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問勞資關系：有多少企業犯下了反人類罪？

俞飛龍

新《勞動法》也許有很多不完善不盡人意的地方，但至少幾億個一線工人，能在一些方面受到更好的保障，我經常說，我在廣東的五年，走了廣東很多工廠區，他們的勞動者受到踐踏的程度，可以說是非常嚴重，這個東西（注：關于對新勞動法的解讀）最近幾天我也到處看了看，電視臺也在做關于新勞動法的深度分析，說實話看了這些我很悲哀，因為包括工人自己都沒有從現在這個社會已給予勞動者的權利，或從社會基本價值方面來談我們的勞資關系，他們對自己到底有什么權利都不知道了。差不多接近30年以來，資本的權利一直在膨脹，我們已經習慣用比較優勢，自由競爭來解釋勞資關系，這些解釋夸大了資方的風險，夸大了資本的作用，同時把勞動者的權利給粉碎掉了。
 我們國家的勞動者曾經有很高的權利，改革以前，我們對勞動者的權利并不陌生，比如一個單位要聘用工人，就要解決你的戶口問題，解決你的勞動保障問題，解決住房問題。這些措施背后體現的是企業把勞動者當作“人”，而不僅僅是一種生產要素來對待。現在，在所謂的市場經濟下，我們勞動者很多只被當作一種生產要素在運用，今年年初，我在深圳呆了一個月，此外加上我在廣東呆了五年，這五年的經歷以及這次的調查，讓我寫了一篇取名為〈富士康引出深圳真相〉的長篇報道。這個報道從一個側面對工人尤其是一線工人的處境有個系統解釋。我感覺到，現在這個所謂的“最低工資”，是不符合最低工資定義的。工人的工資確實普遍偏低，尤其是一線工人，我跟一些學者交流，他們的看法也一樣，工人唯一的博弈武器就是政府的最低工資保障，華為可以一次性拿出十個億補償工人，用于他們解聘工人，這說明他們利潤豐厚，但是這個利潤豐厚的企業，一線工人的工資還是按照深圳市最低工資來安排的。

這樣的勞資關系并不僅僅只是勞資雙方的博弈，也涉及到我們這個社會最后要承受哪些代價等問題，最低工資的本意為，按照這個設定，勞動者只要按照勞動法，在法定勞動時間在工廠干滿8個小時，就能夠養家糊口，就能夠在勞動者所在的城市生存下來，并完成社會再生產。這是一個勞動者最基本的需求。但是，810塊錢能在深圳生存下來嗎？根本生存不下來！
讓被聘用者能夠養家糊口，這是一個企業最起碼的社會責任，企業必須具有履行這些責任的能力才可以存在，如果只是想賺錢就辦企業，是錯誤的，企業的目的不只是賺錢，只在于賺錢的話為什么不去搞妓院？為什么不去販毒？那也能賺錢。所以辦企業是有規則和責任的，不能違反這些規則，也不能推卸責任。一個勞動者沒法養活自己的企業，叫履行了責任嗎？沒有，它在自動剝奪勞動者社會正常的再生產能力。
 我們來算一下一個工人最低工資是多少？最低工資起碼應該包括住宿費、飯費、通訊費、娛樂費、醫保、社保，子女的贍養等等，這一系列大概七、八項，這七、八項加起來，在深圳至少不低于1500，與它定的標準比，少了一半。

我這幾天看了關于很多關于新勞動法和勞資關系的新聞，這幾個角度都沒被充分表達，原因很簡單，我們對勞動者的究竟應該具備哪些權利很陌生了，同時我可以這樣說，十七大明確提出了第一次分配不公，知識界愛講這個權，那個權，為什么不重視這個最基本的權利？
　黨代會是中國的最高級別的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胡錦濤同志代表黨中央明確提出“第一次分配不公”，如此重大的一個問題，我們知識界有多少人去跟著呼吁了？有哪個公共媒體對這個問題做出過系統的，包含了實例分析的闡述？這個關系到我們生存基礎的東西，我沒看見哪個知識分子對此進行過系統的、深入的分析，這第一次分配不公，是否真實？如果確實不公，我們應該怎么辦？不公在哪里？公正在哪里？能讓我們這種不公達到公正，為它提供保障的機制在哪里？但是，沒有這樣的知識分子。所以我說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社會，包括我們今天開會，一些人也在夸大企業的風險，確實，辦企業要承擔風險，這是起碼的東西，要賺更多的錢就要承擔風險，但是，我告訴你，你也要承擔起責任，這里面就有，工人應按照正常的社會標準維持再生產，如果一個企業連這個都提供不了，那這個企業不是在為社會做貢獻，而是在危害這個社會，因為你提供不了這些東西，讓所有參與勞動的人都受到了損害，這樣的企業能叫一個企業嗎？不配叫一個企業。
 我對國內的知識界很失望，因為它無法讓我們看到真相，比如前不久那個醫療事故，李麗云的意外死亡，很多人喋喋不休，但都在就事論事，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到它的社會學含義？這對我們現實而言是更具有悲劇性，作為醫療事故談論就是一個道德或法律問題，我覺得它不只是這樣，從道德或法律的角度談有它的道理，但遠遠不夠，它更應該從一個社會學的角度得到闡述——李麗云不是作為一個普通人死掉了，是作為一個母親死掉的。我為什么把她的死與今天的勞動法聯系在一起呢？是因為我們參與一線勞動的工人，幾乎絕大部分民營企業，都沒有為這些母親提供福利保障，這是什么意思？同志們，我們是一個民族，李麗云是什么呢？她在為我們民族延續下一代，那些參與了工廠勞動的所有女工，當她們要生產的時候，要為我們延續下一代的時候，一些企業卻把她們開除了，或者把她們辭退了，在這個生產過程中，她們參與的企業對她是沒有任何的補償，這在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不可思議的。
 在這一點上，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一個很簡單的角度，她是作為一個母親而死掉，我們做一個聯想，我們所有的女工，像她這樣死掉的人不止一例，所以我有一個結論，所有不為女工在生育期間提供工資、勞保，保證她們順利生產的企業統統犯下了反人類罪。
 我們應該怎么保證勞動者的權利呢？大家談到了罷工，罷工是一個傳統途徑，我倒覺得不應該罷工，罷工等于認同資本權利，是認同了資本權利后勞動者博弈的工具。對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回到十七大，來談一個被右派認為是他們取得的成果：十七大肯定了一個公民對國家有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一個公民對一個國家的管理有這三權，一個工人到企業里面去了，用自己的勞動或者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這個企業，更應該有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企業作為一個公共組織，也是社會的一部分，是社會的集體，這樣的話，我希望所有要堅持去呼吁公民有參與權、監督權、知情權都應該來支持，工人應該參與企業的管理、監督和知情。中國工人還沒享受到這些權利，但在德國、法國、北歐都已經有了，這不是一個天方夜譚，國外已經有了，所以從一個現實邏輯也罷，從社會最基本的價值也罷，知識分子都應該為工人爭取這項權利，因為參與了工廠的管理，工廠的成本能夠公布出來，有知情權，還有監督權，我們的工人就不是被作為一個元素、作為一個勞動元素來被看待了，而是作為一個真正的“人”參與參與了社會分工。工人對于企業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應成為構成“工人權益”最基本的條款。

很多人在大談現在企業競爭壓力大，成本高，會導致大批企業死掉，他們拿出一個具體的樣本沒有？沒有，也拿不出來，而事實也確實與之相反，有統計數據表明，工人的工資總額是利潤總額的16%，另一個數據則顯示，工人工資總額僅占GDP總額的10%，而在國外，這個數據大多達到了30%以上。這種分配模式很直觀地顯示了勞動者在第一次分配過程所得甚微，失去公平。所以我們完全有必要重新劃定我們的最低工資標準。現在這種分配格局造成的社會后基本都是負面的，比如一方面流動性過剩，一方面需求不足。這個矛盾的現象背后，就是勞動者工資太低，無力消費，于是導致需求不足，資本家和管理層拿得過多，于是又產生流動性過剩，這些流動性過剩現在在干什么？在不停地、瘋狂地掠奪社會基礎性資源，甚至變成投資資本，通過制造泡沫等方式給中國經濟運行帶來混亂和風險。
　

據2007年底《新勞動法研討會》發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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