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46年，大躍進開始時還不滿十二周歲。

　　那個時候，我們參加勞動，也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各種事情很多。

　　宣傳總路線、宣傳大躍進，宣傳人民公社。

　　宣傳除四害、講衛生，參加打掃衛生、掏陰溝和除四害運動，打老鼠、打蒼蠅，熏蚊子，打麻雀。我們復興西路原來蚊子很多，在那時竟把蚊子打完了。二十幾年沒再見到蚊子。1981年回家探親時才發現蚊子又回來了。

　　有人說那時上海打麻雀，蟲子把復興中路的梧桐樹都吃完了，那是瞎說。我家就住在復興西路三十弄，復興中路一走就到，常去那兒，林蔭道一直在。六十年代《寶葫蘆的秘密》就在那兒拍的。八七年我回上海，梧桐樹已長得極粗大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把麻雀看成害鳥，那時的唯一罪行是事情做多了。如不是那時大規模打麻雀，麻雀還翻不了案。也許注定麻雀要受一次大劫難才得平反。

　　炮轟金門馬祖時，我們參加反對蔣介石賣國集團，反對美國干涉我國內政。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黎巴嫩，游行示威，在街頭演出。聲援伊拉克和古巴革命。聲援日本人民反對艾森豪威爾訪日，游行示威反對美國武裝日本。歡呼李承晚、岸信介、曼得列斯下臺。

　　大煉鋼鐵時，我們年齡小就撿廢鐵，收集破碗和其他耐火材料。現在電視說到那時的高爐，都沒有人高。這自然是那個時候拍下的。年輕人見了大概以為那時高爐都是如此。不過對我們來說卻沒留下什么印象。要知道那時代表性的高爐，最好還是去看電影《五朵金花》。不過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最小高爐，是用香煙罐頭做的。煉出的鐵只有一顆珠子大。那是一個和我們差不多大的孩子的杰作。見諸于少年報，表揚他的積極性和熱情。不知為什么，不用它作為那個時代代表性的高爐?

　　我也和那個孩子一樣做過可以令高貴的先生發笑的事。原來我在校園的一角泥里埋下了幾根廢大頭針，當聽到大煉鋼鐵，叫我們收集廢鐵的號召時，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大頭針刨出來，這是我捐獻的第一批廢鐵。今天公布出來就讓高貴的先生們去作為笑料吧!

　　辦人民公社時，上海的學生發起了一個捐獻拖拉機運動，大家收集各種廢品，如廢紙、廢玻璃等，賣了的錢買拖拉機，又利用了廢品，一舉多得。這一直延續到我進入大學前。即1964年。

　　辦幼兒園時，大家制造玩具捐給幼兒園。

　　我們又宣傳掃盲，而我媽則參加掃盲運動，教沒文化的鄰居識字。

　　我們到工廠去勞動，親眼看到工人干勁十足。比如上班時，車間里有一個鐘，工人總是過一會兒就看一下鐘，過一會兒就看一下鐘。現在人們大概以為是等著下班吧!其實完全不是。工人們是在看，剛才我做那個用了多少分鐘多少秒，現在這個又用了多少分多少秒，加快了沒有，加快了多少秒，下一個還可不可以加快?真可謂爭分奪秒。工人們還大搞技術革新，我也搞過技術革新，可是一個也沒成功，下面再說。

　　工人們都是沒日沒夜地干。那時候，有的人把鋪蓋抱到廠里來，困極了就找個地方卷著睡一會兒，餓極了就吃點東西。其他時候都是干活。以至于中央要下指示，提倡勞逸結合。這種由朝廷下詔，號召大家注意休息的事，是古今中外從未見到過的。

　　許多人醫生開了病假，把假條往衣袋里一塞就又去了車間。以至于黨書記要帶著醫生到車間里來“捉拿”病號。醫生“揭發”，這個人體溫三十九度，那個人一天拉稀七、八次。然后書記訓話：“你這身體，怎么能夠上班，更不能加班，還不快去休息。”而工人照例是能“賴”就“賴”。書記只好派人將他們“遞解”出境，還得送上公共汽車。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只乘了一站路就下車，又溜回了車間。有的時候，書記給大家送茶、送毛巾。天熱時，看到有的工人滿頭大汗地干，給大家一個個打扇。工人們廢寢忘食，領導和炊事員一起送飯到車間，親自遞到工人手中。

　　所以在那個時候，整天敲鑼打鼓報喜，許多人技術革新成功。諸如一個原來手工勞動的廠，一星期實現了機械化。十幾天高樓平地而起。一百個小時建了一個車間。我們絕對相信。

　　那時候我很少見到父親。幾乎每天我們還沒醒，父親就去上班了。晚上又很晚回來。我父親和我們一樣，除了上班外還有許多社會活動。還要參加下車間勞動。

　　他負責工具倉庫管理。按當時要求，服務到車間。主動把工人們需要的工具送到工人手里。所以盡管那個時代一過，不提倡這樣做了，但我父親對那個車間、那個小組、那個人需要什么工具都很清楚。工人們還未來，父親就已經給他們準備好了。相反，如有人要冒領，我父親也一看就知道。馬上打電話問，沒人能夠冒領。

　　除此以外，我父親的廠——上海量具刃具廠，原來是由幾十個資本家的小廠合并起來的。他們留下的是一堆爛賬。我父親用了一年多的星期天和晚上加班，把這幾十本爛賬理得清清楚楚。沒少一分錢的東西。——只是多出了九顆金剛石，不知來路，我父親為此查了好幾年未得結果。不料在第二次四清時竟然為此吃了冤枉官司。——這個不談了。

　　那時工廠都在為提高質量而努力。上海量具刃具廠決心游標卡尺在質量上趕上英國。就把各國的游標卡尺拿來比較。日本最差，拉七萬次就出現誤差。我們十幾萬次。英美二十幾萬次。經過工人們努力，終于趕上了英美，也達到了二十幾萬次。瑞士的最好，四十萬次還未出現誤差。工人們花了很大的力氣也沒趕上。父親說到前者總是很高興，說到后者又總是很感嘆。

　　學生們還下鄉勞動，我們年紀小，沒讓去。后來大家堅決要求，就讓我們參加了上海長風公園的勞動。那時叫做碧綠湖公園。預定一星期，后因寒潮降為三天。但是長風公園的銀鋤湖我們參加開挖的。鐵臂山有我們堆的土。廣播里表揚了我，我那時候小小年紀，居然一頓要吃五兩飯。

　　國家又提出了綠化祖國的號召。我們參加植樹。還參加了“綠化近衛軍”。保護樹木。

　　由于加班加點的人很多，為了使他們家里能正常生活。我們還到陌生人家去幫他們打掃衛生。比給自己家里做得更有勁。

　　不過也有人到我家來給我們服務。那時上海統一電網用220V，工人們到我們家里來，做得又快又熱心，走時收拾干凈。另外房管所又派人到我家來給地板打臘，給墻壁粉刷。那時家中只有我媽在，他們幫我們搬家具，粉刷后打掃清潔并把家具搬回。他們是如此地熱情，以至于不小心把一個小擺設，一只松鼠打落在地尾巴打斷而未發覺時，我媽急忙把它藏了起來。因為他們知道后就會提出賠償，而我媽實在不好意思再叫他們賠償。后來尾巴由我父親粘起，在我家又擺了二十多年。作為那個時代的見證。

　　那時提出解放婦女勞動力，到處都在動員家庭婦女參加生產。我媽自然得帶頭參加里弄生產組。還得去動員不愿參加的人出來。這到后來還是被人們說成是好事，不知為什么有人一口咬定是1957年并說1958年就業困難。

　　由于人人都在忙，所以辦食堂時，我們在食堂里搭了伙。完全是自由的。公正而論，辦得不錯，但是與自己煮比還是稍遜一籌。1959年我家安裝了煤氣，就退了伙，沒人說不準。當時中央有十四字方針“糧食分配到戶，搭伙自愿，定量吃飯，節約歸己”上海是做到的。1960年下鄉勞動，農村食堂定量吃飯，節約歸己也是我們親眼看到的。但是1970年我到了南充，廠里的食堂還是強迫的。誰不吃就把他的油和副食扣下了，還振振有詞地說“你自己不來吃也”。現在食堂完全垮了。

　　上海還搞了無人售貨商店。象現在超級市場那樣，貨放在那兒各人自己取，但一無保安、二無攝像機監視、三不在出口付款，而是放一個箱子各人自己憑覺悟往里面投幣。如在現在只怕是一搶而空了，但當時90%以上貨是付了款的。文革中批判為階級斗爭熄滅論，因為還有一些人拿了貨不付錢，使商店辦不下去了，因此也不算冤枉。但我覺得當時辦這事的人并沒有惡意。

　　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是人見人慣的。有了困難很多陌路人會來幫助。

　　有人說那時工人農民都是被迫從事奴隸般的勞動。我實在不明白，這算什么樣的奴隸?沒有任何人強迫我們。南充的情況如何呢?據我們廠里的工人說，每天上班時間沒到，早已做了一大堆生活了。比其他時候一天做的還多。

　　那時候還舉行萬首詩運動，我做了一百首詩，數量上在班里不算第一，但是得了第一名。老師說我的想象力豐富。其實我不過是看過《西游記》，把《西游記》都寫進了詩里。我至今還記得一首。標題為《熏蚊子》，如下：

　　悟空忽見火焰起，忙問羅剎借鐵扇。鐵扇公主搖手把話提。這且不是火焰山，而是人們熏蚊子。

　　后來看到一本大學教科書，反對那時的詩。但沒說出什么理由。只是舉了一個例子。

　　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

　　然后說那個時代的詩“就是這個樣子”。一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這個樣子”有什么不好。這首詩歷來是我最喜歡的之一。可是大評論家們沒給我說出個之所以來。看來只有把這首詩改了。

　　天上有玉皇，地上有龍王。我是玉皇的仆人，我是龍王的奴隸。面對三山五岳擋道，我跪下了!

　　大概那個樣子就好了。

　　有人說那時毛主席不讓學生讀書，光讓他們勞動和參加社會活動。那是瞎說!我們的學習根本沒有拉下。事實上還搞了很多的學習運動。改進學習方法。學生們互相幫助，研究怎樣學得更快更好。提倡自學，提倡預習。我代數的“分式”就是自學的，到老師教時已經會了。我們還搞了許多科技活動——簡直成了風。事實上我初中的成績比小學高得多。(我1958年下半年進入初中)我們上海還把初三學的化學，提前放到初二來學了。還有人在試驗小學三年級學代數，雖然不妥，畢竟說明那時根本不存在不準讀書的事。

　　除此以外，我們還學了許多鄉土教材。比如沼氣就是那時學的。書中有兩種方法，一是從地下打天然沼氣，另一個是搞沼氣池，用糞便制造沼氣。各地根據自己情況選學。我們上海主要是從地下打沼氣，就學這個。可另一個我自學了。不過幾年后，聽說搞沼氣池也是浮夸風，必須下馬。上海打沼氣也停了下來，但是六九年下鄉時，有個生產隊，使用沼氣已有十一年了。

　　到了八十年代，忽然聽說我國的沼氣事業是由一個地主搞出來的，他用塑料袋收集沼氣，真是感到莫名其妙!我自學沼氣池時，我們中國還沒有塑料袋。

　　我進入大學后才知道，原來我國大學用的都是蘇聯的課本，自己的課本就是在那個時候編的。原來學習蘇聯每天要上十幾節課，完全是滿堂灌，我們自己改為一星期二十幾節，其余讓學生自己學，成績反而提高。

　　那時一切都是熱氣騰騰的，無論做什么事都似乎有使不完的勁。那時做的事情實在是數不勝數。當然，不做事的人最好，絕對不會犯錯誤。而站在一邊指責別人的人更好，不但輕松，別人錯了，還反襯出他正確了。

　　現在一提起那個時代，似乎就是浮夸風與共產風，有沒有?——有!大家知道尤其在農業上更是突出。

　　我1958年9月才滿十二歲，那時正是秋收時節。報上報道的農村試驗田產量越來越高。后來突破了一萬斤。十二歲的孩子，又從小在上海市生活，知道什么，當時什么都是熱火朝天的，所以我們自然信以為真了。后來又是三萬斤，我們又是一片驚喜。但是不久以后，就感到怪了，報上出現了十萬斤、十幾萬斤，口氣卻和原來大不一樣。原來是頭版整版還配了宣傳畫，后來十萬斤、十幾萬斤卻放在其他版，只占一角落，而且只是表示有這樣的消息，沒有喜慶的樣子。

　　——那個時代，使我這個才十二歲的孩子，就明白了什么叫做報紙的編排。就是從那時起，我與報紙結下了不解之緣。1959年，有一次我家進館子吃飯，我看到一張報紙就隨手抓過來看了起來。父親為此還專門發表了一番議論。當時我還感到奇怪，這又有什么值得說的。但后來當我看到許多高中文化、大學文化幾十歲的人，卻不會讀書看報，就明白父親為什么要贊揚我了。

　　不久以后，聽到大人們在說，原來畝產萬斤糧是假的，毛主席批評了。說是有人寫信攻擊他右傾，說你在農業綱要四十條里規定十二年內，糧食南方達到800斤，北方500斤，而我們已達多少斤了。毛主席回信要他們去核實一下，有沒有這么多?如有就算我右傾。但如你們能在十二年里達到我制定的農綱，我就謝天謝地了。

　　“謝天謝地”我絕對沒記錯。

　　不僅我父親在這樣說，許多人都在說。那是在1959年。浮夸當然是不應該的。尤其使大家氣憤的是，那伙人在收到毛主席回信后，只是在群眾中讀了一下，一不學習，二不討論。也不改正。

　　當時還聽說“有人”反對傳達這一消息，說會“打擊群眾的積極性。”毛主席就說“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但沒人說“有人”是誰?

　　過了一段時間，才聽說彭德懷“出問題”了。說我們都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我們都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我們做那么多事情都錯了?這實在使我們無法接受。

　　但大人們也感到奇怪，他們都認為“朝廷”里的事情決沒有那么簡單，不明白究竟為什么彭德懷要出來鬧，也不明白為什么會讓一個國防部長就這么下來。但是答案很快就來了。

　　我們上海市黎明中學的校黨支部書記兼校長——吳××(女)在大會上告訴我們，彭德懷的問題是反對劉少奇。劉才當國家主席。

　　不但我們學校如此，我父親單位也是這樣傳達的。其他人也都說他們的領導是這樣傳達的。

　　更詳細的說法是，彭德懷在1954年就和高崗一起反對劉少奇，做了檢討又不服氣，這次又出來反對劉少奇。

　　但是都沒有中央文件，都是口口相傳下來的。就好像1972年普遍傳達說，林彪他們認為毛主席要選張春橋當接班人，但是我們知道，先是王洪文，后是華國鋒當第二把手。

　　我還是那句話——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就好像有了電腦，就必然會有黑客與電腦病毒一樣。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使用電腦。如要以黑客與電腦病毒作為使用電腦的罪行，那例子真是數不勝數。要記住，不管以前還是將來，除非我們什么事都不做，要做事總會有這樣的鳥飛出來。不管做什么事都免不了。在辛亥革命時就有假洋鬼子。毛澤東時代也免不了。用他的話說，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冤有頭，債有主。如果人們真是反對共產風、浮夸風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那就應該把具體做的人揪出來，要有名有姓，要證據確實，然后嚴加懲辦，該關的就要關，該殺的還要殺。不要老是模糊數學，不要什么事都往毛主席身上一推，還有往他發動的運動，往他的擁護者身上一推就是了。

　　其實對于浮夸風真正氣憤的是我們。我們在辛辛苦苦干，他們卻在吹牛。

　　那時工業中有沒有浮夸風，沒有農業嚴重但也不是沒有。

　　我父親廠里領導搞了一個“生產自動線”，工人們稱之為“生產自動死”在上海話里“線”和“死”都讀做xi。

　　說到浮夸風，與我還有一點小小的牽連。我到工廠勞動，看到工人熱情很高，也提出了一個技術革新。可是老師心太急，因為要搞大躍進展覽會，還沒有成功，就拿去展出了。這原本與我無關，可有些人出于不同心態，就說我還沒成功就先吹了。我還想把這事做到底，但是我們學校不再安排在那個工廠里勞動了，老師也不熱心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60年學校養豬，我除了積極收集飼料外，還到養豬場去觀察，想搞技術革新。在我想來，飼料必須用傳送帶送。然后用一個由很多刀組成的切飼料機來切。我畫了圖紙，送到養豬場去。那天正下著雨，我冒雨去又怕把圖紙打濕了，就捂在衣服里。到了養豬場，我把圖紙放到那兒，因為下雨就沒說什么就走了。我想象中應該找我來商量，可一直沒有回音。不久，養豬場搞了個切飼料機，我急忙去看，這時發現自己的設計有問題，飼料切了以后還留在那兒，以下就不能切了——于是我明白了，無怪乎他們不和我商量，原來他們搞的先進，而我的有毛病。

　　——十四歲的孩子多么天真幼稚可笑啊!不過那時技術革新的確還在大搞。那個切飼料機就是例子。

　　如果要舉失敗的例子真是成千上萬。比如自動賣郵票機吧!有時丟進錢出不來，有時出兩張。要人伺候著，比不用機器還費工。我們學校搞由電鐘控制自動打鈴，該響的時候不響，不該響的時候又亂響，失敗了，鐘面子也弄壞了，只好用紙板畫一個代替。所以如誰要嘲笑，有的是笑料。不過畢竟我國有那么多事業是在那時開創的。

　　如誰一定要搞個大躍進笑話集，我這兒就提供了好幾個例子。

　　工業上軟數字，如搞了多少技術革新，多少成功，是有夸大的。硬數字，如產量產值一般沒法浮夸，因為畢竟是要你交出去的。

　　鋼產量就是沒有浮夸。八十年代的學生教課書說：“鋼只生產了800萬噸，卻說1100萬噸。因此是浮夸。”這話才是夸大其詞!什么叫浮夸?說假話才是浮夸。在鋼產量上從沒說過假話。當時是這么說的，鋼產量是1108萬噸，其中有308萬噸是土鋼，洋鋼800萬噸，比1957年535萬噸增長了49%。哪一個字是假的?不考慮土鋼，增長49%已是超高速度了。后來土鋼不再計入，1959年達1300多萬噸。1960年達1800多萬噸。

　　有人說那時誰如說土鋼沒有用，是要挨整的。這——至少我沒遇到。五八年底，叫我們寫思想小結，那是我第一次總結自己思想。我就在小結里說，煉的土鋼沒有用。不但沒有任何人找我麻煩，甚至沒人跟我說，我這話是錯誤的。我這話本來就不錯嘛。——你看我還敢于寫進思想小結，當時根本就沒有任何恐怖氣氛。我不知道我這小結是否進入我的檔案。否則說不定現在還在里面。我倒真想看看那時說過哪些可笑的話。任何人只要不帶偏心就會發現，我是要大躍進與大煉鋼鐵好，希望提高土鋼質量，不是要打倒大躍進與大煉鋼鐵。

　　到了文化革命時期，我看到了《黨內通信》，而且有了一本。內容與我1959年聽說的相同。可惜后來遺失了。不過與我今天公布的不一樣——至少我的記憶里是如此。要短得多，而且據我記憶是1959年5月寫的，而這份是4月29日。不知為什么，這兒也有“謝天謝地”，不是我記錯了吧!

　　今天公布的那份我以前也看到過，內容大致記得。只是不知道名字也叫《黨內通信》。不過我曾聽說毛主席《黨內通信》有三封，不知有沒有搞錯?如確實三封的話，希望有的同志能夠公布出來。讓大家見見。

　　文革中，我見過毛選第六卷目錄，別的都不記得了，但《黨內通信》赫然在內卻是牢記不忘的。不過目錄中只有一個，不知是確實只有一個《黨內通信》，還是三個編在一起，還是兩個用的其他名字。

　　但不管我是不是記錯，現在我公布的這份《黨內通信》一樣說明問題。

　　后來許多人都把浮夸風和共產風歸罪于毛主席。我想每個經歷過那一時期，不是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也不是得了健忘癥的上海人都應該出來說公道話。但是不是每人都愿說公道話的。

　　在四川南充，我問了不少黨員，長期以來答案都是從沒聽說過。而且許多人一口咬定決不會有那樣的事。最近我才聽說，南充在很小的范圍里——只限于各單位領導，還是傳達過。并且馬上把文件收了，并說不許說出去，要“承擔責任”。

　　不過，作為GCD員，經過了文革，還是沒聽說過這事，實在是個恥辱。因為文革中南充造反派給南充地委書記衛廣平列的罪行里，多次說到他不執行《黨內通信》。信不信是一回事，黨員應該關心政治，沒聽說過實在不應該。可這《黨內通信》實在是有的。我發現，有的人是確實不知道，有的人卻是根本不愿聽，就是知道也存心要說沒聽說過。

　　八十年代聽說廬山會議上，毛主席說要旗幟鮮明地當個右傾機會主義者，準備被開除黨籍，會上點名批評了李先念、李富春、李井泉等。我絲毫不感到奇怪。可不少人卻說：“誰能把他開除黨籍?”好像做了第一把手就不會被人開除黨籍了。

　　可是今天我終于又見到了《黨內通信》，現在發表在這兒。那是在1967年3月，由“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大紅衛兵團，重慶大學‘八·一五’戰斗團”編印的。可見在四川也不僅南充的造反派知道這件事。

　　文章發表在這兒，會不會有人對其真實性提出懷疑呢?會不會有人說，因為這是出于造反派手里，因此不足為據呢?也許有的。但是我想，從1959年過來的人還沒死完，希望當時聽過傳達，甚至手里有這份文件的人出來證實。

　　話也說回來，證實了又如何呢?有的人，如果我說的不是事實他們還會寬容點，不過一笑了之，但正因為事實，他們只能更憤怒了。氣，氣得不得了，話卻說不出來。我是準備帽子、棍子朝我劈頭蓋腦地打來的。

　　電視劇《上海一家人》出來后，南充人都以為上海“背米”是偷日本人的米，而且可以發大財。我很難過，寫了篇文章投《南充報》可人微言輕，沒有回音。毛主席110周年誕生，我在南充網上發了紀念文章，很快就刪了。這次我發的《黨內通信》是毛主席寫的，人不微，言不輕。但愿不要刪了。不然人家會說，1959年搞浮夸對群眾封鎖，現在不是大批浮夸風嗎?為什么還要對群眾封鎖?你們對浮夸風最最深惡而痛疾之的人，為什么與實際搞浮夸的人行為如此一致?這兩者究竟是什么關系?

　　附：

　　給基層干部的信　　　　　　　　　(黨內通信)

　　省級、地級、縣級、社隊、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注：一)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產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注：二)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注：三)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懷疑，中年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達這種死硬的命令。(注：四)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的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進行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就好了。(注：五)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注：六)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以解決。(注：七)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注：八)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注：九)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注：十)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建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地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注：十一)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注：十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注：十三)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與自己也不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注：十四)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注：十五)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注：十六)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種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于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注：十七)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一)

　　“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是“教唆”農民抵制當時的瞎指揮風。當時有些干部不管實際情況，不問下情，給下面群眾亂下指示，硬要群眾執行。在中央，毛主席是最最堅決地反對這股瞎指揮風的。不料后來有人硬把這股風派在他身上。

　　(注：二)

　　那是反對浮夸風，當時不少干部吹出畝產一萬斤，三萬斤，十萬斤，十幾萬斤的“衛星”。不過一般是一分面積的試驗地。大面積，則是一千多斤、二千多斤甚至更高的產量。這一罪名后來也栽在毛主席身上。其實毛主席一貫地不相信，也反對這種浮夸的。

　　(注：三)

　　當時有人搞試驗田，密植程度到了種子撒下去，田里黃澄澄的一片。并把反對這種做法的人說成“右傾”。看來毛主席是右傾定了。

　　(注：四)

　　這也是反對瞎指揮風

　　(注：五)

　　這是對干部的要求，要他們腳踏實地，不要瞎指揮。而且在毛主席看來，究竟密植多少，那時根本沒發決定，誰也沒有發言權。只有經過幾年試驗才能了解。“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是說要因地制宜，深入了解實情，不能憑自己靈機一動。注意“比較科學”、“實際可行”八個字。

　　(注：六)

　　針對當時有人提出“放開肚皮吃飽飯。”而發。不料后來這一說法也說是毛主席提倡的。還有一個說法，說是柯老提出的。實際情況是，有人提出這一口號，柯老雖未加以徹底否定，也認為片面，又補了一句“鼓足干勁搞生產。”后來這筆爛賬就扣在他的頭上了。真正提出這一口號的反而逃之夭夭了，而且似乎他們才是反對“放開肚皮吃飽飯。”的，自然只有罪過才需要推給別人。(柯老：柯慶施同志，當時為政治局委員，華東局與上海的書記，一九二零年受李大釗同志委托，組建CY，是黨內最老資格的成員。不亞于一大代表。電影《開天辟地》花很大的篇幅寫旅歐支部，對CY卻一筆帶過，只是讓鄧小平出來說了一句：“我算一個”他是一九二二年才參加CY的。電影《大浪淘沙》告訴我們，CY僅次于CP，和GCD是兄弟關系，而且這個老弟比大哥年齡還大。后來全部轉為GCD員。毛主席也曾是成員之一。所以他算在1920年入的黨。)

　　(注：七)

　　可見，毛主席并不認為當時糧食問題已經解決。而在五八年底，有人就一口咬定由于糧食大增產——他們認為已有一萬多億斤。中國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了。

　　(注：八)

　　明確地說反對說大話，唱高調。——但這不妨礙后來有人仍然硬要把說大話，唱高調歸罪于他。

　　(注：九)

　　我們中國1958年有認為“中國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了”因此吃飯已經不是大問題的人，現在這又不吃飯的活神仙，嘲笑“土里刨食”。鄙人是個大俗人，不得不靠土里刨出的食來活命。不過那些不吃飯的活神仙，似乎消費的糧食和靠糧食喂大的畜產品比我多得多。

　　(注：十)

　　有人由于認為中國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了，所以提出以后要少種地，把大批的土地開辟為花園。我在那時就親耳聽到有人說過。當然，我聽說的人都是小角色。就好像現在在我耳邊發出“是毛搞浮夸”的噪音的都是小角色，但決不等于上面沒有人帶的頭。

　　(注：十一)

　　從這兒看到，毛主席根據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的農業機械化水平相當低。不知算是右傾還是算小生產方式?

　　注意：“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我國的插秧機研究就走過一段彎路。上海研究插秧機時，有人就是不支持。只有柯老支持。后來樣機到廣州去試驗成功。這時柯老在北京。有了成績就誰都想要，當初反對的人聽說成功了，馬上下令生產五萬臺。可是生產出來的機器不能用，大多報廢。那些人又縮回去了，這下罪過又必須推給別人，于是說柯老：“都是你支持的，你負責。”六一年就下馬了。六二年，毛澤東提出了可惡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后，當初搞插秧機的人就要求平反。后來終于找出原因，當初的樣機是用干木材造的。成批生產后，用的是濕木料，不久變了形。到了十年浩劫的極左時代，插秧機終于開始推廣。不過據說已被小日本盜走了，并得到了專利權，我們中國生產反而侵了他們的權。

　　(注：十二)

　　再次反對說假話。

　　(注：十三)

　　指：水(水利)、肥(肥料)、土(改良土壤)、種(培育優良品種)、密(合理密植)、保(植保)、工(農用工具改革)、管(田間管理)。是毛主席提出的提高農業產量的八個途徑。

　　(注：十四)

　　“一吹、二壓、三許愿”：一吹：指吹牛，造夸大的數字。二壓：指逼迫下面夸大數字。三許愿：指以給好處誘使下面夸大數字。

　　(注：十五)

　　有人對毛主席的做法，包括寫和下令傳達《黨內通信》，說是“打擊了群眾的積極性”。毛主席就提出“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不料這在后來成了毛主席搞浮夸的“證據”。理由就是他說了“干勁一定要有”。不知是不是改為“干勁一定不能有，假話一定要講。”就更好些?有人就是這么做的呢!

　　(注：十六)

　　當時那些搞浮夸風、瞎指揮風的人，似乎已經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唯有自己才最正確。可在毛主席看來，認識水平還很低，“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須再過十年，才“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而且還是“在某種程度上”。

　　在現在，事后諸葛亮們也許會在毛主席這篇《黨內通信》中，用放大鏡找出浮夸風、共產風和瞎指揮風等的“根據”來。有什么辦法呢?在當時毛主席可是最最“右傾保守”的了。

　　人的認識不能沒有個過程。毛主席意識到自己這一不足。可見不是象有人說的那樣：“只是到六零年大躍進失敗后，毛才跟外國領導人說，經濟建設還沒有經驗，因此目前還沒有什么長期的設想。”不過到了三屆人大后，毛主席已經有了規劃了，那就是到2000年，分兩步實行四個現代化的規劃，其第一步七十年代已經在我國實現了。

　　(注：十七)

　　在那個時候，有人是要當“大躍進的化身”的，是比毛主席更堅決的促進派。毛主席也就只好下定決心當個右傾機會主義者，準備被開除黨籍了。后來忽然認為大躍進失敗了，那就趕快把責任推到毛主席身上，大躍進不是他發動的嗎?于是浮夸風、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這個屎盆子必須趕快扣在他的頭上。不由分說。

　　這有人肯定存在，是誰，我可不能亂說。不過文化革命中說是劉少奇。當然這是十年浩劫的冤假錯案，決不可以相信。

　　至于柯老的對立面就不提也罷。誰有資格能與他抬杠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