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請教吳敬璉先生：怎么總是您“有理”？

云淡水暖

　　《北京日報》發表了一篇經濟學“泰斗”吳敬璉的文章，本來標題是“我認同‘我們仍然處在政治經濟學時代’這個重要提醒”，因為吳泰斗在文中寫了一段：

　　【自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建立起來以后，兩種前途就嚴峻地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一種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另一種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扼制后者的勢頭，來自另一極端的勢力就有可能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極“左”路線，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我國和世界的歷史告訴我們，極“左”和極“右”都會帶來民族的災難。因此，政治經濟學面臨的任務偉大而艱巨。】

　　報紙的編輯就把標題改了，叫做《吳敬璉：遏制權貴資本主義才能防極“左”》，那么，草民覺得，既然吳泰斗說“極‘左’和極‘右’都會帶來民族的災難”，吳泰斗的前面一段話就應該改成：

　　“來自另兩個極端的勢力就有可能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極‘左’路線，或者推銷極‘右’路線，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因為按照一般的邏輯，“極左”存在“有可能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的企圖，“極右”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有可能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難道說老百姓一痛恨“權貴腐敗”，就把“極右”也一塊兒痛恨了？或者就會把“極右”忘記了？或者“大眾”天生不賣“極右”的帳？說不通么，至少是對“極右”的“不公平”。

　　但是，草民想考證的是，在《北京日報》刊登其文章的時候，介紹“作者：吳敬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用坊間的話說，叫做“體制內人士”，而且“資深”，那么，需要“扼制后者的勢頭”了，說明“勢頭”們要成氣候了，走到今天這一步，吳泰斗作為體制內的資深、高層級人士，是不是也應該自省一下，“勢頭”們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發展的。

　　記得5年前，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央視直播了頒獎儀式，吳泰斗是獲獎者之一，在頒獎禮上，為吳泰斗得獎宣讀的頒獎詞說：

　　“他對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在我國改革和發展的一些關鍵時刻，對于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確定對國有經濟進行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的戰略方針，…在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組中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促進非公有經濟的發展，以及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努力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和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等重要問題，向中央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政策建議。”

　　也就是說，吳泰斗作出了根本性的、關鍵性的重大貢獻。也說明，吳泰斗的聲音是有效的，是有建議權的。

　　吳泰斗在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禮答謝詞中說：

　　【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會議上，年過八旬的薛老帶領劉國光和我與主張‘計劃取向’的經濟學家們對壘，也充分顯示了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經濟學家的集體力量。】

　　也就是說，通過“與主張‘計劃取向’的經濟學家們對壘”，把“計劃經濟”擊敗，“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建立”，這樣的一個決定性的過程，吳泰斗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說，在政府的層面，吳泰斗是政策制定的參與者與理論基礎提供者，在體制的層面，吳泰斗是“計劃體制”終結政策制定的參與者與理論基礎提供者，走到“兩種前途就嚴峻地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有一股“權貴資本主義”的“勢頭”需要扼制了，吳泰斗怎么就成了“局外”了？

　　吳泰斗在《吳敬璉：遏制權貴資本主義才能防極“左”》列舉：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提出要建立以“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為特征的職工養老保障體系，十幾年過去了，為什么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建立？原因只能有一個：某些城市在舊體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機構和個人的阻撓和反對。我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強調指出：“國家是否償還對曾為國有資產的存量積累做出過貢獻、又往往在經濟改革利益重組過程中受到某些利益損失的老職工（包括養老保障體制改革前已退休的‘老人’和已參加工作多年、現仍在職的‘中人’）的這筆欠賬，是一個關乎數以億計的老職工的基本權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譽的重大問題。”】

　　但是，這些數以億計的“某些利益損失的老職工”，顯然是在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詞中列舉的吳泰斗的重大貢獻之一的“確定對國有經濟進行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的戰略方針，…在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組中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的所謂“企業改制”過程中形成的，并且不是“某些利益”，幾乎是全部利益——養老、醫療、工作前景的基本喪失。吳泰斗沒有交代明白，“某些利益損失的老職工”的利益補償，為什么不與“確定對國有經濟進行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的戰略方針，…在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組中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同步，為什么要把數以億計的中老年職工的退路先斷了，十年之后，才有第一聲“馬后炮”。

　　還有這句“某些城市在舊體制中有既得利益的機構和個人的阻撓和反對”，太模糊了，太宏觀了，霧里看花。“計劃經濟體制”已經在吳泰斗“與主張‘計劃取向’的經濟學家們對壘”之后被廢除，要找尋“既得利益”，從體制上說，只能從之后的體制中入手。草民倒是發現了另外的一種“既得利益”，比如，有媒體統計過，吳泰斗擔任過多家公司的董事，計有：

　　神州數碼獨立董事、中國聯通獨立董事、中石油獨立董事、中水漁業獨立董事、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TCL集團首席顧問；永安信專家顧問…

　　而且，“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小組討論會上，吳敬璉先生談到，國內某雜志去年刊發《經濟學家你為誰代言》的封面文章，披露包括吳敬璉在內的幾位知名經濟學家擔任中石油、中國聯通等公司的獨立董事。吳敬璉先生聲音顫抖地說，‘這個雜志還數落了我們這些人，說我們這些人當獨立董事就是為了和財團結盟。我請你指出，這四個公司都是國有股公司，我和哪個利益集團結盟。’” (《第一財經日報》2006年3月7日)

　　那么草民冒昧地問問：第一，擔任獨立董事是“免費服務”還是有報酬的？第二，所謂“權貴資本主義”是否包括一些打著各種旗號的股份制公司？第三，如果在這些公司取得利益，算不算“既得利益”？

　　多少年來，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大師”、“泰斗”們總是一副“永遠正確”的模樣，在他們的自我概念里，沒有“錯”和“失誤”的痕跡，只有指責和推脫的意識，他們有一個永恒不變的大筐——就是“體制”，有什么問題，有什么矛盾，都往“體制”上推，對了都是他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錯了都是“體制”的，他們仿佛一直要與這個唐吉坷德的風車一樣的怪物——“體制”戰斗一輩子。

　　再次問一句，吳敬璉先生，怎么總是您“有理”？怎么保證所謂的“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后，不會出現把美國金融業拖入金融黑洞的類似的金融業寡頭？金融寡頭是否就是經濟界的“權貴”？還有，“極右”怎么就不“有可能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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