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它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永恒的旋律，從來都不是始于某獨立點的特殊事件，更不是只屬于個別實體的靜止事件，當然也不可能屬于某個國家或地區的特色產品，它是全人類的基本動作和規定動作。

　　中國把某個時間點定為改革的起點既不客觀也不合適，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國人的思想混亂與情感撕裂，新中國在某個“時間點”之前，改革的力度和創新度絲毫不亞于之后，產生某些錯覺的原因除了國際封鎖引起的貧窮之外，還與國家戰略重心的著力點變化有關。

　　每句話不離“改革”的宣傳語境已經讓“改革”在國人心中表現為庸俗化和負面化，甚至在部分人心中產生抵觸情緒，用“改革的行動”代替“改革的口號”已成為必要，只有行動的結果才能樹起改革的正面形象。

　　本文意在討論良性改革的可能道路，希望不要被誤讀成改革的雜音。

　　一、“改革”被政治化，投機者眾

　　中國人現在一提改革，就想到1978年，好象新中國成立的前28年靜止不動，好象新中國一直在延襲民國老路，好象新中國完全是主動的封閉僵化，沒有人強調國家戰略重心的客觀原因。事實上并非如此，新中國成立以后，一直在進行大力度和空前有想象力的創新實踐。導致國民產生“改革時間定點”錯覺的是政治考量，“改革”被賦予了濃厚的個人色彩和政治色彩，“改革”被誤讀成社會道路和國家制度，“改革”的表述甚至成為政治角逐的關鍵詞和口頭禪。如果把這種語境轉移至國際場合，中國人的“改革”已經成為向世界表達決心的保證書。很顯然，如此不正常的引導和宣傳已經嚴重影響了新中國的整體感和國民思想的完整性。

　　在多年前，我最早公開專文論述引起國人誤會的“改革”和“開放”，堅持認為改革就是一種治國理政的方式方法和實踐態度，它是所有不同性質國家和實體擁有的共同工具，從來都不是某一個獨立實體的專例。1978年之前，中國的物質落后并不是因為沒有改革，而是戰略重心的必要選擇導致國際封鎖對中國產生的陣痛，到了70年代就已經大為好轉，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如果硬要說1978年以后是大改革，只能說在開放力度上做了空前的提速，但這必須有一個前提：中國的戰略能力已經具備了安全保障。沒有這個前提，即使更早加大開放力度，現實的國際影響力也是微不足道的，近幾十年的實事已經反復證明了這個結論，尤其是今天。1975年，美國著名的亞洲問題專家斯普拉卡諾在其著作《亞洲及其前途》一書中就指出：擁有強大威懾力并且有靈活神秘的外交，中國必將成為亞洲的最重要強國，只希望它不要成為唯一強國。

　　過去的已經過去，剔除“改革”身上的政治氣味已經迫在眉睫，中國已經不需要通過某個“口頭保證書”走向未來，中國新一代年輕人有足夠的能力和智慧駕馭自己的未來，維新變革的軌跡會不斷地創新和發展。只有剔除政治氣味，才能更好地彌合社會分歧，只有剔除政治氣味，才能把新中國和整個大中華有效統一，既不需要爭論“兩個互不否定”，也不需要盯住“毛鄧之矛盾”，“實干興邦”就是最理智的選擇。

　　“改革”既然是永遠進行時，就用不著天天掛在嘴上，世界其它國家都不掛，為何獨只中國掛?是不是說其它國家都固步自封了?不念叨改革是不是就意味著路線錯誤?

　　本來說好了要堅持“兩個不否定”，但主流官方媒體卻不厭其煩地宣傳“輝煌35年”，著重強調改革之必要，那言下之意就是新中國前28年沒有踐行改革?然而，需要質問的是：前28年若沒有大力度改革，社會主義框架是如何構建的?中國的工業體系是如何構建的?中國的硬實力是如何構建的?中國大陸如何代表全中國站在常任理事國位置上?中國的戰略威懾力有哪一樣不是在前28年奠定基礎和實現跨越的?前28年沒有基礎的戰略產業，后面有幾樣能獨立自主?沒有硬實力，中國敢在今天劃出“東海防空識別圈”嗎?沒有硬實力，中國領導人在國際上不就是一個看客嗎?媒體為什么要刻意制造國民思想分裂?為什么硬要搞“否毛否史”?

　　要想國民不陷入是否要改革的無謂爭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對“改革”這個名詞去政治化，不去政治化，改革的形象必然模糊，不去政治化，新中國就不能成為一個整體，社會就會被撕裂，不對“改革”正形象，改革就無正能量。如何去政治化?很簡單，不再把新中國切段介紹，以后所有的論述都以“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統一口徑，不重點強調其中任何一個節點與過程的成績，也不刻意夸大某個過程的損失。

　　把老百姓最關心的事情一件件落實就是最好的改革，與是否把“改革”這個詞掛在嘴上無關，無須開口必掛“改革”，“改革”不能成為投機者的工具。不管你什么派系、什么立場、什么國家，你都得改革，不改革就是倒退。

　　二、“改革”跳進陷阱，失利者眾

　　改革本是全民共同的任務和愿望，但是，改革的結果卻沒有讓全民共享，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中國近幾十年的新型變革從一開始就帶有權貴性，一班新人完全取代了前一班人的位置，主導權徹底易手，改革的方向和作用力帶有明顯的聯合性質，并因此鬧出了一陣“不愉快”，之后又作了重新調整，但是，仍然沒有脫離權貴主導的軌跡，仍然是服務于權貴壯大的目標性改革。

　　其次，近幾十年改革最短板的一項是國際共享掩蓋了國民創造。說鄧先生是改革的設計師之一，并不是從改革的深度而言，而是從改革的表象而言，他的秘密在于將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放出去，把國際上想占領這個市場的強國引進來，并且把中國自己的一整套獨立自主體系關停并轉。對市場如饑似渴的西方國家大方送給了中國繁榮的“現代科技新產品”，輕松地擊垮了中國為數眾多的自主產業。看起來十分豐富的短平快商品市場因為其內涵不具有自主性，因而也就不具有較高的回報率，它僅僅只能滿足國內少數人從中攫取豐厚利潤，多數人只能獲得不高于國際平均水平的增長率。

　　最后一個重要原因是改革設定了有限的自由。如果完全自由，是弱肉強食，雖然殘酷，但也算相對公平，但是，有限的自由往往會對多數人不利，能獲得這個“特殊權利”的人數往往也很有限，最后，它必定會產生一個“有限效應”：極有限的人大大超越社會平均水平，大多數人低于社會平均水平。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央一直強調縮小兩極分化，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薪水平，然而，無論姓公姓私的單位，一概不予理會，兩極分化不斷拉大，職稱差距和職務差距越來越突出，領導手上的權力是很自由，群眾的說話權沒自由了，你反對，可以，走人吧，反正中國人多。這樣的改革不具備人民性。

　　如今的中國，“改革”的呼吁權和設計權可以毫不回避地說已經脫離了群眾路線，媒體全被資本掌握，官員大部分被資本要挾，市場大部分被資本控股，人大代表也有被資本掌控的嫌疑，無論哪一波改革聲浪都是資本吹出來的，無論什么樣版本的改革模式都是由資本先炒作后實施的。普通老百姓，先被媒體清洗大腦，然后看著執政者按照呼聲走，于是就大呼“執政為民”好!殊不知，改革的成果從來都是最先滿足罵政府的那幫人，而不是另外一部分忠誠者。

　　這些資本擁有者和為資本服務的人為什么得利反罵娘呢?道理其實很簡單：“改革”的口號是一個陷阱，“改革”的目標是一個秘密，“改革”的成本是一個罵娘理由。先挖個陷阱讓你掉進去，實施后先把好處撈到手，其后又再往陷阱中鏟土，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集中攻擊，為下一次“改革”找準借口，政府永遠都不可能填飽這些貪婪者的胃口。舉例講，任志強就是2003年中國房地產政策轉向的參與者，結果，他這樣的人罵娘罵得倒是最多，好處當然也是有目共睹的，吳敬璉先生也是批評改革最多的經濟學家，殊不知，他在近幾十年一直是改革的參謀和設計者，當然他也屬諸如“天則研究所”中的人。

　　這些權貴和權貴的代理人有沒有終點呢?沒有。正如他們對“改革永遠沒有終點”的定位一樣。改革確實沒有終點，但是，人民理解與權貴理解完全不一樣。人民認為改革沒有終點，是因渴望改革可以使社會公平、正義、共富早日實現。權貴強調無終點的目標是：挑戰政府到底，讓共產黨政府完全被牽著走。張維迎等先生說：政府不能干預市場，若干預市場規則，企業家就要敢于挑戰政府。這就出現一個問題：規則該由誰制定?若由政府定，會被定性為政府干預市場，若由企業家自己定，則多數人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因為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套舉世公認的規則，現在精英們能打的牌只有“自由主義”的口號，也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無論政府怎么改，無論你改到什么程度，他們一定還是要罵娘，并且會越罵越有氣勢，因為他們的實力會在無休止的改革中不斷壯大，直到共產黨政府不能主動制定自己的政策。一場被綁架的改革，其形象不可能在多數人心目中正面化。

　　在經歷西南事件后，有人曾分析說：往后，資本家再也不怕政府的官員了，資本為大的時代到了。是福是禍?大家不妨多角度全面分析一下。

　　他們確定要分完國企(已經分了一部分，還沒分完)，分完土地(盯得最緊，要得最兇)，分完黨產國資(正在制造聲音)，最后分完決策權(已經公開了目標)。執政者現在滿足權貴的改革過程，就是自己不斷讓權的過程，資本家正在聯合組團要權，執政黨一年退一步，能退多少年?不敢斷定。幾十年前，共產黨的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今天，權貴喊出的口號是：當土豪，收田地。

　　三、“改革”消滅思想，情緒抵觸者眾

　　中國極右勢力攻擊極左火力很強，也得到了有關方面的積極回應。客觀地講，左與極左都沒有生存空間，甚至可以說，極左在中國只是客觀上存在，現實中根本就沒有極左群體，在較長時期內，左稍有露頭就被官方打成極左，沒有昂首的機會。

　　在新的形勢下，左翼聲音看似得到加強，實則在滑向毀滅邊緣，有關方面正用官聲奪去民間左翼發言權，快速覆蓋掉原民間左翼聲音，甚至在打擊原左翼代表人物，留下一些見風使舵的兩邊倒抱腿分子。官方發左聲的學者其實都是因勢臨時受命，這些人骨子里沒有立場，一旦時機轉變，官方調子變了，左也就徹底完了。

　　左翼最大的問題在于幼稚病普遍，容易被哄服，樂于接受虛幻的承諾，有較簡單的滿足感，當他們一邊接受撫慰的時候，另一邊就平民利益不斷被侵蝕的時候，最終必將群體性失去影響力。

　　左翼力量中存儲有大量的理想社會主義者和毛澤東思想宣傳者，是中國愛國群體中最執著最具民族性的重要力量，他們不一定擁有西方經濟理論上的優勢，但絕對是中國固本清流的依靠力量，消滅這部分人，必將動搖國家的穩定根基，“改革設計”如果想從實質上消滅起平衡作用的左派思想者，其結果將是令人遺憾的。

　　顯然，目前的“改革”有朝著這個方向邁進的風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消滅左翼的潮流是由資本推動，由權力方代為執行。不管什么性質的左翼人士，在權貴看來，全都必須扣上“極左”的帽子，只有這樣，政府才能下決心狠打痛打他們。

　　部分公知和權貴說：現在改革雜音太多，阻力太大。他們把矛頭指向左邊，以為改革清障為由要求官方消滅這股力量。是真想為百姓設計出致富之路嗎?不然。過去沒有設計好，未來也不可能靠他們設計好。他們的“阻力”是指左翼擋了他們發財的大路，而不指向真正的權貴阻力，搬掉石頭的最好手腕便是制造執政者與“石頭”之間的碰撞，然后攜手共碎之。碎盡了，阻力也便沒了，“改革”便統一思想了，新一次瓜分大潮就順利來臨了。

　　若真消滅了左翼整體，那改革的正義性還可能存在嗎?改革的形象還可能正面嗎?改革可能不遭遇抵觸嗎?只有一種聲音的社會肯定是病態社會。

　　四、“改革”抓準核心，跟隨者眾

　　這幾十年來，中國一直陷入到“環節改革”的過程，它不以全民性問題為出發點，而是以每個環的內涵為考量，尤其是考慮每個環涉及的人和事為多，有權貴、有碰不動的那環就慢些改，沒有權貴的那環便立刻改，表面看，這叫秩序上的漸進，其實并非都是漸進的問題，而是選擇性問題。

　　“環節改革”成就了一大批富人，特別是紅二代、官二代、腐資一代、腐資二代、買辦一代、黑一代、黑漂白二代等。他們當中不乏有能力型的致富者，更多是權力型的得利者。

　　如果繼續沿襲“環節改革”，不管頂層設計如何照搬西方經驗，最終一定是加劇中國的兩極分化和環境惡化，并且將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化。要解決全民性問題，中國唯一的出路是：由“環節改革”轉入“核心改革”(保住“良心”的定位改革)。

　　什么是核心改革?簡單講是有關人權定位的改革。過去的幾十年，普通公眾的權利越改越小，比前幾十年呈現退步的狀態，少數人的人權越改越大，大到可以失去約束，因而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沒有邊際權限的權貴階層，恰恰還是這批權貴卻反過來埋怨自己的人權被剝奪。

　　把中國人權改革作為核心改革不應是敏感話題，而應當成為時髦話題，只有絕大多數人擁有了可以保障自己利益的人權，政權才能穩固，少數人才不至于會為所欲為，一個人權失衡的社會才可能導致少數人控制走向。

　　人權改革的第一步必須是讓人民有自己真正的能代表人民的代表，代表在被選出之前，身上就帶有權貴痕跡，這種代表很難服眾，也很難代表人民，人民必須有合適的途徑選出自己的代表。人權改革的第二步是必須完善各級人大的代表行權制度，政府行為必須無條件置于人民代表的監督和質詢中，有一個虛設的人大，必定會有一個無序的政府。

　　所謂改革定性是指改革對錯的問題。正確的改革才叫改革，錯誤的改革是折騰。而判斷對錯的唯一決定權在人民手上，多數人反對的改革就折騰，多數人擁護的改革是真改革。那多數人的意志如何反映呢?還是靠群眾路線和民主程序。所有的重大改革，最后必須有一個評價機制和究責機制，失敗的改革，要有人為此承擔責任，包括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沒有經過民主程序的失敗改革，必須有人付出政治代價，涉嫌違法違規的，要依法依規處理，經過民主程序的失敗改革，由人民集體承擔。究責制不是阻礙改革，而是由多數人把握改革的方向，避免改革進程走過多的彎路。

　　由此可知，無論是定性也好，還是定位也好，改革的核心是要把人權制度化和程序化，必須讓制度和程序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實踐性。

　　五、“改革”選準方向，支持者眾

　　改革如果完全按自由主義路線走下去，必定要出現終極對決的結果。把重走外國過往的“錯路”稱為改革，必然會出現階層利益尖銳對立的結果，比如：明知高利貸罪惡，卻偏要美化它并推行它，還把高利貸違法者裝扮成企業家和改革英雄，不想從根本上改革現有的金融弊端;明知幾千年的土地私有化沒有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卻偏要搞什么土地確權和土地市場化，結果毫無疑問是窮人更窮;明知房產過剩，不抑制投機，反而用“增量”來掩蓋“存量”，制造更大浪費，居然還被當成刺激消費，結果當然是危機更加深重。結果不好的改革，其形象不可能正面化。

　　把重走它國“錯路”當改革的政策還不可勝數，其中最嚴重最可怕的錯誤是把“重犯美國錯誤當思想最開放的改革”，撞了南墻都不允許回頭，必須繼續“殺出血路”，這樣下去，“無效改革”就會演變成革命引線。把錯誤的改革有意歪曲成意識形態之爭明顯是在回避《憲法》的約束，最終將會釀成無法無天的混亂局面。

　　目前，絕大部分無產階級仍處于不覺醒狀態，有部分人甚至處于盲目的資本崇拜狀態，他們不但不知道自己的福利被侵蝕，反而幫資本家毀滅自己的正常待遇。這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初級階段，就象一兩百年前的歐洲工人階級一樣。但是，無論媒體如何現代化，無論資本的煽動力有多強，當矛盾尖銳到一定程度時，便會云開霧散，便會讓沉睡的人猛醒。

　　如果要討論中國改革的終極目標，必須按兩個設想去判斷，一種是社會主義方向，一種是權貴資本主義方向。

　　從過去二十來年的進程看，中國無疑在向權貴資本主義不斷靠攏，并且步子越走越快，倘若按現在的速度不改變方向往下走的話，估計不到二十年，中國將進入到胡同頂端，前面的路必然被堵死，結果可能就是革命風暴再起。

　　最近的“三中全會”在不少人眼里是里程碑式的會議，是一次用改革消彌左右分歧的大會。暫緩下結論，仍需觀察。判斷中國是否真正按照《憲法》走出一條適合中國的正確道路有兩個根本性指標：一是社會主義，二是民主。不搞社會主義，就是無法無天，因為《憲法》上面寫得很明白，放棄社會主義，就得先改《憲法》;不搞民主，改革就會脫離人民軌道，社會主義就會比資本主義更惡，沒有人會擁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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