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年譜(1949-1976)》是一部記述毛澤東同志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他逝世27年間的生平、業績的編年體著作，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論、決策、工作方法和各種活動，反映了他領導建立和建設新中國的歷程。從這部年譜的記述中，還可以了解毛澤東同志在27年間是怎樣工作和生活的。這部年譜以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資料為主要依據，發表了大量未編入毛澤東著作集中的講話和談話，同時又使用了其他文獻資料和訪問材料，內容非常豐富。

　　這部年譜的出版，對于研究建國以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理論與工作實踐，研究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經驗和艱辛探索，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由來和形成基礎，有著重要意義。

　　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共3卷)，經過修訂后再次出版，同時在全國發行。

　　1958年 六十五歲

　　11月2日—10日 在鄭州主持召開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各協作區主任、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通稱第一次鄭州會議。

　　11月2日 下午，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毛澤東說：人民公社的經濟主要是自給經濟的說法不對。人民公社應向兩方面發展，它同時要擴大社會交換，不交換，就不能消費;不擴大交換，就不能發工資。公社要多搞商品生產，現在好像只有給自足才是有名譽的，而生產商品是不名譽的，這不好。要擴大商品生產，擴大社會交換，要大搞交通運輸。

　　11月3日 下午，在專列上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主要聽取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匯報。在談到交換問題時，毛澤東說：必須使每一個公社，并且使每一個生產隊，除了生產糧食以外，都要生產商品作物。每一個人民公社除生產糧食以外，必須大量生產經濟作物，能夠賺錢的，能夠交換的，有農業品，有工業品，總之是生產商品。在這次會上，一些人提出要搞一個新的四十條，以取代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毛澤東說：就在這里起草，并指定吳芝圃負總責。

　　11月4日 下午，在專列上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聽取新四十條起草情況的匯報。吳芝圃說：這個文件主要的目標是十年內建成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毛澤東說：建成社會主義，這好。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你說十年就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你加“準備”兩個字，準備過渡，機動一點。陶魯笳說：現在有些公社一九六二年就要過渡。毛澤東說：人們的想法是一件事，是否符合客觀規律，又是一件事。在談到公社體制問題時，毛澤東說：我們研究公社的性質、交換、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這些問題，可以參考的還是斯大林那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大體看了一下。我們現在看這本書，跟它發表的時候看不同了，它發表的時候，我們誰也不想這些問題。他這本書是有些問題，但是還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輕易全部否定它。

　　11月5日 下午，在專列上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條問題。當會上有人再次提出十年內向共產主義過渡，并說有些重點社已經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了時，毛澤東說：這個全民所有制指什么范圍說的?就縣說可以，就省還難說，就全國更難說。修武縣不是成立了一縣一社的人民公社嗎?就他那個縣說，首先表現在勞動力能夠自由調動，其次產品采用調撥的方法。但是，在你河南全省，修武縣的人力、財力、產品你調不動，國家更調不動。所以，只能叫縣所有制或者叫社民所有。全民是六億人口，你就所有不了。總不能說是全民所有制，可以說縣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體所有制。把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混同起來，恐怕不利。好像我們現在差不多了，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么快，太快了!奮斗太容易了!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子，說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即由集體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廠那樣，是不是開了海口，講快了?我現在想，北戴河那個決議要有點修改才行。

　　11月6日 晚上，在鄭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條。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更替吳芝圃主持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的起草工作。毛澤東在講話中說：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什么叫過渡到共產主義?我昨天晚上跟河南同志商量，他們說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只要四年。我們在北戴河寫了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這個東西我總是動搖著，究竟能不能辦到?能不能把農業辦得跟工廠一樣?產品能夠調撥，積累能夠調撥。河南說四年，我看四年比較困難一些，我給你們加一倍，八年。山東范縣說兩年過渡到共產主義，我看它那個時間太短。有兩個過渡，第一個是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大體需要多少時間?第二個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從全民所有制到各取所需。現在我們對共產主義，只是吹，蘇聯也還沒有實現。這第二個過渡，我們不要冒險，但是凡可以做的，我們就做，如吃飯不要錢和別的公共福利，這些你不能不說是共產主義的因素。什么叫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你們去議一個標準。

　　11月7日 晚上，在鄭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條問題。毛澤東說：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會主義。小全民，大集體，人力、財力、物力都不能調撥。這一點需要講清楚。社會主義有兩種所有制，即全民的與集體的，兩者混同起來不利。全民所有制的集中表現要能調撥，不能作全國的調撥，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不完成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產品不可能豐富，不可能直接交換，不可能廢除商品交換。現在的生產關系還是小集體到大集體，由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經營范圍擴大，教育、公共食堂、帶小孩都由社會負擔，廢除家長制，吃飯不要錢，這是大變化。但所有這些變化，都是一個社、一個縣范圍內的變化，與社外無關，對全國來講，還不是根本的變化。公社的性質是工、農、兵、學、商相結合的社會結構的基層單位，它的主要作用是生產和生活的組織者，同時又體現政權需要保留部分的作用。公社是大躍進的產物，不是偶然的，是實現兩個過渡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實現兩個過渡，也是將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徐水把好豬集中起來給人家看，不實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鋼鐵“衛星”的數目也不實在，這種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對浮夸，要實事求是，不要虛報。大的方針政策問題要有個商量，領導機關要清醒。

　　11月9日 上午，在鄭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談了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方面的問題是關于《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他說：我看了一遍。把這個意思是不是可以寫進去：廢除歷史上的家長制，在住宅建筑方面，注意使住房適宜于每個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團聚。再一個是商品問題。我們這個文件是避開這一方面的。我就想要寫進去。可不可以寫這樣一條：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毛澤東講的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是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看法。他說：我是相當贊成這里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搞清楚很有必要。現在要利用這個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我看還要一個發展階段。每一個人民公社都必須發展能夠賣錢的東西。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

　　同日 寫信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的委員們，題為《關于讀書的建議》。信中說：“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

　　11月10日 下午，在鄭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最后一次會議，并講話。毛澤東說：大躍進搞得人思想有些糊涂，昏昏沉沉。盡是寫詩，報紙上都是詩。詩也是一個嚴肅的東西，要字斟句酌。有人說“詩無達詁”，這是不對的。詩有達詁，是可以解釋的，達即是通達，詁即是確鑿。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么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

　　11月13日 下午，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趙文甫、史向生、楊蔚屏等談話，譚震林、胡喬木參加。毛澤東說：大躍進以來，熱情很高，成績很大。出了一點盲目性，很長時間的盲目下去也不會。對資產階級我們采取贖買辦法，小心謹慎。農民是五億人口，更要小心謹慎，所有制變化得慢一些，不可太急。要吃好、睡好。現在還窮得很，從現在起十年，連前第一個五年計劃，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改變為全民所有制也是了不起，北戴河會議文件，提出七八年也許不對。快慢如何，還要看兩三年再說。我們是個很窮的國家，一貧二弱，鋼千把萬噸，人民生活水平低，河南每人年平均只有七十幾元。要對高級干部講清楚，現在絕不能高枕無憂。干勁很可貴，沒有這股干勁就要倒霉。但是，要清醒，只顧前不顧后，只顧勝利不顧困難，那問題就大。要搞鋼鐵還得有時間，要考慮是否搞那么快，糧食作物長快了也不行，基礎不實，容易倒伏。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同日 下午，乘專列離開鄭州南下。

　　11月14日 下午，到達湖北孝感。在專列上聽取王延春、孝感地委和縣委的第一書記、長風公社黨委書記和農民代表的匯報，王任重參加。當匯報說長風公社有人創造了畝產萬斤稻谷的“萬斤田”時，毛澤東說：我不相信。當有人說這是經過農村工作部長親自驗收的時，他說：靠不住，誰驗收也靠不住。當聽說婦女和男人一樣干勁大，但是夜里干了活白天就沒有勁時，他說：今年三月我在成都會議上就講了有張有弛勞逸結合嘛。群眾積極性越大越要關心群眾，不要搞夜戰，人過分勞累要害病的。

　　11月21日—27日 在武昌洪山賓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和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

　　11月21日 上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第一次講話，共講八個問題。毛澤東說：我有一些想法，請大家斟酌斟酌。第一，過渡到共產主義問題。現在我們鄉級以上的各級干部就是要過渡得快，搶先于蘇聯。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還有一個一窮二弱。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現在吹得那么厲害。我擔心我們的建設。有一種樹，叫鉆天楊，鉆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建設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這個問題，我總是擔心得很。所謂速度，所謂多快好省，是個客觀的東西。客觀上能速則速，不能速就還是不速。第二，十五年規劃問題。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這次可以議一下，我建議實際上不作為重點，因為這個東西議不出好多事來。十年之內需不需要四億噸鋼?可能不可能搞到?沒有把握。四十條傳出去很不好，那叫作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誰也不相信，說你們中國人吹牛。我看是要謹慎一點，擺他兩三年再說。第三，這次會議的任務，是為全會作準備。第四，劃線問題。鄭州會議劃了五個標準才算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要全面地完成全民所有制才算是建成社會主義。北戴河會議有點急躁，就是那個少則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響。這個東西恐怕辦不到，只好改一下。就是這個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險主義錯誤了。第五，消滅階級問題。第六，商品經濟問題。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圍是哪些?我們在鄭州會議就是嚴格按照斯大林，限于生活資料，加上一部分人民公社所需要的生產資料，進行商品的交換。現在有個消息，蘇聯出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把商品的范圍擴大了，不但是生活資料，而且是生產資料。這個問題需要研究。一個時期認為好像是商品越少越好，最好是兩三年之內就不要了。現在我看這個商品是要搞久一點，不是一百年，也是二三十年。第七，減少任務問題。水利建設，還有別的任務，實在壓得透不過氣，壓得太重，恐怕也需要考慮一下。譚震林、廖魯言同志搞的那個文件，要求全國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還說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億土石方，一千九百億土石方比五百億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 我看這樣搞下來，中國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國五億農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萬人。你(指曾希圣——編者注)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總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為原則。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今年是五百億，明年是五百億，后年是五百億，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億了嗎?我說留一點給我們的兒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們統統搞光!比如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現在才搞到八百萬噸，就是六千萬人上陣，明年三千萬噸鋼，要多少人上陣?是不是定三千萬噸，值得考慮。這三千萬噸，還聯系到焦煤、煤、運輸等，請你們議一議。我們在這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第八，人民公社整頓問題。毛澤東最后說：我是提問題，把這些題目列出來，去討論，哪樣為好。各人都可以提問題。這一向，在我的腦筋里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剛才講的那些問題，究竟是這樣好還是那樣好。

　　同日 晚上，同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談話，主要談宣傳上要壓縮空氣、實事求是的問題。毛澤東說：群眾運動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對運動的成績和缺點要有辯證的觀點，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絕對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壞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極一面。比方瞞產，我對隱瞞產量是寄予同情的。當然，不說實話，是不好的。但是為什么瞞產?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點，值得同情。瞞產，除了不老實這一點以外，沒有什么不好。隱瞞了產量，糧食依然還在。瞞產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對發展生產沒有大不了的壞處。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

　　11月22日 晨一時，同李富春、薄一波、王鶴壽、趙爾陸談話，談一九五九年鋼的指標問題。毛澤東指出，不是什么三千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

　　同日 晚上，在武昌洪山賓館召集劉少奇、陳云、鄧小平、彭真、譚震林和各協作區主任開會，就一九五九年鋼的指標問題向他們摸底。毛澤東問：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復問他們：一千八百萬噸靠不靠得住?

　　11月23日 中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第二次講話，共講七個問題。(一)寫文章問題。中央十二個部的同志寫了十二個報告，報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標根據不充分，只講可能，沒有講根據，需要補充根據。比如，講十年達到四億噸鋼是可能的，為什么是可能的，就說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實些，要求確實可靠，指標要改一下。(二)想壓一壓省市委的同志。北京來的同志寫了十二個報告，你們一個也不寫是不行的，是不是下次每人寫一篇。(三)指標問題。一九五九年的鋼產量究竟以什么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是說達到二千七百萬噸，爭取三千萬噸，那是個建議性的。這次要決定下來，是辦得到還是辦不到，把根據講出來。去年是五百三十五萬噸鋼，都是好鋼。今年翻一番，這是個冒險的倡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辦法，即把指標降低。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今年一千一百萬噸，實際上好鋼是八百五十萬噸。明年所謂一千八百萬噸，就是要搞好鋼。如果一千八百萬噸搞不成，我看還要縮小，先搞一千五百萬噸。以此為例，各部門的指標都要相應地降下來。(四)作假問題。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來。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護。(六)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這些還不能破除。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七)蘇聯先進入共產主義問題。

　　11月27日 審閱修改《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第三次草稿)》。草稿第二部分中說，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全面地實現全民所有制，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部完成這個過程將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時間”。毛澤東將“將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時間”修改為“從現在起，將需要經歷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

　　11月28日—12月10日 在武昌洪山賓館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

　　11月30日 下午，在武昌洪山賓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協作區主任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關于明年計劃安排，他說：北戴河會議時一股熱情，提出明年搞三千萬噸鋼，現在來看，當中至少有一千萬噸是主觀主義的。事非經過不知難呀!我現在潑點冷水，但要注意不要挫傷了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是在鼓氣的條件之下。關于人民公社決議，他說：還有個作風問題，一個是強迫，一個是造假。要揀那嚴重的典型搞幾個，教育大多數。

　　12月9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全體會議并講話，講了十二個問題。毛澤東說：第一個問題，人民公社的出現。第二個問題，關于保護勞動熱情問題。第三個問題，關于苦戰三年，基本改變全國面貌的口號問題。我對這個口號有懷疑。對苦戰三年，基本改變農村面貌這個口號，我也是曾經有懷疑的。在四月武漢會議上，我提出可不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面貌。后頭，曾希圣拿出三張安徽河網化圖，說服了我。現在看來，農村今年這一年大躍進，再搞兩年，面貌基本改變，我看可以。至于說全國，那恐怕還要考慮一下。第四個問題，一些黨內外的爭論問題。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一些地方紛紛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紛紛宣布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共產主義。他們有沖天的干勁，革命熱情很高，這是非常之可寶貴的，缺點就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回這個決議，主要的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面的。第五個問題，關于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第六個問題，關于研究辯證法問題。鄭州會議期間，不知是哪位提出“大集體、小自由”，這很好，我很贊成。還有生產與生活問題，要抓生產，又抓生活。還有重工業與輕工業同時并舉，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同時并舉，大型工業與中小型工業同時并舉，土法與洋法結合，還有管理體制的中央統一領導和地方各級分級管理，這些都是兩條腿走路的問題，屬于辯證法范疇，對立統一學說里面的問題。在社會制度問題方面，在社會主義階段有兩種所有制同時存在，也是對立統一。武昌會議，我們提出實事求是地制定一九五九年的經濟計劃，我們的思想又熱，但是又有點冷。有相當的科學分析，比較實事求是，和我們的雄心壯志相結合，就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而產生的一些不切實際的缺乏根據的想法。比如，從前我們想過明年要搞三千萬噸鋼，到一九六二年搞一億二千萬噸。我那時憂慮的問題是這么些鋼做什么用，我在中南海游泳池找人談這些鋼的出路。實際上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可能，一個是需要。那個時候我沒有考慮這個可能性的問題。到了武昌，我就感覺不那么妙了。所以，現在我們把盤子放小，明年不搞三千萬噸，而搞一千八百萬噸到二千萬噸。現在要把空氣壓縮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計劃低一點，讓群眾的實踐超過我們的計劃。第七個問題，十五年綱要問題。目前放它一下，看來目前是沒有可能作這樣一個計劃綱要。第八個問題，關于軍事工作。第九個問題，關于教育制度的改革。第十個問題，關于兩種可能性。公共食堂、托兒所、人民公社這些東西，鞏固和垮臺這兩個可能性都存在。第十一個問題，關于我不擔任共和國主席的問題。最后一個問題，關于國際形勢。

　　12月12日 下午，在武昌東湖客舍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協作區主任會議，并講話。毛澤東說：過去有些部分的失調要加以調整。北戴河會議那個時候沒有那么多經驗，是一種熱情，搞了俄國的革命熱情，沒有搞美國的實際精神。廣州會議也好，黨的代表大會也好，北戴河會議也好，都是革命熱情，一條腿，另外一條腿叫作美國的實際精神，就缺。武昌會議就來了一個實際精神，俄國加上美國了。

　　同日 審閱修改《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十一日修正稿)》。修正稿第二部分中說“苦戰三年，可以爭取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上改觀”，毛澤東修改為：“苦戰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可以爭取全國的面貌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12月22日 閱中共中央宣傳部十二月十九日編印的《宣教動態》一九五八年第一六五期刊載的《清華大學物理教研組對待教師寧“左”勿右》的材料，批示：“定一同志：建議將此件印發給全國一切大專學校、科學研究機關的黨委、總支、支委閱讀，并討論一次，端正方向，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教授、講師、助教、研究人員為無產階級的教育事業和文化科學事業服務，你看如何?文學藝術團體、報社、雜志社和出版機關的黨委、黨支，也應發去，也應討論一次。請酌定。”

　　1959年 六十六歲

　　1月26日—2月2日 在北京主持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主要討論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當前生產和市場安排問題。

　　1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由鄧小平作報告，毛澤東不時地插話。在鄧小平講到武昌會議上主席講過鋼一九六二年搞到五千萬噸時，毛澤東說：那就了不起了。五年計劃，一年增加一千萬噸，能不能搞這樣多，我還懷疑。在鄧小平講到基本建設項目，北戴河會議提出一千八百多大項，武昌會議減為一千六百三十九項時，毛澤東說：減得不多。在鄧小平講到搞高潮的一套辦法要揀起來，搞得轟轟烈烈，不要太冷，要熱時，毛澤東說：鄭州會議以后就壓縮空氣，到現在壓了兩個月了，我看再也不能壓了。當然，有缺點還是要批評，那種批評也不能叫做壓，但根本上現在要鼓氣。

　　2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并講話。毛澤東說：在高潮中有些人對一些事情懷疑，不足為奇，年年會有的。我們做這么大的事情，動員這么多人，又出了這么多缺點，要人家不講壞話，怎么能行呢?最近這兩個月，我們還是實行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不要改，也沒有哪個提議來改總路線。四大指標要保證，其他指標都要保證，個別的加以調整是必要的。多一點、快一點總是好。同時，還要好、省，要照顧質量。現在有幾個方面的失調，大量表現的就是副食品、日用百貨、原材料等不足。工業方面有些東西沒有收上來，農產品未收上來，棉花也未收齊。指標問題，原則是這樣：經過努力能夠做到的，一定要做到;經過努力還做不到的，那得改。現在這些失調的方面，經過努力可以改過來。現在看起來，經過去年這一年，已經展開了一個大躍進局面。我們曾經提過一些不適當的指標，包括我自己在內。這在武昌會議上已經糾正了，就是由三千萬噸鋼減到二千萬噸。還有些指標也定得不適當，腦筋發起熱來，想得很多，里頭有一些胡思亂想。現在定下來的指標并不十分嚇人，鋼、煤、糧、棉，還有其他的指標，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請同志們注意發現新問題。現在我們所不知道的問題，在實踐中、在斗爭中才能發現。

　　2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并講話。毛澤東說：所謂工作方法，看問題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辯證法。許多同志提到，現在有些人一講起去年盡是缺點了，而優點、成績那方面的材料就記得少了，甚至沒有了，就否認大躍進了。這也是個看問題的方法問題，就是所謂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形而上學的方法還是辯證法的方法問題。而我們的事業，歸根結底，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不過，想做好事，不想做壞事，這是一件事，而做的結果又是一件事，還要加以區別。我們主觀的東西究竟是好還是壞，要在客觀實際中見效。這次計委、經委、建委以及中央各部門搞出來的這個計劃比較完全，比武昌會議那個計劃形而上學較少，各方面的聯系比較全面。我們應該稱贊這個計劃，這次大進了一步。

　　2月23日 乘專列離開北京，到達天津。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劉子厚、解學恭、張明河和天津市委負責人萬曉塘、李耕濤等談話。毛澤東說：中國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應該有個廣大的發展。商品交換不但是城鄉之間，還有鄉鄉之間，還有對外省的交換。要在有差別的基礎上來搞統一，光講統一就行不通。現在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實際上是公社集體所有一小部分，生產隊集體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產隊的集體所有制。公社基本上是“聯邦政府”，不干涉生產隊內政，這樣積極性就提高了。社與隊、社與社、隊與隊、社與國家，都是買賣關系，看來買賣關系縮小不對，要利用價值法則進行商品交換。

　　2月25日 下午，在停靠濟南的專列上，同山東省委、歷城縣委、歷城縣東郊公社、東郊公社大辛管理區、大辛管理區第二生產隊這五級負責人座談，了解整社中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看法和干部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及分配問題、小麥生長情況等，并共進晚餐。毛澤東提出，在分配制度上應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按勞分配，而不要拉平。他對這個座談會感到很滿意。

　　2月26日 上午九時半，到達鄭州。晚上，在專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楊蔚屏、趙文甫、史向生談話。毛澤東說：現在公社所有制是比較合作社擴大的所有制，基本上還是老社的所有制，不是全民也不是省、縣所有制，實際上也不是公社所有制，而是隊的所有制，即原來的合作社。一個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區和隊，有經營好壞、收入多少不同，糧食產量多少不同，吃得多少不同。隊多，生產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樣。窮隊挖富隊不好，富隊的人是勞動者。吃糧標準還是要不同，多勞的多得，少勞的少得，都積極起來了，否則就傷一頭的積極性。提公積金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富隊多提一點，窮隊少提一點。農民拼命瞞產是有原因的，怕共產，怕外調。不是責任制問題，是所有制問題。本位主義是怕調，這種本位是對的，情有可原，沒有完成征購的那部分搞瞞產是沒有理由的，其他合法。要宣布一九五九年就按多勞多得，以安定人心，以利生產。大概是三五年，基本上是大隊所有制，部分是公社所有制。銀行貸款統統收回是錯誤的，收回貸款多的要退回一部分。去年積累多了些，個人分配少了些。今年夏收、秋收，積累要比較少些，個人收入比較多些。對于平均主義與本位主義要加以分析，首先是批評我們的平均主義，然后再說本位主義。

　　2月27日—3月5日 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第二次鄭州會議。

　　2月27日 上午，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同吳芝圃、史向生和新鄉、洛陽、許昌、信陽的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紀登奎、趙天錫、路憲文座談。毛澤東說：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質?是公社所有制，還是隊所有制?現在我們對窮隊富隊、窮村富村采取拉平的辦法是沒有理由的，是掠奪，是搶劫。過去高級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我們反本位主義，強迫收回來，這樣越反越不行。這實際上是無償外調，你叫它本位主義，名詞安得不對。這是所有制的問題，現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隊。現在公社實際是“聯邦政府”。公社的權不能那么大，它有征收公糧之權，積累之權，而產品分配權應該在隊。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現在要拉平不行，積累太多了，群眾要反對，這樣并非一盤棋。真正一盤棋，第一是農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國家。我是替農民說話的，我是支持“本位主義”的，因為現在是隊所有制，幾年以后才能實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都要有個過程。

　　同日 晚上，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舉行，毛澤東主持并作第一次講話，內容包括所有制、勞動力分配、消費資料的分配和干部下放當社員等問題。他說：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以后，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應當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我以為主要的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必須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有幾年時間才能完成。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這樣，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于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從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國性的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就是這種反抗的一個集中表現。我們必須首先檢查和糾正自己的兩種傾向，即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

　　2月28日 晚上，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并作第二次講話，所講的問題仍是所有制、勞動力分配、消費的分配和干部下放當社員。

　　3月1日 上午八時，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信中說：“我建議此次會議開到明天，即三月二日散會。三日各同志回去。在各省、市、區召開一次六級干部會議。會期十天。六級干部：省級、地級(三人左右)、縣級(三人左右)，每社黨委書記一人，每社來一個管理區(大隊)總支書記及一個生產隊支書，總共六級。大省可有三千至四千人，中省二千至三千人，小省一千人左右。最好另外從省、地、縣、社四級共找算賬派一千人左右參加會議。”“這是一個關鍵的時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聽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見，我感覺有一些同志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對他們那里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感覺我的道理有些不妥。當然還待商量。我可以這樣說，同志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志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我的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兩個月內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濟南、鄭州，跟三省同志們交換意見，對我有極大的啟發。因此到鄭州，就下定了決心，形成了一套，雖然還有些不完善，還有些不準確，還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需待今后再觀察、再交換意見、再思再想。我準備三月十四日到上海。我要看一看河南六級干部會議的進展情況，還須呆四五天，看看他們想些和講一些什么。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各有幾天商談。”

　　同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并作第三次講話。毛澤東說：要從所有制方面解決問題。現在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這樣一來，統統違反按勞分配原則，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把等價交換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結果人家就恐慌。凡是不實行等價交換的，搞一平二調的，農民一定瞞產。現在有些同志心里還在想共產主義。早一點好，我也贊成。但是你越想搞就越搞不成，你越不想搞就越成。現在要慢一點搞，不要想十五年、二十年搞共產主義。現在是去掉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和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

　　3月2日 晨四時半，再次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指出：“鑒于河南六級干部會的開法有極大利益，不集中開一次，領導不會很強，全省、區不能迅速作出一個統一的決定，而這種統一的決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這個大問題不在三月上半月解決，將遇到大損失，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我國過去幾年合作化講步驟，無破壞。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講步驟，避免破壞。”

　　同日 晚八時四十分，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并在會上作第四次講話。他說：頭一天我把炮一放，他們一晚不睡覺，第二天就開始轉過來了。河南這些干部也是這樣，頭一天放炮，大吃一驚，彎子轉得太陡了。“倒退”、“右傾”、“不要共產主義”、“富農路線”這些帽子都給我安上了。

　　3月5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的最后一次會議并作第五次講話。他說：人家都沒有飯吃，你天天搞共產主義，向富隊去共產，這怎么行?這是搶產主義。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許可的。整社整了三個月(十二月、一月、二月)，隔靴搔癢，沒有落到痛癢之處。我看，首先要下樓的是我們，從中央到公社，要搞個樓梯，這個樓梯就是要解決所有制問題。要承認三級所有制，重點在生產隊的所有制。頭一天我這炮一放，我說，什么瞞產私分，完全必要，這是我們的政策造成的結果。明明是我們以及在座諸公叫他們瞞產私分的，是我們的政策要他們這么搞，叫他們磨洋工，叫他們外逃。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過去對這個問題，我們包括我在內沒有分析。在武昌我沒有分析。在北京，一月份我煩悶，還沒有分析;到二月份，我開始分析這個問題。謝謝幾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我就想一想。現在問題是在縣和公社，特別是公社這一級，要使他們懂得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個客觀規律，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

　　同日 《鄭州會議紀要》定稿，其中規定了如下十四句話作為當前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這十四句話是：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3月15日 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寫信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信中說：“河南、湖南兩省均主張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湖北、廣東兩省均主張以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究竟哪一種主張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我感覺這個問題關系重大，關系到三千多萬生產隊長小隊長等基層干部和幾億農民的直接利益問題，采取河南、湖南的辦法，一定要得到基層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們覺得勉強，則寧可采用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致使我們脫離群眾，而在目前這個時期脫離群眾，是很危險的，今年的生產將不能達到目的。”“《鄭州會議記錄》上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管理區)。總之，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

　　3月17日 就召開縣的五級干部大會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問題，寫信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信中說：會上“應當討論除公社、管理區(即生產大隊)、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三級所有、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之外，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制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王任重、陶魯笳兩位同志提出來的。我認為有理，值得討論”。

　　3月20日 晚上，從長沙到達南昌向塘。在專列上同楊尚奎、邵式平、汪東興和江西部分地委書記談話。毛澤東說：開會有一種辦法，一定要有對立面。以后要用這個辦法，不能光聽一面之詞。有些叫觀潮派，其實不是觀潮派，名字安得不對。人家講點老實話，講點怪話，就叫人家是觀潮派。

　　3月25日—4月1日 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3月26日 下午四時二十分，在上海錦江飯店禮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薄一波作關于第一季度工業計劃執行情況和第二季度安排的發言。薄一波發言時，毛澤東多次插話。他說：你們不是說要抓得緊、抓得狠嗎?你們就不狠。現在工業需要出“秦始皇”。我看你們搞工業的人就是不狠，老是講仁義道德，結果是一事無成。搞那么多項目干什么?削他五百項，如果不夠，再削，削六百項。明年索性少搞一點，聚積力量，以備后年翹起來。何必那么忙，一定要搞一千多項?搞得成我贊成，問題是你搞不成。

　　3月29日 下午，在上海錦江飯店禮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計劃問題和國家機構領導人人選問題。當陳云說完全贊成砍基本建設時，毛澤東說：不僅是基本建設，還有生產指標也要相應地砍。我對以后每年是否能增產一千萬噸鋼是懷疑的，世界上沒有先例。說保證多少，有個實際和不實際的問題。保證一九五九年生產兩千萬噸鋼，一千四百萬噸鋼材，這是我們在武昌定的，北京一月會議還是這么定的。現在到了三月底，不行了，保證不了啦。在薄一波說鋼按一千八百萬噸部署，最后結果比按兩千萬噸部署還要好時，毛澤東說：問題是一千八百萬噸鋼是否也高了，有人提出這樣的意見沒有?

　　3月30日 閱陶魯笳報送的關于山西省各縣五級干部會議情況的報告及附件，寫批語并寫了一些批注。其中一條批注是：“舊賬一般不算這句話，是寫到了鄭州講話里面去了的，不對，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4月2日—5日 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

　　4月3日 晚上，在上海興國路招待所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確定一九五九年鋼產量為一六五〇萬噸(洋鋼)。

　　4月5日 上午，在上海錦江飯店禮堂主持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作題為“工作方法”的講話，共十幾個問題。毛澤東說：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工作方法，要會做工作。(一)多謀善斷。現在有些同志不多謀，也不善斷，是少謀武斷。一月二十六日這個會是我建議開的。其原因就是一月上旬陳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態度，他講武昌會議定的今年那個生產計劃難于完成。他這個人是很勇敢的。我聽了這個話，我就說，那拉倒，甚至于這個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我還得觀察。要多謀。什么叫多謀呢?你聽聽人家不同的意見嘛。多謀，各方面的意見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確了，恰當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斷。(二)留有余地。成都會議就講留有余地，后頭不留有余地了。我們過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來包圍敵人，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而現在我們搞工業很多是打沒有把握之仗，沒有準備之仗。不曉得多謀善斷，留有余地，這是個政治問題，這是個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問題。(三)波浪式地前進。(四)我只是不同意“反冒進”，同意依據形勢改變計劃。(五)觀察形勢。 要善于觀察形勢，腦筋不要硬化。形勢不對了，就要有點嗅覺，嗅政治形勢，嗅經濟空氣，嗅思想動態。(六)當機立斷。要當機立斷，不要錯過形勢。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七)與人通氣。要跟同志們、朋友們、上級和下級的同志們通氣。與人通氣的時候，反面的話要想一想，那個反面的話很值得注意。(八)解除封鎖。他們搞工業的人心里想些什么，我們不知道，等到開會的那天還不知道。你先讓人家略微知道一點，慢慢浸潤，細水長流，不要突如其來，傾盆大雨。我現在要求解除封鎖。(九)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人，這是因為真理在這個人手里，而不在多數人手里。多數時候是多數人勝過少數人，但是有些時候，個別的人要勝過多數人。(十)北戴河會議、武昌會議、北京會議、上海會議這個過程，我們得總結一下。客觀事物是在實踐中間逐步認識的。我所有講的這些，批評的這些，包括我自己在內。(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不要拿出來。(十二)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十三)“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十四)我想找幾位通信員名字叫做秘書，先在三委(計委、經委、建委)二部(冶金部、一機部)找，然后再找幾個部。(十五)李銳怕鬼。你前怕龍后怕虎，很多顧慮。(十六)我批評的這些人，以及沒有批評的，都是好同志，我沒有偏心。但是要批評，批評的目的是使同志們找到一個較好的工作方法。

　　4月29日 關于農業方面的六個問題，寫一篇給六級干部的《黨內通信》。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信中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

　　5月7日 中共中央發出根據毛澤東指示起草的《關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指示提出：必須采取集體養豬和家庭私養并重的方針，要給社員一定數量的自留地。

　　6月11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社員私養家畜家禽和分配自留地等問題的指示。這個指示是由毛澤東同鄧子恢、李先念、廖魯言等研究后由廖魯言、鄧子恢起草的。指示“建議各縣用人民委員會的名義出一張布告，把下面四件事向群眾公布。第一，允許社員私人喂養家禽家畜。第二，恢復自留地制度。第三，鼓勵社員利用零星空閑時間把零星閑散土地充分利用起來，收獲由個人自由支配。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樹木(包括竹木果樹)仍然歸還社員私有，并且獎勵社員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廢棄土地種竹木水果，誰種誰有”。

　　6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會議，研究工業、農業和市場問題。這次會議決定，一九五九年鋼的產量計劃指標由上海會議確定的一六五〇萬噸再下降到一三〇〇萬噸，基本建設項目也作了較大幅度的壓縮。會議由李富春、李先念、廖魯言分別匯報工業、市場、農業的情況，周恩來講話，最后毛澤東講話。毛澤東說：本來是一些好事，因為一些指標一高，每天處于被動。工業指標，農業指標，有一部分主觀主義，對客觀必然性認識不足。工業也好，農業也好，指標我們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會議的兩千萬噸鋼。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陳云同志為代表，提出兩千萬噸難于完成。可是那個時候還難于改變，因為還是一月份，人們還想大干一番。那個時候可以轉一下，轉得比較主動些，但是要轉成上海會議的一千六百五十萬噸的指標不可能，轉成現在的一千三百萬噸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釘子，沒有經驗，總是不轉彎。他說：現在食堂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我想出去跟省委書記談一談。糧食要給本人，食堂自愿參加，不愿意參加可以不參加，這樣就主動了。剩下一個宣傳問題還不主動。過去開了那么大的腔，現在要想一個辦法轉過來。那么高的指標，吹了，不要了。我們自己立一個菩薩，就在那里迷信這個菩薩。要破除迷信，什么兩千萬噸鋼，多少萬擔棉花，根本不理。一個時候，我們自己頭腦發昏。農業以后不要公布產量了。工業，明年的指標切記不可高，我看大體就是今年的指標，低一點也可以，搞一個馬鞍形嘛。一九五六年的錯誤就是不應該公開反“冒進”，至于把一九五七年的指標降低，完全正確，不降低不好。一九五七年不降低，一九五八年不可能躍進，因為沒有物質基礎。要存一點力量，人也緩和一點，不要那樣人為的緊張，每天那樣緊張，每天完不成任務。

　　6月20日 晚上，聽取彭真、胡喬木、吳冷西匯報當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報刊宣傳問題的情況。毛澤東說：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

　　7月2日—8月1日 在江西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7月2日 下午，在廬山住處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各協作區主任開會。會議研究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要討論的問題和會議的開法。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共十八個問題。一、讀書。有鑒于去年許多領導同志，縣、社干部，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于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我們提倡讀書，使這些同志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義，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去年有了一年的實踐，再讀書會更好些。二、形勢。國內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于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要堅持。總的說來，像湖南省一個同志所說的，是兩句話：“有偉大的成績，有豐富的經驗。”實際上是：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基本問題是：(一)綜合平衡;(二)群眾路線;(三)統一領導;(四)注意質量。四個問題中最基本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去年人們的熱情是寶貴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在大躍進形勢中，包含著某些錯誤，某些消極因素。現在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包含著有益的積極因素。三、今年任務。四、明年任務。五、四年任務。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讓下面超過。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并不違反馬克思主義。重工業我們是不會放松的，農業中也有生產資料。重工業要為輕工業、農業服務。過去陳云同志提過：先市場，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來，陳云同志的意見是對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六、宣傳問題。去年有些虛夸，四大指標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傳，現在有些被動。七、綜合平衡問題。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八、群眾路線問題。九、工業管理問題。十、體制問題。十一、協作關系。十二、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按人定量，分糧到戶，自愿參加，節余歸己。吃飯基本上要錢。在這幾項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轟而散，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十三、學會過日子。十四、三定政策。定產、定購、定銷，群眾要求恢復，看來是非恢復不可。十五、恢復農村初級市場。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十七、農村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作用問題。十八、國際問題。(七月三日，毛澤東增加一個團結問題，共十九個問題——編者注)

　　7月10日 下午，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組組長會議，各組匯報討論情況。毛澤東在會上講話。關于形勢問題，他說：對形勢的認識不一致，就不能團結。要黨內團結，首先要思想統一。黨外右派否定一切，說我們“人心喪盡了”，“修天安門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萬里長城”;說“過去歷代開創的時候，減稅薄賦，現在共產黨年年加重負擔”。天津有些局長、科長議論，去年大躍進是“得不償失”。是不是這樣?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幫助他們認識，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關于總路線，他說：黨內要團結，就要把問題搞清楚。有人說總路線根本不對。所謂總路線，無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會錯。多快是一條腿，好省又是一條腿。躍進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夸大。使我們被動的問題是不該把四大指標公布。關于人民公社，他說：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說基本上還是高級合作社，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關于怎樣看待成績和錯誤，他說：要承認缺點錯誤。從局部來講，從一個問題說，可能是十個指頭、九個指頭、七個指頭，或者三個指頭、兩個指頭。但從全局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

　　7月14日 下午，收到彭德懷本日寫的來信。

　　7月16日 晚上，在廬山住處召集劉少奇、周恩來等開會。毛澤東講了幾點意見：一、總的來講，我們對過去幾年工作的總的估計是得多于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償失，應該承認這一點。二、總的來講不能泄氣，要鼓干勁。當然有一部分氣要泄，一部分基建項目要下馬，這就要泄氣，這部分氣非泄不可。三、現在有沒有右傾機會主義?我說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闖，碰了釘子還不知道掉頭。四、現在事實上就是反冒進，只是不公開講，反冒進的司令就是我。

　　7月20日 晨，在廬山住處聽取楊尚昆匯報各組討論的情況。毛澤東講了四點意見：一、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二、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桿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回避這些事情，要實事求是。三、有些氣就是要泄，浮夸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四、我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認錯誤、也不愿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那些不愿意認真總結去年經驗教訓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附】【毛澤東因為馬寅初主張節制生育而對其進行批判的謠言真相】馬寅初其實是聽了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演講后才寫的“新人口論”，把馬說成人口學家是連馬本人也不會同意的事情，黨和毛澤東并沒有批判過馬寅初。緊跟三年困難時期之后的整個60年代70年代計劃生育一直在進行，未受任何干擾。

　　謠言：毛澤東批判馬寅初是因為其主張節制生育(出自《毛澤東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導致中國人口失衡》，鏈接：http://q.sohu.com/forum/7/topic/45832373 )

　　事實：毛澤東沒有因為馬寅初提倡節制生育而批判他。歷史上的馬寅初其實是聽了毛澤東的計劃生育的演講之后才寫作“新人口論”的。在50年代，馬寅初跟在毛澤東后面寫農業合作化、寫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寫大躍進、寫“農業八字憲法”……，幾乎宣傳和解釋毛澤東所有的政策。人口方面的文章僅僅是馬寅初詮釋黨和毛澤東的許許多多方針政策的很小一個方面，把馬寅初說成人口學家是連馬寅初本人也不會同意的事情。因為馬寅初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是緊跟黨和毛澤東的，黨和毛澤東并沒有批判過馬寅初。

　　事實：1953年以后，黨的上層開始對節制生育問題改變認識，內部會議已經討論改變限制避孕和節育的政策。處在中央機關核心領導層的邵力子和馬寅初都有機會了解到黨的上層對這一問題認識上的變化，比較早地在外界重提他們一貫主張的節制生育觀點。1955年7月，馬寅初開始提出控制人口問題的時候，全國衛生部門已經開始在城市里宣傳避孕和節育知識，中央政府已經組織生產避孕藥械了。特別是1955年3月1日，黨中央以批轉中央衛生部黨組報告的形式轉發全國，提出“節制生育是關系廣大人民生活的一個重大政策性問題”，明確贊同節育了。所以，馬寅初并沒有比黨和毛澤東先一步提出控制人口和實行節制生育的主張。相反，馬寅初是在共產黨允許的時候才重提出他的主張的。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召開之際，毛澤東連續發表了5篇批判美國政府“白皮書”的文章，其中最后一篇文章的主題就是批判美國政府的馬爾薩斯主義觀點。因為馬爾薩斯主義總是把人口當作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而馬克思以十分激烈的態度批判和否定馬爾薩斯，所有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把節制生育等同于馬爾薩斯主義。在此后的幾年里，黨和政府對人工流產和節制生育問題是持否定態度的。所以，包括馬寅初在內的那些解放前就主張節制生育的知識分子在這一個時期也都不再發表自己的意見了。

　　事實：毛澤東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所做的“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中，有一段生動幽默的、主張實行計劃生育的演講。這是中國共產黨繼半年前周恩來在黨的八大會議上明確提出節制生育的主張以后，黨的最高領導人又一次在較大、較為公開的場合(這次會議擴大到黨和國家高級干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1800多人)提出這一主張，而且是第一次公開提出計劃生育的概念。毛澤東說：

　　我們這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這一點是世界各國都沒有的。它有這么多的人，六億人口!這里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地生產。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于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毛主席這個話引起全場大笑)這個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設一個計劃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陣大笑)或者設一個委員會吧，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組織個人民團體來提倡。因為要解決一些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撥一筆經費，要想辦法，要做宣傳。

　　3月1日，大會組織了包括馬寅初在內的16位民主人士發言。馬寅初在發言中主要回應了毛澤東講話中那段主張實行計劃生育的話。馬寅初表示擁護毛澤東有關計劃生育的觀點的發言共有1000字，約10分鐘。這就是30多年來被主流人口學家所樂道的“馬寅初中南海向毛澤東諫言”。

　　毛澤東有關計劃生育的講話以后，1957年初春有關計劃生育的提法就開始在全國流行。許多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賢達都紛紛發表文章，宣傳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馬寅初的幾篇有關人口和計劃生育問題的文章，以及1957年7月5日以人大會議發言的形式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新人口論”，都是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演講以后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 參考《戳破馬寅初的神話》鏈接：http://www.m4.cn/Article/lishi/2011/12/265080.html  )

　　事實：毛澤東曾多次發表關于計劃生育的一些言論。

　　人口控制在六億，一個也不多啦?(笑)這是一種假設，就是講有一個時期，比如講條件沒有具備，無非是糧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現在一年生一千多萬，你要它不增，很難講，因為現在是無政府主義嘛!必然王國還沒有變成自由王國咯!在這方面這個人類完全不自覺，沒有想出辦法來，我們可以研究這個問題，應該研究。政府應該設一個部門，那天我講了，政府應該設一個部門或者一個委員會，人民團體可以廣泛研究這個問題，可以想出辦法來，人類總而言之是要控制自己就是了，有的時候使它能夠增加一點，有的時候停頓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的生產，(笑)這是一種設想。這一條馬寅老講得好，今天講的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見百花齊放沒有放出來，準備放就是人家反對，說是不要他講，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但這個問題還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有一些辦法。人民會不會有這個要求，還是我們主觀的，人民是要求這個東西的，不是每個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農民要求這個，人口太多了的家庭，他要求節育。城市里頭農村里頭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2月，《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三卷P169)

　　有人給毛主席回報說《人民日報》宣傳節育和晚婚的社會反響，毛主席回答說：

　　文章一多了，就以為要修改婚姻法，趕快去結婚。這樣報紙也實在難辦，在舊社會，報紙上的東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現在報紙上一登可不同。

　　完全學術性的，爭來爭去不會有影響，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別一下情況，但是劃范圍也有困難，因為政策那么多。如果一發現節育晚婚的宣傳產生一些不良后果，那么報紙上可以寫文章來解釋說明，我們的文章，就是往往不及時。至于范圍怎樣劃法，各報可以自己去研究。(和新聞出版界人士談話，1957年3月10日，3P183-184)

　　人口節育，要三年試點宣傳，三年推廣，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計劃，不然人口達到八億再搞就晚了，初步達到計劃生育。在少數民族地區不要推廣，山區人口過少的地方也不推廣，也要大鳴大放大辯論一下。我主張中學增加一門節育課，人類在生育上完全無政府主義是不行的，也要搞計劃生育。(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總結時的講話，1957年10月9日)

　　除四害，也是要求幾年試點，大概要三年試點，五年突擊，兩年掃尾，十二年已經過去了兩年，還剩下十年。如果在這個方面搞出一點成績來，人民的心理狀態會變的。如果這個事情搞起來了，節制生育我看就有希望了。我看節制生育也是幾年試點，幾年突出，幾年掃尾。這個事情也可以經過大辯論。

　　除四害要搞大鳴大放，大爭，大字報，在農村里頭，在城市里頭，究竟滅不滅得了蒼蠅、蚊子、老鼠?我說我們這個國家是有希望的。右派說沒有希望，那是不對的，完全錯誤的。他們沒有信心，他們沒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們不想搞這個事，那也當然沒有信心。我們是想搞社會主義，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滅掉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包括掃盲，包括有計劃的生育，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四十條里頭有好多事情。那僅是農業計劃，還有工業計劃，還有文教計劃。(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0月13日)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現在勞動需要人。但是要節育，現在是：第一條控制不夠，第二條宣傳不夠，目前農民還不注意節育，恐怕將來搞到七億人口時就要緊張起來。現在不怕人多，有人怕沒有飯吃，那我們大家就少吃一點，人多一點，士氣旺盛，這是我有點樂觀，不是地大物博嗎!但我不是說不要宣傳節育，我時贊成節育的。要像日本、美國那樣節育，不要象法國那樣節育，越節越少。邵先生六道講得對，現在不對，達到極點就趨向反面。人多沒飯吃，就少吃點。據說東方人吃素對身體健康有益，這是黃道之學(黃炎培)。中國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這是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除匈牙利外，帝國主義國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們吃四錢油，五錢鹽，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為理論與實際脫節，可見黃道之學不學也可。過去孔夫子很講究排場，食不厭精，每餐要吃點姜，鬧腦溢血。我看還是少吃點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脹那么大干啥，象漫畫上畫外國資本化那樣。(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月28日)

　　人多好還是人少好?現在還是人多好，目前農民還不注意節育，恐怕要到七億人口時，人們才會緊張，要看到嚴重性，但不要怕，要節省。一方面節省，一方面節育，要成為風氣。(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月28日、30日)

　　要破處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來認為耕地太少，其實每人二點五畝就夠了。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也不對，應該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到七億五到八億再控制。現在還是人口少，現在很難要農民節育。少數民族，黑龍江、吉林、江西、陜西、甘肅不節育，其他地方可以試辦節育。一要樂觀，不要悲觀，二要控制。到趕上英國時人民有文化了，就會控制了。(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

　　八億人口，十億也不怕。美國記者說，一百年后中國人口占世界一半。那時文化高，都是大學生，自然會節育。中國地勢條件好，東邊大海西邊大山。(在八大二次會議代表團團長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18日)

　　人口觀念要改變，過去我說搞八億，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對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節育了。(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17日)

　　蒙：再過十年就增加一億五千萬人口。

　　主席：一億左右，這不要緊。

　　蒙：你們的糧食增長可以滿足你們的人口增長需要。

　　主席：糧食增長快于人口的增長，而且我們也在控制人口的增長。

　　蒙：你們每年的人口增長率是不是百分之二?

　　主席：百分之二左右。我們的死亡率減少了，平均年齡提高了。過去平均壽命只有三十幾歲，就是死得多死得早，現在平均壽命已經提高到五十歲。

　　蒙：這是因為你們有了各種醫藥、衛生設備和抗生素等。

　　主席：人民生活改善了，我們也進行了防疫工作。(同蒙哥馬利的談話，1960年5月27日，4P281)

　　我問“主席，在‘中國的聯合國’里到底有多少人?”“你能告訴我在新的人口普查中弄清的數字嗎?”

　　毛主席回答說，他真的不知道。

　　有人說，有六億八千萬或者六億九千萬。但是這是不可靠的，能有那么多?

　　我說，只要調查一下購貨證(用來買棉織品和米的)的數字，就容易算出的。他說，農民時常把問題弄得不能辨別真相。

　　解放前，農民們因為怕被抓去當兵，生下男孩子，隱瞞起來不報戶口，這是很普遍的。而且解放后，有多報人口，少報土地，夸大受災面積，而只報一點點產量的現象。現在生了孩子雖然立即報告，但是死了人幾個月也不報的情況很多(也就是說，這樣做可以多領供應物品)。

　　不錯，出生率有很大的下降。但是農民還很不愿意進行計劃生育和節制生育。死亡率可能比出生率下降得還要大。平均壽命過去是三十歲左右，而現在提高到近五十歲。(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轉譯自日本《讀賣新聞》)

　　斯：但是現在沒有人反對節育了。

　　毛主席：你這個人受人欺騙喲!農村里的女人，頭一個生了是個女孩，就想要個男孩子。第二個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個生了，還是女孩，還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個，年齡也四十五歲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現在反對節育的人不多了，年輕人不反對了。

　　毛主席：重男輕女。這個風俗要改。我看你們美國可能也是重男輕女，要有一個時間才能改變。

　　斯：現在美國有一個婦女解放運動，規模很大，她們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主席：你要完全平等，現在不可能。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已經主席審閱)

　　事實：毛澤東時代在努力提高人口素質的基礎上，也同時做了人類歷史上最有效的計劃生育工作。新中國建立后，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條件和醫療衛生狀況的逐步改善，人口增長迅速，到1955年全國人口已超過6億。這引起了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人的重視，中共中央1955年1月批準了衛生部《關于節育問題的報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發出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

　　1956年，毛澤東主持制訂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區，宣傳和推廣計劃生育，提倡有計劃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業機會。這一認識在黨的八大有關決議中得體現，“生育方面加以適當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納入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

　　1957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談到人口問題時說：“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計劃生育也有希望做好。這件事也要經過大辯論，要幾年試點，幾年推廣，幾年普及。”(《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71頁、495頁)

　　1962年，國務院成立了毛澤東在1957年曾設想的機構——計劃生育辦公室。1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通知》，明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計劃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從完全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既定政策。”這個通知還要求做好宣傳工作和技術工作。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災害過后，補償性生育造成人口激增，這引起了中央決策層的關注，1964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1965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急劇下降。1965年1月，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中說，國家對計劃生育給一定投資，出些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

　　1973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和計劃生育辦公室，各地區各基層單位也陸續開始建立計劃生育機構，國務院提出了“四五”期間人口增長計劃，這是我國第一個人口增長計劃。在毛澤東的建議下，周恩來提出：“計劃生育屬于國家計劃范圍，不是衛生問題，而是計劃問題。你連人口增長都計劃不好，還搞什么國家計劃?”(參見1982年6月2日《人民日報》)

　　1973年12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貫徹了毛澤東提出的避孕藥具一律免費并送貨上門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傳口號，并針對不同地方不同情況作了具體部署。

　　1974年底，已屆耄耋之年的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強調了人口控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在毛澤東、周恩來的努力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凈增人口從1971年的1950多萬減少到1100萬，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萬人，自然增長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長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減少了3.1個千分點，揭開了我國人口工作新的一頁(參見《黨和國家領導人談計劃生育[50-70年代]》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

　　綜上所述，中國人口在50年代以后的迅猛增長，實際上是人口發展自身的規律所至，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什么錯誤，是新中國的一個偉大貢獻，所謂"錯批1人，多增3億"之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政治宣傳的需要，而不是事實。

　　( 參考《批駁“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鏈接：http://www.m4.cn/Article/lishi/2009/09/1798.html )

　　事實：原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談到，毛澤東其實并沒有批評馬寅初，反倒非常重視計劃生育。據2011年11月22日《廣州日報》道稱，11月21日，由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和廣州大學共同主辦的“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術研討會在廣州召開，100多位來自中共文獻研究室、中央黨校中央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北京大學、廣州大學等高校的專家學者，將毛澤東思想與當下的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問題相結合，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研討會上，張全景談到，毛澤東其實并沒有批評馬寅初，反倒非常重視計劃生育。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曾說：“馬寅初的方法好一些。”張全景介紹，毛澤東還提出要研究避孕方法，以更好地控制人口。

　　事實：馬寅初被批并不是因為“新人口論”，甚至與節制生育、計劃生育和人口問題沒有關系。馬寅初把《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看作為其的代表作，而批判馬寅初的文章也始終都是針對這本書的。具體分析1958、1959兩年多公開發表的138篇批判文章，其中屬于學術動態和綜述性的文章計有15篇，明確從馬寅初《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的整體性或者引申出某些問題予以批判的文章有6篇，批判馬寅初哲學思想的文章41篇，批判經濟理論的16篇，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和馬爾薩斯主義的文章43篇。而在批判馬寅初人口論的文章中，分歧從來都不是要不要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而是通過分析具體上綱上線把馬寅初歸結到馬爾薩斯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以及反動政治立場上。黨和政府從50年代初提出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以后，從來就沒有終止過，即使在光明日報批判馬寅初的1958年，僅人民日報上宣傳計劃生育和介紹先進典型的文章就從未中斷，“計劃生育好處多”的標題通俗、醒目，令人難忘。馬寅初受批判是與要不要實行計劃生育根本無關的事情。

　　事實：馬寅初最初受到批判是在1958年北京大學的“雙反”運動中。“雙反”運動是1958年大躍進前夕黨和毛澤東發動的一場席卷全國的政治大動員，“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這次運動的主要開展方式和武器，“領導引火燒身”和“人人寫大字報，人人被貼大字報”都是這次運動的主要特點。高校的“雙反”運動實際上是老教授和舊知識分子的又一次煉獄，只是絕大多數人經過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三反”“五反”和反右斗爭，已經有了對付群眾運動的經驗，這就是傅鷹教授總結的“運動來了，群眾罵你三分混蛋，你承認五分，鼓掌通過”。由于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演變，1954年全國代表大會后，馬寅初從原來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改任全國人大常委。雖然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沒有變化，但是，1957年10月，為了加強高校的領導，黨從國家機關抽調1000多名領導干部擔任高校的領導。原來擔任鐵道部副部長的陸平進校擔任北大黨委第一書記兼副校長以后，學校改為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學校的日常工作和幾乎其他所有的活動都由陸平主持和領導了，校長馬寅初已經被晾在一邊。失去政治光環的馬寅初在師生中已經不那么神秘了。馬寅初歷來都是運動的領導和動力，從未做過對象，沒有對付群眾運動的經驗。由于不服水土，師生給馬寅初貼大字報，馬寅初也給師生反貼大字報。大字報批評馬寅初，馬寅初也張貼大字報提出反批評。這樣，相對于其他校領導來說，馬寅初的大字報就多一些。如果公平一些說，因為馬寅初校長畢竟平時與學生和青年教師接觸少，比起許多老教授來所受到的沖擊就輕微多了。8月1日，馬寅初離校視察5個月，給他張貼的大字報就少多了。

　　以光明日報和《新建設》為代表的報刊雜志對馬寅初的批判是從光明日報刊登北京大學給馬寅初張貼的大字報開始的。光明日報是面對高校和國家機關、文化界和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其他各界的中上層知識分子的報紙，“雙反”運動開始后就把北京大學等高校的運動當作報道的重點。馬寅初像對待校內張貼他的大字報一樣，對光明日報上批判他的文章予以回應。從4月19日光明日報開始刊登批判馬寅初的文章，到7月24日，該報刊登了馬寅初兩個長篇答辯和反批評的文章，其中后一篇分4天每次將近半個版面予以連載。隨著馬寅初在外地視察，8月中旬以后，光明日報基本上已經沒有批判文章。11月29日，該報刊登一個編輯部文章和北京大學的3篇批判文章后，實際上已經結束了批判。但是，馬寅初不愿意就此結束。批判活動基本結束整整一年后，1959年11月，馬寅初借在《新建設》刊登“就大躍進的情形，作出一個科學解釋”的長篇論文的機會，明確提出“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實際上是對光明日報叫板宣戰，從而發生新一輪的對馬寅初的批判。馬寅初是在那時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卻不同于一般的知識分子受批判。馬寅初在運動中還有很大的主動權，有力量實行還擊，能夠把自己的文章發表到希望刊登的光明日報、《新建設》或者《北京大學學報》任何一個報刊上，這不是那個時代每個被批判者都可以享有的特權。

　　在文化革命前的光明日報還不是今天與人民日報同等地位、屬中共中央管轄的光明日報。那時的光明日報是各民主黨派主辦的報紙。1957年11月，因原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和總編儲安平雙雙打成右派而改組時，馬寅初就是作為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參加會議的。被馬寅初等民主黨派領導人送上任的新任社長楊明軒總編陳此生都是比馬寅初資歷淺出許多的民主人士，未過半年就在光明日報上刊發批判自己的文章，馬寅初難免會有極大的不滿。《新建設》原屬光明日報管理的雜志，1959年劃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相當于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管理。馬寅初是這個學部的委員(相當于現在的院士)，也算是該雜志的領導。除此以外，進一步分析1958-1960年兩次批判馬寅初的18份雜志，基本上都是理論界和學術界的刊物。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曾在一篇批判右派分子費孝通等人的文章中順便點名批評了馬寅初，但文章對馬寅初和幾位著名右派還是有區別的。由陳伯達主編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志屬于半月刊，期間共出版48期，沒有刊登一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1948年7月份以后，除了西藏自治區以外的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黨委都辦有一份機關報和一份理論刊物，期間沒有發表過一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這些情況說明，黨和政府不僅沒有直接組織批判，而且對馬寅初這一類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還是有政治擔當的。

　　可以知道的是，1958年光明日報對馬寅初的批判，并沒有影響黨和毛澤東對馬寅初的使用。1959年元旦結束連續5個月的視察回來后，馬寅初頻繁地出席北京高層舉辦的會議，其中包括盛大集會出現在主席臺上和參加毛澤東邀請的小型會議。4月份的兩屆換屆的會議上，繼續當選全國人大常委，只是把原來兼任的全國政協常委調整為全國政協委員。所以，馬寅初完全知道自己繼續得到黨和毛澤東的信任，與自己搗亂并過意不去的就是那幫比起自己資歷還淺的民主人士。所以，馬寅初要與之戰斗到底的仍然是那幫民主人士，他下戰書的標題就是“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顯然是對著民主黨派主辦的光明日報及其光明日報的領導楊明軒陳此生的，這與陳伯達康生及其背后的黨和政府都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