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衡量社會的公平、正義與文明進步

康新貴  廣東平正信誠律師事務所

摘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勞動者階層而言，什么主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真正實現政治、經濟上公平與正義的權利。人民如何實現政治上的公平與正義？那就是自己的選舉與被選舉權能否真正的實現，以及是否能夠通過有效的途徑表達自己的政治愿望；從經濟上人民如何實現自己的公平與正義？那就要看國民收入的第一、第二次分配比例是否公平。什么主義都只是一個外殼，重要是在于內容是否真正體現了當代應有的公平與正義，才能算是與世界同步的文明社會。

關鍵詞：公平正義 政治權利 收入分配

毫無疑問，公平、正義是人類理想的最高價值目標，這是古今中外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一切向往美好生活的人們的共同追求。如何才能實現公平、正義，實現社會的文明與進步，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不惜流血犧牲，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

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歷史，自秦始皇至慈禧，從本質上講，是一個不斷的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的過程。每一朝代的末期，當人民不堪忍受剝削和壓迫，求生不能時，便會在“均貧富”的召喚下揭竿而起。而這種“均貧富”的理想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起義的最終結果只不過是換了一個皇帝而已。新的開國皇帝自然懂得人民為什么會起義，在采用強權壓制的同時，也會減輕一些對人民的壓迫，使人民能夠生存下去。正如魯迅先生所言，人民進入了一個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當連奴隸也不能做時，便會再一次揭竿而起。

歷史進入到現代，人們終于意識到這種封建制度的可惡，在孫中山等一大批人的努力下，中國走向“共和”。然而中山先生的“共和”也沒有實際解決中國的公平問題。隨著馬列主義的傳播，共產主義運動被引進到中國。毛澤東豪邁的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然而站起來的中國人依然被貧困所困擾，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最終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取代，然而中國的現狀公平嗎？當新的《勞動合同法》在2008年1月1日實行時，深圳華為集團公司的幾千名職工便全部提前“自愿”辭職，重新簽訂新的勞動合同，其背后的貓膩只不過是新的《勞動合同法》規定，在該企業連續工作十年，就會成為該企業的長期無期限職工，也即連續工作了十年，就有了一個固定的“鐵飯碗”，華為的資本家們便不滿意了，于是乎幾千名職工便會全部“自愿”的辭職。這是否公平？愚以為不需要回答，這是一個無言的結局，無言的可怕。

如何才能真正實現公平正義與社會的文明進步？各種理論家粉墨登場，各種理論紛涌而至，弄的沒有多少文化的人民大眾頭昏腦脹，在沒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時候便已淪落為弱勢群體。而《憲法》上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其實，人民如何才能真正享受公平正義下的幸福？人民不需要懂那么多理論，既弄不懂也不需要懂，也不可能懂！大家都是理論家，誰來做工？誰來務農？人民大眾只要看實際結果就可以了。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人民如何實現政治上的公平與正義？那就是自己的選舉與被選舉權能否真正的實現，以及是否能夠通過有效的途徑表達自己的政治愿望。當今中國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①每個階層都力圖使本階級的利益最大化，結果必然是有人歡喜有人憂！強勢集團總是利用自己的社會優勢地位，影響、干預國家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制定向著有利于本階級的利益，于是乎，弱勢群體的利益就這樣被“合法”的剝奪了。所以說，政治上公平正義的體現就是看各階級尤其是弱勢群體能否自由、有效的在政治舞臺上表達本階級的愿望。

資本家階級要成立“商會”表達自己的愿望是一件極其容易的事，而農民有什么組織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愿望？浙江臺州溫嶺市的農民要成立“溫嶺農會”來表達自己的愿望，從本世紀初至今，不僅未獲批準，甚至是沒有進入審查、批準的程序，有關部門對他們的申請置之不理，既不“批準”也不“不批準”，使他們無法進入“合法”的程序去爭取他們的權利。“批準”、“不批準”都是政府的權利，政府有權行使他們自己的權利，但不予理睬，是萬般沒有道理的。資本家階級和農民的政治權利，真是天壤之別。

從經濟上人民如何實現自己的公平與正義？那就要看國民收入的第一、第二次分配比例是否公平。如果說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了各國的普通勞動者不可能擁有相同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但國民收入的分配比例，卻是可以比的。因為公正與正義具有時代的特征和橫向比較的意義。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主要解決資本所有者和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分配問題，衡量一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正的主要指標是分配比率，即勞動報酬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如果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則說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正。目前我國總工資占GDP的比例為41%左右，資本主義國家為50—60%之間，如美國，國民總產值的70%是勞動報酬。而我國的情況恰恰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著資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勞動所得持續下降的局面。職工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②同時，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持續擴大。瑞典的勞動所得（工資加雇主為其支付的相當工資總額約40%的社會保險金）與資方所得（利潤加折舊費）相比，在二次大戰戰后初期為1比1，六十年代為2比1，七十年代為3比1，八十年代為2比1，有些年頭甚至達到4比1。③中國的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為0.65比1，④遠遠低于瑞典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的比例水平。我國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工資所占的比例顯然是偏低和不公正的。這種初次分配上的不公正，使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社會福利支出更具有緊迫性和必要性。然而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并沒有形成占主導地位的建設福利社會的價值觀念。從補救式福利保障來說，救濟的標準和水平應當達到當代人所應有的必需具備的基本生活水平。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收入的12%。在發達國家中，社會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財政支出的30%左右。在英國中央財政支出總額中，社會保障支出約占32％，衛生及社區服務支出約占17％，教育支出約占12％；⑤2004，我國用于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支出總量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為25％，新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美國為75％；近年來，我國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數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韋等國比我國低之外，絕大部分國家都是高于我們。⑥如果說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實行的低工資、高積累和對工人的包福利（包括住房、養老、醫療、免費教育等，農民被排斥在外），那么現在，國家實行市場經濟，住房、養老、醫療、教育學費等都要由個人全部或部分承擔，并且目前在一些經濟領域里國家推行私有制，國退民進，在這種情況下，再實行低工資就沒有任何理由了。如果說在公有制時代里，低工資導致高積累，高積累起來的財富屬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現在的高積累，對股份制等形式的私有制來說，高積累是把職工在公正條件下應當得到的工資收入積累到了投資人手中。這種結果的不公正是導致勞動者階層貧困化的首要原因。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勞動者階層而言，什么主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真正實現政治、經濟上公平與正義的權利。什么主義都只是一個外殼，重要是在于內容是否真正體現了當代應有的公平與正義，才能算是與世界同步的文明社會。

參考文獻：

1.康新貴 《當代中國社會四個階層的劃分與階層矛盾》 網絡 （中國社會學） 2007年9月；

2.鄧聿文，《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是初次分配》，網絡，《人民網》，2006年08月02日；

3.高鋒，《瑞典社民黨的理論、政策創新與瑞典歷史變遷 》 網絡《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2005年5月22日發布；

4.《中國統計年鑒》，2005年；

5.齊志宏，《多級政府間事權劃分與財政支出職能結構的國際比較分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06年3月24；

6．中國經濟周刊，《專家建議:每年3000億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人民網》2006年8月7日。

作者  康新貴  民主建國會會員      

職業  律師  注冊資產評估師  注冊稅務師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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