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吵鬧鬧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至今渺無音信。主流媒體針對收入分配存在的原因，避重就輕，丟西瓜抓芝麻，不著邊際。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刻意回避主要矛盾，化次為主，轉移群眾視線。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如果連主要矛盾是什么都搞不清楚，無的放矢的分配改革，其效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人稱壟斷國企工資高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批評的依據是某行業平均工資如何如何高，如果僅拿行業平均工資高說事，實在無法說清楚工資收入水平是個什么現狀。這一點任何頭腦清醒的官員們和經濟學家都心知肚明。如果按照平均論事，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平均工資水平相差多少，也就無人知曉了。我看把資本家個人所得利潤算進去，在私營企業工作的工人階級被資本家的收入一平均，說不定還高于國企工人的工資呢。所以以平均工資討論工資收入分配公與不公問題，等于白費功夫。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從國企的角度來說，應從高管層工資與普通工人工資的差距懸殊來論，從私營企業來說，應把資本家所占剩余價值與工人工資的差距懸殊來說。對于公務員隊伍中的灰色收入，到底哪一級公務員可以享受到灰色收入，也不是一句兩句話可以說得清楚。如果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找不準，侈談分配改革就有點過于盲目了。

      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先生曾就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發表過自己的看法，他提出，收入分配不公的主因是強資本分配，弱勞動分配，背離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原則。鄙人認為，劉國光先生算是找準了病根，這個病根就是所有制造成的社會分配不公。在社會財富分配問題上，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家們一貫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最終看似講效率，實際不講效率，明面兼顧公平，實際背離公平。為什么這些經濟學家要把效率和公平當成一對冤家看待？莫非效率與公平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莫非強調效率就要犧牲公平？強調公平就要犧牲效率不成？事實并非如此。玩弄效率與公平對立的把戲，不過是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傲慢與偏見而已，也是中國那些鸚鵡學舌的經濟學家為推行資本主義改革所編造的輿論宣傳之需。歷史事實證明，市場經濟高效率是他們刻意編造的謊言，社會主義低效率是他們故意造謠的結果。而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社會收入分配懸殊的根源，這一點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承認是資本主義社會無法醫治的痼疾。在所有制矛盾無法回避的情況下，指望資改派們提出的改革收入分配方案符合社會現實，對癥下藥解決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問題是不現實的。

在當前的社會所有制情況下，收入分配不解決強資本、弱勞動分配這個主因，而把矛頭指向壟斷行業的工資水平上來，強調全國工人階級的工資就低不就高，是某些利益集團謀取本集團私利的具體表現，也是資改派們為下一步加快國有企業私有化步伐的輿論造勢之需。問題的關鍵是壟斷行業工人工資并非畸高，而是私營企業工人工資確實過低，反差之大，眾目睽睽。至于公務員隊伍，高層工資高，下層工資低；灰色收入得益者，是那些掌握著實權部門中的官員，一般公務員豈能露水均沾？如此看來，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是所有制分配嚴重不公，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全部占有，而工人工資在全部成本中所占比例極低的緣故。

因此，要解決好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第一，必須解決好強資本分配、弱勞動分配問題。鄙人認為，建立完善的企業工人工資增長機制，在保證工人工資逐年增長的情況下，根據企業經營形勢好壞，通過稅收杠桿調節資本家剩余價值占有比例，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如果所有制分配機制不加以調整，社會財富就會繼續被少數人所攫取，貧富懸殊的根本問題就無從得到妥善解決。

第二，必須限制國企高管層工資水平。國有企業高管層的工資盡管不可能超過私營資本家的收入，但是由于與一般工人差距懸殊，體現不出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正因為收入差距過大，才是社會反響特別強烈的原因，規范國企工人與高管工資差別，體現按勞分配原則，提高基層工人收入水平，無異可以較好地調節收入分配、縮小差距。

第三，必須加強對灰色收入的監管力度。對灰色收入的監管，需要的不是調節方案，而是堵塞漏洞、加大懲治力度的治理方案。如果這三方面的問題解決好，工資收入在國民經濟所占比重自然而然就上去了，還需要專門調劑這個比例嗎？

總而言之，造成社會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問題，撇開這個主要矛盾，本末倒置，那么社會財富分配調整改革就是勞民傷財，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寫于2010年8月3日修改于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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