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大躍進”有著深刻的毛澤東思想印痕。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初衷是為盡快實現中國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但由于諸多原因，未能達到預期目的，并留下了一些沉痛的教訓。在“大躍進”期間，毛澤東先后在不同干部層級、不同會議范圍內作過十次自我檢討，充分顯示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寬廣胸懷和嚴以律己的自我批評精神，同時，也顯示了無產階級政黨具有自我糾錯、自我修復的強大能力。“大躍進”已作為特別的歷史符號，銘刻在中華民族特別的歷史記憶之中。

　　長期以來，對于毛澤東發起和領導的“大躍進”運動，境內外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對其進行了刻意污蔑、故意歪曲和有意詆毀。尤其是對毛澤東本人，更是進行了放肆的攻擊。其中“最大的罪名”是：毛澤東對“大躍進的失敗”從來不下“罪己詔”，連封建帝王都不如。雖然有毛澤東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作過自我批評的這一事實，猶如白紙黑字、鐵證如山般地擺在公眾面前，但是，那些敵對分子仍然不屑一顧地說：這是毛澤東“迫不得已”、“無可奈何”，而且是“難得的僅有一次”。

　　事實果真如此嗎?還是讓歷史來回答吧!

　　一

　　“大躍進”的“藥引子”最早很可能是英國人煽動起來的。1957年11月16日-19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出席蘇聯召開的64個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期間，兩次會見了英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波立特和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高蘭。這兩位英國同志說：現在英國年產3000萬噸鋼，而你們中國，再過15年可能是年產4000萬噸鋼。恰好會議期間，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宣布：15年后，蘇聯可以超過美國。在這種氣氛下，毛澤東被情緒感染，也充滿激情地說：我也可以講，15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這是毛澤東首次公開提出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實際上也為以后的“大躍進”埋下了伏筆。

　　真正提出“躍進”概念，是在此后的半年以后。1958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二次會議期間，毛澤東給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所有同志寫過一封信，信中說：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從內容上分析，毛澤東似乎是看到過一些內部報告和內參才發現“躍進”一詞的。

　　毛澤東真正的創造是把“躍進”變成了“大躍進”。在三個多月后的1958年9月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到心里通暢，搞大躍進。”自此，“大躍進”一詞正式誕生，成為影響中國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的一個重大元素。在毛澤東看來，“大躍進”是現實邏輯強力推動的產物。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這樣寫道：“我國六億多人民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認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責任，打擊了從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方面刮起來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妖風，同時也糾正了和正在繼續糾正黨和人民自己從舊社會帶來的和由于主觀主義造成的一些缺點和錯誤。黨是更加團結了，人民的精神狀態是更加奮發了。黨群關系大為改善。我們現在看見了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人民群眾在生產戰線上這樣高漲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全國人民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在鋼鐵及其他主要工業生產品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這個口號所鼓舞。一個新的生產高潮已經和正在形成。”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更是欣喜地寫道：“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群眾中的落后階層奮發起來努力趕上先進階層，這個事實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革命(生產關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奮進。由此看來，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

　　毛澤東作出的這些判斷和概括，當然是從實際生活中得到的。不同的區別在于，有的是他在考察中獲得的，有的則是他從一些信息中捕捉的。例如，新華社1958年7月12日編印的《內部參考》第2528期刊登了湖北省糧食廳工作組撰寫的《農業社辦食堂對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有很大促進作用》一文，介紹了湖北省京山縣合作鄉八一社常年辦食堂的經驗，其中說到辦食堂的幾大好處：第一是節省了勞動力，擴大了社員的收入;第二是節約了糧食;第三是節約了燃料，減少了社員開支;第四是有利于發展生豬生產。毛澤東看到后，很感興趣，隨即將此文批給時任《紅旗》雜志總編輯的陳伯達，提出“可以考慮在紅旗上發表”。在1958年9月5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又講了他于8月視察河北徐水縣時看到的類似情況，說：“公共食堂一來，節省時間，免得往返。節省糧食，節省柴火，節省經費，此外還節省大批時間。這是徐水縣的經驗。”然而，從后來的實踐來看，公共食堂對大多數農民而言，確實是弊大于利。可是在最初，人們卻把它當作新生事物來支持，而毛澤東的態度實際上起到強力推廣作用。

　　毛澤東積極支持和推動“大躍進”是真誠的，但對“大躍進”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他也是認真抓緊和督促處理的。1958年11月，毛澤東在中宣部內參《宣教動態》第145期看到中共云南省委的檢查報告，說1958年初春夏之間，云南因腫瘤、痢疾、小兒麻疹等發生了嚴重的死亡情況，對此，云南省委深刻反省，查明原因，迅速糾正，及時制止了這種現象的發生。毛澤東隨即批示，其中說：“在我們對于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于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干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于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余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從這個批示可以看出，毛澤東是了解下情的，也是能夠體察下情的，提出的解決辦法也很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當月，毛澤東看到河南省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的一封群眾來信，信中反映：該社社隊干部打罵人的現象非常嚴重，挨打的不僅有普通群眾，還有黨、團員和隊干部，許多人偷跑在外;一些堅持黨的政策而沒有打人的干部也被另外一些干部扣上斗爭性不強的大帽子等等。毛澤東閱后將此信轉交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并批示道：這種情況要“調查研究，作出處理，通報全省，引起注意。如能在省報公開揭露，則更好。……可能寫信人有所夸大也難說，但是似乎真有那樣的事情似的，從信的氣氛可以感覺得到。究竟如何，待查實方能見分曉。”毛澤東對此類事情非常重視.也打算從嚴處理，但同時又怕反映情況有誤，故他又要河南省委查實后再定。

　　作為閱歷豐富、經驗老到的政治家，毛澤東雖然對“大躍進”抱有極大的熱情，但也同時估計到肯定會出現這樣的困難、挫折和那樣的認識、看法。在195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之前，他在講話提綱中寫道：“對犯錯誤的干部90%以上，耐心說服，不予處分，叫他們作些自我批評就夠了。對嚴重違法亂紀的干部，1-2-3-4-5%，則要加以輕重不同的處罰。對謊報也如此，90%以上，說服，1-2-3%，分別處罰。總之，處罰的極少，教育的極多，就能保護廣大干部的勞動熱情。”他還寫道：“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情緒的危險性。”后來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的“意見書”里借用了這句話的意思，算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

　　毛澤東對人民公社是不加掩飾的欣賞，但半年以后，他又發現“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在1959年2月27日召開的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一些錯誤做法：“許多公社和縣從生產隊抽取的積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費又包括很大的浪費，例如有一些大社競有成千工作人員不勞而食或半勞而食，甚至還有脫產文工團。”毛澤東還率先批評了當時盛行的“共產風”，他說：“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我們對于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又怎么可以無償占有呢?”1959年4月底，毛澤東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廣大干部寫了一封“黨內通信”，其中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從以上可以看出，毛澤東早就發現了“共產風”和“浮夸風”，而且還是最早起來批評和糾偏的。不僅如此，在以后多次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總是不遺余力地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左”傾做法。有的研究者說，毛澤東無視和不愿糾正當時出現的種種錯誤風氣和做法，一味獨斷專橫。且不說這種論調完全不是事實，更是完全低估了毛澤東超越凡夫的智商。依毛澤東之過人精明，他不可能忽視全局出現的各種情況，不可能不適時地提出應對策略和措施。不過，在毛澤東獲取的信息中肯定也是五花八門、真真假假、魚龍混雜，有時提供的信息有誤，隨之應對方案肯定也要出錯。這種情況在社會形態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恐怕也是難免的。誰也不敢保證毛澤東沒有相信過假話、沒有出現過判斷失誤，誰也不敢把那些省部級官員呈給毛澤東的“奏折”統統都說成阿諛奉承之作。

　　當時還有一個現象也是頗值得玩味的，這就是：盡管我們在外交上是“一邊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盡管我們與美國是仇敵，國內輿論仇美反美情緒強烈，但毛澤東卻多次提出要向美國學習。譬如，他在1959年6月11日會見秘魯議員團時說：“我們的第一個先生是蘇聯，我們首先要學習蘇聯。但是美國也是我們的先生。美國煉的鋼含硫量是0.04%，我們只有個別地方煉的鋼含硫量達到0.037%，大部分地方煉的鋼質量不好。這是新問題，不能調皮，要老老實實學習。”又如，毛澤東于1959年10月31日在給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的一封信中說：“美國的種植業與畜牧業并重。我國也一定要走這條路線，因為這是證實了確有成效的科學經驗。”他在回宙信中還說：“看來苞谷是飼料之王。美國就是這樣辦的。”他希望媒體引導人民公社也這樣辦農業和畜牧業。這表明，毛澤東的眼光是世界性的，只要是實現國家強大的經驗，不管是哪個國家的，友好國家也罷，敵對國家也好，我們都愿意老老實實地向先進的東西學習。

　　二

　　“大躍進”是1958年夏季開始啟動的，到1959年夏初，問題和毛病逐漸暴露得越來越多。毛澤東在1959年2月2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農業社放過一些衛星，報上吹過很多，不實在。實際上沒有那么高，也沒有那么多，有些是把幾十畝田并成一畝拼出來的。”他還說：“客觀規律在每一個國家因歷史條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觀法則要研究它、認識它、掌握它、熟練地運用它。凡是經過努力可以辦到的事情就要努力辦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主義;不能辦到的就不辦，一定要它辦到就是主觀主義。主觀反映了客觀，就變成了主觀能動性。主觀能動性也有兩種，一種是脫離實際的，這是主觀主義;一種是符合客觀規律的，符合實際的。要區別這兩種情況。凡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就要受挫折。現在沒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貨嚴重不足，就是因為我們脫離了客觀規律，過去的安排缺乏這一方面。搞經濟建設我們還是小孩，無經驗。同地球作戰，戰略戰術我們還不熟，要正面承認這些缺點和錯誤。”從毛澤東的講話來看，他是了解不少真實情況的，包括說假話“放衛星”等;他似乎隱約地感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要“受挫折”，他已經認識到搞經濟建設“無經驗”，并在黨的省部級干部這個層面范圍內，委婉地間接地首次做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評。

　　在外國友人面前，毛澤東也是實話實說。他在1959年3月和6月會見拉美國家一些訪客時，就說過：“可以告訴你們，我們真正認真搞經濟工作，是從去年8月才開始的。我就是一個。去年8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設，而是搞革命。”“我們在工業化中剛走了第一步。”

　　從文獻中看，在1959年夏上廬山之前，毛澤東的情緒已經開始降溫。在同黨內高層領導的談話中，他談道：“在大躍進形勢中，包含著某些錯誤，某些消極因素。現在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包含著有益的積極因素。去年形勢本來很好，但是帶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沒有想到困難。”他提到：“山東曹縣出現搶糧現象，這很好，搶得還少了，搶多了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對那些摧殘人民積極性的官僚主義就是要整一下。”對馬上召開的中央廬山會議，他的看法是：“要統一思想，對去年的估計是：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只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許多問題是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才看的出來的。”在這之前，談到成績和缺點，毛澤東歷來認為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系，而這時毛澤東已認為是7個指頭和3個指頭的關系，這表明毛澤東已經把問題和錯誤看得相當嚴重了。實事求是地講，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寫的意見書，就其中談到的問題之廣度和程度而言，都沒有超過毛澤東的認識和判斷。僅就問題的深度而言，毛澤東的認識則大大超過了彭德懷。

　　毛澤東、彭德懷的廬山之爭，恐怕“意見書”只是表象，深層原因仍有待于繼續揭示。當時國家計委副局長李云仲也對經濟工作有意見，也有看法，其觀點與彭德懷大同小異。毛澤東收到他的信后，一方面，批評了他的認識立場，另一方面，毛澤東認為：“李云仲同志和這些人不同，他不隱蔽自己的政治觀點，他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他認為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不過時間要長一些，這些看法是正確的。信的作者對計劃工作的缺點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認為很中肯。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統地揭露我們計劃工作中的缺點，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沒有看見這樣一個人。我知道，這種人是有的，他們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議：將此信在中央一級和地方一級(省、市、自治區)共兩級的黨組織中，特別是計劃機關中，予以討論，并且展開討論，將1958年、1959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長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確的分析，以利統一認識，團結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勁，奮勇前進，爭取經濟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軍事工作，文教衛生工作，黨的各級組織的領導工作，工、青、婦工作)的新的偉大勝利。”毛澤東對李云仲的批評是嚴厲的，但對李云仲的表揚又是熱烈的，更為關鍵的是：毛澤東對彭德懷、李云仲這兩封基調相同的來信，采取的卻是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這的確耐人尋味，發人深思。另外，廬山會議前后，毛澤東提出學習海瑞的問題，是否與李云仲大膽進諫有關聯呢?不然，為何毛澤東倡導要敢于進言呢!

　　既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是劇烈的社會變動，那就必然引發不同思考和不同看法，甚至是不同觀點的嚴重對立。從某種角度看，1959年的色彩是特別濃烈的，無論是整個社會運動還是黨內斗爭。由于結果未能如愿達到預期，毛澤東一邊有針對性地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從中結合中國實際進行思考，力求找到客觀規律，一邊對一年多來轟轟烈烈的實踐開始進行冷靜的總結，對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與教訓都做了理性的判斷。實際上，從1960年開始，毛澤東已經意識到以往有些做法確實過火了，確實失誤了。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由此開始進行認真的自我解剖和負責的自我檢討。

　　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寫了《十年總結》的文章。這篇文章對于研究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歷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毛澤東寫道：“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于正確。現在就全黨同志來說，他們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并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特別是縣、社、隊的同志們。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三千萬噸鋼;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同意了1650萬噸。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這是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范圍內，向黨內高層首次公開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且以例為證。

　　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以中央名義寫了《中央轉發甘肅省委關于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的批語》，下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批語說：“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在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這是毛澤東在半年之內，向黨內高層作的第二次公開的自我批評，對象擴大到省部級干部，而且對自己錯誤錯在哪里，也作了詳細的說明。

　　對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失誤，毛澤東不斷地探討原因，有時候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是相當尖銳的。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作了《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的重要講話，他說：“這幾年我們有些東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現在看來，建設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個世紀。看來‘五風’中最普通、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又說：“現在這個時候不要講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二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刮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后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沒有料到，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毛澤東的這篇講話，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來工作中所犯的工作作風方面的缺點、失誤和毛病等，批評得最為嚴厲的一次。許多批評的對象都是“我們”，即，既指中央領導層面，又指省部級領導層面，還指毛澤東本人。毛澤東公開承認：工作犯了錯誤，“自己挨整是必要的”;他再次明確指出：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已是二個或三個指頭的問題了。他還坦率地表明：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敢于承認人禍是自己造成的，鮮明地體現了共產黨領袖的磊落胸懷。毛澤東的這篇講話，實際上也是代表黨中央向全黨做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后，毛澤東于1961年1月13日向全黨發出了著名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毛澤東認為：這幾年的錯誤和缺點，根子在“情況不明，決心不大，方法不對”。“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再次作了自我檢討，他說：“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以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給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等人寫信，說：“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毛澤東嚴肅地批評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和彭真等人的“不甚了了，一知半解”的工作作風，同時，又表示自己也要堅決改正毛病。

　　1961年3月13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負責人及其所屬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作了《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的講話，他說：“過去這幾年我們犯錯誤，首先是因為情況不明。情況不明，政策就不正確，決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對頭。……歷來打敗仗的原因大都是情況不明。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報告。現在，我要搞幾個點，幾個調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毛澤東再次向全黨強調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同時也變相地承認打了“敗仗”。譬如，毛澤東過去力推農村公社食堂，但在這次會議上，他的觀點和基調卻出現了大變化，他說：“廣東有個大隊總支書記說，辦食堂有四大壞處：一是破壞山林，二是很費勞力，三是沒有肉吃(因為家庭不能養豬)，四是不利于生產。前三條都是講的不利于生產，第四條是個總結。這個同志提出的問題值得注意。這些問題不解決，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強辦下去，辦十年也得散伙。沒有柴燒把橋都拆了，還扒房子、砍樹，這樣的食堂是反社會主義的。”毛澤東的這些看法，加速了各地公社食堂的解散。

　　在1961年3月23日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詳細地講解了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并且明確告訴全黨：“這幾年出現的高指標等問題，總的責任當然是我負，因為我是主席。”這是毛澤東首次要擔負“總的責任”的自我表態，從而有力地彰顯了一個偉大政治家敢于擔當的負責而敬業的自我批評精神。毛澤東不但積極尋找錯誤的根由，而且也在積極糾正一些錯誤做法。在1961年6月12日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作了《總結經驗，教育干部》的重要講話，他說：“廬山會議后，我們錯在什么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于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范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毛澤東強調：“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應該說，毛澤東是抓準了病根的。如果真是像他所說的那樣，廬山會議后繼續反“左”而不是反右，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種局面了。

　　1962年1月下旬，我黨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會議代表眾多，史稱“七千人大會”。在這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上，毛澤東鄭重地宣示：“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其實，如前所述，在1961年6月12日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向與會同志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并希望他們回去如實傳達。然而，毛澤東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毛澤東為此大聲疾呼：“同志們，不能隱瞞。”也許那些存心隱瞞毛澤東缺點和錯誤的人們出于維護毛澤東威信的好心，但也不排除其中某些人懷有其他目的。毛澤東率先垂范，首先帶頭作了自我批評，希圖激發下面各級領導干部也作自我批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大家各自承擔應當擔負的責任，由此增強全黨團結，繼續齊心協力干事業。正如毛澤東在這次會議講話的最后所說的：“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賬，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賬，是縣委一級的;第五筆賬，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賬。”

　　綜上所述，從1959年年初到1962年年初的三年時間，毛澤東先后于1959年2月2日、1960年6月18日、1960年11月28日、1961年1月12日、1961年1月13日、1961年3月13日兩次、1961年3月23日、1961年6月12日、1962年1月30日在黨內不同層次、不同范圍內作了十次真誠的自我檢討和自我批評。這樣的舉止，在我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這樣的舉止，是區別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與卑劣政客的劃分界限，是偉大政治家和歷史性偉大人物的胸襟表現。不要說那些匆匆走過歷史舞臺的政客，就是一般政治人物都很難做到，只能望其項背而已。只有真正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立場上的政治家，才能具有大海一般的寬廣氣度!某些指責和詆毀毛澤東的研究者們，奉勸他們最好是掌握和研究了切實的史料后再發聲說話，否則會極為難堪地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三

　　從現有文獻上看，當時確有一批高官當了“壞參謀”，出了些“餿主意”、“歪點子”，讓毛澤東誤判了情況，做出了錯誤決策。譬如，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以中央名義《批轉一個重要文件》，毛澤東在寫給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中說：“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于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干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1959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各地各縣凡是對于這個問題尚未正確解決的，必須立即動手照趙紫陽同志在雷南縣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決。”當時的情況是：1958年底以來市場上糧食供應緊張，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的趙紫陽發現廣東雷南縣查出瞞產私分糧食七千萬斤，從而證明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趙紫陽隨即將雷南縣查處瞞產私分糧食的經驗寫成報告，上報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委隨即將雷南經驗推廣到全廣東，并轉報中央。正為全國糧食緊張而焦急的毛澤東看到此件后，大加贊賞，決定立即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雷南經驗。毛澤東寫完批示后，意猶未盡，又指示中央辦公廳將他寫的批示“即送劉、彭真、周閱后，即刻印發，或用電報發去，越快越好”。農民瞞產私分的行為肯定是不對的，但問題在于，雷南經驗一旦貫徹到農村基層就很容易出事，當時的農村干部打著上面的旗號，跑到農民家里翻箱倒柜，連為來年留的種子糧都被當作“瞞產私分”糧食搜走了，這樣就為三年困難時期埋下了人禍的伏筆，那幾年農業人口的大量減少，不能說與此事沒有關系。毛澤東說的各級領導干部“各有各的賬”，恐怕原因就在這些地方或類似這樣的情況。文獻表明，趙紫陽這份關于農民瞞產私分糧食的報告，確實給毛澤東留下較深印象，以至于他在1961年9月給中央常委的信中還提到“瞞產私分”的事情。

　　雖然“大躍進”遭受挫折，打了敗仗，但如同經驗一樣，教訓也是財富。在那幾年里，毛澤東對于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也作了一些艱苦探索，從中提煉出一些很有價值的重大理論觀點。譬如，毛澤東在1959年12月-1960年2月間，通過認真細致地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結合對當時轟轟烈烈的“大躍進”的實際比較和分析，認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寶貴理論結晶。這個重大理論同后來改革開放以后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兩者實際上是一回事，因為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就等同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對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由此可見，毛澤東具有非常超前的理論意識，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做出了突出而重大的理論貢獻。

　　1958年1月1日，《光明日報》刊登了署名王佩琨的文章《十五年趕上或超過英國》，該文分析了英國經濟的特點，并比較了中英兩國在鋼鐵、水泥、煤炭、機床、化肥生產等方面的差距，認為我國在15年后趕上或超過英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是可能的。毛澤東看后，寫下批語：“江青閱，此件很好，可惜未比電力。”這篇文章極有可能進一步刺激了毛澤東當時倡導的15年趕上或超過英國的決心和信心。這之后“大躍進”的挫折，引來國際的譏諷和國內一些人的責難，說我們“說大話、講空話”云云。然而，有意思的是，15年后的1972年，我國的鋼鐵產量確實超過了英國，只不過當時我們沒有吱聲而已。曾擔任國家計委主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陳錦華在《國事記述》的回憶錄中寫道：“實際上，按照1957年提出的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到1972年，中國雖然沒有達到毛澤東提出的年產鋼4000萬噸的目標，但經過調整和多方面的采取措施，1972年中國仍然生產了2338萬噸鋼，比同年英國生產的2232萬噸還是多了100多萬噸。這也表明，如果我們采取了科學的做法，15年趕上英國的口號是正確的，是完全做得到的。”毛澤東生前就看到了最主要工業品鋼產量超過英國的目標，然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也沒有示意媒體做出回應姿態，這就表明毛澤東當時是相當冷靜、相當謙虛的。改革開放后，我們的鋼產量突飛猛進，節節高升，自1996年突破年產量1億噸后，我們就一直榮登鋼產量世界第一的寶座，尤其是2008年鋼產量升至5億噸，更是“當驚世界殊”。鋼產榮獲首位時，國祭無忘告毛翁。我們今天的鋼鐵業績，想必九泉之下的毛澤東聞悉，一定會“淚飛頓作傾盆雨”吧。

　　對于中國人來說，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無疑是新奇、新鮮的事業。這里有積極的探索、勇敢的實踐和痛心的教訓，錯誤也是在所難免。盡管道路曲折，但毛澤東依然雄心未減，壯志不已，他在1962年3月20日對林彪的“七千人大會”講話稿進行修改時，寫下這樣的一段話：“要超過世界最強大的美國，盡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勝于資本主義制度，我們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領導優勝于資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資本主義需要三百多年才能發展到現在這樣的水平，我們肯定在幾十年內，至多在一百多年內，就可以趕上和超過它。”毛澤東堅信，我們具有黨的領導和制度方面的優勢，就能夠在一百多年內趕上和超過美國。對照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我們能不驚嘆毛澤東的天才預言嗎?

　　毫無疑問，“大躍進”情結是毛澤東的強國夢想，他始終記掛心間。1964年12月，毛澤東審閱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時，加寫了這樣一段文字：“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從某個角度看，我們改革開放的35年也可以說是一個“大躍進”，不僅出現了“大躍進”，而且也實現了“大躍進”。習近平總書記在上任之初提出的民族復興偉大中國夢，就是這種歷史慣性帶來的必然趨勢，它標志著我們從此進入歷史發展新階段，開創了歷史前進新紀元。我們中華民族從來不缺歷史創造活力，正在以非凡的歷史主動精神開拓非凡的歷史燦爛進程。“大躍進”必將作為特別的歷史符號，銘刻在特別的歷史記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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