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原子革命，必須大躍進

二、中共八大對技術革命戰略機遇期的戰略決策　　

三、一般認為，大躍進、文革耗盡了中國技術革命的戰略機遇期，筆者認為：絕非如此

四、毛式大躍進技術革命：曾經中國也有獨立自主的尖端工業崛起

參考閱讀：中國的尖端科學（1972年）

        一、毛澤東：原子革命，必須大躍進

　　戰略機遇期是由國內外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形成的機會和境遇，是與社會大變革相聯系的一個長達十年乃至數十年的歷史時期。它的主體是國家、地區或社會集團，通過科技革命引發生產力的質變，經濟發展帶動社會的全面進步，文明程度的提升促進綜合國力的增強。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進入迅速發展時期。18世紀工業革命發端的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特征的第一次現代化，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高潮，發達國家先后完成第一次現代化進程，相繼而起的是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為代表的第二次現代化突飛猛進地發展，它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現代化成為舉世關注的重點，第三世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幾乎是齊頭跑步奔向現代化。

　　毛澤東對第二次現代化戰略機遇的感受、捕捉是及時的，也是準確的。1955年1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作出中國要發展原子彈的戰略決策。3月，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的國防，并且開始要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但此時，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還不樂觀，他認為：“帝國主義勢力還是在包圍著我們，我們必須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今后帝國主義如果發動戰爭，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進行突然的襲擊。因此，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著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5、392頁。)所以，在這次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為勝利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而斗爭”(《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04頁。)，但沒有明確提出加快發展速度的問題，因而也就沒有明確提出戰略機遇期的時間表問題。

　　國際和平是戰略機遇期的重要外部因素。1955年4月，萬隆會議提出了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十項原則，4月至7月召開的日內瓦會議實現了印度支那停戰。這兩次會議的成功，進一步增強了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影響力，也使中國共產黨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在歷史新時期的挑戰面前，中國有沒有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可能性呢?毛澤東的看法是：“過去朝鮮還在打仗，國際形勢還很緊張，不能不影響我們對沿海工業的看法。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頁。)“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是毛澤東對我們今天稱之為中國社會主義第一個戰略機遇期時間表的最初表述，它的跨度應該是一五計劃的最后2年、二五計劃和三五計劃這12年。

　　毛澤東對進入原子能歷史新時期和“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的判斷構成了戰略機遇期的兩個重要條件。它既是大勢判斷，也是政治判斷，不僅把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加速運行和加快社會主義改造提到了議事日程，也把以工業化為特征的第一次現代化與以原子能為代表的第二次現代化緊密聯系起來。毛澤東提出：“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他認為，在這樣有利的國際形勢下，如果不加快建設，農業和私營工商業未改造，工業未發展，將來一旦打起來，我們的困難就會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對保守主義。“我們可以有幾條路前進，幾條路比較一下，要選一條比較合理、正確的路線。”毛澤東批評，“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他要求中共八大的準備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522頁。)要打破常規，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這是毛澤東關于抓住戰略機遇期構想的方法論原則，也是其發動“大躍進”的最初萌芽。此間，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作了詳細分析，估計10年到12年的和平時期是可能的，加快社會主義改造和國民經濟建設也是可行的。(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525頁。)

　　在此背景下召開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充溢著加速發展的“趕超”氣氛。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強調了這個歷史背景，他說：“黨中央決定，把反對右傾保守思想作為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問題，要求全黨在一切工作部門中展開這個斗爭”，并向全黨發出號召：“必須急起直追”，“向現代科學進軍”(《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180、185頁。)。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發言，突出強調了技術革命問題。他提出：“現在我們是革什么命呢?現在是革技術的命，叫技術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學，要革愚蠢同無知的命”。他要求在比較短的時間里，造就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同時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469頁。)“技術革命”是毛澤東這個時期思想的“閃光點”，它孕育了對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戰略機遇期有重要影響的發展思路，這就是以技術革命推動新興工業和傳統工業并行發展，第一次現代化與第二次現代化的前沿科學技術齊頭并進的發展戰略。這構成了戰略機遇期發展目標的科學內涵。

　　正如周恩來所說，第二次現代化科學技術發展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以及“由于電子學和其他科學的進步而產生的電子自動控制機器”(《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81頁。)。因此，1956年12月中共中央批準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充分體現了毛澤東“技術革命”思想的戰略意圖，在“重點發展，迎頭趕上”方針的指導下，提出13個方面、57項國家重要的科學技術任務，并確定12個帶有關鍵意義的重點：(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無線電電子學中的新技術;(3)噴氣技術;(4)生產過程自動化和精密儀器;(5)石油及其他特別缺乏的資源的勘探，礦物原料基地的探尋和確定;(6)結合我國資源情況建立合金系統并尋求新的冶金過程;(7)綜合利用燃料，發展重有機合成;(8)新型動力機械和大型機械;(9)黃河、長江綜合開發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10)農業的化學化、機械化、電氣化的重大科學問題;(11)危害我國人民健康最大的幾種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滅;(12)自然科學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對某些特別重要而在我國卻比較薄弱的環節，如計算機技術、半導體技術、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化和遠距離操縱技術等四項，加上當時不便于公開的發展原子彈和導彈研究兩項，采取六項緊急措施。這些重點發展的科學技術項目，不僅使中國在第一次現代化與第二次現代化之間有了聯系的紐帶，也使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展目標得到了充分體現。

　　二、中共八大對技術革命戰略機遇期的戰略決策

　　戰略機遇期與戰略決策是同時并存的，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展目標能否如期實現，還取決于中共中央能否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與制度調整。1956年9月，中共八大提出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標志著戰略機遇期內涵發展目標進入關鍵的實施階段。

　　中共八大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為了把我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我們必須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內，建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使工業生產在社會生產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業生產在整個工業生產中占顯著的優勢，使機器制造工業和冶金工業能夠保證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使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獲得必要的物質基礎。”(《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93—294頁。)這樣，毛澤東曾經預想的“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與三個五年計劃相銜接，成為中共八大正式確定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爭取的時間表，也就是戰略機遇期必須爭取的時間表;而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則成為抓住戰略機遇期的政治路線保證與制度調整。

　　中共八大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把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展目標進一步細化。它確定的基本任務之一是“繼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第306頁。)。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開始制造載重汽車、噴氣式飛機、六千千瓦至一萬二千千瓦的發電設備等，到1957年，中國經濟建設所需機器設備的60%左右可以自給。當時預計經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到1962年，爭取所需機器設備的70%左右能夠自給，其中包括部分重型和精密儀器設備。按照毛澤東第一次現代化與第二次現代化齊頭并進的戰略思路，二五計劃在調整工業基本建設規模的基礎上，抓住對工業化有決定意義的建設項目，如鋼鐵、石油、有機化工，特別是制造重要機械設備的機械工業;國防開支進行適當壓縮，一般的國防建設和普通裝備的要求放慢速度，集中力量發展“兩彈”即原子彈和導彈、飛機和無線電事業，并圍繞上述領域，開展600多項中心課題研究。

　　為切實保障戰略機遇期內涵發展目標的全面實施，中共八大提出了一些具體政策：第一，削減國防和行政開支，增加文化教育費用，由一五計劃的57%左右提高到60%至70%。第二，加強專門人才的培訓和科學研究的發展，以便掌握世界各國的最新科研成就。第三，進一步密切國際間科學研究工作的聯系和合作，搜集和交換國內外科學和技術的資料。第四，及時解決必需的圖書、資料、儀器和試驗場所等問題，積極改善科研人員的工作條件。第五，確認毛澤東1956年4月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作為繁榮科學和文化藝術的方針，以充分發揮科學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此外，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的基礎上，編制全國性的科學技術研究年度計劃。1957年年度計劃，按照國家急需解決的重大科學技術任務和基礎學科建設的需要，把中國科學院、國務院各產業部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力量按專業聯系起來考慮，初步形成了適合于大科學機制的國家戰略研發體系框架。戰略機遇期的發展態勢呈現出高潮。

　　三、一般認為，大躍進、文革耗盡了中國技術革命的戰略機遇期，筆者認為：絕非如此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提出：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并且完成這個歷史所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51—52頁。)在毛澤東看來，只有通過技術革命才能加速經濟發展，才能實現經濟的“大躍進”。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開始農業“大躍進”，北戴河會議又提出工業“大躍進”的目標。其中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毛澤東對獨立自主地進行技術革命的堅持。1958年6月，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73頁。)

　　事實上，在“大躍進”高潮到來之際，也正是中國向現代科學進軍，積極追趕世界科學技術水平的重要時刻。中國在新技術革命中開出的“五朵金花”——半導體、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噴氣技術和無線電電子學，都是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在十二年科學規劃制定時確定，在“大躍進”后迅速上馬和發展起來的。1958年10月27日，毛澤東到中關村參觀中國科學院各個研究所的成果展覽會，并接見各學部和各研究所的負責人與科學家，鼓勵大家要敢于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追趕世界科學先進水平。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強調：“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他反復告誡全黨：“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科學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1頁。)

　　但與“大躍進”同時發展的還有中蘇關系的緊張和惡化。1960年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后，對中國研制原子彈、導彈的技術援助也全面停止。此時，天災人禍“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失”(《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503頁。)，戰略機遇期的部分有利條件隨之喪失。一般認為，此后，隨著中共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左”的錯誤不斷發展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以及逐步形成的與美、蘇兩大國對抗的國際格局，致使戰略機遇期的主要有利條件全部喪失而再次走低，遭遇了兩起兩落之后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戰略機遇期，至此已蕩然無存。

　　筆者認為，此時毛澤東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戰略機遇期內涵發展目標的判斷沒有改變，世界范圍內新技術革命發展的戰略機遇仍是客觀存在，中國共產黨也試圖緊緊抓住這個發展機遇。因此，即便在三年困難時期，中央仍要求科學技術部門把“在國民經濟中推廣新技術、應用新技術作為首要任務”。二五計劃和三五計劃確定的國民經濟發展總目標雖然打了折扣，三五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下冊，第687頁。)，但科學技術發展仍然是在原來預定的目標范圍之中，這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表現出來。

　　第一，尖端科學技術發展采取“一有苗頭就狠狠抓”(聶榮臻：《關于我國科學技術的現狀及遠景設想的匯報》(1960年1月)。)的方針。1954年世界第一批半導體收音機問世，而中國從1958年開始抓半導體技術，到1959年已初見成效。從半導體資源的調查、半導體的化學提取提純、物理提純、拉制單晶體、制造器件，一直到半導體器件的應用和線路的研究，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半導體材料方面，不僅研究了鍺，還研究了發展前途更大的硅和其他金屬間化合物。1958年12月21日，蘇聯在報紙上公布用人工合成方法創造塑料半導體的消息，認為這是科學史上一件大事。中國在1958年初從側面了解到這個“苗頭”后也著手進行研制，不到一年時間也搞出來了。60年代初期，有關部門把尖端科技的主攻環節確定為：新材料、無線電電子學、儀器儀表，并提出：“只要急起直追，狠狠地抓緊這些最有希望的尖端科學技術的生長點，我們就可以迎頭趕上。”(聶榮臻：《關于我國科學技術的現狀及遠景設想的匯報》(1960年1月)。)

　　第二，骨干企業不失時機地采用和推廣新技術，以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技術水平的提高。推廣熱壓焦，用弱粘結性煤或不粘結性煤煉焦，擴大了焦煤來源，節省數以億噸計的運輸量，同時還可以回收焦油和化工產品;用含磷份多的生鐵在轉爐內煉鋼時，可以同時收得鋼渣磷肥;推廣混合煉鋼，可以增加鋼的產量和提高鋼的質量;推廣電渣焊接可以代替一部分極其缺乏的鍛造、鑄鋼能力，有助于擴大重型機械的生產;推廣內冷發電機的技術，同樣大的電機，功率可以提高一倍還多;推廣壓鑄技術，用以鑄造汽輪機葉片、工具，可以大大節省材料;等等。此外，機械化、自動化已經顯示出巨大經濟效果。哈爾濱市有25家工廠搞出25條自動化生產線。哈市量具刃具廠把原有絲錐生產從單機自動化改為全自動化生產線后，設備從5臺增加為10臺，年產量從30萬件增加到270萬件，勞動生產率提高12倍。(聶榮臻：《關于我國科學技術的現狀及遠景設想的匯報》(1960年1月)。)

　　第三，瞄準世界科技發展前沿，培養尖端科學技術人才。50年代末，中央專門對高等院校在新科學技術專業設置方面的情況展開調查，對比蘇聯高等院校專業目錄查找我國存在的差距(《與蘇聯1958年高等學校專業目錄對比，我國目前尚未設置的專業名稱》(1960年1月)。)，確定了尖端科學技術發展的薄弱環節及解決辦法：(1)在原有數學計算儀器及裝置學科的基礎上增設新的專業;(2)原子能利用方面，增加熱核反應、原子能電子學、輻射化學三個專業;(3)盡快填補生產過程自動化方面的學科專業空白;(4)盡快填補無線電電子學方面的學科專業空白;(5)增設物理專業的高溫物理、晶體學兩個專業設置;(6)在原有高能燃料專業設置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和加強。(《在新科學技術專業設置方面的若干情況和問題》(1960年1月)。)在蘇聯撤走專家撕毀合同、資本主義國家技術封鎖的條件下，尖端科學技術人才培養始終追趕世界科技發展前沿，成為扭住戰略機遇期發展目標的一個重要環節，使尖端科學技術仍能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后勁。

　　第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發展國防尖端科學技術。蘇聯撕毀合同時，中國的國民經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從這時起，中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國防尖端科學技術，這些項目是“上馬”還是“下馬”，意見很不一致。毛澤東明確指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不能放松或下馬。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的《關于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術，加強我國原子能工業建設，中央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縮短戰線，集中力量，加強各有關方面對原子能工業建設的支援。”1962年11月3日，針對二機部提出的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規劃的報告，毛澤東指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包括聶榮臻、羅瑞卿在內的十五人專門委員會，任務是加強對原子能工業建設和原子武器研究、試驗工作的領導。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全國“一盤棋”，集中攻關。26個部委、20多個省區市、1000多家單位的科技人員大力協同，表現出社會主義政治優勢在攻克國防尖端科技難關方面的偉大力量，這也是戰略機遇期的主要有利條件喪失后仍然能夠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源泉所在。

　　1960年，中國第一枚探空火箭和近程導彈發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東方巨響”震驚了世界。1967年，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實驗成功。1964年，中國自行設計和研制的中近程導彈發射成功。1966年，中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對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鄧小平曾高度評價國防高科技所取得的成就，他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9頁。)

　　四、毛式大躍進技術革命：曾經中國也有獨立自主的尖端工業崛起

　　1964年12月，毛澤東在修改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時，對“大躍進”有一個解釋：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71頁。)顯然，毛澤東在總結“大躍進”的指導思想時，仍然突出了技術革命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主導作用。毛澤東實施的技術革命，凸顯了第一次現代化與第二次現代化齊頭并進的發展優勢，對國民經濟骨干企業的技術升級產生深刻影響。

　　第一，尖端科學技術的啟動促進了新興工業的崛起。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中國成功地實現了航空、核能、火箭、電子、自動化等現代科學技術的啟動，促進了航空、電子、船舶、兵器、核、航天、冶煉、儀器儀表等一系列新興工業的崛起。五六十年代，在重工業部中分離出來部門的基礎上新組建了七個機械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民用機械);第二機械工業部(核工業與核武器);第三機械工業部(航空);第四機械工業部(電子);第五機械工業部(兵器);第六機械工業部(造船、船舶);第七機械工業部(洲際導彈、航天)。為配合這些新興工業部門的發展，各級各類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也把培養新技術急需專業人才放在突出位置，一批新專業在高等院校相繼設立，有些急需專業則采取短訓班方式，有力地支持了新興工業的發展。

　　第二，新興工業的崛起推動了中國基礎工業部門的發展。基礎工業部門加強對新材料、新工藝的研究，促進了國民經濟有關部門技術水平的提高。中國新材料工業、化工工業、冶金工業、電子元器件工業及精密機械、儀器儀表工業等的發展，既填補了中國科學技術的許多空白領域，又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形成了一個與尖端技術發展相適應的配套協作網，為中國獨立自主地發展尖端科學技術打下物質基礎。例如，到1959年中國放射性同位素的應用已在27個省、市、自治區進行工農業、醫藥方面試驗研究，全國有117個使用單位，136個實驗室，專業人員近千名。(《1959年科學技術成就的資料》(1960年1月)。)1959年9月，中國每秒運行萬次的計算機(104機)研制成功，成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的得力幫手，它主要服務于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這個所即后來的九院，是搞設計的，那個計算量太大了，沒有這個計算機，幾年也算不出來”(張勁夫：《請歷史記住他們——關于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的回憶》，《人民日報》1999年5月6日。)。這種尖端科學技術與國民經濟基礎工業部門互相促進、尖端科學技術之間互相促進的例子，充分說明毛澤東關于第一次現代化與第二次現代化齊頭并進的技術革命在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

　　第三，國民經濟骨干企業的技術升級。1963年，十二年科學規劃提前完成，開始制定《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毛澤東明確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51頁。)毛澤東關于打好科學技術這一仗的戰略構想在實踐中取得實質性推進。在某些尖端科學技術領域，中國已經處于世界先進或世界領先水平，主要包括“兩彈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銀河計算機、電子顯微鏡、射電望遠鏡、高度照相機、12500噸自由鍛造水壓機、50萬千瓦雙水內冷發電機，還有各種新材料、電子元器件、精密機床、儀器儀表等。國民經濟的骨干企業已經具備了設計建造大型鋼鐵基地、大型水電站、萬噸遠洋貨輪、飛機制造、重型機械制造廠的能力。這些國家重點科學技術研究和工程項目研制成功或建成投產后，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促進了國民經濟骨干企業的技術升級，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毛澤東技術革命思想指導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戰略機遇期在尖端科學技術、新興工業和基礎工業發展中實現的歷史性跨越。

 （注：原文標題：《毛澤東與新中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戰略機遇期——兼論技術革命與尖端科學技術的突破性進展》，轉載時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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