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各國貨幣政策的寬松力度加大,尤其是美聯儲3月份宣布打算購買美國國債以來,市場對通脹的擔憂開始加劇。但是另一方面,全球的需求萎縮依然在繼續,經濟危機依然在繼續,也就是說實體經濟層面是支持通縮的。一邊廂是通脹,一邊廂是通縮,到底會通脹還是會通縮?也許是為了兩邊都不得罪,現在有一些人走了一個折衷主義,提出需求萎縮和通貨膨脹可能同時存在,未來會出現“滯脹”。殊不知,“滯脹”只是在特定時期特定環境下發生的特定現象,而非一種普遍的經濟現象。不顧時間和環境的變換而濫用這個詞匯,會誤人誤己。
“滯脹”是上個世紀70年代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一個經濟現象:一方面是經濟增長停滯不前,失業惡化;另一方面,價格水平卻又在上升,出現通貨膨脹。凱因斯主義經濟理論無法對此進行解釋。
要弄明白“滯脹”的根源,需要注意兩個大背景,一是在滯脹之前,資本主義世界已經歷經了一個長達40年的“左傾路線”時期(事實上全球世界都是左傾的,蘇聯和中國更甚);二是石油危機的爆發。1930年初的“大蕭條”刺激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左轉”,逐漸開始將“羅斯福新政”和凱因斯主義奉為主流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開始以保障普通民眾的權益和改善總需求為中心進行重構,整個社會對公平分配的強調終于生產效率。具體的措施包括:構建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保障基本生存的社會福利;工會勢力開始強大;對企業和富人的高稅率;企業國有化等等。歷經40年的積累,到1970年代,“左傾路線”給資本主義世界制造了新的問題,對勞工權益的保障出現過度化傾向,二是企業成本高漲,而效率低下。進而這又導致兩種現象得以出現:一是社會總產能的增長落后于總需求的增長,形成短缺經濟局面,為通脹構成強力支持;二是,由于工會有強大的勢力,工人的工資可以很快地隨物價的上漲而上漲,工資和物價相互促進,螺旋上漲的局面得以形成。而石油危機的出現導致油價暴漲,進一步惡化了企業的成本壓力,經營狀況也更加艱難。
要而言之,“滯脹”的問題出在生產供給上,生產相對消費出現不足,這是滯脹和一般的經濟危機的根本不同。一般的經濟危機問題出在消費需求上,需求相對生產出現不足。而目前我們眼前的這場經濟危機屬于一般經濟危機范疇,也是是需求不足的。
另外,把央行的貨幣增發等同于通脹的“貨幣主義思維”也過于簡單。正如凱因斯所講,你可以把一匹馬拉到水邊,但你不能強迫它去喝水。這里水就是貨幣,馬就是實體經濟。在水量小于馬的胃容量的前提下,馬可以喝多少水固然取決于可以得到多少水;但是在水量大于馬的胃容量的前提下,則是取決于馬是否口渴,以及有有多渴。貨幣主義的觀點就是堅定地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馬能夠喝多少水取決于它能夠得到多少水,哪怕身處大海之中。日本的經驗證明貨幣主義的錯誤。弗里德曼堅稱貨幣驟然緊縮是大規模經濟危機的充要條件,而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股市樓市崩潰后,一直采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其經濟卻陷入漫長的衰退。事實上,經濟學界目前正對日本問題進行一個再認識,克魯格曼已經正式道歉了。
央行的貨幣增發能夠引起通脹,取決于貨幣傳到機制的效率有多高。所謂的貨幣傳到機制,就是將中央銀行增發的貨幣以及寬松的政策轉化為最終購買力的機制。在滯脹時期,對勞工權益的的強大制度暴漲事實上已經構成了一個高效的貨幣傳導機制,使得央行的增發貨幣能夠迅速地轉化為勞工的收入,提高名義消費購買力。這就是上面述及的工資和物件螺旋上漲的機制,也為經濟理論界所普遍認可。只是,目前的理論界只是注意到了工資和物件螺旋上漲機制的本身,而沒有思考這一機制得以產生的深層制度根源。
這一貨幣傳導機制在滯脹時期可以存在,但在現在卻無法出現,因為現在的社會環境和滯脹時期出現了相反方向的變化。自1980年代以來,整個世界又開始走“右傾路線”,整個世界開始去“羅斯福新政”化、去“馬克思主義化”、去“國家化”、去“社會福利化”、去“工會化”、去“富人高稅收化”等等。滯脹時期對勞工權益的保護有點過度,而現在對勞工權益的保護則是嚴重不足。
謝國忠 先生就是一位“滯脹論”者,他的理由也是工資和物價螺旋上漲會再次出現。顯然他沒有注意到這這30多年來社會環境的巨大變化。
結論是,在目前的環境下,只會“滯”,不會“漲”。當然還要加一個前提:政府不存在通脹的“惡意”、“蓄意”。
(共道戰略研究所 首席研究員 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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