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  建  價  值  觀  念　　

康新貴　　

摘要：人是有思想會思考并受其思想支配行為的高等動物，人的價值觀念決定了其行為的方式和追求的目標。在中國封建社會，儒家主張的以義優先的價值取向，通過忠、孝為核心的禮義規范維護等級制度與小農自然經濟和封建專制是相適應耦合的。到現代，中國也走向工業文明和私有制、市場經濟。私有制、市場經濟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這種追求與中國傳統文化不相適應。在這種狀況下，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出現紊亂，各種社會丑惡現象層出不窮。走向現代文明，必須建立起適應時代潮流和發展趨勢的價值體系，這個體系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本文認為建立新的價值體系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需要從一些貼近生活的基本要素開始。如平等、民主、自由、正直公正、責任、友愛、尊老愛幼、誠實信用、勤奮、利己不損人、尊重他人、寬容，承認多元化的價值觀念、相信正義能夠戰勝邪惡、追求自由遵守公德、遵守法律、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等等。　　

關鍵詞：傳統 現代 價值觀　　

一、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儒家的以義優先和忠、孝禮義等級制度。　　

價值觀是人們對社會存在的反映。人們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包括人的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條件，是形成價值觀念的基礎，同時，個人價值觀念的確立，也并非是被動的對社會存在的反映，在同樣的社會環境中，具有相同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條件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價值觀念是后天形成的，是通過社會化培養起來的。家庭、學校等群體對個人價值觀念的形成起著關鍵的作用，其他社會環境也有重要的影響。個人價值觀有一個形成過程，是隨著知識的增長和生活經驗的積累而逐步確立起來的。 　　

從微觀方面說，價值觀支配著個人的行為、態度等等，支配著人認識世界、理解事物對自己的意義和自我了解、自我定向、自我設計等；也為人自認為正當的行為提供充足的理由,決定著人們以什么樣的心態和旨意去開創自己的新生活。從宏觀方面說，群體、集團或階級的價值觀念決定本集團的行為取向，國家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向則決定了國家的現狀和發展趨勢。無論從哪一方面說，價值觀念尤其是核心價值觀念對社會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導引意義。　　

中國傳統價值觀念有“大傳統”和“小傳統”之分。“大傳統”是指歷史上經過思想家加工定型了的、為統治者所倡導的、做為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念。中國價值觀念的"大傳統"是以儒學為主導的，儒家的價值觀念植根于人心深處最本能、最難以擺脫的血親觀念之上，同時它也最符合封建統治的需要。儒門士子是中國古代文化活動的中堅力量，是大傳統的建立者也是統治者普遍教化策略的推行者。儒家的基本特征是主張道德優先的價值取向,推崇盡忠盡孝的禮義規范,強調以德感人的道德教化,標榜取義舍　利的　君子人格,追求德治社會的理想目標。“小傳統”是指做為潛意識而在民間流行的社會心理和風俗習慣,它是一種感性直覺的"潛意識"或"集體無意識"，它補充著、豐富著價值觀念的大傳統，包容了價值觀念的深層結構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有民族特色的是"五福"觀念（即福、祿、壽、喜、財）。　　

儒家恥于言利，在道義與利益之間，應毫不猶豫地割舍利益,以義制利、重義輕利；在理與欲之間，應用天理限制私欲，應"存天理，滅人欲"。儒家在價值指向上是超功利的，即超越行為者自身的物質利益，把利擺在義的對立面，主張寡欲，反對奢侈，強調義永遠重于利。這種義重　于利的　君子人格和德治社會理想，怎樣才能達到?大傳統提出了兩種策略：一是外在的禮制規范，一是內在的道德感化。大傳統認為，達到君子人格的價值理想，首先需要對人的感性欲望加以制約。中國歷史上那么多的禮制規范，就是用來制約人的欲望的。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超功利、重義輕利、存天理，滅人欲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對各級封建官吏來說，從皇帝到七品芝麻官，這種價值觀念更多的表現為對他人的苛求、指責和懲罰，他們自己本人不一定要實踐它。當然，他們中也有一些言行一致的求道者。　　

"禮"原是祭神祈福的一種儀式活動，后因人際交往的頻繁、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禮引申為人的行為必須遵循的法度和儀式。禮的內容幾乎包羅萬象。有為人君之禮，為人臣之禮，為人子之禮，男女之禮，少長之禮，主客之禮，生子命名之禮，婚嫁之禮，祭祀之禮，等等。大至治理國家、求學問道，小至婚喪嫁娶、衣食住行，都有禮的規定。禮是中國古代宗法等級社會的制度規范，是維護貴賤尊卑長幼等級的工具。　　

禮既體現為在家盡孝，又體現為為國盡忠。"親親"和"尊尊"是禮教的主要內容。親親為孝，尊尊為忠。在家講孝，在國講忠。孔子要求"弟子人則孝，出則悌"，用血緣關系來維護傳統社會的禮治秩序。孟子把維護宗族血緣的親親關系視為至關重要的大事。在家庭關系上講孝，必然會在君臣關系上講忠。韓非從政治統治的角度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明確規定臣必　須忠　君，并把忠君放在特別重要的地位，董仲舒為了統治者的需要，把孔、孟的"忠"的觀念推向極端，把韓非的"臣事君"推進為"君為臣綱"，并把"君為臣綱"做為"三綱"之首。這里，孝與忠是相通的。孝忠都要求在一定社會秩序中處于下一等級的人自覺地對上一等級恭敬、順從，孝親　和忠　君是同一恭順原則在不同層面的運用。只不過孝是對血緣親長的崇敬順從，忠是對一　國之　君的崇敬順從。在中國，家就是國，國就是家，家國同構，家國一體，家庭是國家的縮影，國家是家庭的放大。家庭是國家的歷史起點也是國家秩序的邏輯起點。在宗法社會，國家是按照家庭的形式仿造的，君就是一國之父，臣就是　國　君之子。國家關系、君臣關系只是家庭關系、父子關系的延伸。　　

簡言之，儒家主張以義優先的價值取向，通過忠、孝為核心的禮義規范維護等級制度。這種價值觀念，與小農自然經濟和封建專制是相適應耦合的。　　

二、現代中國人——從迷失的羔羊到迷失的狼。　　

歷史進入現代，中國也走向工業文明和私有制、市場經濟。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機制，在充分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生產發展的同時，也刺激了人的物欲的膨脹。在市場經濟下，人的物質欲望是以追求抽象的“物”——貨幣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是對抽象的、一般的物質財富的追求，必然會誘發出拜金主義。　　

在社會變革時期，價值觀念的變革也會隨之而來。尤其是我國，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先發、內生型現代化，我國在改革開放后具有后發、外生的特點。在價值觀念方面，這一特點通常有三個步驟：起初，外來文化的引進造成外來文化與本土傳統文化并存，多種不同文化價值觀念的沖突導致社會價值觀念的紊亂，使許多人茫然而無所適從，發生種種困惑；第二階段，本土價值觀念和外來價值觀念發生激烈的沖突和融合，并在這種沖突融合中產生一些新的價值觀念元素，人們開始選擇一些適應社會發展進步的價值觀念元素指導自己的行為；最后，經過實踐的探索和理性的論證，形成新的、適應時代潮流和社會發展進步的價值觀念體系并使之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中國目前正處于第一階段。　　

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大傳統”，也就是國家層面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是建立在小農自然經濟和封建專制統治基礎上的所謂道德優先的價值取向和禮儀等級制度。歷史發展到近代，以五四運動為標志的反封建文化運動，拋棄了統治二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價值體系，但由于種種原因，在拋棄舊傳統價值觀念的同時，并未建立起新的價值觀念體系；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西方價值觀念的片面滲透（西方文化不是整體進入，是部分尤其是享樂主義的引進），使中國人感到迷茫、彷徨，價值觀念出現紊亂。重義輕利，親親尊尊的忠孝等級制度不適應發展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私有制不可能由重義輕利的人來操作實施，同時，市場經濟是一種契約經濟，參與契約的各方必須是平等的，儒家的等級制度不僅無法給契約各方以價值觀念的指導，甚至損害平等的市場交易。西方文化做為一個文化體系整體在改革之初和現在都未被引進，更談不上整體的接受，引進只是一少部分，其中更多的是娛樂、享受等方面的價值觀念。如此，中國人在改革之初就只能陷于迷茫之中，恰如一只迷失了方向的羔羊，不知到自己要到哪里去，所謂“摸著石頭過河”正是這種心態的寫照。隨著改革的深入，私有制的興起，大大小小私營企業主的產生和發展，社會分化為不同的階級。陸學藝主持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提出了當代中國社會十大階層和五種社會地位等級組成的社會分層結構。十個社會階層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和五種社會等級：社會上層、中上層、中中層、中下層和底層。本人則以為當代中國社會劃分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又分為發展型、溫飽型、貧困型三個子階層。①各階層因其自身所處地位的不同、自身需求的不同，就產生了不同的價值觀念，各階層對社會發展目標和公平正義的理解和追求也就不同。由于傳統文化不能提供發展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價值觀念，而外來文化又未全盤引進，對市場經濟、自由、個人主義的片面追求和誤解以及對金錢的追求，使很大一部分人自覺或不自覺的認為追求自由、個人主義和發展市場經濟，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受任何約束，沒有道德價值觀念的約束，能逃避法律就逃避法律的約束，一切向錢看。一時間，“只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成為名言，只要能賺錢，什么都可以干。　　

如果說在改革之初，大部分中國人處于同等的狀態或起跑線上，屬于沒有價值觀念指導的迷失的羔羊，而到現在，利益群體的分化，強勢階級利用其優勢的社會地位，大肆不公正的掠奪財富，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對弱勢群體的制度性損害。　　

首先，因為社會資源總是稀缺和有限的，不同的階級或利益集團都試圖使本階級或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其結果使各階級、利益集團對有限的稀缺資源的爭奪日趨白熱化。在這場競爭中，弱勢群體首先在國家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度安排上就處于劣勢地位，他們無力影響、左右與他們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制度的制定，這使得制度安排本身較好的保護了強勢集團的利益。如農村征地補償費用、企業改制職工的安置費用等，從制度本身的規定來說，就不足以補償勞動者的實際損失。弱勢群體首先在制度——這一基礎性的因素上處于不利地位；同時，對制度的執行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其次，勞動者階層對制定國家法律制度、政策方針的影響力很弱，十分有限，他們無力影響與他們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福利、教育、稅收等制度的設立與更改，而他們自身的生活水平，不可能完全靠自己解決，部分要依賴于國家的福利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來調整。這種對弱勢群體的制度性損害，直接導致群體事件的不斷發生。翁安事件、孟連事件、重慶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都是制度性損害的結果。如此，現代中國人——一些所謂的強人和強勢集團，由迷失的羔羊演變為迷失的狼。　　

三、集體主義精神的衰落與個人主義的現實。　　

在上個世紀初共產黨領導的蘇區以及此后的根據地、解放區，倡導以集體主義、奉獻精神為個人行為的最高價值準則，在建設一個虛擬的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都能享受公正的幸福生活的遠景的召喚下，一批又一批的人為集體奉獻著。　　

集體主義的奉獻精神，與戰爭年代的實際社會狀態以及所追求的目標相適應。一方面，只有集體才會產生安全感，戰爭使個人必須依靠集體，只有集體才能面對戰爭，個人根本無法與強大的對手集團和社會進行對抗；另一方面，只有依靠集體才有可能實現改天換日的社會變革，單個的個人無法改變社會結構。因此，個人在集體面前是渺小的，個人只有依靠集體才能進行發揮個人才能、實現其抱負和理想，或者依靠集體才能生存下去。從參加革命的人員組成來說，一少部分人，如李大釗、毛澤東、朱德、劉伯承、陳賡等，他們靠自己的信仰參加革命，大部分人——貧困的農民、沒有出路的知識分子、工人等等，他們因生活的貧困甚至是無法生存下去而參加革命，不論是因信仰還是生活的貧困，他們都必須依靠集體才能有所作為和行動。在那個時代，集體主義的奉獻精神，與個人的利益、理想，與集體的目標是相吻合的，個人與集體，如水乳相溶，集體主義精神被合理的視為最高價值準則，是一種現實可行的價值觀念。　　

戰爭畢竟是非常態的，當非常態結束以后，社會生活進入正常狀態。1949年以后，國家實行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集體主義精神在理論上與這種經濟結構相適應。尤其在建國之初的五十年代，建國前參加革命的人在整體上保留了他們已經形成的集體主義奉獻精神，這些人在各行各業處于大大小小的領導崗位，易于推行集體主義精神，而公有制在理論上屬于全民所有，這種經濟結構易于全體民眾接受集體主義的奉獻精神。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個人的全部生活被納入國家的計劃中，城市居民從學校受教育到參加工作以及退休養老、醫療、住房等全部生活由集體計劃保障，這使得集體主義在現實上成為一種可能。　　

隨著私有制的建立，集體主義精神被瓦解。與私有制基礎上的商品自由競爭相適應的價值觀念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觀念和功利主義觀念。現代企業價值所追求的是股東利益最大化，股東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與集體主義的奉獻精神相沖突，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就不可能講集體主義。對企業的工人而言，股東們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此時讓工人對企業進行集體主義奉獻，是否現實可行？是否很矛盾？這種所謂的“集體”，只是在奉獻時被稱做是“集體”，在年終分紅時，“集體”理所當然的是屬于某些個人所有，是受法律保護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當金融危機來臨時，為了保證股東的利益，企業大量進行裁員，此時的“集體”，只是股東的“集體”，而非員工的“集體”。如此，股東們在追求利潤最大化，唯獨讓普通員工在講奉獻。集體主義在此時是一種虛假、欺騙的價值觀念，那些對普通員工宣揚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的人，不是活在夢里就是騙子。　　

當代西方的核心價值理念是以個體為軸心，以刺激和鼓勵個體自由追求實利為基本價值取向構建起來的價值理念體系。這種價值體系自有其合理性，它與民主政治、私有制的市場經濟相吻合，只有大家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價值觀念才是公平合理的價值觀念，才是現實可行的實實在在被現實生活所接受的價值觀念。那種讓一部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讓另一部分人（大多數人）講集體主義奉獻精神的價值觀念是一種欺騙的哲學。也不可能真正被現實生活所接受。　　

西方的個人主義，也并非被一些人曲解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追求個人的利益，基督教的十誡就告戒人們不可以做十種事情：除了我（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和敬拜偶像；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當守安息日為圣日；當孝敬父母；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證陷害人；不可貪戀別人妻子和財物。這種個人主義是一種合理的個人主義，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不能違反法律、不能損害他人利益，要遵守公德。　　

價值觀念是指導人的行為的準則，不是空洞的理論。推行一種價值觀念，要看它的實際效果，是否有利于建設相對公正的社會。我國在意識形態上是講集體主義的，美國是追求個人主義的典范。當美國的蓋茨裸捐的時候，當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成為一種普遍的認識的時候，當美國的企業和個人，通過各類基金會進行的慈善公益捐助達6700多億美元，占美國GDP的9%的時候，中國的私營企業主（資本家們）在做什么？是集體主義的結果好還是個人主義的結果更有利于社會？不能只看詞語的表面解釋而不顧其實際的效果，現代集體主義是一種空洞的說教和玄學，屬于清談。當我們的牛奶中出現三聚氰胺的時候、當貪污賄賂成為一種社會風氣的時候、當造假成為一種普遍行為的時候，當不講信用成為普遍存在的時候，當黑磚窯出現的時候，當童工出現的時候，當警察收取保護費的時候......，是什么價值觀念在起作用？這恰恰是人在沒有價值觀念做為行為指導準則時出現的紊亂，是迷失的狼在吃人，而非個人主義價值觀念的錯誤。　　

四、重建價值觀念——由元素到體系。　　

人是有思想會思考并受其思想支配行為的高等動物，人的價值觀念決定了其行為的方式和追求的目標，一個沒有心靈約束的社會，是一個不健全的社會。我們必須建立適應時代潮流和歷史發展需要的新的價值觀念體系。建設新的價值體系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尤其在我國，缺乏歷史傳統價值體系的基礎性支持，需要重建一個新的體系，所需要的時間就更長，而現實生活又離不開價值觀念的指引，因此就需要從一些基本要素開始進行構造。這些核心價值只有成為世俗生活層面的價值標準和倫理導向，才能在意識形態領域確立其引導世道人心的話語權威。　　

馬克思把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劃分為依次更替的三大形態：人的依賴性社會、物的依賴性社會、個人全面自由發展的社會。他指出：“人的依賴性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社會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社會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 以“人的依賴關系”為特征的社會是指傳統型社會； “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社會主要是指現代型社會，現代型社會中也包含著“自由個性”的萌芽和因素，但做為第三種形態，它主要是社會發展的未來趨向。從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的轉變表現在社會的各個方面，經濟上是從自然經濟社會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商品經濟社會轉變；政治上是從集權專制型社會向建立在個人自由平等基礎上的民主法治型社會轉變；社會關系上是從各種以身份為特征的依賴性關系向以個人獨立自由為基礎的契約性社會關系轉變。按帕森斯的說法，現代性具有三個標志性特征：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個人自由。具備這三個特征的，是現代型社會；不具備這三個特征的，是非現代型社會。　　

中國正在走向現代性市場經濟社會，理應建立平等、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念體系。這個體系的核心，應當是體現“以人為本”。它首先應當肯定個人與生俱來的生命、自由、私有財產權等，是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權”，這是個人的基本權利，其他社會的一切權力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是對個人權利的完善和補充，是為了全體社會成員更好的、公平的實現個人權利。做為個人，追求、實現自己的合理的利益目標是天經地義的權利，應當得到肯定和認可；同時，個人利益目標的追求，應當是合理合法的。合理：意味著個人必須遵守現有的社會公德、遵守交易規則，意味著不能損人利己，如此等等，表明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標是受社會制約的。　　

美國人認為青少年"道德品質"應建立在六大支柱之上。它們是：信賴、敬重、責任、公平、關懷和公德。這六大支柱是每位青少年務必遵循的道德準則，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信仰。"信賴"包括誠實、不欺騙、不偷竊、堅持真理、效忠國家、忠于家庭等；"敬重"包括尊重別人、寬容差異、舉止禮貌、語言文明、用和平方式處理憤怒與爭執；"責任"包括干好本職工作、自控自律、謹慎可靠；"公平"包括照章辦事、不存偏見、不推諉過失、傾聽別人意見；"關懷"包括善良、熱情、寬恕、助人；"公德"包括合作、參與、和睦、遵紀守法、尊重年長、保護環境。這種倡導已得到美國國會和幾十個州政府的廣泛認可。　　

我國的價值體系，應當從一些基本的核心元素開始，吸收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中的優秀元素，消化形成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念。這些基本元素應當是引導我們日常行為的最直接、最現實的東西。如平等、民主、自由、正直公正、責任、友愛、尊老愛幼、誠實信用、勤奮、利己不損人、尊重他人、寬容，承認多元化的價值觀念、相信正義能夠戰勝邪惡、追求自由遵守公德、遵守法律、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等等。這些基本要素的實施，將會把個人行為納入可預見、可容忍的范圍內，使人與人之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不侵犯他人的利益，使人與人和諧相處，使大多數人都能公平的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時，這些做為個人行為指南的價值元素的深入人心，將促使集團行為走向合理、合法的理性化。　　

參考文獻：　　

1、康新貴 《當代中國社會四個階層的劃分與階層矛盾》 《中國社會學網 》2007年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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