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張維迎“理性思考”的蓋頭
來源:新華網
竇含章
前不久,張維迎先生在《經濟觀察報》發表長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在文章中,張先生開宗明義地提出要“理性思考中國改革” ,但其后,張先生的論述卻與主題漸行漸遠,通讀全文才發現,原來所謂“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不過是魔術師手中的蓋頭,下面藏著的“私有化萬能論”、“大赦原罪論”、“領導干部補償論”才是玄機所在。更令人遺憾的是,在這篇洋洋萬言大談理性和學術規范的文章中,還出現了不少以偏概全、邏輯混亂的硬傷。
張維迎的文章共分六大部分,但真正貫穿始終的主線只有一條,那就是全面私有化。從政策可行性和激勵機制的論述,到“證明”國有企業是貧富差距擴大、百姓就業難的原因,從提出改革的三個約束條件到縮小收入差距的辦法,張先生自始至終試圖說明的道理只有一個:國有企業不行了,全面私有化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文章技巧地回避了“私有化”三個字,但卻始終著力論述國有企業的種種弊端。在張先生看來,貧富差距、工人下崗、地區發展不平衡皆是國有企業惹的禍,要鏟除這一“萬惡之源”,看來只能把國企統統一賣了之。
張先生的“私有化萬能論”靈驗嗎?沒有實踐,難下斷語。但國外是有教訓的。俄羅斯和拉美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全面私有化是行不通的。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實行了激進的休克療法,全面私有化,結果造成經濟增長停滯近十年,國力大幅衰退,民生凋敝。而金融寡頭們又借私有化之機,壟斷了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嚴重威脅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如尤科斯石油公司前總裁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在拉美,雖然以私有化為標志的“華盛頓共識”曾風靡一時,但自九十年代后期以來,拉美各國普遍出現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社會動蕩的局面,一些國家還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拉美各國紛紛拋棄“華盛頓共識”,轉而開始實行更傾向于大眾的左翼路線。
當國外贊揚中國改革的成就,并譽之為“北京共識”的時候,張先生卻仍在不遺余力地推銷“華盛頓共識”,而他在文章關鍵處使用的論據也不能讓人信服。例如,文中稱,“那些相對落后的地區基本上都是體制改革最慢的地區,企業家創業的制度環境最惡劣的地區,也是國有經濟占主導的地區。”顯然,張先生認為,是國有企業制約了經濟發展,進而造成或加劇了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而事實上,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是各種主觀和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很難把產生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源歸結為單一原因,除了政策導向等原因之外,還應該考慮地理位置、人口素質、資源狀況、歷史沿革等因素。我國中西部經濟相對落后,改革滯后是問題的一方面,但東部的發達并非全盤私有化的結果,中西部相對落后也并非公有化的罪過。還應看到,地區差別并非中國獨有,就連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美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以阿肯色州為例,它是美國最窮的州之一,但是它的州長克林頓卻能當選為美國總統,為什么?因為阿肯色州的相對貧困是由它的地理位置、人口數量、歷史傳統等多種客觀因素造成的,與領導者和實行何種經濟制度并無必然聯系。
張先生還認為,“國有企業越多的地區,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百姓就業越難”。這個結論涉及事實,不是理論。我們期待國家統計局拿出科學的數據來,不能讓個別經濟學家壟斷話語權。
在文章中,為證明改革應“向前看”的理論,張先生還引用中日關系作例證。他說:“老一代革命家和鄧小平先生處理中日關系時的態度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他認為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在中日關系上都能不“糾纏于歷史舊賬”,我們在改革時也應該“向前看”。張先生健忘,中國政府在發展對日關系時,始終堅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原則,歷史和未來兩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廢,在某種程度上,“以史為鑒”更是“面向未來”的前提和基礎。事實上,只有小泉純一郎和麻生太郎等日本右翼政客,才會采取忽視中日關系過去,片面強調未來的做法,為歪曲歷史、美化侵略服務。張先生還提到了抵制“日貨”。但是,老一代革命家和鄧小平先生在建國后好像沒有論述過抵制“日貨”的問題。在該段的結尾,張先生稱,“如果不關心我們自己的未來,牢記歷史除了求得一時的心理平衡外,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不是理性的行為。”這顯然也是他的一己之見,與小平同志和老一代革命家并無關系。在這段文字里,“老一代革命家和鄧小平先生”被擺在最前頭,但后面的具體內容卻沒有一句是老一代革命家和鄧小平先生的觀點,說的完全是個人對中日關系想當然的狹隘理解,這種表述方式能稱得上是嚴謹的、理性的、學術的嗎?
張先生是知名學者,“對自己經過深思熟慮和嚴格論證的理論有很深的信仰”,但是這種帶有唯市場論的信仰在許多時候卻表現出嚴重的邏輯混亂和非理性,以致學界內外對其理論的質疑從未間斷,可這些并沒有妨礙他的一系列理論轉化為實際的公共政策。“冰棍論”、“爛蘋果論”、“靚女先嫁論”、“領導受損論”等理論,往往與國企改制、大型國企MBO、公務員漲工資等公共政策相伴而生。事實一次次證明,張先生的理論在一些時候,即使不是直接引領公共政策,至少也是為新公共政策的出臺提供“理論依據”。與張維迎的影響力相比,受到輿論廣泛支持的郎咸平在這方面卻一塌糊涂,雖然他預言了顧雛軍的命運,但他卻始終無法在自己的理論和公共決策之間建立起聯系的紐帶。從這一角度出發,張維迎是成功的,郎咸平是失敗的。
要解釋張維迎與郎咸平巨大的命運反差,就必須涉及利益代言問題。盡管張先生從不承認自己為利益集團代言,并堅稱其發表的言論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嚴格論證的理論”,是學者的學術觀點,但是,從“冰棍論”到今天的“大赦原罪論”和“私有化萬能論”,張維迎的所有理論均是為企業主、國企老板的利益服務,其立場之堅定、脈絡之清晰,在經濟學界無出其右者,他已經成為社會強勢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經濟學的出身,使張先生的學術理論帶有自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先天理性,這使他的理論針對性非常強,幾乎每一理論都是為讓社會強勢階層獲得巨大的物質利益服務的。這種基于為強勢階層創造財富的理論,又引發強勢階層的共鳴和支持。為強勢階層代言,就是張維迎的理性。
在成熟的社會,經濟學家是不能為某個利益集團說話的,除非他放棄這頂桂冠,專門供職于企業。但在中國,部分經濟學家拿著企業老板的薪金酬金,卻依然以學者的名義發表種種“理性的思考”,不能不說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且,各種利益代言人和普通民眾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呈現出一種極端的不對稱,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專家、學者往往比代表普通民眾的聲音擁有大得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這一點在張維迎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這種話語權的不對稱,有利益表達機制不健全的問題,但更根本的是,在中國由一元化社會向多元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一些人借法制不健全之機,迅速暴富,他們在取得占據巨大社會資源的優勢地位后,出現了一種忘乎所以的傲慢心態,完全忽視甚至敵視社會其它階層的利益,而只顧追求本階層的利益最大化。像哈爾濱“寶馬撞人案”、撫順人大代表撞人案等許多極端案例都是這種心態的典型折射。在政治領域,這種心態引導的力量則總是試圖推動只對其階層有利的極端公共政策,在這種時候,只要有張維迎類的學者提供理論支持,他們就會運用所掌握的巨大社會資源推動相關公共政策的制定,而根本不去考慮這種理論是否科學、嚴謹。在中國當前的政治生態中,這股力量還不敢擺上臺面,但其消極作用正在日益顯現。
人類貪婪的天性,使每個人、每個階層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這本身并不奇怪。但問題是一個利益多元化的社會,注定了所有人的利益都具有相對性,所有人都必須與社會進行一定程度的妥協,否則這個社會就會因失去平衡而傾覆,最終所有人的利益都將遭到損害。如果社會參與者不能明白這個道理,特別是當一個社會缺乏有效監督制約機制的時候,強勢階層如果一味追求本階層的利益最大化,那么他們將會把包括自己在內的整個社會推向危險的境地。
有一些所謂的學者不僅不對這種危險的趨勢發出警告,反倒投其所好,推波助瀾。他們利用自己的學術地位,為有利于強勢階層的公共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幫助他們開辟新的暴利模式,并致力于為財富的灰色部分提供合法化解釋。他們拋頭露面,為老板們回應公眾的質疑,以學術為名,卻行代言之實。
由于他們的出發點是利益,而非學術,因此他們的理念往往非常極端,甚至與國家的整體政策相背離。以張先生的《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為例,他在文中提出,對下崗工人等改革利益受損者的補償應該是一次性的,不能沒完沒了。言外之意,像社會最低生活保障、下崗工人再就業培訓等一系列保障下崗職工權益的政策都是不恰當的。他還提出,中國工人的工資不能提高太快,不然企業就會失去競爭力,就會造成企業家和高級人才移民海外,而普通工人只能回家。再比如他認為國家承認的農民的唯一既得利益就是土地使用權,所以只有當農民失地時,國家才能給予補償。如果他的說法成立,那么國家取消農業稅、建立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等一系列措施就都成了缺少依據的政策。還有他的“大赦原罪論”,主張將“特殊歷史條件”下,一部分人的非法所得,“通過特殊的措施了斷,把整個社會‘從違法陷阱’中拯救出來”。在這里,張維迎語焉不詳,不知他要赦免的人群是不是包括那些在國有資產出售浪潮中,通過非法手段侵吞巨額人民財富的廠長、經理們?是不是包括那些在改革中“受損最大”的領導干部,“迫不得以”受賄或通過子女經商等“非常不規范的暗補”手段進行權錢交易的行為?但從張維迎“拯救”整個社會的宏偉目標看,這些人顯然被包括在內。按照他的理論,工人、農民不能享有國家過多的保障措施,而貪官或一些企業主的非法所得卻應該得到保護,這是哪門子的邏輯?
張維迎這類理論如果全部得以實施,那么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就將崩潰,隨之而來的將是更加瘋狂的貪污和對國有資產的掠奪,整個社會將陷入不可避免的混亂。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的強勢階層似乎并未意識到風險,他們只看到眼前利益卻看不到那百步外的深淵。這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隱憂,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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