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按語]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剛剛結束，“改革開放”的最強音正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詞所取代，人們正在翹首期待，暢想“和諧社會”的主旋律。這時，主流改革派經濟學家的代表張維迎先生似乎感受到了些什么，立即拋出了這篇文章，呼吁“與時俱進地調整一些政策是必要的，但千萬不要走過頭”，而他所依賴的約束力量卻是“因為有了WTO，我們要跟國際接軌，那就不可以自己關門瞎來了。原來那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不符合WTO承諾的東西，都要逐一去掉。所以開放是推動我們改革很重要的因素，沒有開放不會有改革。”通篇文章看下來，張大教授究竟想的是什么，已經十分了然。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１日

張維迎：改革命運系于開放

　　談到中國的對外開放，一般人想到的是利用國際市場、國際資本、國際技術、國際人才等。的確，從經濟上講，開放使得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各國可以發揮比較優勢，提高生產效率，使全球總財富增加，福利提高。這是一個普遍的規律。但很多人忽略的是，中國的對外開放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在開放的促動下進行的。沒有開放，就不可能有改革的成功。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大部分學者和官員持這樣的觀點：不是計劃經濟不好，而是我們沒有把計劃經濟搞好，是因為我們老在搞政治運動，沒有真正按照價值規律辦事。如果全國人民從上到下，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并在制定計劃時尊重價值規律，計劃經濟是能搞好的。而在這之前，更多的人相信，中國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幸福的國家，世界上有2/3受苦受難的人民等著我們去解放。     
    
　　打開國門之后才知道，我們在世界上是何等的落后，國民經濟處在岌岌可危之中。當時輿論界有一個很大的思潮認為：中國從明朝開始封閉自守，到清朝初期繼續閉關鎖國，不吸收外來先進文化技術，導致落后挨打。所以，中國要發展，必須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而日本就是一個成功的范例，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樣，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老百姓，開放逐漸成為一種強大的信念。

步履艱難的開放

　　中國的經濟開放是從建立經濟特區開始的，而這種開放并非一帆風順。

　　中央政府對經濟特區實行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政策，導致的一個問題是特區與其他地區之間在進出口貿易上的利益沖突，這一問題導致一些人的質疑，他們認為，特區的發展來自其他地區的財富轉移，而非真正的財富創造。

　　當時的政策規定，出口商品所得外匯，深圳等經濟特區百分之百可以自留，而內陸城市只能留一小部分，大致20％、30％左右，其他大部分都得上繳國家。上繳之后，中國銀行給你結匯，例如上繳1美元，中國銀行付你1.5人民幣。當時這個美元價格是低估的，低于許多出口產品的換匯成本。比如你是陜西企業，出口得到1美元，交給國家，國家按照牌價給你1.5人民幣，而為了出口這1美元的商品，收購的價格可能達到2塊錢，所以出口越多虧得越多。

　　而在深圳的公司，出口商品換得外匯1美元，不需要交到中國銀行；它可以再進口商品，到國內可能賣到3塊、5塊錢。這樣的話，同樣的東西在深圳出口能賺錢，在內地就不可以賺錢，或者深圳賺得比內地高多了。所以內地的商品都往深圳跑，深圳那些公司也來內地搶購土特產什么的。這樣就引起一些反彈，內地和沿海的矛盾很大。當時很多人罵深圳人賺了內地的錢。

　　現在來看，深圳和別的地方幾乎沒有區別。為什么當初不這樣做呢？當時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深圳退回來，也是把外匯百分之百交給中國銀行，那就沒有貿易，誰都不愿意做，財富不會增加，反而會減少；二是我們都按照深圳的政策一視同仁，包括西安、鄭州都按照深圳去做，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當初人的觀念沒有到這地步。就像1990年代之前開放上海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是計劃經濟最重要的經濟支柱，或者說上海是我們維持計劃經濟的一個主要庫房，好多消費品的供應都依靠上海。

　　從權利意義上講，當時的情況是給哪一個城市進行國際貿易的權利，就等于給他一個特權。如果沒有意識形態、計劃經濟管理的束縛，不需要給任何一個地方特權，所有地方一視同仁，那可能更好，但是做不到。所以你只能走這個次優，部分地方開放了以后，然后是農村包圍城市，逐漸的開放。開放是給一部分人特權，然后逐漸瓦解這個體制，當特權普及到每一個地方，就沒有了特權。

以開放促改革

　　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經常受到利益集團的阻礙。過去有些體制改革走不動的時候，也會借助于開放去推動。

　　我記得1984年的外貿體制改革，就受到了外經貿部和進出口公司的抵制。那個時候的外貿體制是國家有十家大的壟斷性專業化貿易公司，所有生產企業根本不允許直接進入國際市場，所以也不了解國際市場，外國企業也不知道中國的市場。所有的進出口貿易都是通過這十家貿易公司做，他們不歡迎其他企業和地區與國際市場有任何的接觸。

　　當時出臺的外貿體制改革就是想打破這種壟斷，讓更多的企業可以自己出口，或者成立地方性的貿易公司。但這對于壟斷性國際貿易公司和他們的主管部門外經貿部來說，是動飯碗的問題，自然不能支持。但對中央出臺的改革，他們又不敢公開反對，于是開始想各種辦法暗中抵制，讓改革自然流產。

　　如果以積極的態度支持外貿改革，外貿部和原來的壟斷性貿易公司應該把海外的客戶信息告訴新的貿易公司，或者向各省開放。但這樣的話，舊貿易公司的利益就沒了，所以他們選擇了封鎖信息和貿易渠道的辦法。新成立的那些地方貿易公司、自營出口公司從來沒有在國際市場上跟人家打過交道，就兩眼一摸黑，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闖，闖到了香港。

　　于是香港也出現一批新的貿易代理公司，跟他們打交道。但這就侵害到香港傳統代理商的利益，因為這些代理商是跟北京的舊貿易公司專做大陸生意的。貿易公司多了以后，沒有了壟斷地位，他們的利益就受到損害。于是他們就來北京找最高領導人叫喊，說外貿體制改革把市場搞亂了，很多公司互相殺價，“肥水流入外人田”，國家利益受損害了。他們的聲音對政府很有影響力，結果，中央又出臺新的文件：外貿體制三年不動。改革又收回來了。

　　那個時候怎么辦呢？改革領導人的策略是，搞一個新的辦法，在沿海開放14個城市。不是貿易公司壟斷沒辦法嗎？那開放城市，給這14城市進出口自主權。舊體制不能從正面突破，就通過側面迂回突破。這就是以開放促改革，我們的體制改革就是這么過來的。

珍惜今日開放

　　更重要的是，改革和政治過程是相連的，中國好幾次改革遭受挫折的政治運動都是因為開放導致的壓力被弱化。比如說，1983年大陸發起“反精神污染”運動，許多改革措施擱淺，導致好多外國人不敢跟我們做貿易，對中央產生了壓力，才使得政治運動不了了之；1987年的反自由化運動，有一些比較“左”的、信奉傳統計劃經濟的人，想利用這次政治運動走回頭路，也是由于開放了沒法倒退；甚至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后，也有些比前兩次更兇猛的左派，想利用這次風波來否定改革，但是因為開放沒有辦法做到。

　　中央領導在這個方面是非常理性、明智的，包括加入WTO的決策。我們這幾年在規范政府行為、減少政府的權力、廢除審批制度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使得市場經濟的建立取得了重大進步。如果沒有加入WTO的壓力，這些變化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有了WTO，我們要跟國際接軌，那就不可以自己關門瞎來了。原來那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不符合WTO承諾的東西，都要逐一去掉。所以開放是推動我們改革很重要的因素，沒有開放不會有改革。

　　我之所以強調開放對中國改革的重要性，是因為歷史經常被遺忘，人們對擁有的東西往往不覺得珍貴。在當前關于外資并購的討論中，希望這些經驗引起大家的反思：極端民族主義可以帶來心理上的滿足，但對我們沒有什么好處。與時俱進地調整一些政策的是必要的，但千萬不要走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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