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已到了“最薄弱、最突出、最嚴重”的情勢！2013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作出“三最”的判斷，道出了中國農業和農村到了何種嚴峻的程度？

　　毛澤東逝世時，我國即無內債外債，又無通貨膨脹，國庫里留下了5000多億斤糧，還留下了500多萬噸棉花，這些實物就相當于現在的幾萬億。這些留下的糧棉，都是人民公社的成果，以至1978至1980年“害的”全國人民吃了三年陳糧。當然人民公社也有其不可否認的弱點，那么，是對其進行改善呢?還是徹底否認?時為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毫不猶豫，且鐵腕選擇了徹底否認人民公社。這個徹底否定產生的惡劣影響，隨著時光的沖洗，正越來越清晰的顯影!其所帶來的諸多災難性影響，正深深刺痛共和國的神經，正深深刺痛百姓的心。

　　一、農村實行改革的核心就是私有化

　　《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兩個決裂”清楚地表明：徹底改變私有制性質，這是共產主義運動獨有的特色;致力于建立嶄新的公有制，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獨有的特征。為在中國建立公有制，中共前赴后繼流血犧牲不懈的追求;在中國農村建立集體經濟，也是波瀾壯闊和艱難困苦的偉大實踐。而農村改革竟然“一刀切”的私有化了，對這種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集體所有制進行全面徹底的否定，摧毀人民公社一夜之間就做到了，而若再建立起全國性的農村集體經濟，100年后都是個夢!

　　1、要不要解散人民公社？據調查1979年的人民公社30%經營良好，30%表現極差，40%有發展潛力也存在危機。韓丁*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非常難得”，這30%意味著有2.4億人，能達到較高生活水平并富裕起來;而通過政府援助、專門指導和辛勤工作，另外貧窮的2.4億人也能生活得很好;這也同樣適用于中間40%的農民。

　　在那種情況下，可不可以將偏遠山區、人員分散地區、經濟落后地區的集體經濟解散，而將經濟發達地區，土地面積集中地區，集體經濟強大地區的人民公社保留下來?將經營好的人民公社保留下來，將經營極差的解散?規模過大的集體經濟，可不可以適當縮小?最終要不要解不解散人民公社，可不可以尊重農民自愿選擇?

　　2、中央高層產生嚴重對立。要不要實行包產到戶?要不要解散集體經濟?中央高層產生嚴重對立!王任重給《人民日報》批示：“態度要明朗，號召大家不要搞包產到戶，已包的要說服引導，回到集體經濟”。李先念說：“包產到戶不宜提倡，中國單干了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嘛。”尤其是1980年9月在中央召開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更發生了 “陽光道和獨木橋”的激烈爭論。黑龍江省委書記楊一辰講話主張集體化，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說：“你走你的陽光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征求北京、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吉林、遼寧、山西、河北等省領導人的意見，很多人都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肯定集體化取得了偉大勝利。有錯誤已經糾正了，希望在非貧困地區設個閘門，以免包產到戶自由蔓延。

　　4、農村改革摧毀了農村集體所有制。而從1978 年以小崗村包產到戶為標志，趙紫陽、萬里在四川和安徽將“家庭聯產承包制”迅速擴大，并消滅了農村全部集體所有制。趙紫陽當總理后，面對強烈的反對，獲得總設計師支持，通過高壓政治“不換思想，就換人”，要把廢除人民公社制度進行到底。中央一號文件明明白白寫到：“要順從群眾意愿，不禁止自愿選擇家庭承包”。可趙紫陽根本不尊重各地農民意愿，在全國強行推開否定人民公社的改革。大連地區經濟發達，很多農村集體經濟不愿意分田到戶，可趙紫陽在大連視察，嚴令將每一棵果樹都分到個人。

　　這場農村改革不管講的如何天花亂墜，核心就是在農村全部實行土地私有化，“一刀切”的分田分地，將農村集體所有制全部摧毀，將集體經濟全部否定，將人民公社全部干黃，就是這場變革的核心!這場否認集體經濟的改革，比當年搞“土改”還徹底，以致到今天，全國只留下兩塊人民公社的牌子，成了國家一級文物。

　　5、“要吃米，找萬里”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上世紀70年代前中期安徽一直是全國主要糧食調出省，1976年安徽人均糧食產量比全國高20%以上。1978年，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后，安徽1977-1980年農業無一年不拖全國后腿，第一產業GDP4年下降7%，4年內全國糧食增產12%，而安徽減產13.7%，到1980年，安徽已成全國主要糧食調入省之一，人均產量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0%。無獨有偶，四川省1975-1979年也是如此。“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有的網友說：黨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就是被執行走樣了，用老百姓的話講：經是好經，被和尚念歪了!可通過這些年的實踐看，有的經就不是什么好經。至少趙紫陽執政時期，他身邊的精英就沒有一個好東西，出的主意沒有一個不是坑害百姓的壞主意，在頂層也沒設計出一部好經!除了推行私有化，就是自由化，要不就全盤西化，否定人民公社更是崽賣爺田不心疼，以致釀成震驚天下的“六四風波”。中國共產黨與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的結局，只剩一步之遙!

　　二、農村私有化造成十大災難性影響

　　中國的農村情況差別很大，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大不相同，各地集體經濟實力各不相同，而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律將農村土地私有化，這種“一刀切”的本身就是形而上學猖獗，也至少造成十大負面影響。

　　1、集體財產一夜被分光。隨著農村公有制解體，長期積累的集體財產一夜被分光，絕大部分被中飽了私囊。連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韓丁都憤怒的發聲：農村中“特權階層如此盡情地侵吞財產，恐怕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這場交易的規模之廣、對普通社員利益的損害之深，真讓人難以想象”。

　　2、農村水利設施嚴重破壞。20世紀70年代前，我國先后建成8萬多座大、中、小型水庫，不僅洪水泛濫的歷史基本結束，還基本消滅了大面積干旱現象。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幾千年水利史上最輝煌的時期”。現在農村沒有了集體經濟，不僅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停滯，原有的農村基本水利設施也遭到破壞。韓丁：農業私有化的后果之一，就是破壞了農村的基礎設施：“無論怎么看，農田道路，特別是用于灌溉和防洪的水庫、水壩、堤防和梯田都是驚人的成就。但在后毛澤東時代，現存的大部分基礎設施都被忽視，最終遭到破壞”。2012年8月10日，舟山市沈家坑水庫坍塌;2013年2月2日，離烏魯木齊城區10公里的聯豐水庫潰壩;2013年2月15日洪洞縣曲亭中型水庫垮塌。就連林州紅旗渠任村段都突發決口，部分村莊被淹!近年，罕見的大旱襲擊降水豐沛的中國西南，整個普洱市213座小二型水庫，有177是病險水庫。 遵義市數萬座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小山塘、小水庫年久失修，在干旱面前無法發揮作用。中國人均水資源逐漸下降，現在大約是2100方，被列入全世界13個最貧水國家!

　　3、兩極分化問題十分嚴重。韓丁：在“一部分人必須先富起來”的口號下，中國農村出現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這些先富起來的人們是靠與官員的關系并受到優待才致富的。確實，許多官員能夠把肥沃的土地轉包給這些少數的幸運兒，重現“1949年以前農村經濟中出現的剝削性的轉租協議”。另一方面，農村中還有一部分處于失業狀態的窮苦勞動力——他們的確沒有任何“官方關系”。

　　農村兩極分化突出表現在，形成“富人治村”的鄉村治理結構。韓丁：“取消了曾經由公社和大隊提供的吃、穿、住、醫、葬等‘五保’費用”;農村教育和醫療設施不斷惡化，農民集體意識喪失。隨著農民的集體意識和村落意識逐漸瓦解，農村道德則出現大面積塌陷，就出現一個突出的矛盾：鄉村的公共事務總得有人來完成，如修路、修水渠，于是鄉鎮一級政府只好選擇村里的富人治村，他們有經濟能力，在村里有經濟地位，便于一些公益性工作的開展，這就形成了整個農村都呈現“富人治村”的鄉村治理結構。在農村兩級分化加劇的前提下，富人在經濟和權力上都占有壓倒性優勢，普通農民的話語權就越來越少。

　　4、社會身份基本喪失。人是社會性動物，社會身份就是人的地位。隨著人民公社解散，農民喪失了公社社員，就喪失了社會身份，喪失了社會地位，也就喪失了社會尊嚴，甚至喪失了人的基本尊嚴(世界各國的小農都處于最沒尊嚴的境況)。作為個體的農戶，耕種幾畝地外，剩余的勞動力沒有集體組織，就只能離井背鄉去四處奔波打工，得到一個不倫不類的稱呼—農民工;得到一個輕蔑的稱呼—打工仔。給資本家打工怎么可能有平等?怎么能保證人性的尊嚴?喪失社會身份，那部分社會能來保護你?即使如此，一年到頭下來討不到工錢，還經常被黑心老板們打死打傷。

　　5、毒化農產品充斥市場。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利潤，而一個農民不耕種150畝以上的規模，只能填飽肚子，根本沒有比較效益。那么，為了獲取利潤，只能想歪門邪道，生產產量高的有毒農產品，包括畜牧產品。而且就是行政管制，一家一戶的農業生產也無法推行標準化，中國的農畜產品中，幾乎什么毒花生、毒生姜、毒獼猴桃、毒豆角、毒韭菜、毒節瓜、毒西紅柿、毒大米、毒牛奶、毒油料、毒豬肉等等，已到了“無毒不有”!毒化農畜產品充斥市場?現在要想吃無毒的農畜產品，那絕對是奢望!在沈陽想吃無毒的菠菜，那幾根就是十元錢，或者說，無毒農畜產品已成最為奢侈的商品。而不扭住農村私有化的閘門，一家一戶的經營加市場經濟，有毒農蓄產品就會洪流滾滾!

　　聯合早報對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進行報道驚呼：《中國人要集體自殺嗎?》。每一個人每一天都要吃飯，可吃的饅頭有毒，面粉摻了過量石粉;吃的豬肉注水;吃的蔬菜是用各種各樣的農藥培植出來的，如，西紅柿用催熟劑催，不發芽的大蒜用避孕藥泡、毒蘑菇，民間流傳“要想死得快，就吃壽光菜”;嬰兒喝了某種毒奶粉，不小心就變成了不健康孩子等等。

　　6、農業勞動力素質全面下降。戰時，因青壯男女參戰和支前，只有老人和幼兒留守農村。現在中國許多農村十室九空，基本見不到50歲以下男女。田里勞作的是清一色老人，田埂地頭還放著一兩個幼子。像懷安大山深處，曾有百十號人的一個山村，現只剩6個孤寡老男人。別說修塘，現在誰家死人，都很難找人抬出去。今年8月，美國薩克斯教授一行來寧夏扶貧調研。令他特別震憾：一些農村出現只在戰爭年代才發生的情景，村里只有老人、婦女和兒童;由于貧窮落后，外出打工的男人大都和家里失聯。作為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扶貧顧問，他在寧夏報告了“驚人發現”。

　　一家一戶種地，怎么吸引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只有農業生產的規模大了，才能有條件向農業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才能吸收知識青年來到農村廣闊天地，以新知識向農業的深度和廣度發展……，這可以吸收多少人才啊!”而現在農村除了老弱病殘，青壯勞力都很少，年輕的姑娘更極為少見。農業勞動力素質全面下降到這種不堪的程度，中國農業的前途在哪?毛澤東時代致力于大批知識青年建設農村，改開讓農村連個青壯勞力都沒有了。沒有年輕人，還建設什么新農村?

　　7、農村污染嚴重。很多生豬、雞鴨養殖村，村內到處堆積糞便，常年臭氣熏天，污水橫流，頂風能臭幾里地，農民的生存環境極其惡劣。僅以湖南省為例，全年直接排放的畜禽糞便就達數以億噸，這還不包括生活垃圾，不包括農藥對環境的污染。18億畝的耕地，四分之一受到嚴重的重金屬的污染。而那黃浦江上一下就飄起幾萬頭死豬，簡直是一種恐怖!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不僅隨意造成環境污染，更無力，也無責去治理環境。

　　8、種養處于盲從。自主生產完全受市場調節，難以計劃控制，物價經常大起大落。我國農副產品價格“過山車”式大幅波動不斷上演：昨天“姜你軍”、“蒜你狠”、“逗你玩”，漲價漲的沒邊，明天又徹底進入熊市。這農產品過山車的價格波動，不是市場經濟盲目性，給小農經濟帶來必然產生的災難?對于到底該種什么，種多少，很多專業人士都沒有明確答案，更別說沒有什么消息來源的農民。這不僅關系農民的收入，更直接關系整個國家經濟波動。

　　而“糧食飯碗”不能端在自己手里，這更是危險中的危險。糧食自給率必須要達到110%，才能保證糧食安全和社會安全。批判“以糧為綱”后，農民隨意種養，可現在中國的糧食自給率只能達到80%，每年要大量進口糧食。可真正到了關鍵時刻，有錢也是不能從國際買到糧食的!

　　9、社會組織出現巨大真空。農村人民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中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同時又是社會主義組織的基層單位。將人民公社簡單作為集體經濟組織解散了，它造成了社會組織巨大的真空。隨著青壯年勞力離鄉進城務工，鄉村的“空心化”早已不再是新鮮話題。而沒有了人民公社這個社會組織，幾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誰來管?

　　農村入室強奸中老年婦女已成普遍現象。自上世紀80 年代以來，農村廣大青壯年勞動力逐步外出打工，農村留守的都是婦女、兒童、老人，農村自治的治安力量不斷弱化。2011年，安徽臨泉縣一名農民戴慶成在接近17年的時間里，強奸留守婦女116人，多數還實施搶劫。2012年，廣西全州一男子陸某，一年來在農村入室盜竊、搶劫、強奸等案件106起，從2011年春到今年3月，49歲的王軍先后40多次，潛入寡居的10余名老年婦女家中強奸施暴，其中年紀最長者95歲，最小的73歲。年事已高的留守老人頻頻被傷害，農村的夜晚似乎正成為罪惡肆虐的“法外之地”，這不是消滅人民公社出現的體制性悲劇!

　　留守兒童遭性侵更是農村的傷痛。興業縣大平山鎮南村，13歲的留守女童小雨(化名)，長達兩年里遭村里眾10多個中年人性侵，在小雨所經歷的噩夢中，唯一不為所動的是個“傻子”，可見這個村莊很多村民的道準水準，還不如一個智力有缺陷的人。農村的一些小學校，更成了性侵留守兒童的地獄。留守兒童除性保護缺乏，因長期得不到父母直接關懷，教育和生命安全等都出現極大問題。

　　還有，“留守婦女長期處于性壓抑”，城市農民工出現“臨時夫妻”，僅柞水縣楊四廟村媳婦與他人私奔的就有38人，接近全村成年男性人數的四成等等，就是外出打工的農村女孩，又有多少當了“小姐”?并由此引發了多少惡性重大殺人案件。而造成中國億萬農民工家庭肢解、破碎的根本原因，就是私有化解散了人民公社!

　　至于那些催人淚下的農村極端貧困家庭的悲慘，又有什么社會組織在管?中央電視臺在全國評選“最美愛心少年”，哪一個被初選的農村少年，不都是孤立無援的在苦難中苦苦掙扎。在這無數悲劇背后，顯現出國家的發展速度和制度跟進的嚴重不協調，缺少人民公社這個社會組織的惡果越來越凸顯。那農村已經到了這種程度，用什么樣的社會組織能拯救“淪陷的鄉村”?

　　10、農業100年不能實現現代化。中國“農民”人均擁有2畝耕地，美國農場主平均擁有3000畝耕地，要在未來實現中國農業生產和生產力的持續有效發展，必須集中土地搞農業機械化。韓丁：“這個新的土地分配實際上排除了農業機械化。”因農村土地的私有化造成的最大危害是土地不能集中使用，而沒有土地集中使用就沒有機械化，就沒有規模化、標準化的農業現代化。改革開放已經過去35年，中國的農業現代化還沒看到雛形。現在作為堅持黨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的重要內容，又和農民簽訂了50年不變的合同，也就是說中國的農村還要再搞50年一家一戶經營，那中國的農業現代化至少100年不能實現!而農業不能實現現代化，這個短條將制約整個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總而言之，改開35年，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到了“最薄弱、最突出、最嚴重”的情勢!2013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作出“三最”的判斷，道出了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到了何種嚴峻的程度。

　　 三、社會主義的方向決定農村必須實行集體經濟

　　如果說包產到戶作為過渡政策，或許有存在的必要，他在解決農村溫飽問題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決定，農村搞集體經濟是必然趨勢。

　　1、糧食連年豐收的三個要素。建國后相當一段時間，糧食畝產(正常時最高產量)為600斤左右，糧食總產和單產穩定增長，到七十年代末基本上解決吃飯問題。而分田到戶前后，畝產陡增到1200斤左右?對此，有人說：實行農村土地私有化，帶來了糧食增產和連年豐收。可這并非是私有化的功勞，而與三個因素密不可分：

　　一是雜交水稻技術研制成功。袁隆平在1973年(毛澤東時代)開啟雜交水稻研究(雜交玉米、小麥良種培育)，1974年研制成功后，1978年全國基本普及，使糧食產量提高了%以上，這是糧食產量翻番的根本原因。隨著普及面積逐年擴大，中國糧食總產量幾乎年年大幅增長。

　　二是化肥廣、農藥的廣泛應用。化肥是糧食的糧食，1972年中美關系解凍，先后從美、日等國引進化肥生產線，幾乎縣縣都有化肥廠，至1978年化肥生產基本滿足農業生產。1978年化學除草、農藥大規模應用到農業生產，對穩定、提高農業糧食產量是個重要因素，并可節省約80倍的勞力，徹底將農民從“臉朝黃土背朝天”中解放出來。

　　三是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加大。國家廢止農業稅、牧業稅和特產稅，僅此項每年減輕農民負擔1335億元。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資金年近20%的持續增長，到2012年中央財政年初預算安排用于“三農”支出12286.6億元;另外，國家不斷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不斷縮小“剪刀差”。

　　而這三個因素人民公社不僅沒有，還要大量付出!分田到戶初期農民生產積極性很高，但一段時間后，種田成本太高，加上小農經濟生產的局限性，導致農民大量拋荒。近三十年來畝產一直都維持在1200斤左右，總體畝產從沒因分田到戶有絲毫增加。

　　2、不能苛責人民公社的經濟效益。攻擊和否定人民公社的人，有一個共同的口實，就是人民公社的效益不理想。可這樣的苛責不是惡意，就是無知，也不符合實際。拋開人民公社為國家做出的貢獻不講，在西方發達國家農業無論怎樣“集約”都“不賺錢”。因按季節生產的東西，那是不能同按“分秒”生產的產品相比。美國農場主平均耕種3000畝地，依然無力“規模經營”“致富”，還得靠國家補貼生存。眼下每頭“美牛”每天獲2.2美元補貼，合人民幣每年5500元。美國政府還補貼“休耕”，農民不種地照樣得到種地的純收入，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都是如此。而中國的人民公社則要向國家交近萬億的資金，她用干癟的奶在奶大我們的共和國。

　　3、重新走集體化道路的趨勢出現。不都講實踐檢驗真理嗎?分田單干以后，很多農民看到分田單干的嚴重危害，重新走上了集體化道路。河南南街村返回集體化制度后，從事方便面和鍋巴的食品加工，1995年產值就超過12億人民幣;所有企業和農田都由集體所有和管理，農業生產也實現了機械化。1993年以來，南街村每個家庭都有一套帶空調設備的三居室公寓，免費配備電視、冰箱和洗衣機。在中國數億農民眼里，南街村的農民生活在烏托邦之中。

　　很多農民在逐步認識到，對于中國農村來說，私有化是一場災難。只有通過集體行動，他們才能實現繁榮和社會保障。陜西、河南、上海、山東、浙江等許多地方都出現了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但都沒有一種成熟的類似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模式。

　　 4、尋找多種公有制實現形式。黨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這說明江澤民時期的黨中央已經認識到農村私有化不是發展方向，但囿于當時社會政治力量的制約，即意識到農村集體經濟的重要，又不想觸動人民公社的敏感神經，因而提出了尋找多種公有制實現形式。但實事求是的講，這個表述還不夠明晰，還是羞羞答答的表達，也就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更沒有在實踐中明顯得到貫徹和體現。

　　我們的總設計師在推行農村改革時都明確講到兩條：一是權宜之計;二是農村改革可以由公到私，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是由私到公!所以，如果說我們現在還不能理直氣壯的講:“人民公社好!”那人民公社至少也是一種值得繼續探索的公有制實現形式!

　　*韓丁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雷丁鎮人，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生前長期支持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韓丁妹妹寒春長期定居中國，是第一位獲得中國綠卡的外籍人士。從1978年到2004年去世，韓丁每年(除一年外)都在中國居住5到6個月。從1980年到1985年，韓丁擔任內蒙古聯合國草原管理項目的顧問，還在長弓村幫助農民實施農業機械化。但中國推行的私有化既同聯合國草原管理項目沖突，也與長弓村項目相沖突，在花費400萬美元和進行大量艱苦工作后，聯合國草原管理項目被迫取消，長弓村綜合機械化項目停止。韓丁位公認的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研究專家。在《大回潮：1978-1989年中國的私有化》一書，韓丁對中國農村改革提出新的分析，文中所引均出自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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