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關系與政績經濟--腐敗及兩極分化是私有化的產物　 　

干部隊伍中前腐后繼的新聞連篇累牘發生，應意識到現在的腐敗是生產關系的產物，嚴重的二極分化是生產關系在分配中的具體表現。經濟發展有不同的路徑，從前三十年的民生經濟到后三十年的政績經濟，不同的路徑正是因為不同的生產關系制約下形成的。　　

解放初期國家一窮二白。前三十年為發展壯大公有制的經濟家底和科學技術家底，主要靠人的因素，依靠工農大眾、廣大科技工作者對自然與社會環境的征服改造、化弊為利恢復與發展經濟，是生產力的發展。　　

重視人的因素當然要考慮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考慮經濟分配上按勞取酬、財務公開，在勞動上的就業機會、學習培訓機會及管理上的選舉權等等這些權利平等。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促使了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　　

后三十年主要重視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轉變。通過改革改制使大量的生產資料公有制集體所有制改為股份制私有制，職務分工關系改為雇主雇工關系，按勞分配改為按資分配為主。交換流行權錢交易，內幕操縱當然需黑箱操作不便財務透明是這種生產關系的特點。　　

但現在生產關系的攺變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倒退為什么會讓經濟“繁榮”，怎么解釋這一現象！也就是判斷后三十年的道路選擇是否“正確”的關鍵。　　

權力在服務對象上的異化。生產不僅是發展經濟，政績不僅是完成一些見效快的新基礎設施建設，而要追蹤其交換分配環節中誰是最大受益者。不難發現“發展經濟”也是生產資料從公到私的“洗黑”程序，在發揮少數精英的積極性，為資本原始積累服務。因此經濟發展只講數字、不分公私“社”“資”進入誰的口袋，因為“政績”經濟與資本積累是密不可分的孿生體，與前三十年的民生經濟迥異，這才是形成后三十年經濟發展的真正“驅動力”。在中國歷史上是千載難逢的機遇。由公到私的交換由權力的從左手到右手來完成，等到洗黑后的私有經濟就無腐敗可言。所以有人要政府、“國有”盡量放權，加速淌過這被人詬病的公有經濟解體過程。所以勞動階層只看到腐敗，權錢交易者只看到“政績”。由公到私猶如滾石下山，這就不難理解城市拆遷為什么那樣瘋狂，農民工工資為什么那樣難討，政績工程光環下總有那么多不明來歷的貪官經濟，年富力強的資本家億萬財富就只有幾年的發家史。 　　

新中國是在物價飛漲、經濟崩潰、帝國主義經濟封鎖、周邊戰事威脅，工農業生產急待恢復中建國的，百廢待興。因1950年淮河水患嚴重，新中國政府從治淮開始，抓住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這一農業主要矛盾進行了二十多年的全國性江河治理。結合當時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村的合作化運動，通過群眾的勞動創造來改造著客觀世界，受益于民生。　　

在沒有先進生產工具的條件下，只有銑、鍬、條筐、獨輪車、夯等工具，完全靠肩挑手推，“據統計，止于1979年，全國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庫(庫容10萬立方米以上的)八萬多座。同時，開掘、興建人工河道近百條，新建萬畝以上的灌溉區五千多處。灌溉面積達到八億畝，是1949年的三倍。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農業用水的問題。　　

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國治水工程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水利建設的預定目標基本實現。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從人的設計和擺布的格局。不僅洪水泛濫的歷史基本結束，而且變水害為水利，基本上消滅了大面積的干旱現象。扭轉了幾千年來農業靠天吃飯的歷史。　　

如此艱巨豪邁的工程、如此宏偉的業績，在歷史上什么時期曾經出現過？古今中外孰能與之相比？這樣的人類奇跡只有在毛澤東時代才能創造出來！”(注1) 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徐海亮　先生也說，毛澤東時代的水利建設的規模與成就，是“中國幾千年水利史上最輝煌的時期”。這些成就有多少GDP經濟，沒法計算！因為是公有制，不從成本核算中計取利息、計取利潤收益，不為私有資本積累服務，所以只有政績但沒有為少數人利益服務的政績經濟，只有為廣大老百姓利益服務的民生經濟。領導層為民生經濟服務無怨無悔，沒有什么為一已之私的“潛規則”，只叫“為人民服務”。　　

當年的工業，一些科研成果也陸續問世填補國內空白，像1962年，我國自己設計自己制造的一萬二千噸鍛壓水壓機制成；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5年，世界首次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1966年，第一個導彈發射成功；1967年，第一個氫彈爆炸成功；1968年，我國第一臺深井石油鉆井機制造和試鉆成功；南京長江大橋落成；1970年，我國第一個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1號”發射成功；1971年9月我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1974年，秈型雜交水稻育成等等。　　

這些都影響了生產關系的改變，工人農民成了社會的主人，當時社會輿論視勞動最光榮，游手好閑者放賬剝削者貪污受賄者可恥，黃毒賭嫖絕跡，完全顛覆了舊社會勞動人民受壓迫被剝削的生產關系。　　

現在的生產力，當然有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如果造水庫，有挖掘機，推土機、裝載機、壓路機、載重翻斗車等等高度的機械化水平會促使生產的發展。但今年西南地區因水利年久失修旱災發生，農村的農民缺乏飲用水，只有城市內像昆明市內沐浴行業的消費并不受影響，說明水資源豐富的云南只是資源開發配置成問題。并沒考慮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是因為農業不是幫助資本迅速積累的行業；只考慮城市的發展，資本積累聚焦在城市，聚焦在政績工程、房地產。這是前后三十年的不同之點。　　

生產關系的改變使勞動力失去了以前那種自發的主觀能動性，血汗工廠苛刻殘酷的管理暫時也能增加生產量，但如富士康廠那樣一年內發生13位農民工的跳樓自殺事件,告發著社會的不和諧，勞資的緊張關系最終要催發社會動亂、要滯約生產的發展。　　

經濟發展的不同路徑，為少數人大量占有財富服務，能把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環境引向弱肉強食、貧富相殘的世界。如今GDP數據高漲，是私有制資本獲利的本能需求。　　

搞房地產經濟，土地是集體的生產資料，通過地方政府的運作，規劃建設一個開發區，當地土地的增值就可以變為資本的增值，這在GDP里是能增加了很多數字的。土地只是改變了使用值，沒有創造土地本身。現在被征用的集體經濟的主體已不存在，只是以使用權代替所有權從農民手中的2-3萬元一畝買來然后變成房地產的地價以幾百萬元一畝賣出，中間環節增加的是政府用公共資源規劃構建配套設施，用財政力量完善基礎設施投資：像道路的建設、水電等等的配套、學校醫院商業區工業區等凝聚人氣的配置安排。這樣地級價差形成高位價，但使房地產地價爆漲的收益卻不為民生服務，老百姓壓在新的三座大山下。公共資源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囤積土地等待抓住千載難逢的“機遇”，只為少數人資本的原始積累創造機會，一夜致富；美名什么投資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把勞動創造價值源泉的功績抹殺了。　　

如果說真有資本購買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沙丘、太平洋的水域，產生了投資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不是去占用公共資源配套來增值收益，勞動群眾絕對為他們祝賀。　　

通過房地產的土地配置，如何定位土地的使用值：服務于減少城鄉差別，服務于改變城鄉人口結構；還是擴大城鄉差別，擴大二極分化？但經濟發展路徑的選擇已經沒有了民主，封殺了二條路線的爭論。　　

有公有制情結的人認為，農村集體經濟如果還在，這地級價差歸農村集體經濟，壯大集體經濟發展于農業機械化科技化，并趁機讓農村部分戶口轉為城市戶口，逐步改變城鄉人口結構，作為城市對農村的反哺，為消滅城鄉差別作貢獻，農村土地的轉移和農村人口的轉業共同考慮。不是功德無量？但在開發房地產的問題上，只有解決路線問題才能決定經濟發展的路徑問題，涉及到依靠誰、發揮誰的積極性、發揮怎樣的積極性問題。　　

從1997年到2007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企業盈余占GDP比重從21.23％上升到31.29％。就是說2007年企業盈余就約占勞動者報酬的79％。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我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8：1擴大到2007年的3.33：1 (注2)。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在全黨形成共識，要搞市場經濟，從準備到深入至今總共才18年時間，如果當時農民在土地上栽棵喬木苗到現在也只是剛成材，據說“民間”資本已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缺乏投資之處了，短短18年能造就一批億萬富翁，權力在交換領域的“扶持”是功不可沒的。這樣瘋長的像印鈔機一樣快的資本積累要滿足它的投資，即使國資讓路，國內也很快就解決不了這一矛盾，一個世界沒有火拼當然也解決不了這一矛盾。為資本瘋狂創造剩余價值的經濟當然只是掏空民生生存資源的經濟。　　

再從近日報紙上抄摘報道一例引證：山西省朔州市平魯區白堂鄉有由白堂煤礦、潘家窯煤礦、東梁煤礦3個集體性質的煤礦，根據朔州市政府要求在1995年由潘家窯煤礦進行兼并，注冊成立仍為集體的“潘家窯聯營煤礦”。2002年11月，平魯區財政局居然為早已經不存在的“東梁煤礦”頒發了《企業國有資產產權登記證》，企業性質成了“國有”。2008年3月4日　，平魯區經貿局又將“東梁煤礦”的產權轉讓給了潘聯礦副礦長徐海福個人。根據山西省工商局2006第2049號文件顯示，更名為“山西朔州泰安煤業有限公司”。轉讓方“甲方”簽字的法定代表人是徐海福，受讓方“乙方”簽字的法定代表人還是徐海福，價格是1萬元。按照專業評估人士的算法，當時東梁煤礦的保守價值應為3.15億元。東梁煤礦轉讓實際上就成了公有變私有、左手倒右手。將國有資產轉讓給利益相關者的一種關聯交易(注3)。這是權力資本原始積累的一個典型例子。　　

分配、交換不能創造價值，只是轉移價值，但顛倒為價值創造的源泉。勞動創造的價值，被各種價值觀屏蔽了，所以社會認為勞動沒價值，勞動人民被看不起。這里，我們看到，“把資本、土地、勞動綜合在一起，抹煞其間發生聯系的社會形式，是非常荒謬的(注4)”。只看GDP，只講經濟發展，應認識權力私有化的腐敗促使生產資料私有化才是發展經濟的驅動力，改變生產關系才造成了嚴重的二極分化問題。　　

新中國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容易，但舊社會私有制思想意識的改造就不是幾十年所能完成的，要生產關系來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掌握權力者、社會管理層始終為人民服務，克己奉公，克服權力特殊化、私有化腐蝕，是一個相當長歷史時期的任務。　　

在封建社會權力為皇室的私有服務，私有制促使私欲的膨脹是天經地義的，皇室權力用僵化的管理制度與基層權力用靈活的潛規則、在明制度制約與暗規則反制約中爭利，也是私有制本性決定的。經改造的“下級服從上級”這一組織形式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隊伍借用，只是職務分工作用，上下級權利是平等的。某些人其私有特權如果產生、是靠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和覺悟來自覺抵制或互相批評來克服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關系、群眾監督約束管理層權力的制度建設并未健全建立，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也不可能有健全建設。在白色恐怖的戰爭年代，革命的參加者往往出于要解放自已或解放本階級的革命自覺性，所以群眾監督是次要問題；但掌握政權后，對于很大一部分作為民主革命的“功臣”來說，解放自已的目的已達到，但作為農民階層要煥發為社會主義革命破私立公的自覺性、其思想境界未具備，所以群眾監督的制度建設已升為主要問題。只是建囯初百廢待興，歷史條件不能把此事提上議事日程而已。特別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后，局部范圍官民權利的不平等、權力特殊化搞“五風”已趨嚴重。只是工農群眾還沒有監督約束干部工作的水平和經驗，也沒有完成制度建設，中央只能集全國的資源用搞運動的方式來解決具體問題，像“三反”“五反”等。　　

“毛主席在派吳冷西去人民日報社擔任社長抵制‘浮夸’時，甚至交代要有‘五不怕’的思想準備。為什么會這樣？阻力來自哪里？”說明二條路線的斗爭是政權成立后就長期存在的。　　

“1958年11月23日　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毛說：‘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這里講到的問題現在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說他不相信，而中央相信，那么他那個時候與中央還是有區別的，與行政系統的距離應該更遠了。無怪乎會出現‘針插不進一’、‘水潑不進’的地方，他想發表篇文章都辦不到。　　

在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信中，毛直接號召基層干部群眾‘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關于密植問題，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他清醒地認識到’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據毛身邊的人回憶，毛對于’畝產萬斤‘之類是一笑置之，根本不相信的。毛是辯證法大師，對于密植等問題是有正確認識的，但是對于這方面的死硬命令，他只有希望群眾不管這些指標。他大張旗鼓唱低調，那么是誰唱高調、瞎指揮呢？　　

　1960年3月23日　，毛澤東批示說：‘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余，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風，一年要開兩次六級干部大會。　　

　1960年11月15日　在《徹底糾正‘五風’》中又強調：‘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　　

　1960年12月30日　，在《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中指出：‘退賠問題很重要，一定要認真退賠。……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么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面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退賠兌現了，干部作風才能轉變。……‘五風’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注5)　　

當年公開二條路線的斗爭通過黨內辯論解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占著主導地位；現在只是用不討論為理由封殺了一條而已。源頭還是潛伏在前三十年，不能把前后各三十年割裂開絕對化看問題。　　

現在干部或精英的弄虛作假已沒干擾因素，有殷實的經濟家底可擺布，更能在名和利上雙豐收。當年也有產量虛報，統計數據作假。我舉個親身經歷過的例子：當年上級重視積土肥，領導吩咐社員把幾擔草、樹葉漚在村口的池壙里，幾天后池水變黑，幾萬擔土肥積起來的成績就上報了。有生命的荘稼不懂弄虛作假，沒有施肥它就沒有豐收或不善于“豐收”，“豐收”的只是在統計報表上，一年一年只能往上加。產量最后高到放“衛星”，只逼得農民把口糧當余糧賣給國家，弄得農民消極怠工，在自然災害面前促使了 “三年困難時期”的發生。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占主導地位，并不是說就沒有逆流在基層猖獗一時。像毛主席主持制訂的“前十條”當時是要求直接貫徹到生產隊一級的，但我清楚記得就是宣讀一遍而已，基層干部并沒有貫徹執行過一字，一風吹過。　　

當然，現在的政績工程其氣勢與當年更是不同，例如年財政收入只有3000萬元的內蒙古清水河縣，計劃斥資60多億元建造一座新城，已經歷時十年的這場造城運動，除了立起幾座現代氣派的政府辦公樓，其余便是一堆“爛尾樓”。(注6)只不過當年弄虛作假的對象是有生命的荘稼，后果更嚴重而已。　　

所以說，當年的產量年年加碼直到騎上“衛星”最后造成“三年困難”的“干部”路線、與現在的政績觀帶動房地產熱的“精英”路線是一脈相承；當年像“桃源經驗”的斗爭群眾與當今的勞動觀貶值也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反映了權力私有化從不得勢到得勢的歷史中的不同生存形態和表現方法。　　

對生產關系建設的歷史局限。農民是中國革命、建設的重要力量，因為它在舊社會三座大山的剝削壓迫下，所以顯示了它的革命性。但它受階級性的局限，革命成功自我解放后，一些農民出身的干部走上領導崗位，從放產量“衛星”到造成“三年困難”，在毛主席生前鼓吹共產風到他生后“承包到戶”，這自私自利、左右游離的小資產階級屬性幫了走資派復辟私有制的大忙。　　

現在，嚴重腐敗、嚴重二極分化為特征的生產關系造成了新的三座大山，這是中國農民為革命方面軍的歷史局限性下的歷史結論。　　

毛主席生前對走資派的警覺、以文革的巨大投入來培養學生和群眾進行斗私批修的預演、說明了他的強烈預感。　　

共產黨的隊伍并不是個個馬克思主義者，即使改造人的思想運動一個接一個的展開，權力特殊化、也就是私有化的欲望始終存在，私有制在中國的回潮從根本上說不是資本本身的力量，而是資本欲望的力量，因為它世界范圍的私有經濟環境還存在。　　

建立適應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官民權利平等、普及勞動中的民主自由權利這一生產關系，才能抑制權力、資本或分配、交換方面的所謂民主自由權利，因為后面這些權利只能掌握在少數人手里，都只能讓少數人得利受益。舉個例：“只要按期限上交一億元的保證金，誰都可以參加XX收費路建造的招投標報名”。這一招標公告，看上去人人機會平等，但機會實際只是給那些有斂財欲望并早已占有資本的人，勞動階層是沒有機會的。反過來不是以資本為條件，而是以勞動的能力為條件，那就是資本失去了“人人平等”的機會。　　

所以資本意義上的平等，對勞動階層來說就是特權，而不是人權。　　

像市場經濟這一只把勞動群眾驅入社會自相競爭而看不見的手，吹捧它的人絕不是去“享受”它的人，這怎么算是平等呢？像公車消費、公款吃喝消費、公款出國“考察”消費等“三公”降不下來，為什么不交市場化來解決？只要讓具備投標條件的干部公開參加招投標，讓低消費的財政計劃中標并委中標者當領導，高消費不就會降下來嗎！同樣，貪污腐敗成風、公共財政不透明、公務員財產不公開……讓具備投標條件的干部公開參加招投標，明示如執政將承諾什么樣的財政透明度、財產公開度、受群眾監督自覺度；讓最透明的中標當領導，不就會改觀嗎！　　

但社會管理層只是把勞動層驅入市場競爭，只有失業的勞動層，而讓市場化制造社會斷層；讓管理層自已保留在特權斷層內，絕對不沾市場競爭的邊，沒有失業的管理層。他們在社會管理職務上絕對不敢引進市場競爭機制、不愿爭取這一權利上的平等！　　

現在一心為公的公有制信仰被拋棄，自私是人的本性被廣泛宣揚與實踐，堅定不移地在體制上讓勞動層監督缺位，只讓社會管理層自已管理自已、自已監督自已，公務員財產、公務預算開支都是“私人隱私”“國家秘密”。權利享受上管理層把勞動階層排斥在外，但勞動階層的生產資料所有上又把它管理在內，這樣的社會存在管理階層的內部清廉能實現嗎！　　

從學校中走出來的農民新一代，受社會關系的制約成為有知識的農民工而走向社會，以后將有更多失業的知識農民走向社會，將成長為新時代的工人。如佛山本田農民工的罷工事件為通鋼工人罷工增加了新的意義，雖然后者的革命性是前者無法比擬的，但已看到農業工人階級意識的新生。這是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的希望所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告訴我們：精英治國，代表管理層少數人利益壟斷公共資源，歷史就走不出腐敗的怪圈，不管主流精英是否有“為民作主”“以民為本”的善良動機；只有代表勞動階級利益的無產階級治國，掌握公共資源，促使勞動分子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走出知識分子只是私有制度的幫忙或幫閑者的歷史定位，這樣的生產關系才是解決腐敗歷史的拐點。　　

牛仔            完稿于2010.6.8　　

關鍵詞：生產關系、生產資料、民生經濟、政績經濟、腐敗　　

(注1)：原載：人民網強國論壇，見“前三十年水利工程成就”一文。　　

(注2)：引自　2010年5月28日　《作家文摘》叢亞平、李長久文：“基尼系數超0.5可能致社會動亂”.。　　

(注3)：引自　2010年5月31日　《報刊文摘》“價值數億元企業賤賣個人引質疑”。 　　

(注4)：引自姜晶花張梅編譯的《資本論》通俗讀本164頁第7行。　　

(注5)：摘自《鳥有之鄉》劉德中的網文：“毛澤東與劉少奇誰應為三年困難局面承擔責任”。　　

(注6)：引自　2010年6月7日　《報刊文摘》轉載王景曙的文章：“謹防以‘發展’的名義瞎折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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