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計劃經濟的再認識

——基于當前經濟危機的思考

奚兆永

人們對于事物的認識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越來越接近于客觀的實際，才能越來越接近于真理。對于計劃經濟的認識也是這樣。

最近讀到兩篇文章：一篇是劉國光同志寫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載2月12日《社會科學報》），一篇是劉日新同志寫的《不許污蔑計劃經濟》（載2月14日《毛澤東旗幟》網等）。兩篇文章都是肯定計劃經濟的，讀了以后很有同感，也很受啟發，當然也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關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問題，我曾在1993年寫過一篇文章，發布在《高校理論戰線》1993年第6期上。后來在2005年又針對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的影響做過一個訪談，其中也談到這個問題，登在《海派經濟學》第11輯上。這次受劉國光同志和劉日新同志兩篇文章的影響，也生發出一些新的想法，因此想結合當前的經濟危機再談談我的一些認識，也可以說是對計劃經濟的一個再認識。

一、馬恩和列寧計劃經濟思想和概念的提出

1864年11月1日，國際工人協會的領導機關一致批準了由馬克思起草的《國際工協會成立宣言》和《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馬克思在《成立宣言》里談到了1848年革命以來“兩件重大的事實”：一件是英國工人階級經過30年的頑強斗爭，終于爭得了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的通過；一件是合作工廠的偉大社會實驗。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講到這“兩件重大的事實”時，都把它們和“兩種政治經濟學的爭論”，把它們和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勝利，或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勝利聯系了起來。在講到“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時，馬克思說，“這種圍繞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時問題而展開的斗爭所以更加激烈，撇開利潤貪求者的驚慌不談，是因為這里的問題涉及到一個大的爭論，即構成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實質的供求規律的盲目統治和構成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實質的由社會預見指導社會生產之間的爭論。因此，十小時工作日法案不僅是一個重大的實際成功，而且是一個原則的勝利：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第一次在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面前投降了。”而在講到“合作運動”或“合作工廠”時，馬克思又指出，“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財產的政治經濟學還取得了一個更大的勝利。……對這些偉大的社會試驗的意義不論給予多么高的評價都是不算過分的。工人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用事實證明：大規模的生產，并且是按照現代科學要求進行的生產，在沒有利用雇傭工人階級勞動的雇主階級參加的條件下是能夠進行的；他們證明：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勞動工具不應當被壟斷起來作為統治和掠奪工人的工具；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注定要讓位于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當然，他也指出了，“1848年到1864年這個時期的經驗毫無疑問地證明，不管合作勞動在原則上多么優越，在實際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個別工人偶然努力的狹隘范圍”還是不行的。“要解放勞動群眾，合作勞動必須在全國范圍內發展，因而也必須依靠全國的財力。但是土地巨頭和資本巨頭總是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權來維護和永久保持他們的經濟壟斷的。”“所以，奪取政權已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4-606頁）

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的通過之所以使由社會預見指導社會生產的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能夠戰勝由供求規律的盲目統治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是因為，十小時工作日法案使社會總勞動的計算成為可能，而在供求規律指導下的商品生產，社會的理智只是在事后才起作用，由此就不可避免第造成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造成社會勞動的巨大浪費。至于合作勞動，它之所以也體現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勝利，就在于它能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情況下擺脫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使勞動得到解放，并且在消滅私有制的條件下為實行有計劃的生產創造條件。

馬克思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進一步闡述，是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中。在此之前，在《資本論》的手稿里，馬克思已經系統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內部矛盾，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種種弊端。他說，“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理智總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會不斷發生巨大的紊亂。”（《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0頁。）而在出版第一卷時，為了與商品生產者社會進行對比，馬克思設想了一個沒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自由人聯合體”。其中寫道：

“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做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里，魯賓遜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范圍內重演。魯賓遜的一切產品只是他個人的產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種分配的方式隨著社會生產機體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僅僅是為了同商品生產進行對比，我們假定，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頁）

在這里，馬克思明確地提出了未來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三個基本特征：一、生產資料共同占有；二、對社會總勞動時間根據需要的比例進行有計劃的分配；三、根據每個人付出的勞動分配個人消費品。實際上，在這里，已經明確地提出了在生產資料公有的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個人消費品的原則。

1868年7月11日，他在給路·庫格曼的信里，又再一次談到了了這個問題。他寫道：“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氧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需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絕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按比例分配勞動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他還說，“庸俗經濟學家根本想不到，實際的日常的交換關系和價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581頁）

馬克思的這些論述告訴我們，任何社會生產都必須根據社會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社會的總勞動，這是自然規律；但是，具體如何進行這種分配，它的實現形式，各個社會是不同的。在商品生產者社會，它是通過供求規律，通過交換價值或價格的波動來調節的；而在未來社會，則是通過計劃的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實現的。馬克思批評了資本主義調節方式的盲目性。

1875年，杜林以社會主義改革家的姿態發表一系列文章，對馬克思的觀點進行歪曲和攻擊，恩格斯為了捍衛馬克思的理論而奮起迎戰，寫下了光輝的論戰性著作《反杜林論》。恩格斯說，“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斗爭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條件。……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634頁）

恩格斯在這里也講到了由商品生產到非商品生產，由“無政府狀態到”到“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的轉變，認為只是到這時人才“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

馬恩的這些論述都充分說明，實行計劃經濟無論是對于創建“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或“勞動的政治經濟學”，還是對于建立“自由人聯合體”和人類“最終脫離動物界”，實現“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都具有無可估量的意義。

當然，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地承認，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提出了計劃經濟的思想，但是，他們都沒有使用“計劃經濟”這個詞。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最早使用“計劃經濟”一詞的是列寧。他在1906年寫的《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斗爭》一文里首先使用了“計劃經濟”這個詞。他說，“只有建立起大規模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列寧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4頁）這以后，特別是十月革命以后，“計劃經濟”一詞才為人們所廣泛使用。

二、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從以上援引的馬恩和列寧的有關論述看，計劃經濟無疑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本質特征。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宣傳一種與之相反的觀點，就是認為計劃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這一點，特別表現在鄧小平的一些論述里。比如他說：“過去我們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頁）“為什么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好像一談計劃就是社會主義，這也是不對的，日本就有一個企劃廳嘛，美國也有計劃嘛。我們以前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同上，第203頁）“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期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些。以后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同上，第306頁）“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同上，第364頁）“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同上，第373頁）

對于鄧小平的這些話，我們也不能搞“凡是”。更何況，他的話有些地方講得很含糊，甚至于還有反復，即使你要搞“凡是”也是沒法搞的。

關鍵在于，鄧小平講“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講“日本就有一個企劃廳嘛，美國也有計劃嘛”，講“資本主義有計劃控制”，但是，人們發現，他從來沒有說過“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經濟”這樣的話。這一點，正好從反面說明，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所特有的，它是可以反映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的，是可以用來作為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的。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是因為，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的，而在資本主義國家盡管也有某些“計劃”，也有某些“計劃控制”，或者還有什么“經濟企劃廳”這樣的政府部門，但是因為他們是建立在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的，每個資本家都是為獲取高額利潤而生產，不可能建立起整個社會的計劃經濟體制。所以，鄧小平只能夠說資本主義“有計劃”，“有計劃控制”，“有企劃廳”，但卻始終沒有說過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經濟”。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江澤民同志說，“關于‘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恩格斯在他晚年已經開始察覺到了這個問題。一八九一年，他在批判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時指出，資本主義托拉斯的出現，標志著生產的無計劃性沒有了。他說，綱領草案中所說的‘根源于資本主義私人生產的本質的無計劃性’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頁）我覺得，這里存在著明顯的誤解。為了準確地理解恩格斯的原話，特把恩格斯的話比較完整地摘引如下：

“第四段：

“‘根源于 資本主義私人生產的本質的無計劃性’

“這一句需要大加改進。據我所知，資本主義生產是一種社會形式，是一個經濟階段，兒在不在呀私人生產則是在這個階段內這樣或那樣表現出來的現象。但是，什么是資本主義私人生產呢？納是由單個企業家所經營的生產，可是這種生產已經越來越成為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經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由許多人聯合負責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者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里不僅沒有了私人生產，而且也沒有了無計劃性。刪掉‘私人’，這個論點還勉強能過得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頁）

這里說得很清楚，恩格斯所反對的是綱領把“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說成為“資本主義私人生產的本質”，多了“私人”二字。因為在當時，“私人生產”即單個企業家所經營的生產已不居重要地位，成了例外，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并未發生根本變化，所以這句話只要“刪掉‘私人’”二字，“這個論點還勉強能過得去。”即使在今天看，大股份公司，大壟斷組織可以非常有計劃性，但是，整個社會依然是無計劃的，更不要說實行計劃經濟了。

或許還有人會說，資本主義國家不是也搞過“國有化”，也有國有企業嗎？但是，正像恩格斯早就告訴我們的：“現代資產階級國家也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占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并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頂點。”“生產力歸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而只不過是“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馬克瑟公司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頁）顯然，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化和他們的國有企業，和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國有化和國有企業相提并論、同日而語、混為一談是不對的。

三、計劃經濟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經濟

社會主義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制度，而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制度。與之相適應，社會主義以社會為上，以公共為上，提倡集體主義精神，而資本主義則相反，它以資本為上，以私人為上，提倡個人主義精神。正因為這樣，社會主義能夠搞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就不能搞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由于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它可以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完成一些重點的關鍵的大事，從而推動整個經濟社會事業高速向前發展。而在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也懂得集中力量的好處，但是，它的制度卻不允許它這樣做。兩相對比，社會主義較之于資本主義顯然是更為優越的一種社會制度。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資本主義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也曾經發揮過非常革命的作用，也曾經創造過令人驚嘆的奇跡。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就曾說過這樣的話：“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有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有這樣的生產力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885年版，第277頁）

但是，當資本主義國家的媒體在上世紀30年代了解了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后，雖然也有人出于階級的本能加以否定，說這是“幻想”、“夢想”，是“烏托邦”，但是，還是有不少有識之士認識到，資本主義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與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相比的。英國《前進》雜志1932年9月的評論就說：

“特別惹人注目的是蘇聯所進行的巨大的工作。新的工廠、新的學校、新的電影院、新的俱樂部、新的高樓大廈，——到處都是新建筑物。其中許多已經竣工，其余的還在建筑中。……我們在戰時所達到的成績和蘇聯現在所做的比較起來真是微不足道的。美國人承認說，即使在美國西部各州最緊張最熱烈的建設時期，也絲毫不曾有過像蘇聯目前的這種狂熱的創造積極性。蘇聯最近兩年來發生了這樣大的變化，以致很難想象再過十年它會變成什么樣子……我在兩年內兩次游歷蘇聯后得到了一個印象：蘇聯在穩步前進，在計劃著、創造著、建設著，而且規模極大，分明是向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挑戰了。”（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4-155頁）

在這里，計劃經濟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是非常明顯的。我國在社會主義假設的過程中，也充分利用了這個巨大的優越性。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規定，經濟建設的主要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執行結果，是全面的完成和超額完成了任務。進行了921個限額以上項目的建設，其中包括蘇聯援助我國建設的156項中的135個項目進行了施工，并在內地興建了一批新的工礦企業。為了建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一五”時期以重工業為建設重點的方針是正確的、必要的。特別是蘇聯援助建設的156個項目，在當時條件下，是難得的，而且技術上也是先進的，因而“一五”計劃的完成，為我國工業化的建設奠定了初步基礎。

不僅經濟建設是這樣，我國科學技術和國防事業的發展，也很好地運用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在原子彈和氫彈研制，人造地球衛星研制中，也都是傾全國之力量，全力以赴，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們知道，美國從1945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到1952年爆炸第一顆氫彈用了7年時間，實際上是用了9年時間，因為1952年的氫彈體積過于龐大，只能證明原理而不能實用，而1954年 的爆炸才具有實際意義。在這方面，蘇聯在1949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1953年就爆炸了第一顆氫彈，只用了4年時間。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是1964年10月16日爆炸的，氫彈是1967年6月17日爆炸的，其間相距只有兩年零8個月時間。這些都是計劃經濟的偉大成果，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生動證明。

去年，我國遇到了嚴重的凍冰和地震的災害，同時又舉辦了奧運會。我們靠的是什么？靠的仍然是社會主義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個優越性。這在舊中國是無法想象的，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想學也是學不到的。

四、計劃經濟是不知經濟危機為何物的經濟

我們現在正在忙著應對世界經濟危機，但是，在歷史上，社會主義國家從來也沒有發生過如何應對世界經濟危機的問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際上是一個不知經濟危機為何物的經濟。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產物。“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8頁）資本主義生產是社會化生產，其目的不是為了社會需要，而是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它有一種使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而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求又造成了廣大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相對下降，以致出現了生產的相對過剩。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盡管就個別企業來說，是有組織的，但是，就整個社會而言，由于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它就不能不呈現出一種無政府的狀態，這種矛盾使社會的調節不能順暢地進行，而只能依靠規律的自發作用。換句話說，社會生產的的平衡只能通過某種暴力的強制才能實現。實際上，經濟危機不過是通過暴力的強制來恢復已經被破壞的某種平衡。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不同了。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按比例規律開始發揮作用。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不是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而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消除了人們在利益上的對立，使社會能夠自覺地分配社會勞動，使經濟的按比例發展成為可能。這樣一來，經濟危機也就不復存在了。

事實也正是這樣。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爆發1929年大危機時，正好是蘇聯熱火朝天地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之時。同樣，在二戰后，1957-1958年，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時，蘇聯和中國也都沒有受到影響，蘇聯把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送上了天，中國也全面和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打下了工業化的初步基礎。毛澤東稱當時的形勢是“東風壓倒了西風”。這以后，在70年代發生的世界經濟危機，也沒有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什么影響。

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之所以對中國產生比較大的影響，是因為我們參加了WTO，經濟的外向度大大提高，同時也與國內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也隨之發揮作用有關。如果不是這兩個因素，那么，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國也不會產生這樣大的影響。

現在政府正采取種種措施刺激經濟，以應對經濟危機。不過在我看來，這些做法基本上還是凱恩斯的一套，只是治標之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們知道，在上個世紀，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實行過所謂凱恩斯主義。不能說這個政策沒有效果，但是，也不能夸大它的效果。應該看到，凱恩斯主義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或者說，它只能減輕經濟危機的危害，卻不能阻止危機的發生。不僅如此，實行凱恩斯主義還造成了“滯漲”的后果。后來各國之所以摒棄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之所以重新抬頭，顯然都與此有關。這次經濟危機給了新自由主義迎頭痛擊，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并不能證明凱恩斯主義的正確。正確的做法，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方向，遏制私人資本主義的過快增長，堅持計劃經濟為主的政策，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線，減少對國際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和金融上的依賴，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使經濟危機對我國的影響減少到最低限度。

五、計劃經濟的效率和激勵問題

有人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能解決效率和激勵的問題。我不贊成這個觀點。

這里先說效率問題。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效率就是生產的效率。如果一個社會不能解決生產的效率問題，不能促進生產的向前發展，這個社會還能繼續存在下去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列寧曾說，“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造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最終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最終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頁)當然，由于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首先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所以在一定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動生產率還低于資本主義國家，但是社會主義制度能夠保證比資本主義更快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卻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否則就不能理解蘇聯的經濟為什么會從歐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提升位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也不能理解中國經過不長時間的努力，已經從一個經濟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為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的國家。

在這里比較一下蘇聯和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發展速度，是很能夠說明問題的：

工業總產值（以戰前為100）

                  （見《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6頁）

同樣，上世紀50年代以后的中國，也是以圓角資本主義國家為快的速度向前發展的。

在這方面，連美國資產階級學者阿瑟·奧肯也認為：“中央計劃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證明，它們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能夠生氣勃勃地增長。”（阿瑟·奧肯：《平等與效率》，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頁）

現在再說激勵問題。

人們講激勵，往往只講物質激勵。當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并不否認物質激勵的作用。事實上，按勞分配本身就是一種物質激勵。毫無疑問，貫徹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對于鼓勵人們進行誠實的勞動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如果過分夸大物質激勵的意義，甚至把物質激勵當做唯一的激勵手段，就會產生消極的作用。這些年來，我們對公務員制定了過高的工資福利標準，對于企業高管允許拿過高的工資和獎金，使許多人唯金錢是問，不僅大大拉大了他們與群眾之間的距離，導致勞動群眾的反感與不滿，不利于提高效率，而且還致使一些人的腐化變質，影響到政權和企業的性質和社會的穩定。列寧早就說過，“高額薪金的腐化作用既影響到蘇維埃政權（尤其是在急劇變革的情況下，不會沒有相當數量的冒險家和騙子混入這個政權，他們和各種委員中那些無能的或者無恥的人，也是樂意充當‘明星’——盜竊公產的‘明星’的），也影響到工人群眾，這是無可爭辯的。”（《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頁）如果說在革命勝利的初期對于一些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專家付給高額薪金還有某種正當的理由，那么，在今天這樣做就毫無積極意義可言了。事實上，一些人在獲得了過高的地位和待遇以后反而變得不思進取了，因為他們除了這些物質的東西以外再無什么精神動力可言，哪里還會積極上進呢？

在我看來，比物質激勵更加重要得多的是精神激勵。實際上，最大的精神激勵來自于社會主義本身。列寧說，“用為自己勞動取代被迫勞動，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更替”。（同上，第376頁）由受剝削的奴隸轉變為新社會主人這樣一種更替，無論是當時的蘇聯還是后來的中國，都極大地并且長久地激勵了人們的勞動熱情。

英國一位名叫基勃遜·凡爾維的《自治領聯合銀行》的總經理在訪問蘇聯以后寫道：“我要聲明，我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布爾什維克，肯定地說，我是一個資本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今天的俄國是一個生氣勃勃、富有理想的國家。俄國是一個有驚人的積極性的國家。我相信俄國所抱的志向是健全的……也許最重要的就是俄國青年和全體工人都具有一件可惜現在資本主義國家所缺少的東西，這件東西就是希望。”（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2-153頁）

著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在訪問蘇聯以后也有不少感悟。比如他說，“俄國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宗教，它的力量究竟如何呢？或許力量是很大的。抬高平凡人，作為一種信條，在過去就曾發生過效力，抓住了群眾。任何宗教，或團結著同一教派的結合關系，總有一種力量，足以對抗無宗教的自我中心主義的。”（凱恩斯：《勸說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231頁）

還有一個名叫羅賓斯的美國上校對蘇聯工人的勞動也持積極肯定的態度，他用事實駁斥了關于“俄國工人懶惰”“不會工作”，“機器到他們手里就完了”的說法，把它稱之為“反蘇宣傳”。斯大林在與他談話時曾指出，“在西方，工人進行生產是為了領取工資，而把其他一切都擱在一邊，在我們這里，生產被看做公共的事業，國家的事業，被看做是光榮的事業，這就是我們這樣迅速地掌握了新技術的原因。”羅賓斯還說，“我在你們的工廠里已經感覺到了，我在那里看到了由于社會主義競賽而產生的新的熱情和新的志向。這絕不是金錢所能買到的，因為工人期待于自己工作的是某種比金錢所能給與的更好更多的東西。”斯大林也肯定地說，“這是對的。這是光榮的事情。”（《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5-237頁）

連這些西方的有識之士都看到了精神力量的巨大激勵作用，難道這些還不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和高度重視嗎？

事實上，我們在50年代中國工人階級的勞動中也清楚地看到了這種精神激勵所產生的巨大力量。那時的工人工資雖然并不算高，但是在社會的比較中卻也并不算低，他們作為工人階級有著強烈的主人翁感，對勞動也有一種很鮮明的光榮感。那時對宣傳鼓動工作也很重視，雖然還沒有電視，但是廣播里播放的那些歌曲像《我們工人有力量》、《我們要和時間賽跑》等所造成的積極向上的社會環境，對于工人的勞動熱情的鼓動也是有積極作用的。特別是那時組織的勞動競賽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競賽中涌現出了一大批勞動模范，成為工人和全社會學習的榜樣。年紀稍大的人，對這些可能都還記憶猶新。對于過去這些好的屬于精神激勵東西，難道今天我們就不能繼續發揚光大嗎？當然，這些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做法的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到大政方針的問題，如果不從根本的指導思想上解決問題，并且在各個方面進行落實，精神激勵的某些具體做法也是很難奏效的。

六、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對立、兼容和取而代之

上面，我們論述了計劃經濟提出的歷史、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計劃經濟的優越性，那么，為什么后來又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呢？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究竟是什么關系呢？

從計劃經濟提出開始，它就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和替代物，而資本主義經濟是發達的商品經濟（也就是市場經濟），從這點上來說，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是一種對立的關系。事實上，不僅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看，資產階級的學者也是這樣看的。比如聯合國的統計資料，把社會主義國家稱為“中央計劃國家”，而把資本主義國家稱為“市場經濟國家”。最近讀劉日新同志的文章，知道聯合國剛成立時也是是按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分類的，上世紀60年代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因為感到資本主義這個說法不好聽，才要求改為“市場經濟國家”，后來就出現了“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的分類。這段歷史也清楚地說明，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是等值的概念，而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也是等值的概念。就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對立的概念一樣，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也是對立的概念。

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原來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是沒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而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卻發現，社會主義社會由于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部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二者之間還需要通過商品貨幣關系進行交換，這樣，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必須存在。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發展。后來中國的實踐也證明，社會主義社會不能過早地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樣就出現了計劃經濟與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兼容的情況。但是，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過去只使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概念，因此，在很長時間里，人們都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概念。列寧雖然曾經使用過“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概念，但是他對“市場經濟”一詞的使用卻是貶義的，如他說，“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利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列寧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4頁）因此，盡管此時計劃經濟已經和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兼容，但是，人們還是避免使用“市場經濟”這個概念。最典型的是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決議雖然已經明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提法，但是同時聲明，這個提法“就總體上說，……是計劃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不過這也說明，盡管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肯定了二者的兼容，但是，這并不是否定計劃經濟。這以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實際上還是以“計劃經濟為主”的。

問題出在要恢復“關貿總”（即后來的WTO）創始國的地位。該組織要求其成員必須是“市場經濟國家”，這樣，本來不太受歡迎的“市場經濟”又被一些人所看重。1987年鄧小平說，“我們以前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頁）但是，你講“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人家還是不接受。后來鄧小平也煩了。1989年鄧小平又說，“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同上，第306頁）一會兒講“洗澡不要再講這個（即“計劃經濟”——引者），一會兒又講“這個不能變”，出現了一個反復。由于“關貿總”的要價很高，而一些人又急于要進這個“關貿總”，結果只好再退讓。1992年鄧小平又講，“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同上，第373頁）由于有鄧小平的這個講話，江澤民同志于1992年6月9日在對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的講話中說，“我個人的看法比較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頁）經過江澤民的這一番工作，在1992年10月份召開的中共14大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本來提出“市場經濟”只是為了進入“關貿總”這樣一個比較具體的事情，而到后來“市場經濟”卻成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在我看來，這無論如何都是不相稱的。

在1993年11月14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里又進一步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廣泛展開，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當然，與此同時也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前一個提法，與過去講“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并不是“取消了計劃性”聯系起來，似乎有一種被忽悠的感覺；而后一個提法，則使人感到已經把“計劃性”降低到類似于凱恩斯主義“國家宏觀調控”的水平。雖然人們有這樣那樣的看法，但是，對進入“關貿總”或世貿組織（WTO）來說，條件似乎是愈來愈具備了，可是不然，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設置了重重障礙，談判變成沒有盡頭的馬拉松。結果是經過了15年的談判，直到2002年1月，中國才加入了這個世貿組織。中國為此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問題是，中國的計劃經濟是不是被市場經濟取代了？看來還沒有。當然，國家計委改成了發改委，五年計劃改成了十年規劃，但是，它們作為計劃經濟的職能并沒有因此而取消，國家仍然掌握著大量的資金和權力，使它還能夠繼續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在建設一些超大型工程和抗震救災中都表現得非常突出，在當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也顯示了這一點。這是一件大好事，是中國能夠進一步高速發展進步的重要保證。

如果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只要中國還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計劃經濟就不僅不會被取消，還會擴大其發揮作用的范圍；而市場經濟，由于它自身的弱點和弊端，它只能在某些領域發揮作用，在另外的一些領域就會失靈，而且它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經濟危機。人們通過實踐，對此已經有了越來越深刻的了解，所謂的“市場經濟萬能論”和“市場經濟萬歲論”已經越來越不得人心。應該看到，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都是歷史的范疇，它不是從來就有，也絕不會萬古長存，總是要走向消亡的。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證明，取代市場經濟的，不是別的經濟形式，恰恰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當然需要一定的條件，例如利益的一致和信息的充分，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達特別是計算技術的發達，馬恩所設想的那種計劃經濟肯定還會到來。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當然，就目前而言，我們不應該人為地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應該人為地過早地取消市場經濟，還需要繼續發揮它的有益作用，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它的局限性和歷史暫時性，而不要陷入盲目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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