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怎么變成了中外資本家的喉舌？　　

看到中青報發表的一篇煽情的文章，題目是《分配改革方案被批是妥協方案 試圖繞開利益集團》。文章開篇幾段沒什么內容，只是泛泛指責發改委關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回避了巨大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所產生的根源，試圖通過稅收、轉移支付、漲工資這樣的技術性手段去解決中國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等到論述到發改委方案為什么有問題的部門，馬腳就漏出來了。　　

中青報評論說，只有農民進城才能徹底消除收入差距，怎么實現呢？中青報說：“不打破行政壟斷，不把國有企業從競爭性經濟領域退出來，不解除政府部門對經濟活動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連出租汽車這樣的行政壟斷都打破不了，想從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你站在最繁華的大街上，不論是在縣城還是在大都市，數數那些富麗堂皇的大樓，不是屬于政府部門，就是屬于國有壟斷企業，這就是收入分配格局的直觀表現。”也就是說，中青報認為，農民進不了城，進了城就不了業，原因是國企壟斷。　　

關于發改委文件的第二部分，中青報只是籠統地評論說是“治標不治本”。而關于提高工資性收入的第三部分，馬腳就漏出來了。中青報認為這只對“行政壟斷性質的體制內部門的幸運者”有效，“而對于那些工資水平由市場、由競爭、由供求來決定的開放的市場化部門來說，除了更好地保護他們的私有產權，除了給他們一個高效嚴明的司法系統、除了給他們創造一個在公平的規則下自由競爭的商業環境，除了減輕他們沉重的稅務負擔，除了解除施加于他們身上的不合理的經濟管制，除了向他們開放被行政壟斷控制起來的經濟領域，他們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夠提高呢？”　　

中青報的意思很明白：中國目前存在的貧富差距的元兇，一方面是國有企業對行業的壟斷，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擠占了私有企業的生存空間，讓老百姓無法就業。一方面是政府對私企管理過嚴，稅收過重，私有權得不到保障。因此，國企從壟斷行業中退出，多私企減稅放權，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就增加了，貧富分化就減輕了。　　

中青報這篇文章寫得太專橫，既不顧事實，有沒有邏輯，但還頤指氣使，好像得了什么尚方寶劍似地。　　

公有制企業是造成中國貧富分化的原因嗎？　　

公有制企業（全民、集體）占經濟的比重從80年代后期的90%，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60%，到2007年，公有制企業在GDP中，工業僅占20%，建筑業占27%，批零行業占25%（主要是石油），房地產業大約占10%（企業數占7%，實收資本占10%）農業和餐飲賓館業基本為零。雖然公有制經濟在金融、大部分交通（鐵路、航空）和通訊占據壟斷地位，但這些行業實現增加值占GDP不到10%。如果按各產業在GDP權重計算，公有制經濟占全部經營性行業的20.1%。（以上數字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這些數字表明兩點：　　

首先，按照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提供的數字，中國80年代中后期基尼系數是0.25，九十年代中期達到0.43，2004年達到0.47。一些研究機構認為目前已經達到0.49左右。也就是說，數據顯示：公有制經濟占GDP份額與基尼系數高度相關，公有制經濟比重越低，基尼系數就越高。非公有制經濟比重越高，基尼系數越高。　　

其次，公有制經濟在實體經濟中的份額已經很低，而且猬縮在幾個孤立的行業中。壟斷意味著“隔行”，與非公有制經濟不形成競爭關系（除了前一段房地產）。因此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影響很小。沒有任何事實證明公有制企業利用壟斷和權力（沒行政權力）對非公有制經濟從資源到市場進行侵害。即使中青報列舉的出租車行業，絕大部分也是私營出租公司。如果說政府對出租車公司進入進行管制，那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做的，很多國家還更嚴厲。　　

因此，中青報只用數大樓的方法（而且數得不準，大部分摩天大樓是私營房地產開發的）來論證公有制經濟是造成貧富分化的元兇是強詞奪理。　　

最近主流學者、媒體一窩蜂地攻擊國企在一些行業中形成壟斷。幾乎全部主流精英都對此發表完全相同的看法，甚至兩會代表對此也一窩蜂地嚷嚷，大有不把國企從中國最后鏟除不罷休的氣勢。而且還確實有效，不僅國企一個個小媳婦似的不敢吭氣，政府也往后退，按照主流和媒體的意見同意開放一些行業。　　

貧道覺得，其實主流們的目的根本不在什么壟斷。因為他們都清楚，能源、鐵路、通訊從技術經濟角度來說壟斷社會效益才最高，而且幾乎所有國家在這些部門都形成壟斷。美國只有一家飛機制造廠，三家機車廠，一家國有鐵路客運公司，而且金融危機后多數西方國家的金融政府是最大的控股人。一個小區8家電訊、5家天然氣、9家自來水同時布線是不可能的。這些行業要么國家壟斷，要么私人壟斷。　　

是不是私人在這些行業中壟斷了，企業規模擴大了，職工工資就發的多了呢？起碼沒有事實能證明會這樣。全國工商總局對2003年不同所有制企業職工的年工資（其中私營企業含獎金和分紅）進行了調查，數字如下：　　　 　　　

100萬元以下私營企業：人均年工資8118元　　　　

100-1000萬元私營企業：人均年工資6847元　　　

在人均勞保福利支出方面：　　　

100萬元以下企業：人均448元；　　　　

100-1000萬元企業：人均509元　　　　

1000-1億元以上企業：人均375元　　　　

也就是說，并無證據表明中國的私營企業會隨著規模擴大給職工的工資福利會增加。　　

最嚴重的問題是，似乎現在全國人都在裝糊涂，無論國務院還是發改委，無論媒體還是兩會代表，包括老百姓，都不從法律角度來看待這股歪風。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白紙黑字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第七條說“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基礎和主導力量，憲法文字對此一點沒有含混的地方。即使可以從第六條中“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段得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但這句話絲毫沒有可能概括出“只能國退民進不能國進民退”的意思，因為第六條指出的方向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人們可以因為觀點不同角度不同對某一問題進行爭論，可以依據不同理論進行說明。但憲法文字一切解釋的終極裁判，依據憲法文字說明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是最終的依據。在兩會提出“制止國進民退”的建議，雖然氣很壯，但理不直。因為兩會代表的基本職責就是“監督政府是否按照憲法辦事”。同時，政府官員依照憲法原則來辦事本是理直氣壯的事情，竟然像小媳婦似地吞吞吐吐，好像不在理一樣。李榮融既然是公有制資產的管家，還感到“委屈”！他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念這一段憲法，然后說：“我是在護憲，你們違憲了，閉嘴吧！”發言就可以結束了。　　

文革以后評論文革期間的一句常用的話是：“那時政治氣氛很不正常”。什么叫政治氣氛不正常？就是大家都回避黨章和憲法的內容，違憲的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媒體和各種場合中大放厥詞，反對者也不敢拿黨章和憲法條例做武器。今天就讓年輕人們見識見識什么叫“政治氣氛不正常”了！　　

那么，中國私營企業是否存在被壟斷企業擠占發展空間呢？當然存在，但不是國企，而是外企！　　

按高粱在《外資在華并購與國家經濟安全形勢》中的研究，工業中，三資企業約占全國企業數的22%；從業人員的30%，產值的32%，出口總額的57%。工業中外資成分的增速遠高于國有經濟。一般認為，外資在國家產業中的份額超過20％即為安全警戒線，即使扣除港澳臺資本，外資在工業中的份額也達到了這一水平。　　

這些外企往往與私企處在同一行業中。由于外企資金充足，技術先進，因此很快在很多行業形成壟斷，使私企難以存活。　　

一家大型超市出現，半徑　一公里　的小商店只能關門。中國大型超市80%是外企，西方四大郵政快遞占據了中國90%的市場。　　

在工業產值中，外企在紡織服裝、鞋、帽占45.1%；皮革、羽、絨制品占50.2%；家具46.9%；文體用品61.2%；塑料制品39.5%；交通設備45.5%；通訊計算機84.0%；儀表辦公用品62.8%。而洗衣粉的80%，化妝品的40%以上是外商獨資。　　

外資飲料已經占領我國飲料市場70％以上的份額；并擁有50%以上啤酒市場；13家最大的醫藥企業大多是外商控制；兩大肉類企業雙匯和雨潤是高盛控股；電池和感光材料基本由外商控制；外資控制2/3的自行車和橡膠、80%的電梯、前5家最大的玻璃企業是外商控制，前五家最大的水泥企業4家是外資控制。　　

裝備行業外商也占據了優勢位置。這些年來通過收購活動，大量大型骨干裝備行業被外企收購。隨著包括軸承、電機、工程機械、變電器、工業鍋爐、農機等很多大型國企被收購，行業中外資所占份額越來越多。　　

油料行業主要企業是外資，而且外資正向糧食加工儲存領域延伸。肥料、種子就不說了。　　

所有以上行業全部是放開的，國企在這些行業是一點沒往前進，都是毫不設防地大踏步后退。　　

實際上，現在的局面是“公退私進”，“國退外進”，侵占中國私企市場和資源的完全是同行業競爭的外資企業，礙壟斷行業里活著的國企什么事嘛！其實，所有私企也都明白這個道理，貧道一個朋友是云南某牙膏和化妝品私企的華北代表，發牢騷都是對著外企（目前已經被法國一家企業吞并）。這一點稍微與私企老板們交流一下就很明白。貧道不相信這些主流學者們，媒體記者們竟然一點不清楚！不是不清楚，是裝糊涂！貧道還不相信，國務院的頭頭們也竟然一點不清楚，對這種指鹿為馬的把戲一點看不透！不是看不透，是裝糊涂！　　

外資進入中國確實使中國產品等級提高了，初期也提高了中國工業化進度。但是，所謂FDI（外商直接投資）本身就分兩種，一種是建廠投資，一種是收購。從90年代中期到2002年，外商建廠投資占FDI總值始終在98-95%之間徘徊。但新世紀后中國制造業基本飽和，外商產業布局也基本結束，到2003年外商用以收購的FDI達到7.1%，2004年暴增到57.4%，2005年又高攀到64.4%。到現在，70%以上的FDI是用來收購中國企業的。今天所謂引進外資，已經不具備擴大投資，提高產出，增加就業的意義。因為產權變換與此無關。今天的外商投資完全是在“收購中國”，沒別的意思。　　

所謂貧富差距問題，本來一般人心里都清楚，是因為勞動者報酬給低了，資本拿走的多了，政府拿走的多了。貧富差距一定不會是部分勞動者收入高了形成的。國企職工工資福利高，是他們該拿的。非公有制企業職工拿得少，是老板給的少，不是國企職工從私企職工手里拿走了。恐怕沒有一個私企職工認為是國企職工剝削了他們，因為他們很少在一個行業。就這么簡單的一個問題，在媒體和精英們的忽悠下，竟然變成是國企的存在造成私企打工者收入低的原因，引導人把火撒在國企身上——關鍵領導們還都信了！　　

那么為什么中國出現這么嚴重的貧富差距呢？看看數字就知道了。　　

所謂貧窮，一個是收入低，一個是消費低。其中消費低才真正顯示出普通人生活情況。　　

首先，中國居民消費比重很低。2007年居民消費占支出法GDP的35.4%。而一般新興市場國家為50-55%左右，西方國家達到55-60%，美國為70%，中國的兩倍。為什么消費低了呢？直接原因是支出法GDP中“資本形成”太高了，同時“凈出口”太高了。當然，政府消費也一直不低，但這個數字與其他國家差別不大。差別大的是凈出口和資本形成。資本形成來自投資，只有有錢人才有剩余的錢來投資。因此資本形成越高，說明有錢人的多余的錢越多。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數據，2001年中國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總消費的份額只有4.7%，占人口20%最富裕人口消費了50%。而以貧民窟著名的印度，最貧困20%群體消費還有8.1%！　　

有人會認為投資就是儲蓄，不見得都是老板的，很多來自貸款，也就是老百姓的錢。老百姓真的有錢儲蓄嗎？　　

中國最大一部分群體是農民。2007年，7.275億農民平均現金收入4958.4元，現金支出4533.1元，總計儲蓄3094億元。其中收入最高的20%，1.445億農民人均儲蓄2750.2元，累計儲蓄3974億元。也就是說其余80%，總計5.82億農民人均儲蓄是負數。收入最低的20%農民現金收入1891元，支出2573元，儲蓄率為-36%。5.82億農民是負儲蓄，加上5%的城鎮居民也是負儲蓄。中國接近一半人負儲蓄，是借錢生活的。因此，貧道判斷儲蓄是富人事情，投資來自老板　和　夫人的錢，一點不是瞎說的。　　

消費份額低通常是收入低。那么中國勞動者報酬是不是低呢？所謂低，就是在財富蛋糕中切的少，并不是與美國人比絕對值。2007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收入法GDP份額為39.7%，由于2009年資本投入比重更大，現在這個數應該只有38%左右。目前歐盟是48%，日本是52%，加拿大51%，美國57%。貧道挑這些國家，是因為這些國家基尼系數低——我們在談收入差距問題。　　

收入法屬于一次分配，財富分配有三家，一家是勞動者，一家是財政，一家是資本。中國稅收（減退稅等）主要來自營業稅，因此比例偏高，大約一直在14%左右（財政總收入占20%左右）。西方稅收主要來自所得稅，營業稅（減退稅補貼等）一般不到10%（但中央財政收入達到平均28%）。中國與這些國家在一次分配中，扣除政府所得，比重大約是這樣的：　　

中國：45比55　　

歐盟：54比46　　

日本：57比43　　

美國：61比39　　

也就是說，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在一次分配中比中國更接近“按勞分配”，中國更接近“按資分配”。資本拿走的多，儲蓄就多，投資就多，資本形成就多。勞動拿走的少，就沒錢儲蓄，就算都花了，消費總量就小。　　

這才是貧富差距形成的根源！　　

當然，事情并不能全怪資本。如果注意貧道前面的數據，會發現有個奇怪現象：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40%，消費占35%，歐盟勞動者報酬占48%，消費卻占55-60%。也就是說中國收入多，消費少，歐盟收入多，但消費更多。他們多出的消費哪里來的？　　

很簡單，一是雙方征稅方式不同。中國是從經營環節征稅，對象是企業（雖然企業是老板的，但還是不同）；西方征稅主要是一次分配后的收入，而且是累進稅，基本是從“資本收益”中硬挖出一大塊。西方國家中央財政收入占GDP平均28%，一次分配只有不到10%，也就是18%的稅是一次分配后搞來的。由于累進制征稅，大部分稅是富人繳納的，因此這18%中政府從“資本收益”中再挖走部分高于一半。也意味著資本收益從原來的40%左右，下降到30%以下。福利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比重，中國為10%，北美為40%，歐洲50-60%，德國達到70%。也就是說，中國只能拿出1%的GDP進行再分配，西方達到17-21%。這就是低基尼系數國家為什么實際消費比收入還高。　　

概括來說，由于中國在一次分配中勞動者所得明顯低于資本所得，沒能真正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二次分配中又缺少從資本所得中進行調整的手段和力度。這才是中國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中青報竟然在發改委第四部分中攻擊用所得稅調整，簡直是昏了頭！　　

說實話，貧道并不認為現在的央企就是貨真價實的“全民企業”。一是因為中國的央企不分給老百姓分利潤。瑞典政府收入中近70%用于福利，瑞典央企每年50%利潤交國家，因此瑞典央企利潤35%實際是成為居民福利的。中國中央財政支出只有10%用于福利，就算交了也沒作用；二是央企頭頭工資過高，還往往是高干親戚，即使說不上什么“四大家族”經營，但既得利益集團還是有點像的。但是貧道照樣維護國企和央企，因為只要是國有的，改起來就容易。你變動一下私企的分配試試！　　

一個共產黨辦的報紙，張嘴就違反黨章和憲法。放著明明白白的道理不說，偏偏編造事實指鹿為馬。明明是共產黨的喉舌，卻為外國資本家掩蓋劣跡，為中國資本家張目。　　

這世道沒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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