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方對毛澤東思想的無害化處理

　　讀了這兩篇文章之后，有很多同感。今天官方紀念毛澤東的時候，刻意地淡化毛澤東的階級屬性和人民性，試圖進行“中性化”和“無害化”處理，這是在毛后中國業已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統治階級(包括政治上的、經濟上的以及文化上的)之后，官方接納毛澤東符號的最上限。

　　官方講話之間反復提到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三點不能說跟毛澤東沒有關系，但顯然，突出這三點是為了掩蓋毛思想的根本性內容。從這三個所謂的“活的靈魂”去闡釋毛澤東思想，是對毛澤東思想進行“無害化”處理的第一步，主要跟“兩鄧三胡”(鄧小平、鄧力群、胡耀邦、胡喬木、胡繩)關系密切，我把這種無害化處理之后的成果稱為“鄧胡記毛澤東思想”。這個鄧胡記毛澤東思想所要否定的是與文革相關的思想和實踐，例如階級斗爭、走資派、特權階層等概念體系，以及由這些概念所支撐的“對勞動者也必須政治化”的要求。鄧小平提出所謂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字面上構不成“階級斗爭為綱”的“負命題”，只有把這個中心思想與“恢復勞動者的純粹勞動地位”為此需要實現“對勞動者進行非政治化”的改造之后，才構成毛澤東的階級斗爭思想完全等價的負命題。毛澤東晚年的階級斗爭思想，實際上是切割“當權派”與“共產黨的合法性”之間的聯系，把整個當權派放置在“受審視”的地位加以考察，這是非常厲害也特別有威脅性的處置方式。廢除了階級分析法之后，就把整個當權派從長期“受審視”的被告地位上拯救出來了，同時也就相應地結束了“勞動者也需要政治化”的政策主張。因為馬克思其實很少涉及組織和權力領域，毛澤東倒是在這個領域講了很多話，所以，這一批人就采取一種宣傳策略，說毛澤東思想違反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選集》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臨終之前的談話中間還念念不忘“當了大官比資本家還厲害”“上了大學不想跟工農劃等號”，這才是毛思想的本質特點和內容：要從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中間去尋找其內在的追求，評估此人在未來的革命或者政治活動中間將會站在左邊還是在右邊去推動社會前進，換句話說，毛思想的本質內容是尋求與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制度追求和政治傾向，以此為依據去確立各項政策和策略，組成統一戰線或者識別敵我。換句話說，階級分析法才是毛思想的根本方法，那種與階級分析法緊密相關的個人政治傾向才是毛思想關注的焦點，尋求和識別變革社會和政治的推動力量或者反對力量，才是毛思想的關鍵問題意識。

　　不過，對于毛思想的表達方式，我提一點個人意見。毛本人使用全套的馬列概念來表述他自己的思想，我到是覺得這是需要超越的地方。馬列特別是馬克思致力于從經濟過程分析中間得出政治結論的方法，保留了相當程度的“經濟主義色彩”，這一部分在中國革命的社會背景和毛時代都是缺乏對應性的。毛本人從領導革命開始，就一直面臨著管理學的標準課題：如何動員農民參加紅軍?如何激勵紅軍戰士英勇作戰?如何能夠源源不斷地動員農民群眾的人力物力支持革命戰爭?統治階級的經驗和管理方法，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而毛澤東想要推廣的方法，卻又遭遇到多數干部的反對，因此，中國革命在思想上首先要完成一場管理學的革命，這個革命的成果或許可以稱之為毛氏管理法，毛本人最接近的表述是群眾路線，相應地歷代統治階級的經驗就是一種精英路線。在建國之后，問題就變成怎么動員民眾的人力物力進行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經濟建設。

　　所以，毛思想一開始就具有政治性色彩和管理的問題意識。毛本人極端重視路線斗爭，生前以十次路線斗爭的說法來總結共產黨歷史，這個總結背后的問題意識，我個人傾向于認為是：推廣毛氏管理法在黨內長期遇到多數干部的阻力。文革的時候，無非是引入群眾的有組織力量作為路線斗爭的奧援。重建毛思想的解釋，一個可能的路徑是在管理問題意識基礎上通過政治分析進行。考慮到今天聽眾群的知識背景，可能需要把這樣的分析建立在西方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知識的綜合基礎上，這樣，才能與聽眾接軌。美國學者斯威齊提到馬克思主義時指出：馬克思所綜合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都不是激進思想資源，但是綜合之后就發生了質變。今天，如果左翼能夠在西方已有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知識積累基礎上進行綜合，有可能產生很激進很革命的思想資源，而且這種資源能夠順利地與聽眾接軌;我個人也傾向于認為毛思想的再造需要從這樣的綜合出發。

　　二、底層民眾對于毛時代的制度感受

　　毛本人批判走資派，也僅僅是從走資派迷戀那種資本家管制工人的種種權力樣式和挾制方法出發的。拾荒人提到“鞍鋼憲法”，這個憲法實際上就是否定正規化的科層組織或者官僚制，打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絕對分工，本質上是試圖建立一種在“高度認同”基礎上的“強制管理最小化”的干群關系，毛說“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集中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這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種局面如果沒有內在的“高度認同”是不可能存在的。

　　羅馬拾荒人提出的這個“人民的制憲權”的概念很有意思，其實，破除了官僚機構作為依仗之后，文革期間普及中小學教育和農村合作醫療事業，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成就。這個成就看起來不那么醒目，但是特別重要，今天回顧，這等同于破壞了市場規則和官僚制規則的創新，這恰好是今天的兩大迷信，絕對不容許觸犯的天條。這兩大天條本身，就構成對人民制憲權的限制。還有，馬寧提到，文革沒有創設新的制度，其實也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成就，當時在基層權力組織中間，大量使用“以農代干”“以工代干”——把普通工人和農民提拔干部職位上，但是不改變他原先的工人、農民身份，還有就是靠近基層組織的官員必須下到基層蹲點“同吃同住同勞動”，這些也算是制度化了成就。不過這些制度各地執行的力度不一樣，河南蘭考縣張欽禮那里要求縣委常委級別每年下生產隊勞動日數不少于120天，公社干部下去的時間就更多了;而大小隊干部原本就不脫產，兩級干部的誤工補貼不容許超過2%。官僚制內在的管理專業化要求，恰好是群眾化的反面，這是否意味著人民制憲權的落實，最終就是要超越那種與正式制度條紋的制度化樣式。

　　干部的群眾化和勞動化，雖然不是很高雅的制度，但是卻有助于打破干群關系的疏遠和對立。不過，文革走到這一步，也僅僅是在基層“面對面”的管理層次上帶來正面的結果，在權力和組織的上半截還看不到解決問題的曙光，或者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在解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的問題上，沒有看出來建設性成就，后來的一百八十度轉彎就恰好是在組織的上半截決策，強制組織的下半截去實施的：例如農村分田到戶，城市工廠里搞承包制、聘用制直到私有化都是如此。

　　其實，公有制社會確立之后，組織的普遍化成為一個顯著現象，每一個人都在組織內部勞動，受到上級的監督和考評。毛時代的基礎性制度是什么?自由派很喜歡的答案是專制，前官方正統派的答案是大鍋飯養懶漢，自由派的答案突出了中國的宏觀政治制度與西方的不一致(至于微觀的勞動組織內部的差異比較，自由派沒有這個問題意識)，正統派的觀點突出了毛時代干群關系中間干部對勞動者缺乏強有力的挾制手段這一特點，這兩種事后對于歷史的歸納，跟普通的工人農民有極大的差別。在老田的口述史訪談中間，特別是國營企業的工人對于毛時代的制度感受，可以借用賀雪峰教授的“熟人社會”概念來表達。當時基層的管理中間，穩定就業制度和工資基本不動的狀況，使得絕大多數工人的基本利益恒定，不受干部管理權力的調節，正統派的觀點是有根據的;同時，更為關鍵的是，這些不變的內容逐步變成不受關注的方面，被大家視為理所當然肯定如此。當時留給普通人的是好人好事和壞人壞事，在今天的鄉村中間，沒有了集體組織和共同勞動，同樣的問題意識依然存在，這是一種相對平等的主體在長期生活在一起的情況下會自發地形成一個輿論網絡，這個輿論網絡中間對社區成員進行高低排序，排序較高的成員會自動擁有較高的影響力或者“權力”。在毛時代的工廠中間，基層干部班組長車間主任級別也一樣放置在受到所有成員參與建設和維護的“輿論網絡”中間，這其實才是最根本性的制度感受。鄧小平上臺之后，試圖強化干部的權力促使其加大對于工人的挾制力量，想當然地以為這樣將能夠促使工人多干活、干好活，結果如何呢?我訪問武漢國棉一廠的廠長張保新，他說開始車間主任也很高興，結果，那些獎金拿得多的人受到幾乎所有人的白眼，有些工作原本不是在任何人的職責范圍之內，從前車間主任看到誰叫誰去干就行了，現在，被叫的人說你叫某某(獎金拿得多的人)去干吧，結果，車間主任反而指揮不靈了。主任定獎金的制度只是執行了一個月就立馬終止了，迅速把這個權力交給全體職工討論決定，最后的后果是確立了差別極小的等級分配制度，這個差別比工資級別差異還要小得多。結果，鄧小平設計的獎金制度在經過熟人社會的輿論網絡改造之后，客觀后果是更進一步拉平了個人收入之間的差別，人與人的所得差別比以前更小。

　　在文革期間也一樣，大批判之所以常常以道德批判的方式進行，是與基層組織內部熟人社會經營的輿論網絡的內在規則保持一致。群眾力量的興起及其在政治場域中間進行表達，就出現了以熟人社會內部輿論網絡中間的“道德標準”代替一切其他政治社會標準，把這個突出成為壓倒一切的內容，有人說文革期間“四人幫”鼓噪“禁欲主義”，這是徹頭徹尾的瞎說，四人幫這些人因為身處高位，早就脫離了熟人社會的制約，但是，他們當時選擇支持群眾對于當權派的大批判活動，既然是群眾參加，當然就是群眾按照自己的經驗和閱歷去參加的，所以，熟人社會的標準就成為最高標準，用這個標準衡量，絕大多數當權派都是通不過的。問題在于：道德審查對于有優勢的群體來說是一個“過高”的標準，絕大多數干部通不過，對于需要組織和指揮等基本社會職能而言，有很大的負面作用，到了1967年夏秋之交的時候，毛甚至說“哪怕是黎元洪式的人物站出來也好。”管理事務的專業化，要求管理中要有一種“專業的人力資本”，而建設一個運作良好的組織就需要一個數量最低限度的管理專業人力資本，黎元洪沒有別的重要性，就是擁有一些專業人力資本。

　　其實，專業人力資本這種個人化的資本，與政治活動的公共性要求是有沖突的。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條》中間規定：公社社長要由社員大會選舉產生和任免;但是在實踐中間：社長主要是由組織部門考核任命的;而且由于公社范圍遠遠大于熟人社會的最大邊界，社員大會根本就很難召開，更不要說就社長候選人進行投票選擇了。社員大會選舉，這是自由派人士很高估的代表性方案，但是，這個方案與組織部門考評相比，更難實現對管理專業人力資本的識別和考查。

　　而且，在基礎性制度是一個熟人社會的情況下，群眾造反活動在工廠里頭刺激當權派行動起來，組織保守派力量與造反派對立，客觀后果一樣是促成了基層干部更注意基層群眾的意見和感受，以傾聽、交朋友的態度去重新厘定干群關系。這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經實現毛老人家那個“聯系群眾”的短期目標。在熟人社會的網絡中間，文革運動不管造反派勝負如何，就已經強化了底層群眾對于干部的影響力和制約管道。

　　不管是文革還是改革，都需要經過最重要的“熟人社會網絡”這個關鍵制度的過濾。到了1990年代后期，國企私有化和工人雇傭化徹底實現之后，熟人社會網絡才從城市里消失，沒有了熟人社會網絡起作用，各種坑蒙拐騙等道德敗壞的行為才普遍化起來。因為重建道德自律需要熟人社會網絡的支撐，既然回不去了，很多人就往前看，說要把法律制度這樣的“外部干預制度”擴張到調節一切人際關系交往環節中間去，其強度要達到足以威懾一切敗德行為，這個想法如果實現了的話，肯定會建設出一個標準的警察國家。沒有了熟人社會網絡之后，政府和法律的擴張是一個恒久的趨勢，目的是對熟人社會網絡進行功能性替代。相比較而言，熟人社會網絡解決問題是“社區成員進行內部調節”的低成本方案，而法律從外部介入則是“專業機構介入的外部解決”的高成本方案。正是因為依靠熟人社會網絡的社會調節功能，毛時代的政權機構看起來很簡約很廉價。沒有了熟人社會網絡的調節作用之后，毛后時代的政府和公檢法鎮壓機構的擴張速度大大加快了，而且還總給人滿足不了社會需要的感覺，這個趨勢使得中國政權看起來越來越像是一個西方國家的樣子。

　　三、解決組織權力異化的方案為什么難產

　　在文革早期，巴黎公社的選舉制度曾經給很多人設想改造官僚組織的想象力，其實，這個方面也不樂觀。毛澤東曾經講過“巴黎公社如果今天還在，肯定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列寧創造了蘇維埃，但是今天變成了修正主義的了。”

　　在公有制實現之后，組織的權力及其運用，確實是一個首要問題，但這個問題沒有短期解決方案。毛澤東本人傾向于認為要建設一個組織渠道之外的第二組織和第二領導權，在四清時期曾經設計要在農村重建“貧下中農協會”在工廠通過選舉建立工會，毛在內部講話中間，說這兩個機構的負責人最好不要黨委副書記兼任。這個設想后來證明不可能成功，參與這兩個新成立組織的成員和負責人，在好的情況下也是由原先的“親體制力量”例如黨團員、積極分子等組成的，經過文革運動的檢驗就知道，黨團員大多數當然地成為了保守派，也就是說，這些親體制力量是所有成員中間問題意識最淡薄、批判和監督意識最少的部分，因此，無法履行哪怕是修修補補式的組織改進功能。后來，造反派出現了，毛主席、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就一路支持這一批有政治眼光、問題意識敏銳和批判精神很強的群體，這個支持力度很大，到了1966年冬天的時候，當黨政當權派已經有走向全面罷工的趨勢，毛澤東拒絕后退，支持建立第二指揮系統，造反派被設想為新的指揮系統的一個成分，同時，軍隊支左(要求軍隊成為第二指揮系統的支柱)和結合“亮相干部”(就是要求前黨政系統官員以承認錯誤、公開檢討和得到造反派承認為條件)，這就是“軍、干、群”三結合革委會產生的內在邏輯。

　　文革到了1967年秋天之后，當權派對于造反派力量的不兼容程度已經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實際上也不兼容毛、周和文革小組等頂層文革派)，多由親體制力量組成的保守派則往往沖到第一線充當鎮壓底層文革派的打手。這樣的態勢，使得文革“演習”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了，在“一月奪權”毛作出的決策實際上是已經把黨政系統的當權派邊緣化了、同時等同于省以下政權全部“作廢”了，此時，繼續推進文革演習的話，那恐怕只有一種手段：就像自由派說斯大林搞過的“大清洗”。我個人傾向于認為毛選擇了撤退，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造反派的力量，維護政治博弈態勢的繼續，借以實現規劃中的“左中右都得到各自的教訓”。

　　我給文革期間表現特別突出的派性下一個功能性的定義：派性就是不兼容對方的政治利益和要求。以此而論，當權派的派性是最大的，其次是保守派的派性，再其次是造反派的派性。一月奪權之后，造反派內部也發展出不兼容對方政治利益的派性，老造反有“唯我獨左”的勢頭，新造反派原本就有聯合當權派和保守派跟老造反“扳手腕”的勢頭，在老造反的打壓和批判之下，新造反派與當權派和保守派組成政治同盟的步伐加快了，清華的四一四派就是這樣壯大起來的，由于同盟內部加入了強大的“反文革派”，因此，四一四派也就不停地調整自己的立場和主張，最后，重新發展出一種完全不兼容“團派”的新立場，兩派的不兼容程度逐步提升，終于走向1968年的“百日武斗”。毛澤東最后派了由“工宣隊”這樣的利維坦去清華終結事實上的“霍布斯叢林”，清華的事態演變是一個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矛盾沖突和派性提升到了最后必須強制終結的地步，這其實就是文革命運的一個隱喻。

　　不過，文革的認識價值卻因此提升：如果你要解決組織內部的權力對人的壓抑，會遭遇到什么問題?有什么解決問題的空間?沒有文革，這些基礎性的重要問題，一個也回答不了。因此，我又傾向于推測：毛本人預先知道文革會失敗(或者稱之為“強制終止”)，但是，他爭取一切機會，把造反派支持到足夠強大，讓反對派全部出場表演并暴露出一切底牌。這樣，通過總結文革的經驗教訓，有可能作為一個分析問題的起點，設想新組織、新權力的可靠的場域。

　　這樣一來，文革對于追求人類解放事業，或者更低調一點“實現組織和權力服務大多數人的革命”，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到什么新東西?首先：文革說明，當權派不能實現自身的革命，而且，親體制力量也缺乏起碼的問題意識和批判性，因此，尋找并組織第二領導權是必須的，在文革演習中間出場的是造反派。扶持造反派的后果是：遭遇到第一領導權(當權派和親體制力量組成的同盟)的強烈反彈，從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抓進監獄乃至于在大街上機槍鎮壓，1976年之后較為制度化的公檢法出場，都全面上演。說反文革派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優勢地位不惜一切，當然有依據，但僅僅如此是不夠的，這里面還有“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作用，保守派中間有很多普通民眾毫無特權，他們為什么會認為“第二領導權”是洪水猛獸必須去之而后快?為什么許多普通人認識不到“第二領導權”對于新權力的重要性?魯迅小說《藥》中間，影射革命者如秋瑾被殺之后其鮮血被華老栓當做“藥”去救治自己的兒子有無共同之處?如武漢當年的保守派“百萬雄師”很多頭頭今天也墜入社會底層，但仍然只是達到了部分的政治意識覺醒。正是過于強大的反對派力量的存在，使得文革演習無法繼續深入下去。

　　四、人類早期的政治經驗不見得完全過時

　　在談到民族主義的問題上，除了極右翼的人士之外，大概還沒有左翼的中華帝國主義(王小東算不算都成問題)。假如作為一種左翼的宣傳策略爭取群眾，讓那些毫無問題意識的人警醒，顯然有一定作用，同時還比較安全，甚至還可以爭取資本家中間的同盟軍。這種策略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戚本禹在評論網絡上大量的反帝反漢奸言論時說“反漢奸掩蓋主要矛盾”，這種偏向恐怕不能說沒有。

　　另外，我對于先秦諸子的思想，特別是儒家、道家和墨家思想并不那樣消極看待，這三家都是以“前國家時代”“前私有制時代”的社會經驗作為出發點，批判地看待當時社會中間出現的“私有制”和“國家形成”兩大支撐統治階級優勢地位的變化項。諸子中間只有法家是正面看待國家形成這個事態的，而后世被指為法家的那些人如桑弘羊、王安石等，則是把國家政權的職能擴張與民眾的生存需要相聯系看待的一種政策視野，這遠比儒生的思想更為進步。即便是后來的儒家思想被官方正統化之后，儒家也仍然不完全肯定現實，所謂復古取向其實是一種深刻的惕戒：用前國家時代基礎性制度的完善性關照國家時代的不完善性。

　　在前國家時代，干部群眾化不用追求，本來就是一種事實，而且是政治和社會生活“不分家”的時代，儒家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其實也是在前國家時代的村社層次上，才可能幫助一個人確立群眾中間的“領導權”，在國家時代這“六藝”與領導權基本上沒啥子關系了。孟子只是部分地承認跟隨國家出現的“合理合法型權威”(韋伯語，指得到官方任命相關職位的權力)，他說“天下之達尊三：德一、爵一、齒一。”道德作為領導權的基礎，年長者得到尊重，這主要是在熟人社會中間產生和兌現的，正是因為如此，孔孟都很痛恨“鄉愿”——這種人到處當老好人，只積累政治資本卻不履行規范社會成員行為的職責，鄉愿相當于是用投機賣好方式獲得影響力卻不愿意承擔與影響力相匹配的的職責。

　　我個人傾向于認為：儒家思想特別是孔孟思想中間，除了包含前國家時代的政治經驗之外，還內涵有一種“功能性的階級分析法”，這種分析法的特點是以被統治階級的生存狀態和感受作為出發點去看待統治階級的合法性，這種階級分析法的著眼點是教導“怎么做一個合格的統治階級”，如果不妥協的話，從這條路走到底一定會看到毛澤東的。毛澤東的階級斗爭觀點，我個人認為恰好處在儒家找不到出路的那一點上繼續前進的，儒家想要勸導“內圣”而實現“外王”，而毛澤東則要組織被統治階級的力量，激發他們的覺悟和批判意識，這其實是“內圣”無法實現之后尋找外部壓力進行改造的方案，從文革的巨大成本和失敗看，內圣方案也不那樣消極，就像他所說的“要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沒有當權派和保守派的思想轉化，僅僅依靠外部力量的推動或者“換一批人做官”，問題還是得不到解決的。所以，以群眾造反為主要特點的文革，卻被冠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沒有道理的，問題要得到解決必須在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之后。

　　歷史沒有假如，但是，可以借助業已揭示出來的趨勢做一點展望。在1967年秋天毛已經做出決策，新成立的革委會都接納保守派代表;在武漢，1967年一月奪權和720事件之后，造反派內部都曾經因為席位競爭導致分裂和派性斗爭;在一月奪權之后，絕大多數當權派都失去了權力和地位而怨氣沖天(“二月逆流”幾位高官在懷仁堂會議上所表達的無非是這種怨氣)，而毛澤東又感到迫切需要有經驗的當權派參與新的革委會，也就是說，事實上存在著一個“管理人力資本稀缺性”命題。綜合起來，實際上有可能讓深度參與文革的三大群體都更為滿意一些，但是，主要是肇因于當權派的“派性”導致文革演習無法深入下去，不得不草草收場。

　　為了最小化派性斗爭和沖突，借鑒私營企業的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班子的“職能三分法”，也許可以考慮這樣的設計：造反派是全體民眾中間對當權派最具批判意識的群體，就由造反派主導監事會并逐步接掌政治教育和訓練職能;由造反派和保守派共同組成董事會性質的“革委會”;而業務權力則交由有經驗的經理班子掌握，人事制度和組織制度等與管理人力資本相關的考評組織只能附設于經理班子考核體系中間;多數干部可以恢復工作，但要接受董事會和監事會的稽核。文革實踐中間對于董事會和經理班子這樣的常規權力角色當時很少討論，監督權的擴大在文革期間被廣泛意識到，毛澤東當時已經設想過“奪權主要奪運動領導權和業務監督權”——這意味著從當權派手上剝離出監督權和其他政治性權力，周總理在外交部進行過試點，到1967年10月毛提出“建黨五十字方針”(“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在文革的背景下，實際上也是以造反派為模板的想象力;而造反派中間很多人對于當權派和保守派同盟的反感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監事會的常規視野，實際上已經意味著重建共產黨組織的新標準，前造反派李憲源曾經寫過文章提出“教育黨”概念。

　　不過，文革實驗沒有達到過這樣的深度，即便是實現了也有可能帶來新的問題。德國社會民主黨作為第一個有成就的工人階級政黨，其黨魁之所以走向“修正主義”，是因為缺乏工人生存感受的知識分子隨著政黨擴大而逐步掌握組織內部的專職管理權力，結果造成“寡頭統治鐵律”;這樣的黨組織在面對強勢國家機器的鎮壓前景時，就會轉而背叛組織成立的宗旨和綱領，伯恩斯坦鼓吹“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考茨基論證一種“經濟決定論”式的馬克思主義，目的都是告訴德國政權：資本主義自己會“自動”地變成社會主義的，不是我們要怎么怎么樣，這樣就必然地要放棄有組織的斗爭，最后出現一種怪異現象：底層的工人要采取激烈的斗爭手段例如罷工，黨魁反而出面要求工人不要做過于激烈的反抗，說這不利于工人自身的利益。這種種都無非是希求一種“安全”：最后組織的存在本身倒是成了目的，而綱領和宗旨變成是可以犧牲的東西了。(參閱羅伯特·米歇爾斯《寡頭統治鐵律》)

　　結合文革的實踐，“教育黨”概念意味著由社會群體中間最具問題意識和批判意識的造反派群體，接掌監督當權派行使職權的職能，同時，還由這一部分人的監事會機構接管群眾的政治訓練職能，并且就政治訓練成績對當權派的監督實踐中間再造與普通群眾的關系，在這樣的基礎之上設立黨員選拔和訓練標準——讓每一個新黨員都善于跟群眾打交道同時能夠對上保持批判意識。這意味著“黨建工作”轉交給“監事會”性質的機構來執行，這樣，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黨團員多數是“馴服工具”的現實。在這樣的政黨制度中間，可以一黨執政，但是，要徹底黨政脫鉤：甚至可以由黨組織機構推薦官員任職，但是，只要任職就自動與黨脫鉤從而成為黨組織批判性的審視對象。在今天中國人力資源充裕的情況下，可以讓普通勞動者接受政治訓練的時間多于生產時間，這樣的訓練力度有可能在黨組織內部建設各個層級的多套“影子內閣”，影子內閣可以由下臺干部和積極分子等成分組成，這樣的監督力量就很接近于專業水平。從文革的實踐出發，這樣的黨組織建設可以超越西方選票民主的根本性問題“消極無能的大眾”，這是《寡頭統治鐵律》一書中間最為沮喪的關節點，從而創造出一種“積極的有能力的精英民眾”，變無根的民主為有根的民主。僅僅在這一點上，文革的實踐超越了傳統政黨的限制，這個超越能夠提供多大的新政治空間，肯定可以給落實“人民制憲權”以更大的空間，但能夠達到什么程度，是否足以解決根本性的問題，這還不是書齋中間能夠想象或者演算出來的。

　　文革所暴露出來的問題，要解決那些問題，其實與人類在當權派“管治之下”的最后解放這個命題等價。看起來是要走一小步，其實，與最后一步也相差不遠，制度建設所要超越的各種傳統之沉重恐怕超出最大膽的想象，為什么造反派受到當權派和保守派如此嚴酷的鎮壓?這只是這個沉重傳統所表現出來的一部分。正是因為如此，戰略和策略、權宜之計和長遠之路都很難分開，以此而論，文革走過的路程離想要到達的目的地，還十分遙遠。但是，正確地提出問題，看清楚問題在社會現實中間所處的位置及其環境的各種糾葛，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不是嗎?有很多人對于文革期間的各種混亂、無序以及惡性政治競爭的無原則性，嘖有煩言，其實，正是這些混亂和人的私心，以及由私心推動的各種壞表現，才真正地構成現實世界的結構性矛盾和糾結，只有把這所有的問題和困難都考慮到了，設想推進新制度才算是建立在真正的現實基礎之上的，如果遇到困難推進不下去，顯然是因為現實中間還存在沒有客服的困難和障礙，這比凌空蹈虛地設計新制度要靠譜得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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