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世界銀行一直在制造與傳播新概念、新命題以及新理論、新政策，諸如“華盛頓共識”、“包容性增長”等等。2006年世界銀行又違背歐美等發展歷史史實，無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周期規律，以拉美為標本，生搬硬造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一出世，迅即在中國得到異乎尋常的追捧，經濟學人蜂擁而上，為中國經濟把脈，為中國避免“陷阱”而殫精竭慮，由此生產出的文字文章汗牛充棟，似乎足可以把該“陷阱”填平。其實，“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個陷阱，一個自由主義的陷阱，是發達的強權國家通過世界銀行這個工具給發展中國家設置的依照“新殖民主義”政策路線前進的 “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世界發展史上并不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一個概念，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等原因，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增長停滯、國民收入徘徊的一種狀態。表面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基于對世界各國現代化歷程的分析考察而得出的一個經驗性描述，實質是一個經不起推敲的結論，是個地地道道的偽命題。

　　“中等收入”框架里面裝不了任何實質內容。“中等收入”是個相對概念，在橫向上可以相對于其他國家——在高低收入國家之間處于中不溜的水平，在縱向上可以相對于自己的過去——在歷史發展階段上告別初級階段。“中等收入國家”是一個空洞而飄忽的框架，里面裝不了任何實質內容。例如，1774年殖民地美國(自由人加奴隸約合250萬人)的人均年收入在15-25英鎊，相當于2000年的3875-7250美元。若依照公民身份——自由人(當時存在白人契約奴隸、土著印第安奴隸以及非裔黑人奴隸)統計，當時美國人均擁有的實際財富是76英鎊，這一數據相當于2000年的11100美元 (這一不合理統計的合理存在有其現實依據，我們今天廣東、上海等省市計算GDP時也沒有包含外來務工人員，盡管這一隊伍相當龐大)。依照今天世界銀行與相關經濟學家設計的標準，顯然是跨入了高收入國家行列。在富裕程度上，當時的美國人至少與其宗主國英格蘭人是一樣的，而當時的英格蘭是最發達國家，在那個時代工業制造無所不能，而美國——依照宗主國英國的要求——連一個馬蹄釘都不能制造，是個道地的農業國，百業待興，經濟上嚴重依附英國。類似早期美國“富裕而不發達”的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一些加勒比國家、石油輸出國家他們的人均收入早就超過1萬或1.2萬美元，但是不僅發達國家沒有接納他們進入OECD(即“經合組織”，被視為發達國家的俱樂部)，世人沒有將其視為發達抑或先進國家。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際是后進國家現代化陷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陷阱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自成立以來，一直是美國霸權、西方強權的工具，多年來孜孜不倦、兢兢業業推行新自由主義理論與“華盛頓共識”政策，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實施新殖民主義服務，因此而在多年前即已聲譽敗壞而慘淡經營。當今世界附和、聽從世界銀行與IMF的理論宣傳與政策建議的國家越來越少，頭腦清醒的學者早就不拿它們的報告與說教當回事。

　　但是，世界銀行與IMF的理論宣傳與政策建議符合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符合發展中國家的買辦階層與權貴資本的利益。經濟全球化便利跨國投資，世界各國的工人因爭搶工作崗位而彼此對立甚或敵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成為泡影。但是，經濟全球使國際壟斷資本與東道國買辦階層、權貴資本日益勾結起來。因此，以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殖民主義理論與政策在一些國家仍然有市場，甚至很叫座。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世界銀行遵照強權國家或壟斷資本的意旨，為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精心埋設，然后以智者、甚或長者的口吻告誡相關國家，你們必須依照我的建議行事，否則你們就會落入“陷阱”。世界銀行以及相關經濟學者，津津樂道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標本”就是拉美。

　　自20世紀80年代初，拉美國家普遍出現了經濟增速明顯下降甚或趨于停滯的困境，像阿根廷在60年代，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國在70年代都已進入“中等收入”，但是直到21世紀頭10年，這些國家人均GDP仍然徘徊不前，基本停留在3000～5000美元，至今仍未能躋身高收入經濟體。其中，阿根廷停滯23年(1974～1996年)，墨西哥停滯18年(1981～1998年)，智利停滯18年(1971～1988年)，巴西停滯16年 (1980～1995年)(以上數據來源為(Maddison, 2010)。

　　其實，世界銀行以及相關經濟學者，選取拉美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標本”，非但不能自圓其說，反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倘若拉美真的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那么那個推手或牽引者，恰恰是世界銀行與IMF、美國自由主義學者。

　　1973年，智利皮諾切特將軍在美國的鼎力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并殺死了阿連德總統，由此開啟了新自由主義的“偉大實驗”。新自由主義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親自設計改革藍圖(即“弗里德曼金馬甲”①)，指派眾多嫡傳弟子——“芝加哥男孩”回智利實施，并多次親臨智利，現場指揮與督導。為達目的，他們不擇手段——拋棄民主與法制，不惜用“鐵掃帚”(軍事恐怖主義)等方式強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原教旨資本主義總是由最殘暴的壓制所接生”②，國家政策由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

　　新自由主義實踐，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結果引致國家經濟災難，智利的人均收入增長不斷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達到政變前的水平 (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在同時期拉美的國家治理上，只有另一個實施經濟自由主義國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在美國、世界銀行與IMF的全力策動下，80年代新自由主義近乎在拉美全面推廣，然而給出的答卷成績，依舊是一塌糊涂!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保護主義(新自由主義者描述這段時期為“糟糕的過往歲月”)，實現的增長更達到3.1%，然而自80年代實現新自由主義以來，增長率只有1.7%③。1950～1980年間，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速分別為6.8%、3.4%和6.5%，而在1981～2000年這20年間，則分別降至2.2%、1.7%和 2.7%。④

　　實際上，拉美所遭遇的經濟困境，是在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體系下，發展中國家致力于現代化所遭遇的困境，是實施自由主義政策的困境。多年來，發展中國家普遍依照發達國家指引，或世界銀行、IMF標識的路徑——集中體現為“華盛頓共識”(“弗里德曼金馬甲”20世紀90年代升級版)——去實現現代化。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顯示，現代化的關鍵與核心是工業化，由工業化帶來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所有的船(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語)。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的“獨門秘笈”在于，在保護主義下建立起相對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但是，發達國家或世界銀行、IMF在給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現代化路線圖中，抽掉了工業化，或用自由主義下的工業化取代保護主義下的工業化。然而，在這個自由主義的“通衢”上，由發達國家設置路障，比17世紀萊茵河上的關卡還要多(這曾經是德國落后的重要原因)。發達國家通過各種技術專利、標準化坐收漁利，通過不合理的國際分工產業鏈、不平等貿易交換條件，占有發展中國家創造的財富。“芭比娃娃”利潤分配就是一個典型實例：在美國市場銷售的芭比娃娃若以10美元計，其中8美元是美國境內的運輸銷售成本與利潤，1美元為管理運輸費用，65美分為日本等國的原材料成本，發展中國家制造只能拿到35美分的加工費。如此，發展中國家越是努力，生產產品越多，自己所得越少，如此便有了“勤勞而不富裕”的困境。

　　歷史反復證明，成功的工業化是一國發達(包括由中低收入邁向高收入)的關鍵，而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一個共同的典型特征代表，就是在這些國家出現了明顯的工業化進程的停滯抑或倒退，即“工業化不足”(未能建立起相對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抑或“工業國際化”(即由外資主導的工業化，跨國壟斷資本壟斷高端、高附加值制造，而本土企業釘死在低端、低附加值制造，或本身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代工制造)。更有甚者，連代工制造都難得一見，紛紛發展服務業、地產業、旅游業，沒有基本的生產能力——財富的創造能力，只有所謂的價值創造能力，而價值的最終決定權依然為跨國資本所控制。

　　在“華盛頓共識”的系列政策組合中，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是必不可少的安排，其理論基礎是“金融深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金融深化的顯著結果是經濟金融化——資產乃至債務證券化，如此使資產、財富可以流動起來。金融自由化最為關鍵的是國際化，本土金融市場與國際市場金融接軌，國際金融資本可以自由出入一國市場。由此，國際資本其實主要是美國的金融資本，在房地產市場、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可以興風作浪，引發金融危機，借以巧取(買空賣空)豪奪 (發動襲擊、制造危機)發展中國家辛苦積攢的財富。東南亞的“經濟增長——金融危機”為此做了最清晰也是最典型的闡釋。在危機發生后，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經痛斥這些國際投機資本為“國際強盜”，但是他似乎沒有指責引盜入室者。

　　馬來西亞經濟在1991～2000年間以7%的速度增長，在2001～2010年間增長率卻只有4.6%，遠低于7.5%的10年增長目標。 20世紀60年代，馬來西亞要比韓國富裕得多，但如今乾坤顛倒，要比韓國窮得多。在東南亞，馬來西亞并非特例，與其同處東盟的泰國和菲律賓，都因為遭遇了 “國際強盜”而大傷元氣，因此被相關機構與學者當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標本。而這些新標本恰恰是遵循世界銀行、IMF實施“華盛頓共識”、推行金融自由化而結下的苦果。

　　其實，不單是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還有蘇東國家、一些非洲國家，凡是遵照世界銀行與IMF建議——積極落實“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多半都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發展中國家遭遇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則是“現代化陷阱”⑤——增長而不發展的困境，是世界銀行、IM與發達國家埋設的“自由主義陷阱”。發達國家正是憑借這些陷阱而保持先進并過著優裕的生活。環視當今發達國家，除了德國及斯堪的納維亞幾個小國外，普遍產業空心化，制造外包，服務外包，沒有了生產力，沒有了財富創造能力，但是他們的大企業富可敵國，他們的大富豪腰纏億貫，他們的小市民仍然在高收入中過著優裕的生活。當然，人們不能貿然地說他們只是坐享其成，他們也在創造，創造概念，創造規則，創造價值，利用不公正的國際秩序——經濟金融體系，把發展中國家創造的財富悄悄地轉移到他們的口袋。

　　在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今天，資本積累規律——一端是財富的積累，一端是貧困的積累——在世界范圍內發生作用，少數發達以多數不發達存在為前提，富裕的孤島為貧窮的汪洋大海所包圍，應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有一個精辟論斷：資本主義是以非資本主義存在為前提。因為資本主義本質是寄生的，需要宿主提供養分，需要后進國家提供資源、市場，需要不斷出現的有待開拓的處女地。如此，英國的發展需要并導致歐洲舊大陸、美洲新大陸的停滯，西歐的發展需要并導致殖民地的停滯，今天發達國家不事產業又要保持富裕生活必然需要并導致諸多發展中國家的停滯。

　　只有遠離自由主義，遠離資本主義體系，才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當今整個世界被資本主義體系所籠罩，貫穿資本主義體系、遍及世界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這個層級分明的體系中，西方發達國家高居“金字塔”頂端，也是國際分工、國際產業鏈、國際食物鏈的頂端。發達國家由過去的制造業、交通運輸業發達轉化為今天的金融、意識形態發達，他們以強大軍事力量做后盾，以不公正的國際秩序做基礎，在發達與不發達國家之間進行不平等交換，對參與國際分工的后進國家實現持續的經濟剝削——后進國家只是掙點“面包屑而已”，并通過金融手段(如華爾街“金融狩獵隊”)，對不斷擴大開放的后進國家實施周期性掠奪。被持續剝削與被周期掠奪，這才是后進國家經濟增長停滯、收入徘徊不前——即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作為西方強權工具、新殖民主義工具的世界銀行，怎么可能說出這個秘密。有學術良知的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 • E。斯蒂格利茨委婉地道出了一些內幕②，違背了“職業道德”，很快被無情地解雇了。但是，面對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停滯、收入徘徊不前，世界銀行需要給一個說法。與此同時，要把更多的國家、更大的國家納入現行資本主義體系，好讓西方強大國家持續剝削與周期掠奪，世界銀行需要拿出一套說辭，于是便有了“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201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426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在世界銀行及相關經濟專家看來，中等收入國家普遍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國進入中等收入行列后，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呢?世界銀行還有同一類聚的亞洲開發銀行為中國把脈：擺在中國面前的新問題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一本正經：中國的經濟模式并不具備“可持續性”，如果該國不接受重大改革——特別是要提高生產力以及積累人力資本——的話，該國可能遭遇與巴西和阿根廷同樣的命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進行改革，該國未來有可能爆發經濟危機，進而還可能引發社會動蕩。⑥

　　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似乎“十分充分”。“中國奇跡”在于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而“中國制造”在于低廉成本。然而，正在到來的人口老齡化會導致人口紅利消失，用工成本上升，外國投資減少，經濟增長緩慢，收入降低。人口老齡化還會導致社保壓力增大，醫療保健支出增多。波士頓咨詢集團預測，到2015年，中國將失去大部分成本優勢，從而加快已經使一些工廠就業機會從中國回到美國的回流趨勢。⑦此外，不可持續的對外出口與政府投資、廣泛的政治腐敗、巨大而且仍在繼續拉大的收入差距、持續惡化的環境狀況等無一不是構成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依照世界銀行以及國內相關專家分析，如今的中國不是是否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而是已經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邊緣——經濟增長正在迅速放緩——過去30年中的平均增長率為 10%，2011～2030年平均增長率將放慢到6.6%，到2025年增長率將減慢到年均5%。⑧

　　社會發展不等于經濟增長，國家經濟增長不等于國民收入增長，經濟增長放緩不等于國民收入停滯，國民收入一時的停滯不等于就會長期停滯，即便長期停滯也不等于就會落入所謂“收入陷阱”。世界銀行急于把“陷阱”兜售給中國，要中國盡快接受它的報告及其建議，似乎不顧、也不需要什么邏輯了。

　　世界銀行的建議轉彎抹角地、變戲法似地但是最終指向還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與國際化。這就是臭名昭著的“華盛頓共識”——一組讓發展中國家牢牢綁定于被持續經濟剝削、被周期金融掠奪的“新殖民體系”的經濟政策，這恰恰是令諸多拉美國家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毒藥。

　　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國際金融大危機，重挫了美式自由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理論神話破滅了，連自由主義的堅定支持者馬丁•沃爾夫也在自由主義的重要輿論陣地《金融時報》上撰文無奈地宣稱：“又一個意識形態上帝失敗了”。⑨美國現在再也沒有什么不同凡響之處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極度自信。⑩失去了世界領袖的聲譽。⑾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在反思，西方乃至世界的那些自由資本主義的堅定擁躉們都在反思，反思自由主義的病理與痼疾，反思全球化與金融化何去何從?

　　因此，中國所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而且是一副經過精心包裝的毒藥。■

　　江 涌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① “金馬甲”的主要內容包括：減少政府開支，減少政府干預，實施“小政府”;削減公共支出，反對福利政策，實行低福利;實施私有化，發展私有經濟，推動自由市場;政策目標放棄充分就業，尋求物價穩定;開放金融體系，實現貨幣自由兌換;實行自由貿易，開放外資進入，開放資本市場，退休金私有化。“金馬甲”出世后，很快就成為經濟自由主義的標準治國方略，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國財政部以及他們的代理人——發展中國家的自由經濟精英所積極推動的經濟政策。

　　② 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吳國卿、王柏鴻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

　　[英]張夏準：《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秘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

　　③ 孔涇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背景、成因舉證與中國對策》，《改革》2011年第10期。

　　④ 參見劉福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偽命題》，《南風窗》2011年第16期。

　　⑤ 參見斯蒂格利茨著：《全球化及其不滿》，夏業良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斯蒂格利茨著：《自由市場的墜落》，李俊青、楊玲玲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年版。

　　⑥ 《世行與中國要共同應對新的挑戰》，新華網2010年9月13日。

　　⑦ 摩根士丹利公司新興市場部主管魯奇爾·夏爾馬：《中國經濟放慢，走向成熟》，美國《紐約時報》 2012年4月26日。

　　⑧ 參見世界銀行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

　　⑨ Martin Wolf,“Seeds of its own destruction”， Financial Times, March 8, 2009.

　　⑩ 奧利維耶·蓋：《美國的哀愁》，德國《星期日法蘭克福匯報》2012年2月26日，參見新華社《參考資料》2012年3月19日第29652期。

　　⑾ 馬拉特·沙伊胡特季諾夫：《未來國際秩序的輪廓：期待與現實》，俄羅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雙月刊)2011年第5期，參見新華社《參考資料》2011年11月11日第295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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