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毛澤東

　　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

　　——《我們共同的未來》

　　1951年，在我們老家土改時，有這樣一副人人皆知、家喻戶曉的標語口號：“土地就是鐵飯碗，有了土地就有飯;土地就是刮金板，有了土地好生產”。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所致的兩極分化，朝庭腐敗、苛捐雜稅迫使農民走投無路，才揭竿而起。希望造反后能實現均田地、均貧富的平等愿望。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也有此意。現在的國企、礦產、商業、交通運輸等其所以不斷深化被賣而基本私有化后，就官商勾結逼包產到戶，人心渙散，各自為政，散沙一盤的農民賣地。可見有史以來，土地不僅是農民、國家生存發展之本，更是當今官商最后大撈一把暴富的絕招。不少城市附近地區將農民的地賣完后，將蓋得整整齊齊的村民樓房硬拆掉逼其住上高層，再將莊基地官商勾結，發最后一次橫財。有的地賣掉后多少年荒蕪，還美其名曰：這就是城鄉一體化——實質是讓農民變成與“裸官”正好相反真正的裸民。因為“裸官”是將不義之財和親屬都弄到外國，他自己還在中國盤剝，一旦有對其不得的風吹草動，他就偷跑了。然而劉莊、華西、南街、興十四村、周家莊人民公社等成千上萬共富村、社，在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一分地都不能賣地在自己的土地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不僅綜合發展成為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城鄉一體化的榜樣，而且還是可持續發展典范。

　　對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的明確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野生動物基金會(WWF)共同發表的《世界自然保護大綱》。1987年以布倫蘭特夫人為首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發表了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這份報告正式使用了可持續發展概念，并對之做出了比較系統的闡述，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有100多種，但被廣泛接受影響最大的仍是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的定義。該報告中，可持續發展被定義為：“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它包括兩個重要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各國人們的基本需要，應將此放在特別優先的地位來考慮;限制的概念，技術狀況和社會組織對環境滿足眼前和將來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把可持續發展戰略確定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的戰略。可持續發展主要包括社會可持續發展，生態可持續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

　　筆者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真正實施者是仍然是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共富村、社，并給全國做出了榜樣，也引起世界的關注。包產到戶和賣國企的發展，只能是兩極分化民遭殃、三代同下崗、祖孫都流浪的裸工、裸農的倒退——地下資源被浩劫完，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國家財富三大資產階級壟斷(0.4%者占70%社會財富)，人民身上新三座大山(5%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群體差234倍以上)。

　　共富村、社的社會可持續發展：他們是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理直氣壯地按當地的天時地利人和，在解決吃飯問題的基礎上，綜合發展，頂住來自左右的干擾，特別是包產到戶搞私有化的干擾。長工村里長工后代史來賀寧當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在報上點受攻擊、批判，也要走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的“集體富，群眾富，走的才是社會主義路”，讓美國女記者兩次來劉莊，在社員家住一個多月后，非常感慨而激動地向世人說出了：“還是劉莊好，還是社會主義好!”抗日英雄十七烈士慘案唯一幸存者雷金河，寧三次進京找抗戰時結交的中央領導，死也不怕地不包產到戶，終于捍衛住中國最后一個人民公社——周家莊人民公社，成為研究中國人民公社的活教材;王宏斌吃包產到戶的“后悔藥”后第一個在中國提出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連寶島臺灣省的電視臺也專門采訪報道南街村如何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這些村一分地都不能賣給外商和開發商，即使引進資金和外商，也是在村集體的統一領導和控制下。就象馬克思教導的：同魔鬼結成同盟是你領著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領著你走。這些村已經或初步建成有農則穩，有工則富，有商則活，產、加、銷一條龍，農、工、商一體化，工、農、兵(民兵)、學、商五位一體的城鄉一體化的基層組織。社員們都過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餋，病的所醫，居有其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幾十年無刑事犯罪的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因為這兒無老板和老板黨員，社員都是集體三大產業的主人，在公有制三大產業平等上班，蛋糕越做越大，分蛋糕的刀柄在自己手里，分配當然公平。

　　共富村、社的生態可持續發展：他們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視生態環境的治理，現已建成人與人、人自然和諧相處，空氣新鮮，環境優美，生態相對平衡的美好環境。因為社員都是三大產業的主人，不存在承包期限，將眼前和將來統籌安排，規劃長遠。如黑龍江興十四村，1956年由山東移民到這兒，依靠集體的力量人拉犁開荒種地，在搞好農業的同時，林牧工多種經營全面發展，2005年被聯合國冠名“國際生態農業示范基地”;浙江奉化滕頭村合作化后用15年改土造田拔掉窮根，現在搞生態農業、立體農業，已有“全球生態500家”稱號······然而，李克強總理宣揚的安徽安徽鳳陽卻榜上無名。

　　共富村、社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各自都有數個到數十個現代化的一、二、三產業，產值在數億、數十億，華西則更多而成為天下第一村。在此不再贅述，請網友參看筆者相關文章。

　　這些村、社的干部和社員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鼓，充分發揮公有制對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威力，正如毛主席1955年農業合作化初期，對《對多余的勞動力找出了出路》一文的按語所贊揚的那樣：“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這些村、社已經初步或基本發展成“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可持續發展。

　　但包產到戶、國企被賣的各行各業，那一個能和這些共富村相比。就連李總理從“兩會”到《求是》的文章“談做蛋糕與分蛋糕”僅兩個月就幾次念念不忘安徽鳳陽，也沒有舉出一個村建成了城鄉一體化，更不能與這些村、社相比而自我贊揚改旗易道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改革開放初期，安徽鳳陽農民在全國率先搞大包干，就是因貧困和饑餓所迫。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些地，體制一改就大變樣，溫飽問題迅速得到解決。”然而，這些共富村、社“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些地”，仍然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解決溫飽不在話下地為城鄉一體化做出了榜樣。這些村被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多種媒(連祖國未統一的臺灣媒體)炒得火熱，難道我們的總理還不知道嗎!?

　　總而言之，國企是社會主義工業生存發展、可持續發展之本;土地不僅是農村生存發展之本，也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城鄉一體化之本;二者都是社會主義中國生存發展、可持續發展之本。賣國企、包產到-賣地將大多數工農群眾必然搞成裸工、裸農。這就是“三不一少”改旗易道給公有制社會主義中國帶來的災害難——首先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宣揚他們自己失去民心的信仰，把人的思想搞亂——信仰危機;再搞包產到戶、賣國企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讓四五千萬工人下崗、失業成為名符其實的裸工;讓兩三億農民工為謀生妻離子散到處流浪，讓農村成了老人和近兩億婦女、留守兒童的993861部隊的戰爭景象。因而，中國要讓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必須正本清源。首先狠批、徹底清算三不一少，且越早越好。這樣才能像共富村、社—樣，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斗私批修，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讓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共富村、社，在960多萬平方公里的東方中國大放光芒，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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