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張維迎搞不清楚誰是既得利益者

        張維迎教授《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文字引起了學術界和評論界的新論戰，有贊成維護的，有抨擊反對的。
　　反對的聲音之一是張維迎教授說的和做的不一致，呼吁理性而充滿著非理性，文章邏輯是混亂的，自我矛盾的。話雖然說的尖刻，卻不無道理，水皮認為要把中國改革這么一大篇文章搞的文通字順且言之鑿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張維迎的論點和論據自我矛盾是完全有可能的，這并不奇怪。
　　張維迎認為，要推進改革，就要對既得利益者進行補償。如果水皮的記憶沒有錯誤的話，吳敬璉先生在2001年回擊五位經濟學家的聯手質疑時也曾提及既得利益者這個概念。吳敬璉先生說在改革初期，經濟學家的認識是高度一致的，但是改革到今天的地步，既得利益者出現了，主張改革的學者陣營也就分化了，有的成了權貴資本主義的代言人，成了改革的阻力。也就是說，所謂既得利益者，必然是在有利可得的情況下形成的階層，如果無利可得，也就無所謂既得利益。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有沒有既得利益階層呢？從老百姓的角度看，基本上沒有，就算有，也是微利。比如，賣肉的售貨員，無非可以不花肉票多買幾斤肥膘而已，這樣的利益誘惑會構成放開肉食市場的反對力量嗎？當然不會，因此，改革的動力不僅來自上層，同樣在下層也是有共識的。
　　改革開放二十八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舉世公認，鄧公當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念已經得以實現，但是同時貧富差距在這一過程中間急劇擴張，基尼系數一再突破臨界點，中國社會面臨著貧富差距全球第一的壓力，既得利益階層隨之出現，比如紅頂商人，比如貪官污吏。
　　“任何體制下，都會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都存在既得利益階層。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都會涉及到既得利益的調整，但兩者在調整利益關系的方法上有著本質的區別。”
　　革命和改革的區別何在？
　　張維迎認為在于是否符合帕累托改進。革命導致一部分財富所有權的轉移是以另一部分所有權的喪失為代價的，而改革則不同，必然尊重既得利益。“受益者有責任從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補償（贖買）受損者，否則就不能稱其為改革。這意味著，改革進行的前提是社會財富將增加。如果社會總財富不增加，受損者不可能得到補償”。
　　既得利益是不是該得到尊重？如果沒有得到尊重會怎么樣？尊重既得利益是不是意味著要對其進行補償？
　　坦率地講，水皮認為如果一切改革以尊重既得利益為前提，實際上也就沒有了改革的必要，改革的過程就是要對現有利益格局進行調整，必然要傷害既得利益，因此既得利益反對改革是必然的。而改革如果想順利推進的惟一辦法就是在正視存量既得利益的情況下，在增量上做文章，在增量上做調整。中國的經濟增長活力是來自于國有企業的存量嗎？不是的，國有企業這個存量如何改在今天還是個問題。中國經濟的活力之源恰恰是來自于體制外的民營經濟，70％的增量是由民營企業提供的，這就是漸進式改革的模式。
　　對于既得利益，可以回避，但沒必要補償，因為既得利益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有合法的，有不合法的。比如公車改革之所以會引發這么大的質疑，就在于將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通過所謂的補償而合理化了。這和中國人對于非貨幣形態的特權是否更能容忍沒有關系。而恰恰是因為改革受到權力的約束，公車改革異化成為官員謀利的機會，到頭來公車支出的成本不會為此而降低多少，但是官員的補貼卻落到了實處。也許張維迎教授不清楚公車改革的細節，公車改革是建立在現有支出成本全部轉化為補貼的基礎上量化到個人的，不是張教授概念中的“官員一年花幾十萬的公車支出我們能容忍，而補貼幾萬元大家難以接受”那么簡單。
　　更為重要的是，搞清楚誰是既得利益比是不是要給既得利益以補償更為重要。比如，張維迎教授以股權分置改革舉例，指出非流通股東給流通股股東贈股，就是尊重流通股股東在非流通股不能流通時形成的既得利益，贖買他們支持股權分置改革。水皮相信，張維迎關于流通股股東是既得利益者的說法讓包括非流通股股東在內的投資者都會哭笑不得的，因為在股權分置的狀態下，非流通股股東才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他們通過高價的IPO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剝奪了流通股股東的凈資產溢價而又不必承擔股價漲跌的風險，積極推進股權分置改革的力量不是來自于流通股股東，而是非流通股股東。為什么？因為既得利益要通過流通變現，而流通股股東得到的贈股只不過是對沖股價由此自然除權造成損失的對價。也就是說，流通股股東根本也得不到什么補償，當年的高價購股成本已經被人一筆抹煞了，今天的送股是對明天損失的一種平衡，根本不是對過去既成傷害的補償。
　　再比如，在張維迎的概念中，國有企業的工人也成為既得利益者，而買斷工齡成為換取他們支持國有企業改制的補償。誰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水皮不知道，但是工人家庭出身的水皮知道肯定不是工人階級。國有企業的改革也不應該是工人下崗而領導M BO。按照張維迎的邏輯倒推的話，M BO的領導們反倒成了受害者，這肯定不是絕大多數人眼中的現實。
　　吳敬璉先生曾經說過要警惕既得利益者和窮人結盟反對改革這樣的“盛世危言”，這說明，吳敬璉還是知道窮人或者說社會的弱勢人群至少不能劃成既得利益者的。張維迎的感性局限就在于搞不清楚誰是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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