就不會死，農具破壞也不會那么嚴重。大平均主義六年沒有解決，現在解決了。有人說，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會主義?這不是退步，按勞分配就是社會主義。照顧五保戶、困難戶，有共產主義因素。還有積累，還有征糧，有了前途。這是整個人民的利益。”

　　八 公社的形成(第二次反右)

　　一九六二年初，由毛澤東提議，在北京召開了著名的七千人大會——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再次討論了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這次主旨是強調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但一種意見特別突出，與之前的集權主張剛好相反，認為農村集中過多，意思是主張分散、主張放權。

　　有些事情簡直有點讓人不可思議，六一年的十月以前，幾年時間，人們堅決主張集權，經毛澤東多方說服，于十二月才統一了意見，決定權力下放生產隊。一個月不到，六二年一月，生產隊的權力尚未形成，他們卻又要大放權，實在讓人納悶。

　　但毛澤東在不同意見面前，卻沒有表態，而是鼓勵把不同的意見充分發表出來。

　　之后，毛澤東講了民主與集中的辨證關系，他說：“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進一步闡述了“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組織原則。

　　盡管如此，仍有一些地方負責人反對集中，對分散、放權情有獨鐘。最后，集中各方面意見，多方協調，終于形成一個為統一全黨思想，便于完成各項工作任務，各方面都能夠接受的，比較滿意的文件。

　　毛澤東的心始終牽掛著農村。農業“六十條”下發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單位下放的工作，農村和農業的情況究竟怎樣?七千人大會結束的第二天，他即南下巡查，期間，修改他在大會上的講話。二月底，他指示田家英組織一個調查組，指定了四個調查地點：湘潭韶山(毛澤東家鄉)，寧鄉炭子沖(劉少奇家鄉)，湘鄉唐家士宅(毛澤東的外祖家)和長沙天華大隊(一九六一年劉少奇蹲點的地方)。他囑咐田家英，向劉少奇請示后，盡快出發。

　　這里需要說明一個情況：一九六一年二月初，胡喬木受毛澤東委托，帶領三個高級水平的隊員，到天華大隊調查，中旬，以好生產隊的典型上報毛澤東。

　　廣州會議后，四月十二日起，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中南局、湖南省的主要頭面人物陶鑄、王任重、張平化等的陪同下，在天華大隊做了為期十八天的調查，湖南省公安廳廳長李強帶領幾十個人的武裝隊帶槍保衛。期間，劉與天華大隊女書記彭梅秀發生激烈沖突后，又寫信調來一個由長沙縣長帶隊的工作組，最后，得出一個與胡喬木完全相反的結論。不久，三十一歲的彭梅秀病逝。

　　這次，從三月下旬起，田家英帶領調查組分別去了韶山、炭子沖和唐家士宅，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六月底調查結束(據毛澤東后來的講話得知，此次長時間的調查，雖然時間寬裕，但工作卻做得簡單粗糙)，三個月時間，田家英一直沒有踏入天華大隊半步。四十九年后的二零一零年，劉少奇故里管理局黨組書記羅雄在黨媒發文，紀念劉少奇的這次天華調查，卻只字不提彭梅秀。

　　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的書面報告估計(他的口頭報告被后來別有用心的人惡意篡改、歪曲，用以攻擊共產黨)：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幾天后，卻發現一九六一年實際上存在著三十多億的財政赤字，一時間，愁云又籠罩在高級干部的頭頂，有人就開始打算“人愁生急門(注：辦法)”。

　　毛澤東在視察途中，了解到湖南、河南、山東的農業增產有望。七月六日晨，帶著愉快的心情回到了北京，而北京等待他的卻是一盆冷水。

　　五月初，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時，曾反映過農民有要求包產到戶的情況。毛澤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六月底，陳云就分田到戶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等人交換過意見，大家的看法大體一致或者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

　　七月二日，中央書記處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談到幾個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對這一段時間老是講錯誤、講困難，有意見。還談到據陶鑄、柯慶施講，毛澤東也表示恐怕講錯誤差不多了，講困難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講克服困難。

　　鄧小平在會上說：“恢復農業，相當多的群眾提出分田。陳云同志作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還說：“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究竟存在什么問題。你說不好，總要有答復。對于分田到戶要認真調查研究一下，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F在是退的時期，退夠才能進?？傊獙嵤虑笫?，不要千篇一律。這幾年就是千篇一律。”

　　七月六日，毛澤東剛下車，陳云請求約見，約見時，陳云陳述了分田到戶的理由。他還說，分田到戶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不會影響征購，恢復只要四年，否則需要八年。陳云后來回憶說：“談話以后，毛澤東同志很生氣。”

　　剛剛回到北京的毛澤東，深深地感受到了包產到戶、分田單干主張所形成的強烈沖擊，而且來自黨內高層的相當一部分人。這可能是他沒有想到的。這些意見，同他在外地看到的、聽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樣的不同。他覺得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

　　七月八日，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開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人參加的會議。會上，毛澤東介紹了河南、山東兩省的夏收情況，說形勢并不那么壞，建議劉少奇等找河南、山東、江西的同志談談，了解一下農村的形勢。毛澤東表明了他對包產到戶的反對態度，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熱心搞什么包產到戶、分田單干。他指定陳伯達為中央起草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九日和十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談話了解情況。

　　十七日，鄧子恢再次向毛澤東陳說，“責任田”不是單干，是一種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制，有強大的生命力，廣大農民不愿改變。而且不回答毛澤東提出的問題，使毛澤東“受了一個半鐘頭的訓。”并且到處宣揚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使毛澤東極為不滿。

　　這時，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經清楚毛澤東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明確態度。七月十八日，中央緊急下發了《關于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下午，毛澤東問楊尚昆：“走集體道路呢?還是走個人經濟道路?”楊尚昆在日記里寫道：“我覺得事態很嚴重!!十分不安!”

　　第二天，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重提這兩個問題。

　　二十日，毛澤東同前來參加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的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他批評了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意見。他說：“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贊成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搞包產到戶?，F在有人主張在全國范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對農民，要讓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產到戶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態度。問題是要分析農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們如何領導。有人似乎認為我們和農民搞了幾十年，現在好像不行了，難道我們就這樣脫離群眾?有人說恢復農業要八年時間，如果實行包產到戶，有四年就夠了，你們看怎么樣?難道說恢復就那么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下邊的同志說還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經濟形勢究竟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

　　二十二日，毛澤東看了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第二書記王任重在廣西桂林專區龍勝縣主持召開的關于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座談會的記錄，當即批示印發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文件提出，要劃清集體經濟和單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鞏固集體經濟的方針和必須做好的工作。為了引起與會者的重視，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否還有可議之處，請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發給省、地兩級去討論。

　　二十三日，毛澤東審閱印發了《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從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開了一個月，形成的文件有二十個之多，關于農村工作的就有十五個，毛澤東最看重的，是《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八月二日晚，毛澤東同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他先問目前的生產情況，得知山西、內蒙古和北京的單干情況并不嚴重，河北有少數生產隊有這個問題。毛澤東說：看來你們那里單干問題還不嚴重。從全國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錯誤在糾正嘛。有少數人把形勢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數人說一片光明。從整個形勢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問題。問題主要是反映在國內的階級斗爭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個斗爭的時間相當長，一百年后還有這個問題，這種形勢要看到。

　　談到生產隊的規模和管理問題時，毛澤東說：生產隊以二十戶左右為宜，太大了不好。他的思路仍然縈繞在最基層的組織規模上，可見這個問題在他的整個經濟思想及社會組織結構上的重要性。至今人們仍然沒有做好這個課題，或者說，至今仍然沒有一個比五十多年前毛澤東傾注心血創建的生產隊更好的、更科學的中國基層組織結構，而基層組織結構正是一個國家的基石。

　　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善良的民族，但寬厚中又帶著懦性。舊中國之所以屢遭欺凌，就是一盤散沙的國家基礎加上這種民族懦性，在西方狼性民族的眼里，就是砧板上的魚肉。毛澤東畢生的精力就是要改變松散的國家基礎和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后才能言及其他。

　　在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和起草文件的這段時間里，毛澤東分別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屬的省市區負責人談話，八月五日，他說：我“周游”了全國一遍，找各大區的同志都談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區云南、貴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談到這樣的問題：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他們說，貧困戶、中間戶、富裕戶各占三分之一。你們有沒有這種調查?

　　講到分田到戶，毛澤東說：有的人主張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戶，有的人主張全部分田到戶。這就是說，基本上單干或者全部單干。也就是說，把五億多農民都變成小資產階級，讓小資產階級當權，讓小資產階級專政。可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他接著說：看來允許百分之幾到百分之十幾鬧單干是可以的，還有百分之九十是集體的嘛!如果全部鬧單干，或大部分鬧單干，我是不贊成的。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為什么要搞這么一個文件(注：《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講鞏固集體經濟呢?就是因為現在這股鬧單干的風，越到上層風越大。

　　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組會議上，毛澤東認為各組討論的情況，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問題，只抓具體問題，主要觀點和分析不夠，這樣不能展開。他提出，現在需要務虛，要從階級分析入手，要認真注意，遇到困難和波折時，這方面容易被忽視。

　　李井泉分析說，單干以后，兩極分化很厲害，只要兩年就很明顯。

　　毛澤東接著說：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我們要代表貧下中農，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農民，所以要按勞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還說：集體化的鞏固，必須經過幾個回合。我們的集體化已經經過了考驗，將來還會繼續經受考驗的。

　　在談到對形勢的看法時，毛澤東和劉少奇分別做了分析。

　　毛澤東說：應當有分析，有比較，不能是一片黑暗。過去講一片光明，現在又說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現在沒人講了。從一九六〇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說黑暗，不講光明，已經有兩年了?，F在有兩種人，一種是只講黑暗，一種是講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務是從分析形勢提出來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單干。認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辦法就是大部單干，小部集體。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針、措施和世界觀上。

　　劉少奇說：“一月會議我們做過一個估計，當時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五月會議又有一個估計。現在看，五月會議對困難有兩點估計過分了。第一是認為夏收減產已成定局。現在看沒有減產還增了產。第二是那時估計單干在全國已占百分之二十?，F在看全國最多也不過百分之十。因此五月會議上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是指全國講的，有些地方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

　　毛澤東說：“夏收還沒有定局。今年整個講是增產了。山東增產了八億斤，全國都增產。”“那時河南、安徽外逃的人減少了，社會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國如此。這說明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劉少奇說：“五月會議下了決心，減輕征購任務。當時對困難估計有三種設想：一是估計夠了;二是估計不夠;三是估計過頭。當時認為把困難估計得充分一點，即使出現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會有思想準備。但是有些喪失信心。”

　　毛澤東說：“恐怕還是一月會議估計得對。過去打仗，軍隊有兩種情況。一種傷亡大，一個連損失一半，但他們不叫困難，把幾個連合并起來。另一種是傷亡小，一個連只損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難。你們有這樣的經驗沒有?有人估計，恢復需要五年到八年。講農業恢復，不要說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點希望。講得那樣長，就沒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難不適當地夸大。如果那樣講，就是說我們的政策如‘六十條’、‘七十條’、減人兩千萬(注：為緩解經濟困難，中央決定一九六零年起，三年內減少新增的城鎮人口二千萬以上)、改變高征購等都不靈，或者說我們的政策要長期才能見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實上已經起了作用。單干風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災區越好。”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組會議上，有人提出不按他的辦法搞包產到戶，農業就不能恢復。毛澤東接著說：“為什么江西沒有按他的辦法，就搞得好呢?山東破壞得厲害，為什么恢復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個省都有。北京十個縣今年就可以恢復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沒有恢復的問題。”

　　羅瑞卿談到，軍隊一些高級干部，對于把形勢講得很壞有意見。毛澤東說：“軍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講的是一片黑暗。華東局在上海開會，有的省委書記，如山東的周興，都是講一片黑暗。但同一個周興，只過了兩個月，我到了山東找他和裴孟飛談話，他就眉飛色舞，說形勢很好，估計今年山東小麥可增產八億到十億斤。”

　　鄧子恢作檢討時表示，自己把情況看的太黑暗了，毛澤東說：“你記得不記得，紅軍長征由原來的三十萬人只留下二萬八千人，當時中央是怎樣估計的?當時中央估計，我們不是弱了，而是更強了。因為過去不鞏固，方針、戰略、戰術不對頭。后來一總結就清楚了，有了經驗了。”他接著說：“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調查，只調查了一個公社的一個隊，在湘鄉、寧鄉也只調查了一個隊，連一個公社也沒有調查。大概這氣候適宜于你，你敢講了。”

　　從這些資料可以斷言，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間，毛澤東如果稍有松手放權，人民公社極有可能被扼殺在搖籃，或在紛爭中延期，全國人民四年的探索努力也將付與流水(文革初期，毛澤東在大字報上，與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一起點名批判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前者即指此事，后者則是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殘酷打擊農村基層干部的事情，即使譽滿全國的勞動模范陳永貴也“在四清運動中受氣”)。

　　就像對待一個剛誕生的嬰兒，是看到希望，滿腔熱情，精心呵護，關懷引導，使她健康成長;還是只看到缺點，看到困難，冷眼旁觀，吹毛求疵，簡單粗暴，橫挑鼻子豎挑眼，為免麻煩總想舍而棄之。對農村人民公社，當時的中央高層正是后一種態度，初期，他們熱情盲目，急于邀功，以至于紕漏百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之后，卻又消極畏難，像小腳女人一樣裹足不前，自甘縮在老祖宗的桎梏下茍延度日。

　　其實，這是蕓蕓大眾的普遍心理，許多事情之所以功敗垂成，正是這種心理在作祟，現實生活中，這種例子俯拾即是，可以信手拈來。就說您現在看到的這些文字，在構思初期，想法簡單，信心十足;整理中間，材料搜集階段頭緒紛亂，眼花心煩，幾欲收手。如果當時畏難收手，此文則不可能與您見面，前期工作也將純屬徒勞。以后再看到的則是不知何時、何人、何種角度、何種立場來述說的這段歷史了。

　　毛澤東的堅韌、負責和遠見異于常人，他顧慮到了這些，預見到了如果稍有懈怠，他的戰友們將如何“演繹”這段歷史。有鑒于一九五八年九、十月間他放手后的混亂局面，擾亂了基層組織的建設，造成了不好的影響。這次，他決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內，放在人民公社問題上。

　　一九六二年的國際局勢比一九五八年更為復雜，東南蔣介石騷擾沿海，西南印度越界挑釁，西北蘇聯挑起民族糾紛，東北黑龍江暗潮涌動。對此，他說：“這一次，不管國內修正主義，國際修正主義，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反動的民族主義，一切都不受它干擾，什么金門打炮也好，沿海要進攻也好，U—2飛機也好，中印邊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東北黑龍江的事情也好，準備今年下半年要鬧風潮的，我們要‘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從而穩定住了局勢，使人民公社的體制問題得以順利解決。后來的歷史也證明了毛澤東決策的正確英明。

　　而對詭譎的國際風云，毛澤東抓住主要矛盾，四兩撥千斤，以一篇《全國軍民要提高警惕準備粉碎蔣匪幫軍事冒險》的檄文，便使周邊險情煙消云散。

　　關于農業恢復時間問題，針對陳云等黨內著名經濟學家預測的包產到戶需要四年，否則八年的說法，毛澤東果斷地說：“瞎指揮我們不干了，高征購改正了，農業恢復的時間會快一些，恐怕再有兩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兩年，六四年掃尾。”實踐的結果，證實了毛澤東的預言，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國的國民經濟就全面好轉了。從而也證實了集體經濟強大的活力。

　　對此，陰謀史學家、無良公知卻集體失語。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召開，毛澤東主持大會并講話。他說：“國內形勢過去幾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兩年是低潮，因為我們辦錯了許多事，主要是高征購、瞎指揮這兩件大錯誤......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們就開始改變了。有一段強調得不夠，因為修正主義來了，修正主義壓我們。”“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黨集團擾亂了我們，我們那個時候不覺悟。本來是搞工作的，后頭來了一個風暴，就把工作丟了。這一回，可不要這樣。”

　　二十七日，八屆十中全會閉幕，至此，歷時四年之久，浸透著毛澤東的心血、經全黨努力、全國人民參與、多次反復修改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通過，并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政社合一的農村人民公社組織形式被正式載入憲法。

　　無論褒貶與否，農村人民公社是毛澤東繼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第二、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并立的三大歷史杰作之一。對這三大歷史杰作，他的戰友們分別做出了前后迥異的選擇：第一件，他們主動參與;第二件，他們被動跟隨;第三件，他們本能抗拒。這三種不同的態度，凸顯出了毛澤東的冠絕群倫、卓爾不凡，凸顯出了他歷史巨人的眼光和情懷。同時，也注定了他的事業要出現不可避免的反復和曲折。

　　農村人民公社的建立，標志著中國農村集體經濟臻于成熟，標志著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許諾——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兌現，標志著一個嶄新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經濟基礎的鞏固。農村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與先她出現的全民所有制的國營工業企業、以流通為目的社會主義商業以及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補充的個體經濟，共同筑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廈。

　　而此時，毛澤東的目光，已掠過喜悅的人群，關注著那更深髓的遠方......

　　九 缺失文獻的記憶

　　在八大剛結束后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從國際和國內出現的一系列事件中，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已嚴重關乎著新生政權的存續，五七年即在思想領域開展了整風和反右運動。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的同時，也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展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只是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千頭萬緒，復雜多變，每一個事件都在消耗著毛澤東的時間和精力，黨內高層的其他人又不堪勝任，后一個指示就被迫擱置了起來。

　　現在，人民公社的體制剛剛就緒，毛澤東的思想重新回到了意識形態領域，希望形成一個與新的公有制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大公無私的上層建筑，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斗爭，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的由上而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途，由于高層的不理解，層層設卡，處處掣肘，導致毛澤東最終被迫發動了由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兩件事至今仍垢議不斷，有待時間的評判。

　　那個時代流行這樣一句話：“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深諳此道的毛澤東在建國前后，在各行各業，都樹立了使人們敬仰的大公無私的典范，帶動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這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又一大要素。

　　一九六四年，他綜合各方面的情況，慎重調研，先后提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在工農業戰線上豎起了兩面鮮艷的旗幟，使社會主義建設有范可依，有跡可循。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大隊，原本是一個貧窮的小山村，七百多畝土地，分成四千七百多塊散布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畝產不到二百斤。一九五三年，陳永貴一班人響應毛澤東“組織起來”的號召， 開始走合作化道路，憑著人們的公心和組織起來的力量，艱苦奮斗，治山治水，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壘砌了層層梯田，并鑿山架橋，引水澆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十年后，畝產就增至七百多斤。

　　一九六三年八月，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把大寨變成一片澤國，房倒屋傾，梯田坍塌，莊稼被毀。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下，他們不要國家一分錢，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不但保證了自給，當年還足額上繳愛國糧。次年三月，毛澤東看到了大寨的事跡報告，立即組織調查核實，后半年即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

　　家父回憶起在那個年代到大寨參觀時的見聞，頗有感慨地說：那時正是護青時節(注：莊稼即將成熟，社員著意看護)，遠看層層梯田，滿山蔥綠。來到近前，從山下往上看，只見石頭不見莊稼，從山上往下看，只見莊稼不見石頭。參觀的人都表現出了欽羨和神往，贊嘆稱奇。由此，大寨人創造的奇跡可見一斑。

　　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一經發出，體制初成、蓄勁待發的人民公社便顯示出集體的、強大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公社社員們戰天斗地，修建梯田，平整土地，筑水庫，引水渠，短短的幾年間，創造出了幾千年的個體經濟想都不敢想的業績。

　　林縣紅旗渠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被譽為“人工天河”。林縣人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鑿山架橋，從太行山腰修建了引漳入林工程，使幾千年水貴如油、靠天吃飯的林縣人用水不用愁，清泉遍地流。如果把這些水利工程的土石方筑成高兩米，寬三米的防護墻，可縱貫祖國南北。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閉幕后，為了“吸收新鮮血液”，保持黨的活力，決定“吐故納新”，從最基層的農村人民公社、大隊、生產隊開始了為期三年的、逐級往上的整黨建黨工作，把在走集體化道路以來涌現出來的大批大公無私、敢想敢干的年輕人、基層干部逐級錘煉，提到領導崗位，與先期解放出來的老干部(以后逐批解放)一起，擔當起各項工作的重任。

　　陳永貴、吳桂賢、李素文、尉鳳英、姚連蔚等是他們中間的杰出代表，都是在實際工作中，從基層，從工業、農業生產第一線一步一步提拔上來的，他們在中共一九六九年的九大和一九七三年的十大上分別當選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的全國四屆人大上(朱德當選委員長)，或當選人大代表并被選為副委員長，或進入周恩來組閣的政府并出任副總理。四屆人大的工農兵代表達到百分之六十七(現在，幾億農民工只占代表總數的百分之四)。一九七六年，十月驚雷后，他們雖未與各級干部一樣被作為“三種人(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和“雙突干部(突擊入黨，突擊提干)”處理，但也被迫在幾年之內逐漸匿跡隱退。

　　三十多年后，我們當地，這批人已年過花甲、古稀，有的甚至已到耄耋之年，我與他們談及此事，他們或曰“心有余悸”，或曰“不提那事”，或者干脆“顧左右而言他”，即使略有提及，也是“欲說還休”?？梢姰敃r迫害之烈，對他們造成的心理傷害之深。

　　現在再來接觸、研究、反思他們，他們的絕大多數都像陳、吳、李、尉、姚等一樣,是具有“貧下中農好品質”和工人階級獻身精神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卻都被描述成青面獠牙、紅頭發藍眼睛的怪物，“三種人”、“雙突干部”都是對他們污蔑的“不實之詞”。輕輕地以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間”模棱兩可、難以考究的混沌之詞，就把所有的造謠、污蔑、歪曲、詛咒潑向文革，然后卻以“文革宜粗不宜細”的說辭，并冠以蠻橫的“不爭論”，把他們的真相掩蓋在歷史的迷霧中，以達到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欺世盜名、趁火打劫之目的。

　　其實，打砸搶分子確有其人，但不是他們，而是他們的反對者。從艱難搜集到的資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震驚全縣、令人發指的幾期血案、命案，沒有一期是他們所為。相反，正是由于他們有了一些武裝(當時叫“文攻武衛”)，遏制了更多的血案、命案的發生。Y在回憶起往事時，像是自語、又像是傾訴地說道：“那次我如果下令開槍，至少是十年的徒刑。”事過幾十年，飽經滄桑他，考慮的仍然是對自己的約束和對社會的責任，不以制止了一期血案的發生而為自己邀功擺好。由此，他們的品質窺一斑而知全貌。

　　在全國，正是他們上千萬人的集體“遇難”，重創了毛澤東倡導的社會主義道德：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愛祖國，愛人民，愛集體，愛勞動，斗私批修等等，同時也重傷了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上慈下孝，三省吾身云云。自此，一開中華民族道德滑坡、風氣糜爛、社會腐敗、民眾迷茫之濫觴......

　　整黨建黨工作告一段落后，在一班嶄新的、朝氣蓬勃的新的領導班子的帶領下，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全國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被推向高潮。

　　一個偏遠小縣，也卷入了這翻天覆地的大變化。七五年，恢復各級黨委時(六八年成立各級黨的核心小組，行使黨委職責)，根據原行政區域及境內地理地貌，為便于生產管理，劃分出HC、DP、FP、JX四個新的人民公社，前三個公社的地理、地貌屬于荒土丘陵，地上無樹林，地下無礦藏，水源奇缺，典型的靠天吃飯，畝產只有三、四斗(合一百六十斤)。歷史上，每到春荒之時，他們就到情況稍好一點的山里面求親告友，借貸度荒，夏收時再如數奉還，如此年復一年。如果遇到旱災，則更是苦不堪言。

　　這幾個公社的劃分，為幾地的專項治理創造了條件，使他們可以根據各自轄區的特點，統籌規劃，全力以赴做好農田水利的建設工作。

　　已退休的WSC回憶，我們DP鄉(前公社)吃糧的解決，都是七三年到七五年WFJ書記打下的底子。那時，一到冬春農閑時，W書記就領著學大寨，修梯田，大搞農田水利建設。我當時十八、九歲，是學校團支部書記，負責把工地上的好人好事編寫成宣傳材料，組織學生到工地宣傳。沒有高音喇叭，我們就把學生五米一人，一字散開，一段一段地往前接力宣讀傳遞。經過三個冬春，平整了土地，修起灌溉網，把QG水庫(大躍進時修建)的水引入了千年缺水的土地，再加上種子、化肥的使用，七九年、八零年畝產就有小千把斤。

　　FP鄉(前公社)的WMX清楚地描述當年修梯田時分配任務的情況：那時，根據個人勞動力的強弱，在生產隊的社員大會上公開評議每個人的勞動日工分值，簡單的說就叫“評工”，評出的有十分、八分、七分等不同的分值(大隊干部也不例外，只有民辦教師可以照顧為十分工)。在修梯田分任務時，如果一百個土方的任務需要一百個工分值，就按每人的分值安排十到十幾個人，湊足一百分領取這段任務。所以，勞動力的搭配和任務的大小安排的極為科學、合理，社員在勞動中都主動協作、干勁十足，爭先恐后。

　　包產到戶后，放棄了這種方法，又采取最原始的按人頭分任務的辦法，強勢欺弱的情況開始出現，導致民怨鼎沸。JX鄉的LWY說，七九年、八零年，我還在上學，家里就幾個姐姐，缺勞力，修梯田時，按人頭分任務，姐姐們使足了勁，結果也總是落在最后。星期天我去幫工，發現兩邊被人留下很多活尾巴，上面是一米寬的任務，到下面能成一米二。我很生氣，也沒辦法。

　　HC鄉六十六歲的CQ(前公社社員)，丈夫腦溢血臥病在床，兩個兒子及兒媳給人打工，收入微薄。自己現在侍弄著四、五畝莊稼和一些菜地，支撐著十口人的生活。她回憶起往事時說：五八年煉鋼鐵，我是學生班長，帶領同學們撈河砂。畢業后，參加了大隊的工作。七〇年結婚，七四年生第二個孩子時正趕上學大寨修梯田，去的稍晚點就要被批判。

　　對此，她沒有半點怨言，反而平靜客觀的做了點評：ZGD書記有錯誤，也有功勞，他雖然脾氣火爆，工作粗糙，傷害了一些人，可工作時又肯下身份，雷厲風行，敢說敢干，帶領群眾平整土地，修建的水利設施，造福了一方百姓。現在當官的有幾個不是為了撈錢?澆地的水渠塌完了，也沒人問一問。

　　這些話也勾起了我的記憶。母親是小學教師，雖是公立的，但長期從事農村教育。我當時隨母親在MZ小學上學，住宿被安排在社員家里，對那時的情景記憶猶新：每天早、中、晚的吃飯時間，大家都端著各自的飯碗(飯菜)，來到飯場(寬敞一點的村中空地)“會餐”，在吃飯中間，生產隊長已把飯后的工作安排的妥妥當當：XX帶幾人到X地干X活，XX帶幾人到X地做X事......

　　飯后，隊長一敲鐘，大家都自帶工具，按工作量的大小，五個一伙，八個一群的眾寡不一，各奔一處，各司其職，在愉快的歡笑聲中開始了一天的勞動......

　　七三年，我十一歲，上小學三年級。這年冬天，利用寒假，老師帶著我們，唱著《我是公社小社員》、“愛集體，愛勞動”，到TH公社的漁場義務挖魚塘。同學們按身體的強弱搭配，分成十幾個小組，分別翻土、裝土、挑土、運土。大冬天的，大家都穿著單衣，你追我趕干的熱火朝天，汗流浹背，沒有什么人藏奸?；?。每天中午，漁場管一頓飯，豬肉白菜燉粉條，白面大饅頭，管夠。工程結束，看到我們親手修成的一方方魚塘，隱隱的一種自豪感和成就感就從心底升起。這次我還得了一張“勞動模范”的獎狀。

　　那個年代的模范，除了獎狀，有時還會獎一本筆記本，或者一支筆、一個暖壺、一個茶缸、一個臉盆、一條毛巾、一件背心、一張鋼锨等等。人們看到的不是他的價值，而是他的榮譽。毛巾往往舍不得使用，筆記本也要珍藏很長時間，舍不得落筆，暖壺、茶缸則要擺在家里最顯眼的位置，大紅“獎”字朝外，向來客顯示自己的榮耀。

　　七五年，我已轉到“五.七”學校(后改稱縣直)上學，印象中一直在機關工作的父親這時也下鄉搞梯田。寒假里，我曾騎自行車到HC公社QT大隊看望父親，親眼看到了農業大會戰的場面。與我們挖魚塘相比，這里簡直是另一個天地，場面更宏大、更壯觀，起伏的黃土嶺上，到處是飄揚的紅旗，到處是勞動的人流，秩序井然，川流不息......

　　這只是全國幾億公社社員學大寨的縮影。中原大地，塞北江南，到處是他們奮戰的場面，他們使用著鎬頭、頭、鋼叉、鋼掀、籮筐、架子車(是一種在農村和農田使用的半機械人力運輸工具，即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極力推薦的“膠輪車”，在農田建設中功不可沒。)這些最原始的勞動工具，在中國的大地上，完成了人類農業史上最偉大的事業——換地!

　　這年，父親帶回一簍蘋果，約二、三十斤，讓我們兄妹三人一解饞蟲。三十多年后，父子閑話時，我才知道了蘋果背后的故事。

　　七四年，QT大隊的領導班子有了矛盾，縣核心小組委派父親實地解決，事后，與大隊支書MBL一起帶領社員修梯田，父親又從縣里調來一個技術員，測繪后，因地制宜，多方兼顧，利用修梯田采挖的土石方，于七五年在QT大隊MG生產隊建起一小型水庫，并入HC公社灌溉網。

　　這年秋天，父親從QT大隊帶回了三簍蘋果，兩簍分別送給兩個一直關心QT大隊工作的縣委領導，一簍歸了我們兄妹。七八年下半年，真理標準大討論時，父親一干人被變相軟禁在縣委黨校，隔離審查，那時我也不能見到父親。半年下來，實在找不出什么問題，就提到了三簍蘋果，說是受賄。結果，到QT大隊一查，是付過錢的，唯一的問題是付的出園價，最后是補齊了零售價完事。

　　在全國，截止一九七六年，人民公社已基本完成了耕地面積的梯田和水利設施建設。此后，他們這批人就發配的發配，坐牢的坐牢，父親被發配到FP公社。而他們工作的成果也開始顯現，農業——已經蓄勁待發。

　　六十年代初，經毛澤東批準，開始與西歐十余個資本主義國家貿易往來，除了近百個高精尖的工業項目外，還專門有農藥化肥。七二年的“四三方案”開啟了新中國第二輪工業化高潮，期間，各種大、中、小型化肥廠也開始興建。

　　與此同步的種子改良也漸見曙光，六四年始，以農業科研院校為龍頭，在中國農村，農業科學實驗遍地開花，社社都有農科所，隊隊都有試驗田、試驗站，七十年代后期，終于結出了一批以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為代表的豐碩成果。

　　七九年、八零年以后，在這些人民公社時期打下的水利、土壤、良種、化肥四大糧食增產因素的基層上，糧食產量猛增，從歷史上的一、二百斤，增長到七、八百斤。這些功勞的花環，以后都被無恥地戴在包產到戶的光頭上，給歷史留下一天大的笑話。

　　關于公社社員的收入分配，現在能見到的材料，有最早從五六年開始、群眾意見很大、被毛澤東否定、于六二年取消的“三包一獎”，公社早期的供給制。六一年、六二年，毛澤東開始考慮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制和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工資制二者的結合，二者的比例初定三七開。今經多方證實，供給制(人)與工分制(工)一直實行到人民公社解散前夕，各地執行的有人六工四、人五工五、人四工六等說法不一。使欠工戶和長工戶的利益都得到了照顧，有效地化解了社會矛盾，增進了人們相互間的感情，對維護社會道德、社會穩定起著積極的作用。

　　毛澤東說過：在中國的條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國有很多天災，每年都有，沒有大規模的組織就不能抵抗災害。

　　這里有一個很直觀而又很能說明問題的對比：

　　據DZ鄉GJ先生的敘述，他的祖父也是一個財主，約有百畝良田，一年，一場大水，化為烏有。此后，“一米八三，膀扎腰圓”的父親也只能靠與人幫工度日，新中國建立時，一家人才分得了地主的一間瓦房。

　　這只是幾千年私有、個體經濟的縮影。稍有家業的財主尚且如此，眾多清貧、赤貧的百姓的生活則更是難以述說。

　　而在毛澤東(人民公社)時代，由于公社的力量，大災都得到了遏制或化解，甚至在萌芽狀態已消解于無形。公社后面還有國家，從五十年代開始，國家就“統籌兼顧，適量安排”，執行返銷糧(統銷糧)政策，對于自然災害帶來糧食歉收或貧困落后沒有能力達到糧食自給的地區，當年返銷給口糧、種子和飼料糧，我們當地返銷的主要是玉米、薯干和小麥。返銷糧只加流通費用，所以，價格略高于當地收購價。這項政策一直執行到八十年代，從而保證了社員的生產和生活需要。

　　小災更不能為害人們。七十年代初期，曾有兩件“小事”留在人們的記憶里。WMX回憶，FP公社DP大隊的一個生產隊場房屋(生產隊存放集體財物的地方)失火，集體財產焚燒凈盡，后經公社、大隊協商，該生產隊社員一分為三，就近并入相鄰的生產隊，各種待遇與原隊的老社員一視同仁，略無差別;

　　YZ公社的YJS說：我們YZ大隊有個老師叫LXL,家里的房子很漂亮，前后出檐，可以說是雕梁畫棟。有一年，他家里突然失火，由于純木質結構，搶救不及，瞬間化為灰燼。事后，大隊給他安排了新的住處，除了公家給予的救濟，生產隊甚至外隊的社員你一升我一籃地送來了糧食。我當時的感覺，比他們家里原有的都要多。

　　這些，都讓人們感受到了在人民公社、生產隊里生活的有驚無險，“有災無難”，讓人們感受到了社會主義大家庭里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社會溫暖。

　　他們載歌載舞，以優美的旋律唱道：

　　公社是棵長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瓜兒連著藤，藤兒牽著瓜，藤兒越肥瓜兒越甜，藤兒越壯瓜兒越大。

　　公社的青藤連萬家，齊心合力種莊稼，手勤莊稼好，心齊力量大，集體經濟大發展，社員心里樂開花。

　　公社是顆紅太陽，社員都是向陽花，花兒朝陽開，花朵磨盤大，不管風吹和雨打，我們永遠不離開她。

　　公社的陽光照萬家，千家萬戶志氣大，家家愛公社，人人聽黨的話，幸福的種子發了芽，幸福的種子發了芽。

　　他們眼樂心喜，用質樸的語言贊道：

　　單干好比獨木橋，走一步來搖三搖;互助組好比石板橋，風吹雨打不堅牢;合作社鐵橋雖然好，人多車稠擠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橋，通向天堂路一條。

　　然而到了

　　十 人民公社祭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八懶漢盟誓愿，平日怕吃丁點虧，而今要替人養子十八年。

　　從這時起，中國大地上突然冒出一個小崗村，在生產隊時，他們唯恐別人占自己一丁點的便宜，出工時爾虞我詐，偷奸?；，F在卻不惜觸犯法律，也要私盟血誓分田到戶各顧各，如果哪個坐牢，大家就替他把孩子養到十八歲。就是這樣一群猥瑣自私的人，就是這樣一種狗屁不通的邏輯開啟了一個新時代。

　　回朔中華民族一八四零年以來災難深重的歷史，什么洋務運動，什么君主立憲，什么民主共和，什么實業救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回朔舊中國一九二一年以來波瀾壯闊的歷史，什么攘外安內，什么曲線救國，什么東亞共榮，什么洋馬列，什么斯大林的第三國際。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

　　回朔新中國一九四九年以來慷慨豪邁的歷史，什么剝削有理，什么民主秩序，什么包產到戶，什么分田單干，什么洋奴爬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回朔十月響雷、一九七六年以來復雜多變的中國，什么英明一舉，什么輪表法相，什么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什么救歐洲就是救中國，什么新海龜，什么佐利克的世行報告。只有毛派共產黨人有原則又靈活地運用毛澤東思想，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凝聚起全國各族人民萬眾一心共赴國難，開拓未來，才能救中國!

　　然而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新修改的憲法解散了人民公社，學大寨的聲音也戛然而止。與國際接軌，理性的、洋味的“小流域治理”代替了充滿激情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治理”的結果，幾乎把“建設”的成果毀壞殆盡，“三農”問題日漸突出。

　　逝去不遠的五十年代，六億神州盡舜堯;六十年代，七億人民七億兵;七十年代，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八十年代以降，變“為人民服務”為“為資本服務”，變“奉獻型社會”為“消費型社會”，變“全民皆兵”為“全民皆商”，變“勤儉建國”為“有水快流”，變“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為“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變“交窮朋友”為“交富朋友”......如此一路走來，國際上棄朋背友，以鄰為壑，小國任意欺大國;國內，昔日的主人——人民、公社社員，日漸淪落為屁民、弱勢群體，十億百姓不團圓。

　　資本是不講道德的，它尋租逐利的本性注定了它的邪惡。看看各地的引資，“小資”引來“大資”的結果是，營造虛假繁榮的同時，也把當地的財富搜刮殆盡，卻把貧窮和污染長期留給了當地人民。引來的“外資”更是如此，如果說有不同之處，則前者財富仍在國內，而后者更邪惡，已把財富轉移國外，并且帶走的更多、更遠、更徹底......

　　然而，我們從此不再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而是相信資本，依靠資本，膜拜著不成器的、邪惡的資本勢力，整個社會都在浮躁的喧囂聲中，摸著石頭走向深淵......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四日，小民偶翻閑書，瀏覽至農村人民公社興衰一節，心生感慨，臆念之間，撮土仰天祭曰：

　　嗚呼!

　　適逢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初嘗“組織起來”喜果的中國農民自發興起，慧眼領袖喜見曙光、熱情推舉的農村人民公社蓬然興起，數千年來的草民百姓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官稱”——“人民公社社員”。一時人心煥發，大地改顏。人心煥發，六億神州盡舜堯;大地改顏，春風楊柳萬千條。

　　改天換地，千頭萬緒。贊者補缺糊漏，怨者詬罵乘隙。四年爭斗，四年奮起，領袖力排邪議：屏退包產分地，樹牢集體根基。至此一千九百六十二年，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大致完備，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核算，責權分明，社員利益，嚴禁挪用。領袖“建設一個新世界”的設想——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框架初成。繼而，為適應經濟基礎，在意識形態領域又興起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繼之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是，華夏大地，秩序井然，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崇公蔑私，蔚然成風。億萬人民揚眉，千載邪祟匿蹤。

　　一國興公，萬民意盛，領袖揮手指引，大寨昂然前行。劈山改河，戰天斗地，平原如砥，山丘成梯。灌溉網絡棋布，人造湖泊星羅，水繞山梁嬉戲，山獻五谷豐碩。治出文景貞觀，兆民安居，干部廉恭;盛邁康乾開元，萬國來賀，海疆安寧。領袖表率，干群一心，辛苦優秀一代，幸福子子孫孫。

　　悲夫!一千九百七十六年，領袖薨然星隕，魔盒悄然縫啟。公社進程，戛然而止。精英雀躍，義士扼腕;好貓喵呼，百姓長嘆。厄運自此籠頂，憂患日漸成型。

　　哀哉!一千九百八十二年，幡然修憲，公社飄逝，社員星散。集體蛻為個體，國營變身國有。一字之謬，財產換姓，權力易手。自此，昔日主人，淪為屁民，貧富有別，生命有籌。

　　“民”富國危，民散業敗。年旋月轉，去日何多?灌溉網絡頹廢，人造湖泊干涸。梯田坍塌，平原如割。城鄉差距漸大，三農問題日灼。天災不斷，人禍頻多。百姓呼天喚地，血淚聲聲，仰天而泣曰：

　　嗚呼!

　　人民公社，生產隊，公社社員!

　　魂兮，歸來!

　　魂兮，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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