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關于中國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河北晉州市周家莊的報道，是在網絡上、網友轉發的帖子上——其中一種版本題為《全國僅存的人民公社 無一人外出打工》。那會兒，真是幾多欣喜、幾多驚嘆、幾多淚奔。

　　欣喜，在于毛主席時代的人民公社還沒有絕種，還有“最后的人民公社”;驚嘆，周家莊的人民公社制度，一點生于紅色經典歲月的星星之火，是如何在一片五顏六色的特色海洋中存活至今的?淚奔，糾結人民公社，這一人類歷史走到上世紀中葉而產生的一面空前光輝絢爛的紅旗，到如今咋就只剩下殘破一隅了呢???

　　今天清晨，翻開《新華每日電訊》，出乎意料地在第5版(新華社新媒體專線)發現一篇題為《“定格”在人民公社時期的周家莊》的文章。眼前一亮自不待言，但我馬上開始思考的問題是：新華社今天報道毛主席時代社會主義公有制之下人民公社的周家莊，是不是有啥意味啊?

　　都說主流媒體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買辦勢力操縱控制，大都不說人話，或者看上去說人話，事實上說的是鬼話。設此不假，則單就現象觀之，近來新華社的表現是不是可以說明這種由貌似崇尚正面而實質是反動派操縱控制主流媒體的情況正在繼續發生變化?

　　我個人愛好閱讀，但真正可以進入個人愛好的閱讀對象卻從來不多。就紙質報刊而言，《人民日報》、《新華每日電訊》是我唯一鐘情的兩個對象。然而不客氣地講，之前相對于大多數特色河蟹地方刊物言不及義、不疼不癢的文字垃圾，即便是像《人民日報》、《新華每日電訊》這樣的黨報黨刊里面，真正觸及靈魂的文章也是不多見的。不過像類似《民主生活會上那些似曾相識的批評高頻詞》(新華每日電訊)、《請“轉”到群眾頻道上》(人民日報)這樣敢于真正說真話、道實在話的文章，卻不僅值得一看，而且似乎它們的刊登別有意味。

　　話題回到周家莊。這次新華社篇幅不多但濃墨重彩、旗幟鮮明地報道周家莊，開篇導語寫道，“在中國農村早已‘改天換地’的今天,這個人口1.3萬的鄉村卻依然保持著集體生活的形態”——任何人無需任何提示都可以注意到，“改天換地”是打上了引號的。

　　無論是物質世界還是意識領域，組織化的集體力量通常總是遠遠大過分散的個體力量之和。本文無意講解、重復雖然遠去但并不很遠的歷史，更無意對越來越清楚的邏輯和事實作多余的評論。毛主席說，反面教員是最好的教員。對包產到戶、分田單干、小打小鬧、一盤散沙的舊社會小生產方式及其附屬或派生的小恩小惠來說，周家莊人民公社組織化的效益和福利當然就是最尖銳的反面教員。

　　新華社《“定格”在人民公社時期的周家莊》這篇文章的中間說，“歷史潮流仍在向前奔涌,在市場規律下,這里的集體經濟依然紅火。”文章倒數第二段則借周家莊人的視界寫道，“在劉國運眼中,目前周家莊的這種水平就是中國夢所意味的好日子。”最后是文章結尾：“在中國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浪潮下,周家莊再一次面臨抉擇。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今后一個時期,要著重解決‘三個一億人’問題。周家莊鄉或能提供另一種答案。”

　　周家莊“再一次面臨抉擇”，是什么抉擇?還是參照前例，大家用腳投票，拒絕抉擇?周家莊“或能提供另一種答案”，這“另一種答案”，又是什么答案呢?報道似乎在留下懸念的同時，表明了難得的立場和態度。

　　(2014年6月23日)

新華網：“定格”在人民公社時期的周家莊

　　【在中國農村早已“改天換地”的今天,這個人口1.3萬的鄉村卻依然保持著集體生活的形態】

　　新華社北京新媒體專電(記者梁賽玉　郭鑫　曹國廠　白林)70歲的張鎖印是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鄉第八生產隊農民。60多年來他的工作一直由生產隊長分配,記工分,分口糧,收入由鄉里統一年終分紅……仿佛定格在半個世紀前的人民公社時期。

　　和中國大多數農村一樣,周家莊自1951年將土地從一家一戶集中,成立合作社,搞集體經濟。但在中國農村早已“改天換地”的今天,這個人口1.3萬的鄉村卻依然保持著集體生活的形態。

　　伴隨著大片的金黃麥田涌入眼簾,車已經駛入了周家莊鄉。鄉里的馬路筆直平坦,干凈整潔的獨門獨戶隨處可見,鄉政府大喇叭有時候還會播放一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革命歌曲。

　　張鎖印干了一輩子農活,從不操心地里該種些什么,因為這都是集體統一安排。現在他的工作是看管小公園,打掃衛生,年底能分紅1萬多元。除此之外,他還享受著鄉里發放的養老津貼等11項福利。

　　2013年,周家莊鄉人均純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和同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

　　除了集體耕作,從1982年開始,周家莊鄉還統一為社員們蓋樓。張鎖印說,“沒有條件的鄉里資助,蓋房子集體蓋。”如今,他還打算搬進即將竣工的高樓,水、電、供暖、燃氣一應俱全,像城里人一樣生活。

　　張鎖印覺得這都是“集體的功勞”:“咱集體把決策一定下來,就干。這是很大的優越性。”他說,集體力量大,集中力量辦大事。“鄉里有建筑隊,俺們全鄉的公路、街道、小巷子這兩年全部硬化了。”

　　1982年底,“家庭聯產承包制”成為全國農村主要的生產形式。但周家莊是個例外,依據中央文件“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精神,周家莊也曾組織社員投票表決,但多數人表示不同意,鄉里至今還收藏著那份按滿手印的“不分家”協議。

　　張鎖印回憶道:“當時國家也說,不搞一刀切,農民搞得好的可以按情況決定。當時投票的時候社員們不愿意分,人們同聲說要搞集體,就一直到現在了。”

　　周家莊鄉黨委書記雷宗奎說:“集體實力雄厚,管理到位,老百姓們不愿意散。”周家莊歷史上從來沒有搞過“大鍋飯”,從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探索“三包一獎”,即包工、包產、包投入,實行勞動質量管理,“干多干少不一樣”,這走在全國的前面。

　　鄉顧問劉國運說,社員收入逐年增加,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交足國家的,留足自己的,堅持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加上以身作則的領導班子,這些都是“大集體”得以延續的原因。

　　歷史潮流仍在向前奔涌,在市場規律下,這里的集體經濟依然紅火。第九生產隊經營著特色農業觀光采摘園,自2007年至今,接待游客120萬人次,旅游收入增加4000萬元;鄉里的奶牛場飼養著1100多頭奶牛,是石家莊地區最大的奶牛場。

　　“家中沒病人,外面沒官司,兜里有錢花,手中有糧食”——談到周家莊鄉人對“幸福”的定義,劉國運說了這樣四句樸實的話,這似乎也代表著這個悠久農耕文明的國度中,農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劉國運眼中,目前周家莊的這種水平就是中國夢所意味的好日子。

　　在中國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浪潮下,周家莊再一次面臨抉擇。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今后一個時期,要著重解決“三個一億人”問題。周家莊鄉或能提供另一種答案。

新華網特稿報道周家莊

　　新華網北京6月20日電(記者梁賽玉　郭鑫　曹國廠　白林)70歲的張鎖印是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鄉第八生產隊農民。60多年來他的工作一直由生產隊長分配，記工分，分口糧，收入由鄉里統一年終分紅……彷佛定格在半個世紀前的人民公社時期。

　　和中國大多數農村一樣，周家莊自1951年將土地從一家一戶集中，成立合作社，搞集體經濟。但在中國農村早已“改天換地”的今天，這個人口1.3萬的鄉村卻依然保持著集體生活的形態。

　　從晉州市區出發約5分鐘車程，伴隨著大片的金黃麥田涌入眼簾，車已經駛入了周家莊鄉。鄉里的馬路筆直平坦，干凈整潔的獨門獨戶隨處可見，鄉政府大喇叭有時候還會播放一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革命歌曲。

　　張鎖印干了一輩子農活，從不操心地里該種些什么，因為這些都是集體統一來安排。現在他的工作是看管小公園，打掃衛生，年底能分紅1萬多元。除此之外，他還享受著鄉里發放的養老津貼等11項福利。

　　2013年，周家莊鄉人均純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和同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

　　“自從有了集體，糧食產量上去了，分錢也多了，這幾年，分紅一年比一年多。”張鎖印說。

　　除了集體耕作，從1982年開始，周家莊鄉還統一為社員們蓋樓。張鎖印說，“沒有條件的鄉里資助，蓋房子集體蓋。”其后的12年間，他給自己的三個兒子蓋了三套婚房。如今，他還打算搬進即將竣工的高樓，水、電、供暖、燃氣一應俱全，像城里人一樣生活。

　　張鎖印覺得這都是“集體的功勞”：“咱集體把決策一定下來，就干。這是很大的優越性。”他說，集體力量大，集中力量辦大事。“鄉里有建筑隊，俺們全鄉的公路、街道、小巷子這兩年全部硬化了。”

　　周家莊鄉很容易讓人想起上世紀的人民公社，雖然提起人民公社，有些人會聯想到“大躍進”“大鍋飯”等名詞，不過，周家莊鄉人不以為然。

　　1978年安徽小崗村帶頭改革。到1982年底，“家庭聯產承包制”成為全國農村主要的生產形式。但周家莊是個例外，依據中央文件“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精神，周家莊也曾組織社員投票表決，但多數人表示不同意，鄉里至今還收藏著那份按滿手印的“不分家”協議。

　　張鎖印回憶道：“當時國家也說，不搞一刀切，農民搞得好的可以按情況決定。當時投票的時候社員們不愿意分，人們同聲說要搞集體，就一直到現在了。”

　　周家莊鄉黨委書記雷宗奎說：“集體實力雄厚，管理到位，老百姓們不愿意散。”周家莊歷史上從來沒有搞過“大鍋飯”，從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探索“三包一獎”，即包工、包產、包投入，實行勞動質量管理，“干多干少不一樣”，這走在全國的前面。

　　鄉顧問劉國運說，社員收入逐年增加，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交足國家的，留足自己的，堅持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加上以身作則的領導班子，這些都是“大集體”得以延續的原因。

　　歷史潮流仍在向前奔涌，周家莊并非孤立于岸邊。在國家提倡土地流轉實現規模化經營，大力推進農業機械化的當下，雷宗奎——當年領頭人雷金河的孫子，帶領這個大集體走上“外部接市場，內部搞規劃”的路子。

　　周家莊由于具有土地規模化經營優勢，紅地球葡萄、鴨梨、高檔苗木、小麥和有機蔬菜，千畝成方，百畝一色。“挑選效益最高的農作物根據訂單生產，在10個生產隊中分配，防止重復投入。”

　　在市場規律下，這里的集體經濟依然紅火。第九生產隊經營著特色農業觀光采摘園，自2007年至今，接待游客120萬人次，旅游收入增加4000萬元;鄉里的奶牛場飼養著1100多頭奶牛，是石家莊地區最大的奶牛場。

　　“家中沒病人，外面沒官司，兜里有錢花，手中有糧食”——談到周家莊鄉人對“幸福”的定義，劉國運說了這樣四句樸實的話，這似乎也代表著這個悠久農耕文明的國度中，農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劉國運眼中，目前周家莊的這種水平就是中國夢所意味的好日子。“如果全國三分之一的農村達到這個樣子，2020年就能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標。”

　　在中國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浪潮下，周家莊再一次面臨抉擇。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今后一個時期，要著重解決“三個一億人”問題。農村城鎮化也被視為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有效途徑。

　　觀察人士指出，周家莊鄉或能提供另一種答案。作為農村就地城鎮化的案例，周家莊鄉對新農村建設、新型城鎮化和共同富裕都有借鑒意義。

　　“農民都進城了，種地怎么辦?吃飯怎么辦?我們要守著自己的土地，把環境搞好。”雷宗奎說，周家莊有自己的倉庫，農民上樓了，糧食可以存放倉庫，農具還可以統一擺放。

　　劉國運認為，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當下，除了提倡機械化，農民應該有一種精神，有點“勞動精神”，周家莊鄉60多年不分家，農民在集體中接受熏陶、培養和教育，和其他地方的農民不太一樣。

　　張鎖印所在的第八生產隊主要任務是農活和果園里的活兒，收入并不如第九生產隊，但卻并不眼紅。“每個隊都搞旅游，也不會有那么多人來，不如集中搞一個。”他說。

　　現在，張鎖印的三個兒子都已不在集體干活，三個孫兒也開始陸續長大成人，大孫子在外讀大學。“那是國家的人，不會回來的。”張鎖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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